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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难忘的怀念

习仲勋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三年多里，想起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我参加在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胳腮胡子，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智慧的光芒好象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是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到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在瓦窑堡找我和张仲良同志(关中军区副司令员)谈话，从整个形势对我们讲了敌情，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制订战略部署，他那种卓越的军事家才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在陕甘宁省委和彭德怀同志领导下，随西征野战军工作，就很少见到恩来同志。 　　(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首席代表和叶剑英同志等一道，经过辛勤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功勋。 　　全国解放以后，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恩来同志具体筹备和主持起草的，为新中国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建国以后，恩来同志一直担任总理职务，虽然肩负着领导党和国家艰巨而又繁重的任务，仍旧长期主管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中央统战部许多重要文件报告，恩来同志都亲自审阅修改，遇到重要情况，便亲自报送党中央、毛主席审阅。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务院设立第八办公室主管其事，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兼主任。恩来同志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工商界人士有了进步，就受到他的表扬和鼓励；工商界人士中发生了问题，他马上给予批评和帮助，并且经常向八办的同志敲起警钟：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你们忘记了吗?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恩来同志善于在统战工作中执行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引导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道，一九五六年一月全国实行公私合营，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 　　恩来同志十分注意发挥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遇到重大问题，他事先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或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再在国务院例会上讨论通过。他要我以国务院秘书长身份同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保持联系，象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马叙伦、朱学范、李烛尘、蒋光鼐、史良、许德珩、章乃器、刘文辉、龙云、张奚若和屈武等先生，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意见，随时报告恩来同志，并且根据他的指示及时和他们交换意见。 　　恩来同志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同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药卫生等方面著名人士有广泛的联系，不仅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尤其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恩来同志经常用他的亲身经历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鼓励他们要过好政治、思想、生活、家庭和社会五关，不要恋旧，犯了错误就要忍痛割瘤子。恩来同志曾和我谈起：“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时还必须注意在团结、使用中继续改造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在他亲切的教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有的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程砚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日本侵占时期，他保持民族气节，留须停演；解放后，政治上不断进步。恩来同志亲自和程砚秋同志交往，不止一次到程砚秋同志家里促膝长谈，启发和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在他提出入党要求时，恩来同志又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有的同志认为身为总理，国家大事那么繁忙，为什么还要花时间介绍一位京剧演员入党呢?恩来同志认为程砚秋同志是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代表一个方面，在戏剧界有较大的影响，介绍程砚秋入党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样做，给戏剧界指出他们努力的政治方向。恩来同志为程砚秋入党而写的那封心长语重的信，陈列在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厅里，这不仅是对程砚秋同志和文化界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鼓励和鞭策啊。 　　周恩来同志对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注意，和平解放西藏地区就是他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具体解决的。一九五八年，西藏地区发生叛乱，他立即想到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地区，派我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等省和自治区去，了解那些地区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这些地方，基本上执行了民族政策，但有的地方执行的不好，甚至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够，有的寺院遭到破坏，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干扰，还有少数地方不按法律程序捕人、杀人，造成恶劣的后果，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我回到北京向恩来同志汇报。他极其重视，让我打电话给有关地区，纠正执行民族政策中“左”的偏向，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恩来同志自己还经常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一九六二年班禅大师写了一份意见书，恩来同志让我研究后，找班禅大师先谈一次，向他汇报。以后，又要我陪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班禅大师。班禅大师在反映西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时，感情十分冲动，说什么他也可以带一些人起来造反。当我批评班禅大师不应该有这样的说法时，恩来同志向我示意，不要再讲下去。他耐心地向班禅大师做解释教育工作，指出执行民族政策不够好的现象是可以很快解决的，要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会贯彻下去的；遇到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和当地党政领导交谈，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共同协商，把问题尽快妥善解决。班禅大师当即表示同意和拥护总理的意见。 　　恩来同志不仅对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问题做团结教育工作，即使原来是敌我问题，也善于做转化工作，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对于曾经是战犯的特赦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特赦释放时，他亲自接见，给予勉励。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前夕，我陪恩来同志在西华厅接见被特赦释放的杜聿明、陈长捷、宋希濂等人。当时他们都很拘谨，还有些畏惧情绪。恩来同志为了缓和他们的紧张心情，指着我对杜聿明先生讲：“他是你的老乡!”(我和杜聿明先生都是陕西人)他一句话就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然后问杜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回答已经五十五岁，身体健康。恩来同志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先生听到总理的勉励，态度自然一点了，谈起自己对人民犯有罪行，深感内疚。恩来同志接上去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说得杜聿明先生心情很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认真改造，戴罪立功。陈长捷先生在解放天津时曾和我军激战数十小时，然后被俘的。他的神情比杜聿明先生更显得紧张，他讲自己罪恶重大，受到中共宽大释放，十分羞愧。恩来同志指出：“你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服从上级的命令，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立功赎罪嘛!”陈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恩来同志立即表示同意，说：“可以嘛!主要根据你自己的意愿。”他对所有在座的特赦人员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回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恩来同志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做了妥善的安排，还提出让他们到各地参观，看一下祖国十年来的新变化。 　　对特赦释放前的末代皇帝溥仪，恩来同志曾让他在公安部的一个小楼上观看国庆游行，使他看到新中国的变化。在特赦释放时，又接见了他，他衣着朴素，彬彬有礼，见到总理很拘谨，说他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又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再作检讨。恩来同志说：“你过去已经检讨很多，不要再作检讨了，有时间可以写一些回忆录嘛，为祖国多做一些工作。”溥仪的情绪松弛下来了。讲起他被释放回家时，他的家属和旧部下还给他跪拜，举行朝礼，他就讲：“你们的思想还是老样子，还不如我呢。”溥仪的思想改造是比较好的，他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熟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后来安排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工作比较努力。日本朋友就曾经赞叹说：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连皇帝都能改造过来。 　　在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恩来同志坚持原则，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他主要看人们的长处和成绩，只要有一技之长，在某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就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对于个别坚持反动立场，肆意攻击我党和政府政策的人，则对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恩来同志直到身患重病，仍然非常关心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在被监护期间，看到《人民日报》刊载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林彪、“四人帮”肆意破坏革命统一战线，严重干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全国人民正忧心忡忡的时候，恩来同志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特别令人钦佩和感动。我反复读那份《政府工作报告》，好象听到恩来同志谆谆教导的亲切声音，仿佛又回到他身边工作一样。 　　(二) 　　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在全国夺取政权以后，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和发展。为此，党中央、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恩来同志不仅参与了这项战略决策的制定，而且具体组织和指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 　　一九五五年，恩来同志和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共同听了国务院所属三十多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耐心听取各单位负责同志的意见，提出问题和大家一同研究，教育大家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克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并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指出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定下了“农、轻、重”的投资顺序，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在具体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恩来同志热情赞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冲天干劲，又密切注意大跃进的发展，调查研究大跃进中的经验和问题。他除亲自到一些省、市视察工厂和农村，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外，一九五八年八月，恩来同志让我带领一批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大跃进的经验和问题。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干劲和智慧，看到许多基层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也看到了一些浮夸和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那年本来是大丰收，由于把劳动力分散去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粮食和棉花在地里无人收割。浮夸现象严重。兴办水利，盲目大干，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炼钢铁，盲目性更大，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有的根本炼不出铁，即使炼出铁来也不合格，造成人力和物力很大的浪费。我们回到北京后，向恩来同志如实汇报，还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书面报告。恩来同志反复强调，必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有步骤地实现一定目标。他还让我到北京市的怀柔水库去介绍在外地看到兴修水利中的经验教训。 　　经恩来等同志提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对大办水利和大炼钢铁等工作进行整顿。一九五九年六月，恩来、小平同志派出五个工作组，到一些地方进一步了解情况，派我带一个组到河南去。他指示要整顿大炼钢铁的工作，小高炉要定点，具备条件而又有发展前途的，就坚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把劳力从钢铁、水利方面尽量抽下来，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他还让我们去了解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的状况。他指出，群众的积极性越高，就越应加以保护，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发挥。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破坏，人民生活颇为困难。一九六○年秋，恩来同志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小型会议，陈云同志针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报告，恩来同志完全赞同。 　　面对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局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根据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时，有许多企业要下马，有一些事要停办，大批职工要精简回乡，思想抵触是很大的，阻力也是不小的。恩来同志排除各种阻力，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对重大项目亲自逐个落实，对基建战线过长的项目坚决压缩。正是由于他坚定不移地做了细致的调整巩固工作，实事求是地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度过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又顺利发展了。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恩来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领导和组织力争发展得更好一些，更省一些，更多一些，更快一些，又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五风”，提倡科学精神，教导干部和群众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 　　从一九五二年由西北局调到国务院工作起，我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工作十年左右，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聆教诲，获益良多，是我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帮助最多的时期。 　　恩来同志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和群众在一起，血肉相联，所以能够正确反映群众的情绪和集中群众正确的意见。一九五八年，他率领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负责同志去十三陵水库工地。我和恩来同志在一起劳动。我推车运送石头和泥土，他在前面拉车。我想走得快点，怕累了他，可是，他的步子比我还快，车绳老是绷得紧紧的。在十三陵五天，他坚持和我们一起劳动，劳动以后，总是抽出时间到老百姓家里去，盘腿坐在炕头上，亲切地和群众谈话，关心他们生活。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天，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同到国务院机关食堂吃饭。他排队买了几个窝窝头和素炒白菜，我们与干部一道吃。他边吃边问干部食堂伙食的情况，还注意大家的脸色和健康情况。回来以后，他对我说：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机关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差，看上去每天热量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改善群众生活。根据恩来同志指示，机关食堂搞了生产基地，自己动手，种地、养猪、磨豆腐……生活很快得到改善。这个办法，迅速推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食堂，对度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在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中，筹建部门曾经计划盖国务院办公大楼，恩来同志看到设计图纸，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恩来同志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当机立断，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销了。 　　一九六一年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当时那个负责主持公安部工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的人，借口国家经济困难，粮食不足，提出在火车上吃饭要收粮票。在会上我和那个人激烈争论，我说：“中国自有火车历史以来，在火车上吃饭从来不收粮票。现在群众生活很艰苦，我们的票证已经够多了，如果坐火车吃饭收粮票，会闹得更紧张。我们不能收。”经过讨论，恩来同志决定不收。 　　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处理问题都是从群众利益出发，不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做，有利于群众利益的事，即使有什么困难，也要下决心去做。并且在处理重大问题之前，多方听取意见，不管是负责干部的还是一般干部的意见，他都十分重视。我常听他说：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要善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 　　恩来同志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深深感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面前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特别不高兴听这样的话：“总理的意见很正确，我完全拥护。”这时，他便说：“谈话、开会就是要研究不同的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我希望你们谈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要老讲赞成、拥护的话。”他就是这样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于争论问题的风气，发扬民主，集中正确的意见，然后处理问题，做出决定。恩来同志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最好榜样。 　　恩来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从不居功，经常对我们说：我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做一点具体工作，一切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他处处突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和作用。在工作中，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缺点错误，他自己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上推下卸。在他领导下工作，放手让我们去做，既有原则指示又有具体帮助，即使工作中出现了缺点错误，都可以及时得到克服和纠正。因此，我们都感到心情舒畅，敢于负责，勇往直前。 　　我经常听到恩来同志讲他自己过去的缺点错误。他不仅同别人谈话时讲，而且在会议上也进行自我批评，解剖自己，讲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亲身经历，以此帮助干部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常常对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恩来同志这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的美德，使他在党和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公开作自我批评，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伟大形象，恰恰相反，正说明他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因而使得他们的光辉形象更加伟大。 　　恩来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执行和捍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他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他始终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决定；甚至有时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或被误解，他也服从组织决定，坚决执行。 　　建国以来，恩来同志一直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可是他一直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生活，从西柏坡进北平城后，他一直住在中南海西华厅旧平房里办公。 　　恩来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照例应该有一顿夜餐，但他不要，肚子饿了，有时只是一杯清茶，几块饼干，这就是我们总理的夜餐! 　　恩来同志胸怀八亿，面向世界，时时刻刻关心干部和群众，唯独忘记他自己，直到自己临危的时候，还让给他治病的医生去照顾别的病人，不要管他。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好总理啊! 　　(四) 　　恩来同志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是说不完的，使我终身难忘。恩来同志日夜工作，从不知道休息，却不让我跟他一道熬夜。每逢假日，他自己照样工作，却总让我休息。有个礼拜天，我正在北京郊外团和农场，恩来同志来电话叫我回去，抱歉地说：礼拜天也不能让你好好休息，因为有急件要处理，又把你找了回来。我说：我应该回来和总理一道工作。 　　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我留在北京主持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恩来同志让我开完会到北戴河去休息。我去休息了两天，便回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我是“挂帅人物”，是什么“反党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那个“理论权威”还在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在会上念了一下那个条子，那个“理论权威”后来就把这句话强加在毛主席头上，作为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李建彤同志要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我是知道的。我对刘景范同志劝说过多次，希望不要写《刘志丹》小说。我对李建彤同志也表示：“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后来，我听到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赞扬她的创作。志丹同志的老战友马锡五同志也多次劝我支持写小说《刘志丹》；刘景范同志还对我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我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我并没有向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在作者多次催促之下，我也只是粗略地翻了一下小说的初稿，而且还没有看完，后来发表过的那些章节，我根本没有看。事情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恩来同志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 　　正在我陷于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陈毅同志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饱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毛泽东同志、恩来同志的关怀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深信我的问题最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齐心同志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咐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之深，心里说：总理啊，听从您的教导，我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 　　就在那些时候，毛主席还是很关心我，给我创造了学习环境，让我刻苦学习马列著作，还给我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一九六五年，党安排我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我每日到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半天，拜工人为师，从工人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对我世界观的改造有很大的帮助。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洛阳地区也在这个风暴里。那个“理论权威”已经当了文革小组的“顾问”，窃踞高位。他当然不会忘记我，又向我下毒手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我从洛阳矿山机器厂被揪到西安批斗。二月十七日，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大意说：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曾经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几十年戎马生活的老战士，横遭林彪一伙的摧残，百般凌辱，甚至朝不保夕，我不能不讲出心里话。 　　毛主席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后来，听张仲良同志说，毛主席曾经讲过：“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可是那个文革小组“顾问”和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我和小说《刘志丹》一案大肆株连，因此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那就更多了。他们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万马齐喑，大搞逼供信，制造许多寃案、错案和假案，多少无帅、副总理和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乌云翻滚，暗无天日。林彪、陈伯达和江青一伙攻击的目标，实际也是对着恩来同志的。他们千方百计想从我身上捞到整恩来同志的材料，提出了许多乌七八糟莫须有的问题，都被我顶了回去。我在西安十分惦念总理，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如果在报上看到总理的消息，特别是看到登出他的照片，心里就得到无上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 　　恩来同志的处境虽然非常困难，但对我十分关怀，想方设法保护我。他看到我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就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去!”拿着照片又说：“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当西安的群众代表问起对我怎样处理时，恩来同志很严肃地说：“你们抓住了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恩来同志语意双关的意思我是领会的。接着，恩来同志下令把我军管起来，实际上是把我保护起来了。但是，那个“顾问”仍然不肯放过我，阴谋把我揪到延安、兰州去批斗，被恩来同志制止了。 　　我的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四月五日，不得不给恩来同志写信，告诉他，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别人挨批挨斗。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恩来同志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把我从西安载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监护中的悠长岁月也不是容易过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还不放过我，想方设法折磨我。我独处斗室，断绝了和一切人往来，连直系亲属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边的真实情况。一天，专案组的人忽然把我带到城内一个地方，猛地看见齐心和孩子们坐在那里，一个孩子亲热地叫我爸爸，我一时愣住了。齐心给我说后，我才认出来是最小的儿子。我离家的时候，他还是八岁的孩子，现在已是十六岁的青年了。我想起青年时候读过的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是描述老人回家的变化，这回是因为孩子长大而不认识了。当齐心告诉我，这次批准家属前来探望我的是恩来同志，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泪珠。恩来同志处境困难，日理万机，还要和那些魑魅魍魉斗，却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在监护中的革命老干部，让我和久别的家人相见。齐心带着孩子在外边处境十分困难，连住处也成了问题。她向总理提出了一点要求和希望，马上就批示解决，而且超出她的要求。恩来同志不仅关心革命老干部，也爱护年青一代，让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茁壮成长。这对在监护中的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 　　当然，恩来同志对革命老干部的关怀，不仅出于个人的感情，而主要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分清敌我，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那个“理论权威”和林彪、“四人帮”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挽救和保护了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革命老干部。正是因为恩来同志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干部政策，保护了党的一部分精华，维系了亿万人心，才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恩来同志力挽狂澜，使我们党和国家免于崩溃，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是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 　　在恩来同志身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把自己全部精力无私地贡献给中国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以他革命的一生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宏伟誓言，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歌颂不已，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但是，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勇前进! 　　 永远怀念的难忘（革命回忆录）/习仲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