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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贺 龙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同志们，这个会议已开了五十五天，同志们讲了四十九天，上边也讲了六天，讲了好多东西。稼夫同志作了报告，李政委①作了总结，他们把问题讲得很清楚，我今天只想讲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为晋绥三百万人服务，是怎样服法？ 　　为群众服务，任何人都不会反对与否认。我们在八年抗战胜利后，又和蒋介石打了一年多，同志们天天在讲为群众服务，但究竟给群众做了什么事情！讲是容易的，而做就很难。如要给群众投资九十万万元，数目很大，大家也分担了，但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愿不愿意拿出来，还是一个问题。各单位拿出来之后，三个月不发经费，生活怎么办？拿出之后，就会减少活动资金，如何解决？在会上没有人公开反对，因为大会是这样的空气，怕讲了会挨骂，不敢碰钉子。但有的却打了电报来说不能投资。分局决定给农民投资是对的，钱又不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我从湖南来晋西北，吃饭穿衣一个钱也未带来，其他军政各单位有谁从家里带了钱来？你们可以问一问。高闻天②从他家里带了几个钱来到专署，临县的领导带了几个钱到县政府？我们这些钱还不是群众的！我们从群众那里取来，又还给群众，所以是对的。群众卖儿卖女，我们穿的皮衣，坐的汽车，餐餐吃肉，过点艰苦生活也是应该的。我们要节衣缩食，把从群众那里取来的钱还给他们，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也是为群众，不是为了财政。以前发展土特产，是大半归了公家，今天是要让群众翻身。税的起征点也要减低，起征是25％，最高不超过45％，贫农收到一百斤，可以得七十五斤。地主、富农收一百斤，可得到五十五斤到六十斤。公家在一百斤中，也可以得到二十到四十五斤。过去群众打了三石粮食，帽子戴成六石，公家征了三石就光了。现在公家投资去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产有了剩余，我们在这剩余中取一点，是“挨而不伤”，为三百万人民服务，就应该如此。过去的纺织，也是为了财政，没有阶级路线，快机大多在地主、富农手里，贫苦工农很少，发展了地主富农，所以地主、富农由这只手拿出来了一点，又由那只手拿回去两倍的东西。白文镇有个大众商店，发展富农纺织，由富农的一个婆姨经营，赚了一百多万农币，她家里三十几亩地，是雇长工种的，很会钻空子。为什么没有阶级路线？因为发展纺织是为了解决公家人穿衣。我们的贸易路线是扶植小商，这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扶植合作社，不帮助农民生产？贸易局对农民生产，究竟有多少帮助!白文镇三天一集，一个小商就可以赚四万元。贸易总局决定，买群众的标准布，一匹赚三千元，但卖给小商只赚一千多元，说是照顾小商，而对合作社，不是帮助发展，有的甚至被搞垮了。贸易局开始是投资，以后就押人、搬工具、拉牲口，于是合作社就关门了。金融上，发行农币，但农民得到了多少利益，得到了多少贷款？如果从数目字来看，还不到百分之几，也并没有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银行发行钞票，只是一张纸，你说一元就是一元，说一百元就是一百元，它不应该成为剥削农民的工具，而应该帮农民发展生产。我们过去的农贷给了什么人，是什么人在纺织？干部对农贷不敢放下去，怕群众还不起，所以贫雇农得不到多少贷款。今后贷款，要贷给中农以下的农民，纺织的工具与技术，也应由中农以下的阶级来掌握，首先应该帮助贫农和雇农翻身。另外，过去农民与合作社在贸易局买货要“过五关”，这就把农民过死了。而那些狗皮糟糟的却可以不过五关，买起布走了。农民买布只能买几尺，还要“过五关”，基本群众买不到便宜货。去年兴县卖了一千二百捆布，有四百多捆被特务、地主拿走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人经济三种。贸易局是国家经济，应该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或原料，贸易局应帮助找市场，农民需要买的货，贸易局应该折价卖给他们，对有的合作社，连营业税也不要收，看到它们要垮台时，要给予帮助，携带着合作社一起去抓国民党阎锡山的钱，只要对农民有利，群众就会信任合作社，信任贸易局，农村也就慢慢复兴了。但我们对农民办的合作社没有扶植，而那些地主、富农办的合作社倒还存在，因为他与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机关有勾结，得了便宜。金融投机、物价波动和走私，都使地主、富农得了利，我们的干部只是在背后或者在衣袖口上得了一点。群众办的合作社，由于国家经济不帮助，干部也不帮助，有的就大吃大喝，一搞就像机关样的庞大；有的合作社过去很好，现在脱产人员有四十多，眼看就要垮台，所以公家要扶植它们，否则农民就不能翻身。农民得到了几亩土地，不能说已经翻身了。我也当过农民，经过商，坐过牢，对农民的苦楚，也知道一点。地主、富农剥削最厉害，富农很少有劳动起家的，一定还有高利贷。所以，发展吴满有方向，要把贫雇佃农升到中农，中农提高到富农。李政委分析得很对，新富农可以跟我们走到社会主义，旧富农最后是要消灭的。苏联在革命胜利后，旧富农要组织暴动，故要镇压他们。我们是发展新富农，过去所说的把地主搞成富农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是反对自私自利。每个人的鼻孔都是向下的，没有一个是向上的。每个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也都是光宗耀祖这一类东西，所以人是有私心的。但我们受了几年共产主义教育，应该变一变，如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把土地、房子、老婆、钱放在心上，你的脑壳是谁的？我们的一切已经交给了党，什么时候叫牺牲就牺牲，还有什么牺牲不得，还有什么受不起波折的呢！白区的斗争和战场上打仗一样，都是拼生死，如果党的事业成功了，党员的事业也就成功了。所以，我们的头，随时要准备被打掉。苏联没有失业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也没有失业的，党的事业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如果农民已经翻了身，我们的干部还没有翻身，农民是决不会看水流舟，一定会帮助你翻身的。他们几代人都是佃农、雇农，观在有了土地、房窑，有了老婆，他们永远是跟着共产党走的。所以，我们的干部要过好三关：第一是你们老婆关；第二是你们父母关；第三是兄弟妯娌关。要进行家庭教育，把家庭的政治水平提高。可是，我们有的干部确未做好家庭工作，有的成了村里的恶霸，他们得了果实，当了干部，在社会上政治经济地位都有了，就称王称霸。普明有个区长叫“行八”，群众斗争得来的东西，他四哥出来说一句；“这个东西老八要了”，群众就不敢要了。所以，自私自利要不得。总之，党的事业成功了，你们是不会失业的，回去要向党员、干部宣传这一点。 　　第三是讲讲民主问题。现在我们的民主制受了限制，因为上头没有提倡。我们共产党现在公开了，有了政权，有军队，各级党委书记都兼了部队政治委员，部长出去，也是穿着军装，带着枪，因此就与群众、与党员和下级干部疏远了。军队是首长制，政委也是首长，因军队的民主有一定限制。而到了地方，也把军队的作风带去了，所以民主也受到限制，开党的会议，不是讲某某同志讲话，而是讲某某政委讲话。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提倡不够，都是讲好的，不是走群众路线，而是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路线，对中央也要扯扯谎，党还有不信我们干部讲的么！你讲红就是红，你讲黑就是黑。下边也背了一个包袱，不敢批评上级，怕报复，村干部不敢批区的书记，但他离开了就敢讲，于是慢慢的就养成绵羊，而不是山羊了。“七大”的精神就是提倡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还可以越级控告。如党支委对区委书记有意见，可以写报告，叫他转到县委，报告不能压，一定要转，这是党内民主，不然下级不敢讲上级，上级的话就成了圣旨，而上级是每天坐在窑洞里，他们的话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应该大大发扬民主，群众可以告干部，下级可以告上级。部队上民主作风不够，比地方上述要厉害，只准讲自己，不准批评上头，这是反民主的。所以，各部门都要发扬民主，经济民主了，贪污也不敢了，民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好。 　　第四是纪律问题，也万分不够。群众的结论是：共产党本来是铁的纪律，现在是豆腐纪律了，纪律很差，组织观念也很差。前天稼夫同志讲，分局决定要调一个干部，下面还打电报来要求不调。党要调谁，就应该马上交代工作，马上报到，如果是紧急任务，还可以先报到，以后再交代工作，再做鉴定。五十几天来，讲杀字也蛮多，同志们带回去也不好，打雷固然要下雨，但不是急风暴雨，应该是一颗一颗的小雨。我们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个别的。邦英同志③指出的四种干部是有的，可以执行纪律，但不是都要杀。比如吕梁搞经济民主时，揭发出有两个管理员，贪污了一百多万元，群众也要求杀，来了―个电报，我们只好作官僚主义，因为还有贪污比这更多的，怎么办？净是杀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上面也有责任，我们不能像“四大动员"时，把好党员也杀了。而对特务，以及杀了我们民兵的才可以杀。说杀是打雷，你们不要就下暴雨。很坏的特务，杀一两个还可以，但对本质好的，应进行教育。一个农村里的共产党员，懂得多少马列主义！在党校的，固然上过党课，而党课里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可惜同志们这次没有看到《将相和》这出戏，那是很有阶级教育意义的，所以，同志们回去后，要很慎重，要求得少杀，或者求得不杀，有的可以给予开除党籍、记大过处分，这也是执行纪律的一种。 　　开了五十五天的会，有的同志、有的地区受了批评，特别是对金融贸易的批评最严厉，因为是打了败仗，没有找到敌人，现在大家已弄清了这是地主、富农搞的，所以受了批评的同志和地区，不要垂头丧气，要好好反省，把工作做好，走路、穿衣、吃饭都处处要为人民着想，这样自己就不会悲观失望了。这个会的方针很明确，回去要好好传达，见到农民就讲，政府叫他们发财，给他们做保障。大家思想通了，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不过，这次会议还有个别同志是来看戏的，不反省，不发言，很自高，好像演戏一样，大家来当演员，要当那科班出身的演员，不要当那半瓶醋的演员。也的确有好多干部是半瓶醋，学校出来就做工作，有的同志在抗战开始，还是一名小学教员，加入共产党不久，很快被提到县委，没有多少马列主义和工作经验。没有受过群众淘汰的是票友。所以，抗战以来，我们的同志真正从底下一步一步起来的不多。有的同志为什么能受得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是从土地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跌过跟斗。今天有几个同志跌过跟斗？而是发展很快、一帆风顺，抗战以后的党员，有到了地委的，军队里也有到了团级的，他们有多少马列主义和群众工作经验！所以，南方有句话：“满瓶醋不响，半瓶醋响丁当。"我自己在瑞金加入共产党④之后，，也未更多受到党内教育，那时只知道搞农会，要工农分子，其余就是关门主义。经过内战的锻炼，又在延安吃了几年饭，才知道阶级，才知道怎样为人民服务。故同志们应好好过党的生活，对自己要严格要求。罗政委⑤的发言，我认为对同志们应该有很大的启示。他向同志们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同志们也应该与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要穿群众衣服，深入到群众中去，不要只找好房子住，吃白面，把老百姓的莜麦种子也吃光了。应该过节衣缩食的生活，那是死不了人的，小米还有维他命C，你看南方来的，都吃得一肥二胖，只有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才能接近你们。 　　我还有一点经验，就是赤白交界区，斗争很激烈，现在晋西南就差不多是这样，第三类村子也是这样。群众有失败的经验教训，不可能开一下会就把工作做好，要有二三年的准备。这次会议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打开门，脸上的灰还没有吹掉，同志们回去后还要洗脸，脱裤子，承认错误，这不是丑事，而是共产党的美德。有了错误，不愿意揭发与改正，就很危险，就会离开党。我们开这个大会，有信心把工作做好。现在有五个学校在训练区村干部，把他们的思想搞通。另外还可以组织工作团。我的意见是会议结束之后，上面的决定都给群众兑现。第一、贷款要真正贷给贫苦农民手中。第二、种土特产不封存。第三、干部在群众面前真正纠正自己的错误。第四、如果地区扩大，公粮还可以减轻。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上面这些一一兑现，就会相信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干部，工作也好做了。明年我们好好抓他一年，后年再开一个几百人的大会，那时我们羊毛、花缎一定很多。后年羊毛多了，可以多讲，今天讲猪毛，就是为了后年讲羊毛。 　　今天分局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对我们工作有很大帮助，中央来了两个考察团，这是抗战八年以来第一次，所以我们对各方面工作都有信心做好。蒋介石、阎锡山的命也不长了，不要看中央社吹牛，这不顶事。并不是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丰镇还是我们的，所以绥蒙的干部不要悲观失望，谁还不想电气化！我们还想打太原，因为可以解决工业问题，总有一天是要打太原、绥远的，我们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支援了前线。群众起来了，什么也不怕。我们把工作做好了，就是直接打了蒋介石、阎锡山。我们不但要把工作做好，还要提倡过艰苦的生活，现在要满足前方的要求，后方也可以动手生产。 　　请同志们对过去的工作很好反省一下，我们批评错误思想不是对那一个人，一句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注释】 　　①即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 　　②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三专署的专员。 　　③即张邦英，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 　　④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南昌起义之后，贺龙等指挥起义军南下广东，九月初，在瑞金贺龙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 　　⑤罗政委，即吕梁军区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兼中共吕梁区委书记。 　　*这是贺龙在晋绥生产供给会议上的讲话。本文根据一九四八年十月晋缓分局印发的材料整理。  　　 贺龙军事文选/贺龙著，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