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不起眼的小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仅壹角陆分的秦腔剧本《安安送米》。出于职业的本能，我对这个发行于1957年，由已故著名编剧袁多寿先生整理的剧本产生了兴趣。翻开泛黄的书页，便被深深地吸引。它是秦腔的传统剧目，讲述的是“二十四孝”中的一个故事，表现了安安的母亲蒙冤被休，夫妻骨肉被迫分离的凄惨情景和年仅七岁的安安忍饥挨饿节省口粮、为母亲送米的拳拳孝心。经过编剧大刀阔斧的改造，剔除了原作中的封建糟粕，控诉了吃人礼教对人性的残害，突出了安安的反抗精神和强烈的爱母之情，剧本主题深刻，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感情真挚浓烈，传递出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弘扬，充满对天良与公正的追寻。剧作把握住超越历史、时代和区域性的人文精神，从凡人小事、生活细节入手，抒发了人格塑造的思想内蕴。剧中所叙母子之情，极寻常也极伟大，极琐屑也极动人。在呼唤中华美德、提倡正确的荣辱观的今天，《安安送米》穿越半个世纪的时空，依然散发着撼人心弦的道德光芒。循着历史提供的线索，我采访了当年在省戏曲研究院饰演安安的许天成先生，由此打开了这部戏尘封已久的记忆。
　　当时的许天成只有十三岁，虽然在演员训练班学习，却也常被团上借调去给大人们配戏。他扮相英武俊秀，表演生动，功底扎实，尤以唱功见长。他的唱腔洪亮柔美、韵味浓郁，在院内广受好评，也深得时任院长的马健翎先生宠爱。一次，训练班学员排戏时，马院长及黄俊耀、袁多寿等领导、专家鱼贯步入排练场，恰逢许天成正在排《贺后骂殿》中的赵德元一角，一大板唱完，马院长连连称赞，萌发了排一出能够令其全面展示的戏的念头。袁多寿先生当即表示，他一直想把《安安送米》重新整理，搬上舞台。许天成唱腔艺术的感染力深深地打动了两位先生，他们一拍即合，《安安送米》应运而生。
　　《安安送米》剧组大家云集，扮演庞氏的杨金凤，配曲荆生彦，琴师王东生，绘景蔡鹤汀、蔡鹤洲均是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强大的阵容，雄厚的实力，保证了《安安送米》不凡的品质。马健翎对此剧十分重视，专门给许天成讲解剧情，帮助他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并特别指出，“送米”“打子”两场是表现安安对封建礼教的反击，对母亲眷恋、痛惜的重场戏，能否赢得观众就在于这两场戏的处理。“打子”一场马健翎亲自执导，设计了“抓鞭”“跪步”等舞台动作，并亲自示范，直到天成全部掌握。在唱腔的处理上，情绪的起承转合、音量的抑扬顿挫，哪句要让观众鼓掌、哪句要使观众哭泣都提出明确要求。演出后，一切如马先生所预想，安安一声带板：“叫爹爹你莫打细听端详……”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当唱到“我的娘受饥饿疼我心上”时，安安的悲情诉说呜咽悠扬，哀伤婉转，动人心魄，催人泪下，剧场一片唏嘘之声。年幼的安安每天攒下七合米，累积成半口袋送给被赶出家门的母亲，却被娘误认为米是偷盗而来，一通责骂，回到家又被婆婆、父亲痛打。亲情撕裂，受尽冤枉，人生种种情态，唯有长歌当哭。安安的悲剧命运和情感苦痛与观众的心理流程相交相融，引起了观众深切的同情，而安安纯洁的心灵和天真直爽的个性也博得了观众衷心的怜爱。许天成以自己质朴自然、鲜活生动的表演，声情并茂的演唱，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安安的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1956年的观众，既无多姿多彩的娱乐，也无光怪陆离的生活，戏剧是人们普遍的文化选择。他们欣赏戏曲，并不是单纯地追求感官愉悦，而是希望戏剧能惩恶扬善，颂扬人间的真情，揭示生命的悲喜，通过看戏观察世道人心，宣泄喜怒哀乐，寄托自己的爱恨情仇。所以，常常将演员与其扮演的角色混为一体。许天成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每晚散场后剧场大门通道两旁，挤满了等待安安出来的观众，淳朴的人们将糖果、点心塞向天成的手中，让安安充饥，有位观众当场解下自己的围巾，给安安系在脖子上，让他御寒。这条当时堪称贵重的“海棠绒”围巾，带着观众的温暖，伴随许天成走过了五十年的沧桑历程。
　　由于《安安送米》的轰动效应。省内各地县剧团纷纷到西安观摩，索要剧本，一时间，全省争演《安安送米》，这部仅有六个人物的小成本戏剧，迅速遍地开花，深入人心，成了许多剧团的保留剧目，久演不衰。更有甚者，许多家庭给新生的婴儿取名“安安”，一些名字中有“安”的孩子从此也被昵称为“安安”。在资讯、传媒并不发达的上世纪50年代，《安安送米》依靠口口相传，在观众中矗立起了一座丰碑。
　　在当年演出节目单的“《安安送米》整理说明”上写道：“(整理本)在表彰孝道的同时，也给‘孝’字作了正确的解答，安安天真的感情，感动了婆婆和父亲，把他们从思想的桎梏里挽救过来，安安的胜利是虚伪礼教的破产……”孝道体现为人性时，是全人类共有的亲情现象；体现为文化，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体现为伦理时，便难免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掺杂进“三纲五常”尊卑从属的霸王条款。从“整理说明”中不难看出，改编者清楚地梳理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讴歌了以安安为代表的人性的、文化的孝道，鞭笞了姜诗所代表的盲目顺从、丧失人伦的“孝道”，将封建糟粕与中华美德剥离开来，为民族传统的健康传承和递进作了应有的贡献。在半个世纪以前，艺术家们就有意识地坚持把戏曲事业与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自觉地担当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大众精神构建过程，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文化艺术领域浮躁、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躲避崇高之颓风颇有市场的当下，重温《安安送米》，对于构建民族精神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原载于《大秦腔》创刊号)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