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在1946年6月发动的全国内战，到1947年3月，经过大小160次作战，被解放军歼灭了71万余人，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当时，国民党军确定了两个重点进攻地区，一是陕甘宁解放区，一是山东解放区。在西北方面，敌人企图以其绝对优势兵力，一举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之领导中枢，以粉饰其在全国的败局，鼓励其日益低落的士气，并在“解决陕甘宁地区问题”之后，抽出胡宗南这支战略预备队于华北战场，达到逐步消灭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之目的。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留在陕北，同解放区广大军民一起，采取积极的机动防御作战的方针，同十倍于己之国民党军进行周旋，同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从1947年3月19日我军主动撤离延安算起，到1948年4月21日光复延安为止，共计为一年一月零三天。这一年多，是最严峻、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我军以空间换取时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少胜多，创造战争奇迹的一年。历史证明，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它所书写的战争史诗不愧为全国解放战争史册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陕甘宁解放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解放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的老革命根据地。它东临黄河，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傍长城，包括陕西北部和甘肃、宁夏东部共20余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万。这里曾经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又是八路军抗日的出发地。首府延安，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是当时中国解放区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被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誉为“中国的民主圣地”。因此，从全面内战爆发起，陕甘宁解放区一直被国民党军视为进攻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陕甘宁解放区土地贫瘠，物资缺乏，粮食尤其困难。但是，经过我党十多年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很高，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获得的丰衣足食的生活十分珍惜，党政军民对战争的准备也抓得很紧。当时，全解放区已拥有15万普通自卫军和经过训练的1.5万余基干自卫军，游击队已发展到5100余人。因此，虽然我西北野战部队仅1.7万余人，但是有解放区广大群众的直接支援，这是一个难以用数字计算的臣大力量。加之，陕北又系黄土高原地区，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造成了有利于我轻装野战，而不便于重装备、机械化之国民党军队行动的地理条件。这些都为国民党军所忽略，从而作出了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错误判断。
    胜利进行延安保卫战并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统帅部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3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其部署和企图是：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部和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二十二军分别从西线、北线牵制配合，集中胡宗南集团主力从南线突破，直取延安，消灭我党中央和西北部队于边区内，或夹击于黄河两岸。敌西安绥署延安会战经过概要中称：“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川)洛(川)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入敌后而奇袭之。”“匪若避免决战而以主力向河东窜退时，则应以主力跟踪追击，并以晋南部队迅速进击永和关、三交镇，遮断匪军退路，夹击匪军于黄河两岸而歼灭之”。
    当时，我军在陕北战场只有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等4个野战旅1.7万人，另有地方部队3个旅1.6万人。与敌人对比，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装备也很差，仅有少数山炮和迫击炮，平均每支步枪不及30发子弹，炮弹则更缺乏。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敌情虽十分严重，但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均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军如能利用有利条件，必能达到牵制并逐步消灭敌军之目的。党中央确定陕北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陕北地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
    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等部共15个旅14万余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分两路向边区发起进攻。为加强攻势，国民党军派出大批飞机，对延安和我前沿阵地疯狂轰炸。胡宗南部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即保存下来的经过长期反共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一支军队，兵员充实，半机械化装备，开始进攻陕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针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军委在延安以南地区组织了正面90公里、纵深60至70公里的预有准备的机动防御。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共5000余人，分别占领临真镇、金盆湾和牛武、茶坊一线阵地，同时有延属分区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配合作战。另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位于鄜(富)县西南地区机动。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我军从3月13日起，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并不断实施反击。经过七天激战，杀伤敌人有生力量5000余人，并在完成掩护延安党政军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之预定任务后，于3月19日午前主动撤出延安。当日午，敌先头部队开始进入延安空城。
    延安以南的抗击战，标志着陕甘宁解放区由长期相对和平环境转为全面战争的开始。这一抗击战的胜利，消灭了敌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保证了我党政军机关的安全转移，使胡宗南吹嘘的三日内占领延安之狂妄计划遭到失败。在这种形势下，我主动放弃延安，虽然会有某些损失，但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这就可以“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据此，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并号召西北军民“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在国民党军集结重兵侵占延安，深入陕甘宁解放区腹地的严峻时刻，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仍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的确是惊人之举，对于鼓舞全党全军及解放区广大人民的斗争意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战三捷开始扭转陕北战局
    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即背上了一个“包袱”。为了保证其后方交通运输线的安全，除原守备部队5个旅外，又从机动兵力中抽出5个旅守备延安及其以南占领区，机动兵力减少为10个整编旅。而我方兵力则更加集中，机动性增大。此时，中央军委集中了可能集中的6个旅(第二纵队已奉命由晋绥西渡黄河，加入陕北我军作战序列)，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统由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西北野战军从3月25日至5月4日，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进行了三次歼灭战，取得了歼敌3个旅1.4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首战青化砭，将敌主力引向安塞，歼敌三十一旅。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后，大肆宣传“胜利”，误以为我军“不堪一击”，骄横之气更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我军遂以小部兵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甘谷驿等地，待机歼敌。2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5个旅的兵力向安塞方向急进，另以整编第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担任侧翼掩护。23日，我以第二纵队及三五八旅、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5个旅的兵力，在青化砭周围，利用公路两侧山地，布成袋形阵地设伏。25日，当敌第三十一旅进入我伏击圈内时，我军立即拦头、断尾，从两翼出击，仅1小时又47分钟的战斗，即将该旅旅部及九十二团共2900人全部歼灭。我军主力撤出延安后，首战获胜，对解放区军民鼓舞很大。
    再战羊马河，乘敌一三五旅孤军南撤，一举全歼。青化砭战斗结束后，胡宗南发现我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于25日令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共11个旅分路北进。为避免重蹈三十一旅之覆辙，敌改变了战术：部队数路并进，缩小间隔，便于互相策应。这就减少了我军捕歼分散孤立之敌的机会。从3月29日至4月3日，敌先后占我延川、清涧、瓦窑堡(即子长县)，但连连扑空，不仅没有找到我军主力，反而使部队十分疲惫。而我主力则利用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在蟠龙镇西北地区隐蔽休整。经过数日奔波，胡宗南判断我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集结，又令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共8个旅向青化砭方向前进，令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公路南下策应。中央军委获悉这一动向，即令我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将敌主力吸引至蟠龙西北地区，集中我军主力在瓦窑堡以南地区设伏。14日晨，敌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至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当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我军以预先埋伏在这一地区的第二纵队、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4个旅的兵力，迅速将敌包围，经8小时激战，全歼敌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羊马河战斗后，党中央在通报这一战斗的胜利时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6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三战蟠龙镇，一举攻占敌补给要地，全歼一六七旅。羊马河战斗后，我军在瓦窑堡、安定、永坪、清涧之间继续与敌周旋。敌为防我伏击，只走山路，不走大道，连续行军，露宿荒野，拖得苦不堪言。此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等部在晋甫地区转入反攻，夺取了秦晋咽喉禹门口，严重威胁了胡宗南侧背的安全。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判断西北我军主力正向绥德方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据此，胡宗南集中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9个旅的兵力，于20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前进；驻榆林的二十二军和胡宗南部第二十八旅同时由榆林向米脂、葭(佳)县开进，企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葭县、吴堡地区，或迫我东渡黄河；另以第一六七旅旅部率1个团及陕西民军第三总队守备补给基地蟠龙。针对这一敌情变化，我军即以第三五九旅一部，并从每个主力旅中抽出一个排，扮装我军主力，与敌保持接触，向黄河西岸撤退，沿途有意遗弃一些军用物资迷惑敌人，诱敌北进；集中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独四旅和新编第四旅共4个旅攻歼蟠龙守敌。蟠龙是国民党军占领后新建的重要补给基地，设有坚固的防御阵地。我各攻击部队于30日前隐蔽到达指定地点，在没有攻坚装备和攻坚经验的情况下，依靠群众研讨作战方案，于5月2日午夜向敌突然发起攻击。战至4日，我攻占了蟠龙以东、以北敌之主阵地及蟠龙外围制高点，并依托制高点直扑蟠龙镇，当晚即解决了战斗。攻取蟠龙，不仅全歼守敌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而且获得了大批武器、给养和军衣、装备，补充了我军。
    “三战三捷”，给了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开始扭转了陕北战局，同时也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策应了晋南我军的反击作战。随着作战的胜利，我军兵员得到补充，装备有所改善，并取得了运动战与攻坚战的初步经验，士气高昴，愈战愈强。为庆祝“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我西北野战军领导机关于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到会祝贺。
    实施陇东三边战役  沉重打击青宁二马
    胡宗南集团进攻陕北两个月来，以重兵寻我主力决战，大军竟日“遊行”，到处扑空，而屡遭我军打击，损兵折将，补给困难，士气低落，战力日减。因此，敌虽知我主力于蟠龙战后在安塞、真武洞、龙安地区休整，终不得不将其主力集结于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整补。
    在我西北野战军同胡宗南集团主力作战之际，敌西北行辕副长官青(马步芳)、宁(马鸿逵)二马所属八十师、八十二师、十八师等部，从3月25日起到5月12月止，先后侵占我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定边、安边等城镇，我地方武装和部分党、政组织遭受很大破坏，群众斗争情绪低落，而敌军的气焰则日益嚣张。
    为打击青、宁二马，收复失地，我军在安塞地区休整中，对部队进行了国内外形势教育，由一般讨论引入诉苦活动，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并明确了出击陇东的意义和一般敌情。5月15日，我查明胡宗南集团之主力集结未动，遂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等部于21日分路出击陇东地区。至31日，我突破了敌160余里之防线，攻克蒋台、悦乐，毙伤敌1500余人。6月中旬，我军围攻环县，15日发起总攻，经12小时激战，歼敌1100千余人，缴获大批物资枪弹，守敌八十一师损失惨重，使二马受到震惊。
    三边指定边、安边、靖边，位于陕甘宁解放区西北部。宁马十八师占我三边后，即组织地方反动武装，编制保甲，企图长期统治这一地区。我军在攻击环县之后，各野战部队于6月25日迅速北进，冒炎热越过人烟稀少之苦水地区，进入定边南山。宁马吸取了环县惨败之教训，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我军截击未成，先后收复了定边、安边、盐池等全部失地，战役遂告结束。
    从5月21日至7月7日的47天中，我西北野战部队转战于陇东、三边地区，虽未能获得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之预期效果，但是，却在陇东与三边南北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之地域内，收复了失地，沉重打击了青、宁二马的嚣张气焰，使胡敌处于更为孤立的地位，有利于我军尔后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集团。
    围攻榆林  调敌北上  配合挺进豫西作战
    三边战役后，马鸿逵集团退守宁夏的金积、灵武一线；胡宗南集团主力10个旅，继续在鄜县、延安、安塞以西地区进行“清剿”，强化占领区；马步芳部第八十二师及胡宗南集团一部，分别在陇东和关中地区进行“清剿”；晋陕绥边区总部二十二军主力及胡宗南部所属第二十八旅附属地方团队共1.5万余人，驻守榆林地区。
    到1947年7月，全国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一年。一年中，解放军共歼敌120万人，敌我力量发生了明显变化，全国战局开始进入战略反攻的前夜。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席卷鲁西南地区，打开向中原进军的门径；陈(赓)谢(富治)兵团也准备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为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柞战，中央军委决定，西北我军于8月上旬围攻榆林。
    为统一和加强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及前委书记，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以及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辖独立第二、第三、第五旅，其中独三旅仍留晋绥地区)，共8个旅约4.5万人。根据中央军委围攻榆林的决心，西北野战军8个旅全部北上，加上绥德分区的两个团，总兵力三倍于榆林守敌。
    榆林，为晋陕绥边境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西与宁夏马鸿逵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遥相呼应。榆林城地处长城线上，西隔榆溪河与北面均为广阔之沙漠，东、南是丘陵沟壑，为沙漠与高原之连接点，城墙坚厚，利于坚守。8月6日，围攻榆林作战开始，至7日即肃清外围据点，完成对榆林的包围。8月10日攻城，由于我军缺少炮火的有力支援和周密的组织准备，至11日晚，两次攻击均未奏效。
    蒋介石认为，榆林之得失，对陕北战局影响甚大，遂令二十二军坚守待援；令胡宗南之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分路迅速北进；另以整编第三十六师轻装前进，星夜兼程，驰援榆林。8月10日，敌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分别沿咸榆公路、大理河进至青阳岔、瓦窑堡地区；整编第三十六师避开我阻援部队，沿长城外沙漠地疾速前进，11日抵横山之刘家嘴，并继续北进。根据敌情变化，为争取主动，另寻战机，我军于12日撤围榆林。
    这一战役，虽未攻克榆林，但完成了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之战役目的，配合了陈谢兵团南渡黄河之行动，并削弱了榆林守敌主力量，计俘敌3200人，毙敌2000余人。
    进入内线反攻的转折点——沙家店歼灭战
    榆林战役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即在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休整待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立即部署各后方机关移至黄河以东事宜。为迷惑敌人，西北我军以一部兵力掩护后方机关东渡黄河，制造敌军指挥上的失误。
    8月13日，敌整编三十六师进入榆林城，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继续分路东进。这时，胡宗南根据电台测向及空军和地面侦察报告，误认为我军正在东波黄河的后方机关是我军主力，即严令所属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15日，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在绥德会合后，除留整编第一军军部率3个旅守备绥德外，整编第二十九军率5个旅向葭县方向急进；钟松亦率整编三十六师2个旅经归德堡南下，企图夹击我军于葭县西北地区。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骄狂至甚，扬言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他将部队分成两个梯队，向沙家店以东的乌龙铺推进。西北野战军首长鉴于敌夹击之势尚未形成，钟松部孤军突出，遂决心在沙家店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
    18日上午，我第三纵队一部并指挥绥德分区第四、第六团在乌龙铺以北与整编第三十六师的前梯队第一二三旅(附第一六五旅的四九三团)接触；第一、第二纵队及新四旅、教导旅在常高山附近与整编第三十六师的后梯队师部和第一六五旅(欠第四九三团)展开战斗，该敌仓皇撤至沙家店地区集结。19日晚，钟松急令第一二三旅撤至沙家店。该旅怕被伏击，只令配属的第四九三团先行归建。20日拂晓，我第一、第二纵队对沙家店之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六五旅发起攻击。同日14时，我教导旅与新编第四旅对正在西援并已进至常高山地区的敌第一二三旅发起攻击；第三纵队在乌龙铺以南地区坚决抗击刘戡所部的增援。当日黄昏，我军分别歼灭了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此役，我以伤亡1800人的代价，换取了歼敌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军企图将我军歼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
    由于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的被歼灭，以及我陈谢兵团在晋南渡过黄河，逼近潼关，使敌人在西北的战略基地西安和关中地区受到巨大威胁，胡宗南急令绥德以北的主力8个旅立即南撤。西北我军为继续牵制胡军主力，策应陈谢兵团在豫西展开，又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给了南撤之敌以重大杀伤。此后，敌被迫将主力留置延安、鄜县地区进行整补，仅将榆林的第二十八旅、延安的第一六七旅1个团空运西安，加强防御。
    沙家店歼灭战，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此时，刘邓大军已胜利挺进大别山，陈谢兵团亦在豫西展开，加上其他战略区的胜利，全国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为我所掌握。
     岔口、关庄追击战，是继沙家店歼灭战之后向敌展开的反攻作战，虽仅击溃敌军，但从此造成了西北战场大举反攻的新局面。
    内外线配合作战  黄龙、延清战役同时展开
    由于胡宗南部主力自绥德地区南撤延安，延安以东、以北的绥德、子长、清涧、延川、延长等城，只有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第二十四旅及第一六五旅残部等不足两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黄龙山区东起黄河，西至洛川、同官(今铜川)之间广大地区，仅有6个团的兵力分散驻守。
    根据敌情分布情况及我解放区粮食困难等情况，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内外线配合作战。遂令第二、第四纵队(9月中旬由警备第一、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编成)南下黄龙山区，进行外线作战；以第一、第三纵队等部队继续留在陕北，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各个歼灭延川、延长等孤立据点之敌，并筹集粮草，准备尔后转入外线作战。
    黄龙山区位于洛川、宜川以南，白水、澄城以北，咸延公路以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陕甘宁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后被国民党占领，但仍有我党组织和游击队，群众、地形条件均对我有利。9月下旬，我第二、第四纵队分别由大小劳山及关中分区迅速向黄龙山区开进。9月25日至10月21日，先后攻克白水、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等城镇，歼敌整编第九十师一部，俘敌中将指挥官，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敌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第一、第九十师及整编第二十七师1个旅，由延川驰援宜川。我为争取主动，遂将第四纵队撤至固临地区，第二纵队由圪针滩东渡黄河，进行休整。
    留在陕北的第一、第三纵队等部队经10天休整，在补充了兵员，整顿了纪律之后，发起了延长、延川、清涧战役。10月1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攻克延长、延川，全歼守敌。至4日，第一、第三纵队完成对清涧的包围。清涧位于延川、绥德之间九里山南，扼咸榆公路之要冲，四周环山，清涧河环城西南下，城西的笔架山与城东北部的制高点隔河相望，构成城垣东、西屏障，地势险要。城周围筑有大小工事，以交通壕相接。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率一个旅凭险固守。依据清涧地形及敌守城部署，我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日发起攻击，经外围战斗后，10日晚开始攻城。当晚，以连续爆破手段先后炸开城东门、北门，攻城部队由两个突破口源源投入城内，激战至11日晨6时，攻克该城，全歼守敌。在此期间，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由延安向清涧增援。因受我新四旅、教导旅阻援部队的顽强抗击，直至我攻克清涧，援敌尚距该城约20公里，终不能挽救守敌被歼之厄运。当日下午，我军主动撤出清涧。绥德、子长守敌因惧怕被歼，分别于12、13日弃城南撤延安。
    黄龙、延清战役，从9月23日到10月20日历时32天。这两个战役的特点是，同一时间在两个不同地区同时发起，南北互相策应，内线外线密切配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不仅迷惑了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两头增援均告落空，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而且攻克和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城镇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并将战争局部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一度解放了黄龙、白水、韩城、宜川等城镇，为尔后主力南下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龙、延清战役后，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集结于延安、甘泉等地固守，榆林仅有第二十二军主力及地方部队9000余入，处于孤立地位。为扫清北线障碍，巩固后方，造成尔后南下作战的有利态势，西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再次围攻榆林。10月22日，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及绥德分区部队，先后由绥德等地向榆林开进。27日至31日，我军扫清了榆林外围。11月2日至8日两次攻城，均因准备不足，缺乏有效的火力支援而未能成功。此时，蒋介石一面令榆林守军坚决固守，一面调宁夏马鸿逵部3.5万余人由三边增援，并派大批飞机飞临榆林助战，空投粮弹。12日，宁马援军逼近榆林。西北野战军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榆林外，主力西移打援，虽在元大滩等地歼援敌4000余人，但敌主力却已绕道进入榆林。我第四纵队经安定向三边挺进，威胁援敌侧后，援榆之敌马鸿逵部才被迫西撤。此役，我军由于思想上轻敌，对敌人已加强榆林城防和宁夏马鸿逵部迅速增援估计不足，加上战役组织准备不够充分，虽歼敌6000余人，但付出了4000余人伤亡的代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战役遂告结束。
    宜瓦战役告捷  我军转入外线进攻
    西北野战军经过9个月作战，使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敌我兵力由开始的10：1变为5：1。此时，胡宗南集团在战略上采取守势，置重兵于延安以南地区，以机动防御姿态，确保已占领之延安，阻止我军南进，并尽量抽出兵力，配合豫西敌军打通陇海、平汉交通线，与我争夺中原。其主力部署是：以整编第二十九军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于洛川、黄龙、宜君地区机动；以整编第十七师等部防守延安、整编第二十四旅防守宜川；将整编第一、第三十六、第三十师调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会同整编六十五师组成裴昌会兵团，配合其豫西作战。
    随着战争的发展，西北野战军兵力显著扩大。但是，由于子弟兵补充很少，俘虏兵增多，有的连队竟达80％，兵员成份起了很大变化。加之战斗频繁，教育时间短，一些战士阶级界限模糊，思想情绪不稳，惧怕艰苦，违犯纪律，甚至于在战斗中贪生怕死的现象都有发生。为着整顿纪律，提高觉悟，增强战斗力，各部队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中旬的两个半月中，结合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普遍进行了以“诉苦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军。这一次整军，运用广大群众在旧社会受剥削、被压迫的痛苦事实，使大家弄清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根本上提高了阶级觉悟；划清了阶级界限和敌我界限，明确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坚定了革命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军事技术大有长进，战术水平也有提高。这就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做好了思想准备与技术准备。由于这次整军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因而成为以后反攻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誉这一创造性的整军为“新式整军运动”。
    西北我军在新式整军之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转至外线，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地区进攻，大量歼灭胡宗南主力，并调回裴昌会兵团，直接配合中原我军作战的指示，于2月下旬至3月上旬，发起了宜川、瓦子街战役。2月12日，我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分别由志丹、绥德、米脂地区向宜川开进；第二纵队于16日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然后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24日，第三、第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的包围，至27日将敌压缩于城内。同时，第一、第四纵队进入瓦子街地区待机打援。敌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共4个旅于26日由洛川等地出发，沿洛宜公路轻装前进，企图解宜川之围。27日，该敌进至瓦子街地区。依据以上情况，我集中9个旅的兵力迅速占领瓦子街至铁龙湾两侧高地，并以运动防御诱敌先头进至宜川西南10余公里处，然后转入坚守防御，逼敌在路窄沟深、四面环山的不利地形下展开。29日，第一纵队攻占瓦子街及其以南高地，从而完全截断了敌回窜道路。敌发觉处境不利，决定分路突围西窜，被我第一、第四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击退，并将其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狭小地区内。此时，第二纵队经圪台镇地区赶到砖庙梁加入战斗。是日夜，大雪不止。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我军指战员，士气高昂，不怕严寒、疲劳、饥饿，于3月1日上午发起总攻，战斗至17时许，将援敌全歼。3日，攻克宜川，守敌二十四旅同样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命运。
    宜川、瓦子街战役，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5个旅、10个团，毙伤俘敌2.9万人，中将军长刘戡、中将师长严明被击毙，中将旅长张汉初被俘。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军阻止我军南进的企图，获得了西北我军战略进攻的第一个大捷，为春季攻势继续发展胜利创造了条件，并调回了胡宗南增援中原战场的5个师，减轻了中原战场的负担。
    将战争引向蒋管区  延安回到人民手中
    宜瓦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为扩大战果，于3月5日挥师南下，发起黄龙山麓战役。9日，解放鄜县、中部、宜君、白水，逼近蒲城，围攻洛川。胡宗南即令裴昌会兵团附整编第三十八师增援洛川。洛川地险城坚，我久攻未克，援敌裴昌会兵团又滞留于郃(合)阳、澄城、白水及其以南地区，而敌西府(指咸阳以西的泾渭两河之间地区)、陇东兵力空虚。西北野战军首长鉴于上述情况，遂于4月6日改变夺取洛川的计划，决心以第三纵队附黄龙分区武装一部继续围攻洛川，并寻机歼灭可能由延长、洛川南逃之敌；以主力向西府挺进，求得分散和寻机歼灭裴昌会兵团，相机夺取胡宗南集团的补给基地宝鸡。
    4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西进。至25日，右路第六纵队攻克旬邑、长武、灵台等地；中路第一纵队攻克彬县、麟游、凤翔等地；左路第二、第四纵队攻克常宁镇、眉县、岐山等地。当晚，第一、第二纵队会攻宝鸡，至26日歼灭守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其所率的一个团共2000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徐保，缴获甚多。此役，将战争的主要战场从陕北老解放区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
    我军西进后，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一面急调裴昌会兵团配合马步芳部的八十二师共11个旅的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一面令整编第十七师放弃延安、洛川南撤。我第三纵队等部于4月21日收复延安，25日解放洛川。延安的收复，标志着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取得了彻底胜利。早在我军撤出延安前夕，毛泽东就曾预言：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的。仅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即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实现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言。
    转战陕北，以“三战三捷”开始扭转战局，以沙家店歼灭战为转入内线反攻之转折点，以宜瓦战役为转入外线进攻之开始，直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收复延安而告结束。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行动，先后宿营在陕北12个县、37个村镇的农家窑洞，仅靠四个半连的中央警卫部队抗击敌人几个旅的追踪，几次化险为夷，但依然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军作战，直到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之后，才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党中央和毛泽东所表现的率先垂范，坚韧不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革命精神及其指挥艺术，是转战陕北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的关键，她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册上永放光辉。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奋战于陕北的各个战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终于使胡宗南集团不断遭到失败，使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到收复延安时，我西北野战军已发展到5个纵队近8万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所辖西北地方部队发展到3.4万人。在转战陕北的398天中，西北人民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人民全力支援战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陕甘宁边区人民参加担架民伕近30万人，向后方转运伤员所用牲畜2.8万余头；参加粮草、弹药、被装运送者128.2万余人次，牲畜128.4万余头；为军队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等项计用民力65万余人；参加修工事、带路、押送俘虏计为5万余人。陕甘宁边区人民做出的这些贡献，是在遭到胡宗南集团严重破坏、许多地方变成无人区、兼以天旱歉收的困境中做出的，其精神更显其伟大。她生动而深刻地证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