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1922年至1923年中间就开始了。起初，是由少数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者，在关中、陕北等地的学校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和发展了共产党。有了这个条件，就使1926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西北革命运动以西安为中心，有了很大发展。当时，我们曾与国民党进步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在军队、政权、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党员发展到几千人。但是，当时的领导者，不懂得国民党右派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没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郑州会议②一开，西北的国民党公开反革命了，对共产党人杀的杀、赶的赶，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
    共产党人并不灰心丧气，重新集合起来与敌人战斗。而且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首，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5年的八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与敌人斗争，主要的是要采用什么方式?我们制定了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拿起枪杆子。为着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又必须是在乡村，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开始是在陕、甘边的桥山中段建立了一处根据地，以后，为了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获得高度的回旋余地，便在陕北、关中建立了几处根据地。在根据地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了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及富农的出租土地，加以分配；发动了农民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了红军和赤卫队(即民兵)，采取游击战争的战术，与敌人作战，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取得胜利。但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打游击战是“逃跑上山”，认为创造游击根据地是“梢山主义”，要红军打正规战，向城市和平川出击，把陕、甘根据地和四川、青海、新疆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打通国际路线。这在当时红军只有几千人，显然占劣势的情况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
    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来往。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都很有成效。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说这是“勾结军阀”。连在根据地内分配土地时，对待地主与富农加以区别的政策，也被他们认做是“富农路线”。他们是何等愚蠢，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绝大多数同志是团结在刘志丹领导的正确路线下，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斗争。其结果，是聚集了革命力量，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大块革命根据地，成为西北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帜。可是当时是紧张的战斗环境，还没有可能把这些经验都系统地总结起来，并用以教育全党。这就使“左”倾机会主义者钻了空子，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外衣，几度占据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并采取极端宗派主义的作风，给了革命事业极严重的损害。
    1935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了陕北，立即停止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恶活动，挽救了西北的革命，并领导着我们继续胜利前进，扩大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再次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原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们不仅听任国民党反动派把根据地的许多边沿地区劫去，而且提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即一切经过国民党、蒋介石，把自己束缚起来。毛泽东早就指出这个错误，领导我们把它彻底纠正了。随后毛泽东总结了全国的也包括西北的单命经验，在1939年给《共产党人》写了一篇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1941年，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实现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是中国第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的施政纲领。此后，经过了必要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于1942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过去的历史，做出了系统的结论。做得对的，给西北人民立了功的，当然是由刘志丹所领导的正确路线。而反对这个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会议，把西北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从1935年秋季到1948年春季，这13个年头内，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驻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着我们，在这不足200万人口的地区，教育人民，依靠人民，打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人民的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获得发展，支援了全国的革命。延安，成为世界闻名的民主圣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又指挥了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毛泽东那些丰富的理论著作，关于政治的、军事的、财政经济的、文化思想的以及哲学问题的，其大部分是在这里写出的。毛泽东热爱边区人民，当胡、马匪军进攻边区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常是在行军转移中指挥西北和全国的战争。这是当时全体军民经常有着旺盛斗志和胜利信心的源泉。直到1948年延安光复，胡、马匪军全线溃退之后，毛泽东才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工作，离开了陕北。毛泽东给我们西北地区党和人民的教育，真是太广阔了，太深刻了。
    ①  本文是习仲勋195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所写文章《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的一部分，标题是作者加的。
    ②  1927年6月1日，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会师郑州。6月10日至13日，冯玉祥、于右任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人在郑州开会。冯玉祥在“调解宁汉纠纷”的幌子下，促使会议决定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将河南与西北的军政大权完全交给冯玉样独揽。郑州会议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在河南与西北地区“清党”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