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剧照；3陕北秧歌剧剧照；4哥哥你听我言《兄妹开荒》妹[旦]兄[生]唱段;

　　秧歌剧，民间小戏，民歌体，因多在正月闹秧歌时演出而得名。子长、延川等地最早叫“场子”，还有一些地方称为“回回戏”“弯弯戏”或“回子”。把演出秧歌剧叫“闹回回”“闹回子”“闹弯弯”“闹丝弦”等。直至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兴起后，才统称为秧歌剧。其流行地域主要是榆林各县及延安市北部各县。
　　(一)陕北秧歌的形成与发展
　　秧歌剧起源于我国民间的秧歌，而秧歌是中国民间歌舞体裁的一种，广泛地流传于北方汉族地区，大多数的秧歌演出均在传统的节日里。通常在较大范围的广场进行表演，演出人员较多，气氛热烈，因其源于农民劳动生活中所唱之歌而得名。秧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地域为特点的众多的艺术流派，其中以陕北秧歌最具特色。
　　《延安府志》道：“春闹社，俗名秧歌”。其起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神的活动。清李调元《粤东笔记》云：“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中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竞作，弥日不绝，是日秧歌”。故又有人指出，秧歌传自南方，是陕北的一种外来文化。作家曹谷溪在《再谈陕北秧歌剧》中说：“陕北人闹秧歌，就是图个红火。每年正月二三开始，几乎要闹腾一个正月天。一直到二月初二才压了锣鼓五音”。秧歌是一种集体娱乐的广场活动，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甚至成千，场面壮观，气势恢宏。延安秧歌的神韵在于扭动，其基本动律是扭、摆、走，扭似春花绽，摆似风吹柳，走似水上漂。“敲起来扭起来，不敲不扭唱起来”。所以闹秧歌，习称扭秧歌。演出时所有演员披红挂绿，在伞头的指挥下进行排列组合，变化出千姿百态的图案。秧歌队通常有彩绸、花伞、彩扇、舞鼓、舞狮、舞龙、旱船、跑驴、花轿、高跷、丑角、蛮婆等内容组成。延安秧歌已形成各地独领风骚的绝技，譬如宜川高跷、子长唢呐、安塞腰鼓、洛川狮子、黄陵芯子、富县飞锣、吴起铁鞭、延川大秧歌等。每年正月十五为全市秧歌大汇演，万人空巷，观众踊跃，各地、各行业秧歌队百花竞放，争奇斗艳，是全市最热闹的日子。
　　旧时陕北闹秧歌，由农村群众在农闲时间举行，程式为三段：(1)谒庙：秧歌队组成后，首先到庙上去谒庙，即举行敬神仪式，祈求神保祐，消灾免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2)排门秧歌：秧歌队谒完庙，开始排门，挨门逐户唱秧歌，多为预祝和祝贺主人来年或今年生财、丰收、人财两旺，并以户主的特点、行业即兴编唱，给予恭贺。排门秧歌多由伞头领唱，秧歌队成员和唱末句，以示祝贺。(3)扎场子：排门秧歌之后，由秧歌队成员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圆场(群众亦围观周围)，中间场上的人表演节目，这是闹秧歌的压轴戏，节目多为“回回戏”，即歌舞小戏，秧歌戏，如《打梅花落》《说练子嘴》《耍水船》《耍竹马》《跑旱船》《舞狮子》《张公背张婆》《和尚戏柳翠》(假面具)等，以及其他秧歌小戏。由此可见，陕北秧歌是融各种艺术品种(歌、舞、杂耍、小戏、曲艺等)于一体的一种民间艺术，而秧歌剧则是在闹秧歌的基础上产生并成为秧歌的精彩部分。陕北秧歌源头久远。据记载，唐朝的歌舞《踏摇娘》采集自朔方(即今榆林所在地)民间，而《踏摇娘》在旧秧歌剧中已演变成为一个旦角。这说明唐时榆林地区已有类似秧歌的民间艺术活动，而在秧歌基础上派生出秧歌剧，最迟也不会迟于明代。
　　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陕甘宁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秧歌剧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秧歌剧继承传统秧歌剧的优良传统和特点，在内容上阶级的功利性、为我性更强了，它成了共产党的喉舌，人民群众的明刀亮枪，突出宣传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943年冬，陕甘宁边区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迅秧歌队由延安来绥德分区各县演出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新秧歌剧，促使延安、榆林地区出现了群众性编创和表演新秧歌剧的热潮。1944年5月24日，马可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陕北佳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来延安途中用“骑白马挂洋枪调”编写秧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红》。1944年3月21日，周扬发表长篇文章《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从理论上总结了文艺座谈会的延安秧歌运动。他说，就形式而言，它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求，融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是一种新型的、小型的广场剧。延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著名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郭沫若曾回忆说：“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周恩来飞来的。”周恩来组织延安青年文艺工作者给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人员举行秧歌演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扭秧歌，把这一文艺活动带到了边区以外的广大地区，被重庆界称为“使今日的演剧运动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新中国成立后，陕北秧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角色、音乐、服饰、舞美均作了较大改革，更好地反映出时代风貌，成为一支独具风采的地方剧种。21世纪，秧歌剧取得了更大成绩。2008年，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榆林市委、市政府联合打造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在榆林剧院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同年10月参加第五届陕西省艺术节，荣获优秀剧目奖；2009年7月该剧在首都国家大剧院连演四场，受到首都观众的一致好评，文化部为该剧举办了研讨会；同年10月，该剧再次进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演出；2010年5月，该剧参加文化部在广州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获得文华特别奖。
　　(二)陕北秧歌音乐
　　陕北秧歌的音乐以民歌小调为主，有时吸收眉户、道情部分音乐。“延安时期”新秧歌兴起后，文艺工作者多以民歌素材进行创作，因此，秧歌剧至今没有形成固定的曲牌及唱腔，属于雏形戏曲。
　　陕北秧歌多一剧一曲，反复填词。大剧中有多曲连缀用法。唱词词格有七字句、十字句、五字句、长短句等。
　　曲牌有丝弦牌曲和唢呐牌曲。两种牌曲也可混用，同时可将任意一首民歌小调的曲子当丝弦牌曲和唢呐牌曲用。
　　1.秧歌调
　　秧歌调，指陕北秧歌社火中常用的曲调。最常见的类似关中秧歌[四六曲]结构的[沿门子曲](群众所称的[秧歌调])。这种曲调为七言四句体歌词。第二乐句、第四乐句均有两小节的打击乐过门。第四乐句后加两小节的帮腔，然后再重复第四乐句，后加6—8小节的打击乐。由于在秧歌队沿门向群众拜年的活动中，艺人们即兴编唱的拜年词、祝贺词用的就是这种曲调，故称为“沿门子曲”。因其短小活泼，易于即兴配词演唱，又有打击乐器的烘托，使其热烈欢快，故被秧歌队所常用。这类常用曲调还有[水船曲][跑旱船][小放牛]等，都是在秧歌歌舞活动中普遍运用的曲调。实为秧歌戏中的一曲多用曲牌。
　　2.民歌小调
　　民歌小调是指保留民歌形态的曲调，这类曲调既是秧歌剧表演的内容，又可作单独的民歌演唱。如[信天游][绣荷包][令令郎]等，一般采用分节歌形式来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另外，还有一种专曲专用的民歌小调，如《兄妹开荒》中所用的曲调，只能为《兄妹开荒》所用，其他剧目是不可用的。
　　3.姊妹剧种音乐
　　陕北秧歌音乐中的许多唱腔音乐，都是借用兄弟剧种而来，只是保留了秧歌剧的演出形式。例如《夫妻识字》就是借用了眉户的音乐。
　　4.曲牌
　　丝弦牌曲：[无事出东门][偷南瓜][张生戏莺莺]等。
　　唢呐牌曲：[打娃娃][一马三跳涧][南瓜蔓]等。
　　(三)器乐
　　传统的陕北秧歌伴奏没有文场，只有锣鼓打击乐。搬上大戏舞台后的陕北秧歌，有了文场伴奏。传统秧歌剧的乐队伴奏分纯打击乐、唢呐和打击乐、文场乐器与打击乐等三种形式。
　　纯打击乐伴奏俗称“干板秧歌”。演唱时用梆子或板鼓击节，过门由鼓和所有铜器伴奏。唢呐和打击乐伴奏是唢呐和打击乐器只奏过门不包腔伴奏。文乐与打击乐伴奏的形式出现于1942年延安新秧歌运动以后。文场乐器(不包括唢呐)随腔伴奏，过门里加小鼓、小镲、小锣等打击乐。
　　1.文场乐器
　　陕北秧歌的文场乐器有板胡、二胡、三弦、笛子、唢呐等五种。
　　2.武场乐器
　　陕北秧歌的武场乐器有鼓(亦叫“社鼓”)、板鼓、大锣、小锣、大镲(大钹)、小镲、梆子等7件。
　　(四)陕北秧歌的代表剧目及有影响的演员
　　陕北秧歌戏的传统剧目有100多部，其代表性剧目有《偷南瓜》《磨豆腐》《掐草帽》《蛮婆算命》《大小老婆》《张连卖布》《二女子游花园》《小货郎》《皮井顶灯》《探小妹》《货郎相亲》等。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给陕北秧歌戏注入了新的、积极、健康的内容。剧情由反映农村生活扩大到了反映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像反映学习文化的《夫妻识字》；反映大生产运动的《兄妹开荒》《刘顺清》《妇纺》；反映对敌斗争的《牛永贵挂彩》《惯匪周子山》；反映延安南区合作社发展的《小放牛》，等等。
　　延安新秧歌运动中涌现出的大量新秧歌戏剧目，不但推动了秧歌戏的发展，同时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新剧目的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别：一是反映锄奸反霸和对敌斗争的；二是反映边区人民大生产运动的；三是反映破除迷信、扫除赌博、算卦等恶习的。有《边区军民》《人民英雄刘志丹》《组织起来》《王贵与李香香》《瞎子算命》《二流子转变》《李兰英翻身记》《送公粮》《女状元》《模范夫妻》《张丕模锄奸》《刘二起家》《归队》《拥军爱民》《夫妻竞赛》《一家人》《变工队》《王有才归队》《走三边》《宝山参军》《光荣灯》《货郎担》《红布条》《王树康坦白》《不留情》《减租》《动员起来》《姚林一夕》《张老太婆回家》《种棉秧歌》《刘连长开荒》《英雄会》等。
　　21世纪来，陕北秧歌的代表剧目有《米脂婆姨绥德汉》。
　　陕北秧歌的有影响的演员有闫志才、陈杰、田夫、高明亮、杨亚萍、刘柏峰、刘金娥、任孝祖、王长风、朱秀英、王云、刘燕生、胡岚、王贤敏、张凤莲、田存庄、刘艺、张振业、陈川静、王凯音、韩雅琴、裴然、王晓怡、贺斌、韩军、雒翠莲、雒胜军、李勇、武合瑾等。
　　出 处：陕西地方剧种/屈曌洁.—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