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参议会领导人 > 习仲勋 > 个人著述

彭总在西北战场

习仲勋

一、战斗的情谊 　　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彭德怀元帅，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而死已经五年了!每想起他艰苦征战的一生，我心潮起伏，百感交集。远在一九三六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久，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组织工农红军野战军举行西征。其时，我跟随彭老总在戎马倥偬之中度过了好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向他报告工作情况。他虽然长我十五岁，但完全用平等、亲切的态度对待我，外表严肃而内心热诚；在日常工作和战斗中，那种诚挚的关切之情，使我深为所动。一九四六年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将近半年，西北地区的敌人也蠢蠢欲动。为了备战，彭老总和我从延安动身，渡过黄河，赶到晋绥边区临县的甘泉村，会见了陈赓将军，共同研究如何配合作战，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七年初春，边区集团军在甘肃省东部的西华池和胡宗南部队恶战一场。战后，彭老总在富县和我们一道总结此次战斗。这一仗，虽然予敌人以重创，击毙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可是这是一次消耗战。为此，身为“边区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以为会受到彭老总严厉责备。可是他却亲切地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我和其他同志鼓舞极大。 　　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老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将军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作战，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老总身上的硝烟味还未散尽，又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在富有历史风采的古城西安和我们热情地话别，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当他征战数载凯旋归来时，我也调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和他见面。回首当年，正是“创业艰难百战多”。在那漫长而困苦的年代里，我们共同闯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我们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在收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的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老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二、杰出的将帅 　　在我党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彭老总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十倍于我之敌面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依靠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奇迹似的克敌制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历史篇章。因而，西北战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被人们誉为“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受到党中央和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全中国又一次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可是永不屈服的中国人民，挺起胸膛，奋起抗争。战争打了八个多月，歼敌七十一万，敌人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实行“重点进攻”。这“重点”，一个在陕甘宁边区，一个在山东。当时的西北战场，敌人总兵力有三四十万，放在第一线的兵力二十三万余人。一九四七年三月战斗打响时，我仅有兵力不足一万五千人，到了三月十七日，王震将军率领第二纵队从山西中部日夜兼程赶到延安附近地区之后，我全部兵力也不过两万多人。敌人有飞机、坦克、汽车和现代化装备，而我军就是“小米加步枪”；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敌人占据着拥有好几千万人口的大西北，而我军所凭借的是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一小块贫瘠的山区。记得，三月十六日，西华池战斗打完没有多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发来急电，要我星夜返回延安。此时，北线榆林敌二十二军等部从北向南进攻；马步芳、马鸿逵匪军从西面和西北面向我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步步进逼；而在南线进攻的胡宗南部，有十四、五万之众，兵分几路直扑延安。枪炮声震耳欲聋，敌机轮番不息地轰炸延安，遍地烟火升腾。我飞马急驰，两天两夜赶回延安，到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住的王家坪。我最担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安全，因此一见面，就劝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赶快离开延安。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从容不迫地说：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这时，彭老总交给我一封毛主席的亲笔指示。党中央要彭德怀同志和我指挥西北野战军，并立即成立前委。还指出：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我们正在毛主席住的窑洞里商量成立前委的事，敌机又来轰炸，有些炸弹就落在我们附近。于是大家转移到王家坪一个防空的石洞里继续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和彭老总等，大家全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讲了全国战争形势，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要我们注意对那些对撤退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 　　黄昏后，敌人已经离延安城很近了，枪炮声越来越猛烈，在彭总和我们大家再三催促下，毛主席于是日黄昏后才离开了延安。彭总和我们大家送毛主席到延河边，深情依依地望着他们向东驰去。 　　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撤走之后，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苦战了七天七夜的指挥员，一批又一批的挤到了彭总挂满地图的窑洞里。炮声隆隆，处处吃紧，战争形势，至为严重。可是彭总临危受命，镇定自若。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忙碌地调兵遣将：除派一支部队往延安西北的安塞县方向吸引敌人之外，主力部队统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打击敌人。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了延安城东的飞机场，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难了。司令部的好多同志都焦急地催促彭总赶快撤退。彭总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一直到夜深时分，彭总才率领西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离开已是一片火海的延安，从王家坪后沟爬上山，顺小路悄然退去。这条出人意外的小路，平时没有人注意，彭总往日散步时，调查过，并踩过好多遍。由此可见，这位久经征战的老军人深谋远虑和军事观察之细密。撤离延安，大家心情激愤而沉重。同时，敌人这样嚣张，情况这样危急，可是身经百战而又独具胆识的彭老总，还一边徒步行军，一边轻蔑地嘲笑四面八方摸来的敌人：“同志们，不要看敌人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看嘛，黄河那边阎锡山是瓮中之鳖。跟前的胡宗南，又愚又蠢，是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至于马步芳，马鸿逵之流，小丑跳梁罢了!他们倒霉的日子不会太远。”他望着延安左前方远处山头上敌人烧起的火堆，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在那以后的艰苦岁月里，彭德怀同志总是坚定不移、信心百倍，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军事原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彭老总精心运筹，在青化砭设下口袋阵，诱敌深入，我军出其不意，以雷霆万钧之势伏击敌人，全歼敌三十一旅共三千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等三名少将和一名少校。当时，前总的指挥所设在青化砭西北的高山头上，枪炮声一响，我们正用望远镜观察时，只见尘土飞扬，战斗却结束了。没有想到结束得这样快，我好象觉得战斗只打了十几分钟。彭总说：“打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啊!敌人其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噢!”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将军，这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乐，喜形于色，神采奕奕地打着拍子，哼着歌曲。我军退出延安仅仅六天，就在青化砭初战告捷，这是何等振奋人心啊!接着，彭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十余万敌人的鼻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等到敌人饥饿、疲劳和晕头转向之时，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歼敌近五千，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敌接应一二三旅的重兵就在跟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主力九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部队在距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二十天。及后，彭总为了迎合敌人主力急于找我军决战的心理，来个投其所好，制造假象，让敌人再犯错误。敌人乖乖地听从了彭老总的指挥，向数百里外的绥德地区扑去。敌人刚从我们身边过去，彭总即利用敌人后方空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部队突然铁桶似的包围了距延安九十里的有重兵把守的战略补给站蟠龙镇。强攻两昼夜，歼敌近七千，生擒了因首先率部侵入延安城而被敌人吹嘘为“名将”的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缴获的服装、弹药、武器和面粉，堆积如山。这是西北战场上，我军第一次获得的大量人力和物质补充。当敌人主力部队从绥德地区返回蟠龙镇增援时，彭总早已指挥我们机警地跳在一边，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兵，补充了敌人送来的弹药，穿着敌人送来的夏衣，吃着敌人送来的“洋面”，整整地休息了七天。边区人民和全体指战员真是心花怒放，满怀着尊敬的激情，赞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赞颂彭德怀将军神奇的军事指挥艺术! 　　撤离延安以后，四十五天里三战三捷，我军声威大振。敌人连战皆败，损兵折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则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五月中旬，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了边区军民五万多人的祝捷大会。翻山越岭、飞马奔驰了数百里而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在激荡着群山的欢呼声中，登台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评价了西北军民的战斗功勋；并宣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与敌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当时，彭总同战斗英雄、群众代表和游击队的好汉们坐在一起，谦逊而深思，毫不引人注目，完全象普通一兵。“元帅兼士兵”，就是他作为无产阶级名将的最好写照。 　　接着，彭总指挥我军继续转战西北。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之后，又根据党中央的新的战略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驱驰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挺进豫西造成良好的战机。果然，敌人上了圈套。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十万敌军疯狂地向榆林方向逼近。此时，不知死亡将至的敌人，还在高喊一战消灭我军，“结束陕北战争”。诚然，我军在长城内外的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饥。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指挥下，运筹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数万之众的马鸿逵部队，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我军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三十六师(军)。此即我军战史上著名的“沙家店之役”。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匪帮，全线退却，溃不成军。沙家店战斗大获全胜的次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飞马来到前线指挥所里，向指战员热烈祝贺这一伟大胜利。毛主席说：这一仗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彭总陪同下，还兴致勃勃地登上高山，视察了黄河和无定河之间的我军创奇迹的战场。此时此地，想起“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壮丽诗句，是何等动人心魄啊! 　　及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在全国各战场密切配合下，彭总挥师南下，连战皆捷。一九四八年三月初，我大军离开陕北山区，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在宜川打了第一仗，旗开得胜，一举歼敌五个旅共三万人，击毙敌前线指挥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等。战后数日，毛主席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热情地赞扬了这一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从此以后，渭河两岸，兰州城下，青海高原，嘉峪关外，我军长驱万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彭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无私无畏，智勇兼备，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自己的力量，由防御转入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延安撤退后半年扭转战局；一年一个月又三天收复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延安；两年又八个月，便解放了占祖国面积三分之一的西北五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边疆帕米尔高原上。总计歼敌五十一万多，击毙和生擒的敌人将官，数以百计。 　　最初，党中央根据西北战场兵力小等情况，要求彭老总在开头三个月，每月消灭敌人一个团，目的是把蒋介石几十万机动兵力拖在陕甘宁边区，使这里成为一个战略钳制区。那时预期：如果按最理想的打算，每月消灭敌人一个团，那么三年可以回到延安。至于全西北的解放，在当时看来还是较遥远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彭老总受命之后，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使胜利进程大大提前。记得，他刚接受指挥任务，就语重心长地讲：“中央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我们，倘若指挥不好，犯了错误，就有负中央的重托，那就对人民有罪。同时，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情，稍一不慎就要死人，性命关天呀!”正因为彭总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这样强烈的责任心和革命家胆识，所以能做到高瞻远瞩，全局在胸。他讲过：“陕甘宁边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敌人统治的空隙，几个军阀互有矛盾，所以刘志丹同志率领的工农红军才能在这里存在。目前，敌人虽然强大，但指挥不统一，我们打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观望；我们打马鸿逵、马步芳，胡宗南不动。这是个很好的条件。但敌我力量悬殊特别大这一点，决定了斗争艰苦，决定了不能速胜，必须谨慎从事。”正因为如此，每次战斗之前，彭老总都仔细掌握情况，连任何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制定作战方案时，他不仅反复推敲，述要下级反复提意见，甚至交给全军讨论。特别是对不同的或相反的意见，他十分重视，认为这种意见能“医治”主观臆断和片面性的毛病。有时计划等完全搞好了，他还苦苦思索，不能成眠，半夜起来把我推醒问：“你看，还有什么漏洞?”真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我看见他通宵达旦地站在地图下踱步沉思。有时抱着电话机，要前边的侦察员直接给他讲情况。有时参谋人员审问俘虏，他站在一边静听着，观察着。所以，他对我军情况了如指掌，就不用说了。他对敌人的兵力、火器、动向、部队素质以及指挥官的资历、能力、个性，都非常熟悉。“知己知彼”，因此他多谋善断，作战决心来得快。而且一旦下了决心，就象钢打铁铸一般不可动摇。最使我难忘的是：打“青化砭战斗”时，埋伏了两天，敌人没来，天寒地冻，大家十分焦灼，说敌人恐怕不一定来吧!彭老总说：“你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城，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骑着马顺山沟向安塞方向去了，而我军主力荫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其次，胡宗南虽然是草包，但是占领延安之后要派兵保障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有，要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坦克，有汽车，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要吗?更主要的是，他要捕捉我主力部队，到安塞方向没找到，必然转到这个方向来找。所以说，他一定要来。”接着，我们商量拟了个动员令，在战场上散发，鼓舞指战员必胜的信心。次日，敌人果然来了，确是料敌如神啊! 　　他能迅速抓住战机。只要发现新情况，半夜三更就一跃而起，打电话、查情况、找参谋人员，因而能不失时机。抓住战机，就狠打，猛打，连续打。在这种情况下，谁行动迟缓或畏缩不前，他十分严厉，毫不容情：“你不恨敌人，我就恨死了你。”这一仗还没打完，他就考虑下一仗。而且每战都拟定好几个方案，以便应付种种意外情况。因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能沉着镇定，泰然处之。他总是冷静而清醒的，总是机警地让我军处于有利态势，不因敌人强大而失去主动，不因条件困难而失去信心。他善于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敌人的弱点，使敌人犯错误从而听从他的指挥。对整个敌人他非常轻蔑，但是在实战中对敌一兵一卒都很重视。他的名言是：“新兵当老兵打，死老虎当活老虎打。” 　　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他毫不畏惧地冒着炮火、硝烟，亲临前线，察看地形和敌情。有时候，敌机狂炸，流弹横飞，情况十分危险，我们不让他到前面去。他说：“同志，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谁也打不了胜仗。”可是，当我跳出工事要到前面去的时候，他却诙谐地说：“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个人好嘛!”然后他就向炮火激烈的地方走去，在浓烟烈火中指挥那一场恶战，使指战员得到巨大的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力量。在阵地上，各级指挥员强行把他拉下阵地，或者用身体遮掩他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情景，我多次见过。使我永远难忘的是，蟠龙镇战斗之前，敌主力部队摆成长宽几十里的方阵，铺天盖地向北扑去。而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就驻扎在这“方阵”当中的一个小山沟里。我们头顶四面八方都有狂呼乱叫的敌人，大家都很紧张，人人都持枪在手。侦察员和参谋们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我焦灼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而彭老总却若无其事地躺在我身边的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马上就要进行的战斗如何打。敌人刚从头顶上过去，他立刻跳下炕，率领我们向蟠龙镇扑去。“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办各的事噢!”正因为他这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正因为他把自己一颗忠贞的心交给了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以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都对他充满尊敬与信任，都深受鼓舞，因而能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战胜强大的敌人。 　　三、学习的楷模 　　胜利，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胜利。彭老总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总是把胜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彭老总的讲话中以及他同我许多次交谈中，我们都对这一根本问题，感觉得最为深切：西北解放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胜利，其根基是很深厚的。首先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下，各个战场配合作战而取得的。我们都清楚记得，早在“重庆谈判”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边区军民要准备打仗。解放战争从中原打响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就要我边区党政军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备战”方面来。所以边区军民从政治、思想、物质上，早就作了准备。何况，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多年来领导人民群众建设边区，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以后的大生产运动，人民丰衣足食，这都为战争胜利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西北战场开始只有两万多军队，党中央和毛主席却派来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指挥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彭德怀将军和贺龙将军。彭老总在前方指挥，贺老总作为晋绥陕甘宁军区司令员，全力以赴支援战争。特别是晋绥军区，在贺老总领导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时不仅陕甘宁的学生、机关、干部家属和兵工厂等等都搬到了晋绥，而且在兵源、物资、粮食，弹药方面，从晋绥源源不断地向陕甘宁边区输送。可以说，当时没有晋绥边区的支援，就没有西北战场的胜利。而且这两位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名将，不负党中央和毛主席重托，互相支援，共同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至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制定战略计划，制定作战方针以及亲自指挥战斗的光辉业绩，更是为边区军民所熟知、所称颂和铭感不忘的。 　　作战过程中，任何一次大小战斗，彭老总都要请示党中央和毛主席。战斗中，也不断报告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发来指示，他都和同志们一道反复地逐字逐句地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此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我们跟前，我们能亲自聆听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指示和教诲，这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幸福。象沙家店战斗，彭老总率领部队从榆林地区撤到沙家店周围地区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刻乘马赶到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住地——前东原村，举行了一次会议，同彭老总和前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确定了作战计划。战斗中，毛主席的电话线就通到彭老总的指挥所里。彭老总随时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战斗进展情况，而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也不断地发出指示，因而才能在千钧一发之际，那么机智而巧妙地致敌于死地，获得伟大的胜利。 　　我军攻击蟠龙镇时，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谁知一打起来敌兵力不只一个旅，还有两个指挥部，加上敌工事坚固，我军伤亡大，彭老总一面让指战员出谋献策，研究如何改变打法，一面给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情况。毛主席几分钟后就回了电报：坚决地打，打好了是胜利，打不好也可取得经验。彭老总接到电报，大为振奋，立刻改变部署，重新发起攻击，把敌人分割开来打，结果进展迅速，很快取得了胜利。彭老总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力而及时的指挥，衷心感激，坚决贯彻。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他经常提起这件事情，赞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当彭老总在事关革命大业或事关战略部署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时，他也坦率提出，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记得，关于保卫延安的战略方针，曾有两种设想：一种是把陈赓将军的部队从山西调过来，加强西北的力量，在延安外围地区消灭敌人；另一种是放弃延安，诱敌深入，然后在长期周旋中消灭敌人。后来确定了放弃延安，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因而延安军民从一九四六年秋天就开始疏散人员、物资，进行紧张的备战。可是在敌人大举进攻前夕，彭老总在南线视察了我军阵地回到延安以后，看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在延安大门外斩断魔爪》。社论中讲的和原来的战略设想完全相反。他勃然大怒：“我们有几个兵嘛!王明路线‘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苦头我们还没吃够?”彭老总不休息，不吃饭，扔下报纸，翻身上马，赶快到党中央去找毛主席陈明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原来这样打算，现在也没有变，宣传上有错误可以纠正。我们的彭老总就是这样一位刚正无私，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 　　一九四七年冬季的部队整训，曾被中央军委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推广。彭老总多次谦虚地指出：“不要因受表扬头脑发胀。这一运动是继续了红四军古田会议的精神，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坚持与继续。”他曾多少次讲过：“大西北之所以能迅速获得解放，关键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正确领导。”有一次开会中，一位地方干部讲：“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严肃地纠正说：“不对。那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在党的领导下作一些具体工作，作了一些自己应作的事情。” 　　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深知彭老总不顾个人安危的一贯作风，所以除了以中央名义写信之外，他们曾多次谆谆叮咛，要我和别的同志在作战时注意彭老总的安全，在平时关心彭老总的生活，要他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珍惜自己。而彭老总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样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不管在怎样紧急的情况下，有人从毛主席身边来，他都要仔细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体怎样?生活怎样?只要知道中央机关到了什么地方，立刻派出一支部队出去，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每一次“野司”转移，他总要电台后走一步，收到中央指示后再动身。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当一九四七年炎热的夏季，我军正在陇东分区与敌激战时，敌刘戡趁我主力部队远离延安地区，便率数万之众向靖边县王家湾一线猛扑，妄图打击我党中央机关。彭总得知这一情况，彻夜不眠，寝食俱废，在枪弹横飞的阵地上同我商量，要我发个电报，让靠近中央机关的地方部队，不计一切危险和牺牲，务必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在行军途中，他不顾敌机轰炸，要电台同志停下来，设法和中央联系。后来，当他得知中央机关转危为安时，欢乐之情，溢于言表，高唱《东方红》歌曲。还满怀激情而兴奋地向周围同志讲述我党的历史，讲述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走了多么曲折复杂的道路，才有了这样伟大的党中央，才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希望大家深切懂得和万分珍惜这种对中国人民说来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但是当时彭老总讲述这些情况时的动人神态，至今犹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激动。 　　胜利，人民的胜利，彭老总这位劳动人民忠诚的儿子，他总是把胜利和功劳归之于人民群众。延安、陕北，对我们许多老干部来说，是第二故乡；对彭老总说来也是如此。他曾说：“这里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地方，是党中央居住的老根据地。我们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亲自建设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我们的血和汗洒遍了这里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条山沟。”这就充分表达出彭老总对陕北、延安以及这里的人民群众，充满了发自内心的阶级之情。战争开始，形势严重，似乎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他就满怀信心地指出：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就是一百五十万战斗员。敌人看起来强大，可是在人民群众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在会议上，或者在我俩交谈时，他不止一次分析过我军不可战胜这个问题，他总是强调：“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它是我们的铁桶江山。”事实确实如此，战争来了，一切都为了战争。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部署作战，就是找地方干部、群众和游击队员们了解情况，布置对敌斗争的事情，彭老总总是和我一道，非常热情地给他们谈斗争形势，发给他们枪枝弹药，以必胜的信念鼓舞他们坚持斗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边区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赢得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可是，从和平环境转入了战争环境，开始时震动很大，但是仅仅两个月时间，就能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了。当时，所有的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都奔向战场；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配合我军英勇战斗，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带路，运粮，抬担架，组织游击队，万众一心，以各种各样方式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敌人一动，群众立刻向我报告，而敌人派出谍报和侦察人员侦察，立刻被群众捉住送给我军。这样敌人就成了聋子和瞎子。有的群众被敌人捉住，他逃跑时还要设法打死敌人或者捞一件武器回来。敌人在全边区已占领的地方想成立伪政权，想组织“保警队”之类的反动地方武装，以便巩固其统治和配合其军队作战。可是敌人始终未能达到这一目的。由此可以看出，边区人民群众对党，对毛主席，对自己的边区，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怀着多么坚强的信念和强烈的思想感情。这无数至为感人的事实，使彭总深有感触，他说：“几十年来，我们党，我们军队，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建立起血肉不可分的联系。经过长征，我们人数很少了，到了陕北才得到休息和补充。后来打日本，这里成了我们的大后方。所以大家说，这里是我们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青化砭战斗刚打完，敌人的飞机和援兵马上就来了。彭总命令我军立刻撤离公路，迅速转移，准备再战。我们大家站在高山上了望，只见每个山头上都有群众和游击队员的监视哨，敌人一动，他们就立刻发出信号。彭总兴奋地说：“这就是天罗地网噢!敌人弄不清我军为什么那么厉害，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就是不懂。”后来他得到报告：有的群众因为不愿意暴露我军任何秘密，而被敌人砍了头。彭总听了这事，凝望着千山万岭，潸然泪下!刚打完蟠龙镇战斗，有几位老乡抬着一个重伤员走到司令部里来了。警卫人员大声喊叫，不让他们进来。彭老总听了很气愤：“喊叫什么?这是一种野蛮行为。老乡们不知道冒着多大的生命危险才把伤员救下来，又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走了多艰难的路程才赶到这里。你要是国民党的司令部，用绳子捆着他也拉不进来。”他让担架队员把担架抬到他的窑洞里，看了看伤员的伤势，又给每一位老乡倒了一碗水，恭恭敬敬地递到他们手里，说：“老乡，伤员们忘不了你们，我们也忘不了你们。你们为革命立了大功劳。”然后派人把担架队员带到医院去。抬担架的老乡走后，他还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走过的山间小径。一九四七年夏初，某旅一侦察员，因为严重地违犯群众纪律，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已经决定枪毙。彭总愤怒地说：“从土地革命到现在，群众养活我们，支持我们，恩德如同父母。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今天?哪有什么胜利?可是有人竟然这样对待群众!”但是，他三番五次地看着那个报告，不忍签字。当他签了字之后，把那报告摔到地上，跺着脚说：“这个侦察员，才二十三岁，现在犯了杀头之罪!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喟然长叹，热泪纵横!周围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无不感慨万端! 　　胜利，战士们的胜利。彭老总这位德威兼备、智勇双全的将军，他总是把胜利归功于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人民战士。他自己铭刻在心里的座右铭是：“学习劳动人民的正气、坚定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深沉严肃，不苟言笑，可是一听到战士们舍身忘我的英雄行为时，就很动感情。他曾这样说过：“有些同志为了完成爆破任务，身绑炸药，自身与碉堡同时粉碎。这种英雄壮举，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不是谁命令他，而是完全自觉自愿的行为。这些英雄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这种英勇而光荣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是万世师表!”这出自肺腑的话语，最能表达彭老总的崇高品德，是永远令人难以忘却的。记得，我军刚退出延安，在一次会议上，他听到汇报说，各部队的指战员听到延安放弃的消息，大家都哭了，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边区”。彭老总深为所动。他说：“我们的战士深明大义，他们知道边区是我们的根本。他们懂得党中央和毛主席要在这里指挥全国的战争，新华社天天都要在这里广播。所以他们愿意作出一切牺牲。这正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三战三捷”之后，我们刚住在一个小山沟里，有一副担架放在我们窑洞门口，一位伤员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流血很多。彭老总听到以后很激动。他让人把担架抬到窑洞里，抱着伤员的头灌汤灌水。还说：“好同志，你要坚强。群众需要你们噢!”那位伤员挣扎着说：“你是彭总领导下的好干部。你转告彭总，我伤好了回来，一定好好作战。”已经把伤员抬走了，彭老总还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阶级压迫的痛苦就永远不会结束噢!”西府战役时，彭老总看见三五九旅一个战士负了重伤，还爬着去赶部队。彭老总问他伤这么重为什么不把机枪撂下走?战士说，我活着枪就不能丢。彭老总立即给他洗脸、洗脚、包扎，然后派人把他抬到医院。以后好几年，他还经常给司令部的同志们讲述这个战士的忠诚感人的品德。看来，这些战士的英雄形象，是永远活在彭老总心里的。 　　行军中，彭老总有时静静地走在战士的行列里，听着他们的种种议论，同他们交谈，征求他们对领导上的意见。不认识的战士，以为他是政治机关的普通干部。在进军陇东的途中，看到战士们过河不方便，他就在水里搬石头垒起石头堆，让战士走过。在通过沙漠渴死人的时日，他把分给他的水让给战士喝。战士们看到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竟这样亲如手足地关怀他们，其激动的情怀是不难想见的。行军每到一个地方，他先看战士们住好了没有，有时和参谋长挤到一个房子里，把房子腾出来给战士们住。看到饲养员没房子住，他把司令部四科长叫来，说：“白天我们骑上马走，他走路。晚上我们睡觉，他喂牲口，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关心他们，谁关心他们?眼里只看见首长，那是中国人过去给皇帝当奴隶当惯了，养成这样一种恶劣习气!”他对参谋、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和所有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平等看待，和蔼可亲，问寒问暖。他不喝酒，不吸烟，除了下两盘象棋，没有任何个人嗜好。他把津贴省下来给小通讯员和警卫员买本子、买钢笔。“这些小同志是来革命的，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这就是出自他内心的朴素诚挚的语言。 　　四、崇高的品德 　　彭老总出身贫苦，在旧社会，忍受过残酷的压迫、凌辱和饥饿。他的背微微有点驼，那是从幼年起给地主、资本家挖煤、担土压成那个样子的。旧世界的罪恶、不平、虚伪、污秽和尔虞我诈，使彭老总心里深深地埋藏着对旧世界和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他喜欢屈原的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说他自己是：前半生摸索人生道路，后半生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因此他觉得，最大的欢乐和幸福就是为革命献身，为真理献身，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甘愿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彭老总对党、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那样尊敬和关切，那样满怀着赤诚与热爱的原因。 　　可是，彭老总丝毫不关心自己，对自己很“苛刻”。他身居高位，但对特权却深恶痛绝，认为那是旧世界留给我们的最丑恶的东西。他常以“不忘本”来告诫自己。他总是拿战士和群众的生活水平来要求自己，觉得在艰苦的战斗中生活特殊是可耻的。的确，从生活方面也是可以充分地看到他赤胆忠心和鞠躬尽瘁的高尚人格。他的旧大衣，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带来的；他的衣服是补了又补；穿着陕北老乡做的厚布鞋；他的破洗脸盆用了七年还在继续使用；他骑着一头又瘦又乏的老骡子。蟠龙镇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敌人很多高骡大马，同志们挑了一匹好马，要把彭老总的“烂骡子”换下来。他断然拒绝：“烂骡子，陕北的贫雇农有几家能养起这样一头骡子?我彭德怀又有骡子，又有警卫员，抬脚动步就有许多银洋落地，拿人民的东西够多罗!”接着他就批评：我们有些同志，不是一打完仗就立刻考虑下一仗怎么打，而是比谁的马好，比谁的望远镜好，这是庸俗作风!然后他让后勤部把缴获的好骡马挑选出几头，驮上缴获的洋面，送给中央机关，其余的好马交给通讯员和侦察员去骑。司令部四科的同志们最作难，他们经常为了彭老总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向我“诉苦”说：管他吃饭难办，管他穿衣难办。就拿伙食来说，他吃的是小米饭、包谷面、土豆丝、酸菜汤，就是这样，彭老总吃多少伙食钱，他是要查账的，多用公家一分钱也是不行的。要是超支了，他就问管伙食的人：“你家是什么成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吗?要不然你从哪里弄这么多钱来花?”一九四七年夏天，部队通过大沙漠，在长城沿线休整。经过一场苦战和通过沙漠地带的艰苦行军，管理伙食的同志高高兴兴地买了一些新上市的黄瓜，结果受到他的严厉批评：“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那么，我们就应当吃吗?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队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群众的负担也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也应当觉得惭愧!”沙家店战斗之前，已是初秋，长城内外夜里相当寒冷。司令部四科的同志看见彭老总通夜站在窑洞里的地图下太冷，于是给他缝了个布门帘。彭老总说：“部队有人连干粮袋都没有，还做什么门帘?我们要想着群众和战士过着苦日子啊!”一九四八年秋季，在黄龙山麓作战，我们俘虏了不少敌人将校官员，彭老总找来一个“中将军长”谈话。谈话完毕，警卫员端来一大盆面条，借来老乡的几个大粗瓷碗。彭老总拿起个大粗碗正舀面条。那位“军长”站在一旁不动，他惊讶地说：“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彭老总最厌恶那些拍马谄媚的人，他沉下脸，打量着这位“中将军长”，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饭的人有的是。我彭德怀能吃上这样的饭，证明我高高在上，特殊得很!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这证明你们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真是字字掷地作金石声啊!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彭老总光辉的一生就贯穿着这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啊! 　　他生活方面如此简单，如此“清苦”，可是在思想、精神上，却非常富有。在万里征战中，他酷爱学习，首先是向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要象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是经不起一扫把打。扫把虽然是小物件，躺在屋角并不惹人注意，但是每一家都离不了它。”这一席话，岂不是彭老总全部战斗生活的最真切而深刻的写照吗?那时，我们行军打仗，住在任何一家老乡家里，他都象一个质朴的工人、农民或者老兵一样，和群众自自然然坐到一起交谈，群众哪里能想到他就是横扫千军、威震敌胆的彭大将军?“惟有英能本色”的话，说得何等好哇!战争中，他除了公家发的被子、衣服和鞋袜之外，可以说身无长物。可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他总是在铁皮文件箱中装着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古代和现代的军事学著作、历史学著作、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其他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在深山的窑洞里，在平原上的茅舍里，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他常秉烛夜读，手不释卷，“不知东方之既白”。他厌恶那些只会空喊政治口号而忽视提高技术水平的不学无术的人。他说：“鄙人是读了两年半书的‘大学生’，斗争这样艰巨、复杂，党的事业发展得这样快，不学习不行呀!”有时他骑在马上读书，有所领悟，就纵声大笑。有时他深有感触地说：“书上写得明白，不过任何一句话要变成自己的，可不容易啊!”他把从伟大的斗争生活中、从劳动人民身上和书本上学习到的东西，用来自觉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勤务员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说：“我做了些工作，可是也有不少错误、缺点。比如在西北战场，我们两次吃过马家骑兵的亏。人得有自知之明，可不能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我需要帮助，需要改造，因此，我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敢于不顾情面地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这才能把事情办好。”的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作战过程中，他有些主意出的不对；有些战斗没打好；有些事情你和他争执得脸红脖子粗，以致最后不得不报请党中央和毛主席解决。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他就放弃自己的意见。他不仅从善如流，而且有错就改，光明磊落。他说：“‘吾日三省吾身’的老话，多少有些道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每星期、每个月，至少要拿出一天时间，切切实实反省一下：自己究竟给人民做了一些什么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处理事情极快，解决问题极干脆。今天的事情决不拖到明天。重要电报、文件，他自己动手写。事实上，在他领导下，公文和电报极少。他每晚睡觉时总要坐在炕边沉思默想：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解决了那些问题?那些做对了?那些做错了?他从来不进医院，不看病，也没有休息过。同志们知道他有胃病，劝他休息。他说：“现在还不到休息的时候，没有完成任务，去了马克思也不要。到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了，这是自然规律。”他就是那种为了党的事业，把自己燃烧净尽、到死方休的人!他对己严，对人也严，特别是对高级干部，如果工作失职，他毫不客气给予批评甚至处分。他说过：“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是的，他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坦率爽直，说话绝不转弯抹角；对那些贪生怕死、工作不负责任的人，文过饰非或耍两面派的人，他严厉批评，毫不容情。正象陈赓将军曾经说过的一样：“彭老总是暖水瓶，对人面冷内热!”是的，他对同志心里充满了阶级之情，充满了阶级之爱。因而同他一道工作的人，都喜爱他，尊敬他，能披肝沥胆，赤诚相见。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迫害，彭老总已含恨而逝。但他严于律己的种种言行，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思潮汹涌，不能自已。一九四八年六月，西北野战军高级干部在黄龙山麓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敬爱的林伯渠同志说过：“彭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啊!”现在当盖棺论定的时候，我想，他之所以有德可怀，那是因为他无私无畏；他之所以无私无畏，那是因为他象我们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满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啊!在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德。 　　敬爱的彭老总，你是不朽的。你曾经为之英勇奋战的中国人民，将会世世代代铭记着你的高大形象，传诵着你的战斗业绩，并以你为榜样，奋勇前进。 　　 永远怀念的难忘（革命回忆录）/习仲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