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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戏




1、2跳戏剧照;3耳听得谯楼上鼓打三更《方四姐》四姐[旦]唱段;


  跳戏又名“跳调”“调调”,习称“踏戏”或“杂戏”。盛行于关中东府合阳、韩城、大荔等县,西府周至也有流行。
  (一)跳戏的形成与发展
  跳戏的历史渊源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有三种传说:一说是古代民间迎神赛会“傩戏”的衍变;二说是宋代宫廷“队舞”的衍化;三说是金元时代锣鼓杂剧的遗响。
  跳戏向无职业班社,一直以农村社戏形式组织演出。跳戏盛行的地方,称为跳戏窝子,附近各村,社有戏箱,村有戏台,互相赛戏之风,十分盛行。演员皆由本村村民充任。
  跳戏草创于金、元时代,清代合阳翰林安锡侯诗云:“舞蹈跻春台,溯源金大定。饶鼓传呵护,时和庆年丰。”据合阳行家庄村跳戏的老艺人党正志等口述,该村有跳戏演出活动,可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这时该村已有跳戏名家党桂一。天启年间(1621—1627),该村又有以演跳戏出名的党一屏等人。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合阳一带不仅涌现出了党九苞、党麟征等跳戏表演能手,还有莘里村许莲塘(又名秉简)兄弟二人,曾以翰林、贡生身份,跻身于戏场,装生扮旦,与村民同台踏跳,传为佳话。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跳戏最为兴盛,仅合阳沿河(黄河)各村,戏社多达30多处。以行家庄、莘里村为中心,广泛流行于宋家庄、岳庄、南义庄、北吴仁、坊镇、百坂、东王、南顺村、北顺村、坤龙等村镇。此外,还北至韩城的芝川镇,南到朝邑的礼庄,西达澄城的寺前、业善等地区。行家庄跳戏共分东、西、南、北四社,西社以文戏见长,东社以武戏著称,且各社剧目不同,风格各异。出众的艺人有:道光年间的李有才,咸丰年间的党作六,同治年间的党万寿,光绪年间的党铁狗等。
  辛亥革命后,因军阀混战,跳戏社戏活动日渐减少,除合阳东乡莘里村、行家庄等少数几个村社,还有演出外,其他村社的跳戏活动则销声匿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黄河沿岸,战事频繁,农村经济破坏严重,跳戏班社亦近绝迹,仅有行家庄尚可演出。许多颇具特色的剧目亦先后辍演。正如行家庄名“拨帅”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节自编的“春官词”中所说;“上年殁了锅儿旦,以后难跳《白水滩》,今岁润初把命断,有谁能跳《宁武关》,”此后跳戏艺术虽有所传,但剧少技差,难与昔比。
  1949年春,合阳解放。在军民联欢会上,行家庄跳戏社演出了神话武打戏《火焰山》。1957年,该村又参加了陕西省第三届民间音乐舞蹈大会,演出了神话剧《收红孩》,获得了集体表演一等奖,两名个人表演二等奖,挖掘整理民间艺术先进奖。1963年眷,南义庄恢复上演了传统节目,历时两天三夜,1979年,行家庄又恢复演出了《老将得胜》《战马超》《战盘河》等剧目。1982年,又演出了《收渔税》与《燕青打擂》,并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使这一古老剧种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
  跳戏是群众性的演出活动,一年一度,春节例行演出。大年初一下午,各社敲锣打鼓,名曰“打旦子”,以制造气氛,鼓动村民,促使“祖家”(社戏负责人)出面组织演出,商议经费筹集等事宜。正月初五日,不等黎明,“好家”(演出名角)抬上锣鼓,在本社各户院落内“打旦子”,俗名“镇穷鬼”或“破除五邪”。当天下午便进入了“牛锣队”阶段,各社把锣鼓集于村之中心,划定区域界线,各占一方,对赛敲打,互相激励。次日开始广场跳,上下午各出一次,每次按村庄大小,分社多少决定出跳场次,每社至少要落一个场子。
  广场跳即哑跳,所跳剧目,只有人物、故事情节,没有台词,演员都化妆,带有音乐伴奏。哑跳讲究人多,凡经过训练的青少年,几乎都能参加,有时竟出现100多人的演跳场面,例如:节目中有8员大将,1员大将各带8个兵卒,共需64人,如系双方大战,加上元帅,就有100多人。他们上场是演员,下场是观众。衣箱不够用,常以新郎新娘衣服代之,或者农民节日服装演出。
  广场跳纯系武打剧目,均以舞蹈动作示意。元宵节前,进入高潮,直至正月十三日结束哑跳。
  正月十四日开始,举行登台跳。演出开始,先打开场锣鼓,以招人聚众;然后由“拨师”或“老家”“师谋”扮演“春官”,身着绯红官衣,头戴圆翅纱帽,勾以豆腐块丑角脸谱,手舞花扇上场,词无定例,即兴自编,或表本地风景名胜;或诉农民生计艰辛;或说官绅压迫,指名叫骂,肆意嘲谑;或谈演员阵容,介绍各人特长与拿手好戏。借机抒怀,以快心胸。此种形式,类似元明杂剧中的“副末开场”、宋杂剧中的“引戏者”。
  登台跳演出,不论是新建舞台,或是原有戏楼,凡春官登场之前,都得演迷信戏,如《咬鸡祭台》《天官赐福》《五鬼闹判》《魁星点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不再演。春官下场,便演武打节目,俗名“打台子”,然后才演折子戏或本戏。
  跳戏角色行当生、旦、净、丑俱全,尤重生、净。表演以舞蹈为主,一招一式,应节踏拍,动作古朴,风格粗犷豪迈。表演程式,主要有四种,即“上势”“踩场”“跑场”和“杀战”。上势,是每个学跳戏的演员最基本的底功。随着锣鼓击节,唢呐伴奏,一步一踏,按拍移行。各种角色,如出一辙。上一个势要踏够14个鼓点(小节),踩满四角,踏够56个鼓点(小节)。由于上势所到位置不同,又有手势、凹势之称,台左、台中为平势,台右为凹势。男角上势以上路架、立势、开弓、大展翅为其基本动作。女角上势,步态轻盈,以类似古代柔功拳术的表演动作为基础。孙悟空上势称猴势,以猴拳为主。观众把上势视为“见面礼”,势上不好,便会减弱艺术效果。上势后才行升帐、落座、道白和吟诵。跑场,系武打表演程式,分跑半场、跑全场、跑花场三种。有的地方还把跑场叫“跑轮子”。武打叫“杀战”,有“采杆子”“盘刀”“盘鞭”“开四门”等形式。艺人讲究功底扎实,拳不出格,真枪真刀,明打实杀。不论对打、群打,必须严格循规守律,不许走乱阵脚,不许任意乱舞,必须打准打响,不摆空架,以见真功,务求耐看。若有失误,损伤对手,只许赔偿,不许诉官。民国至今,逐渐更改,才使用了舞台道具。踩场,纯系文角表演程式,包括闺门旦、青衣旦、小生、须生、帝王等表演使用,一步一拍,以锣击节,唢呐伴奏。程式表演之后,才念对子道白,吟唱词,每句之间打击乐各敲两拍。
  跳戏历史比较古老,有唐宋杂剧活化石之称。但是长期以来只在一定的村社中口传心授,且各自保密。它与山西的铙鼓杂剧可能同源异流,但也缺乏艺术交流,所以流传范围一直仅限于合阳县沿黄河一带农村。加之老艺人的相继谢世,许多颇具特色的剧目都先后缀演。近年来随着新兴艺术的发展,跳戏这种“锣鼓杂剧”,更是有每况愈下之势。
  (二)跳戏音乐
  跳戏的音乐唱腔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唱腔不称“唱”而名“吟”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生旦净丑均用本嗓,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唱段或长或短,皆无复杂旋律;因为主要靠鲜明的舞蹈动作刻画人物形象,所以剧中用以交代故事情节表达人物感情的对白。唱词很少,简约而明晓。
  跳戏的伴奏曲牌也比较简单,男角上场均用唢呐吹奏[割韭菜调],下场用锣鼓点送回;女角上下场用[迎亲调],两军杀战。吹奏,[大钉缸调]。其他皇王、老旦、大丑、员外诸角上场,亦各有专门曲调,不能随意以他调相代。至于[大登殿][扑灯蛾][耍孩儿][南唐会][老虎磨牙][跌落金钱]诸曲通称为[杂曲牌],显然系从其他剧种吸收而来,只是特定场面使用。
  (三)唱词结构
  跳戏剧目,各本唱(吟)词一段以四句为准,多则八句,上场“引子”两句,下场诗常为四句。跳戏中的唱词不叫“唱”,叫“说”或“吟”。词句以七言为主,十言次之,四、六句式,仅作“引”“诗”,偶有骈体,或“夹竹桃”词格。
  (四)器乐
  跳戏没有弦乐伴奏,演出时有大堂鼓一面(过去还有单皮鼓一面),大锣鼓两面,大铙钹、大唢呐各备一对,还有小鼓二至三面。未开跳前先打一通锣鼓,谓之“打旦子”,起着“轰台”、召集演员、吸引观众的作用。跳完也打一通锣鼓,表示结束完场。这套锣鼓经可长可短,根据情况自由控制。司鼓者是垒场的核心,节奏由他根据剧情所需的气氛控制。文戏的锣鼓点叫“摆文”,用锣和小鼓,武戏则叫“杀战”,用堂鼓、大锣、大铙击节,气氛强烈。唱词也分上、下句,上句“吟”完敲两下锣,跟着打两下鼓,或打一个短鼓点儿;下句“吟”,只敲锣,不打鼓,据说是古代两军对阵时“击鼓进军,鸣锣收兵”的遗响。
  (五)跳戏的代表剧目和有影响的演员
  跳戏剧目比较丰富,新中国成立后收藏100余本。村与村不同,社与社有异。据说广场跳剧目原先有五六百本,上台跳300余本。且多属故事完整、结构严谨的大本戏。故事内容大部分出自《列国》《封神》《三国》《说唐》等。代表剧目有《出祁山》《平魏图》《七擒孟获》《齐国乱》等。其次是以反映爱情故事为主的文戏剧目,有《意中缘》《十才子》《浑哥闹房》《升仙桥》等,人称“斯文戏”。其中,《游列国》《乐毅伐齐》《庆顶珠》等剧,虽剧名同于其他剧种,内容结构迥然有别,是跳戏的特有剧目。除此,便是开台演出的神、佛戏。这类戏,有许多特殊表演动作,是真人剧目所未有的。
  跳戏的有影响的演员有明代万历年间合阳行家庄村的党桂一,天启年间(1621—1627)的党一屏。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的党九苞、党麟征等,莘里村许莲塘(又名秉简)兄弟二人,曾以翰林、贡生身份,跻身于戏场,装生扮旦,与村民同台踏跳,传为佳话。还有道光年间的李有才,咸丰年间的党作六,同治年间的党万寿,光绪年间的党铁狗等。
  出 处:陕西地方剧种/屈曌洁.—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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