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由蒋介石等任委员、胡汉民任主席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发出“通缉共产党首要”秘字第一号令，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4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告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往南京，即日开始办公。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变与分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此而遭到局部失败。
    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4月21日，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力的北伐军开始沿京汉铁路向河南进军。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陕西后，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于4月24日发出通电，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通电指出：“似此拥兵自重，残民以逞之反动行为，何异于万恶军阀。本会誓与此叛党之徒奋斗到底，肃清反侧用奠党纪。”①
    4月25日出版的《陕西国民日报》刊登了这个通电，并发表了题为《打倒蒋介石便是护党》的社论。
    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红城②广场召集军民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誓词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中华民国)十六年‘五一’劳动节日，在西安红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更促进世界革命之成功。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③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以石敬亭为总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代部长。冯玉祥命驻甘总司令刘郁芬、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留守甘肃、陕西后方，其余部队分编为六路，分别向湖北、河南、察哈尔④、绥远进发。中路军由冯玉祥自兼总司令，孙良诚为总指挥，东出潼关，自河南洛阳、郑州方向推进；右路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出紫荆关，经河南南阳向郑州一带进军；左路军总司令徐永昌，率部由陕北东渡黄河，假道山西，出娘子关，直趋石家庄，截击奉军退路；东路军总司令刘镇华，率部由河南孟津北渡黄河，向河北京汉铁路沿线活动，绕攻郑州后方；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率部出武关，向豫西一带推进，以截击直系军队残部；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率后方各部队集中于宁夏，待命出击察哈尔、绥远，以牵制奉军。5月5日，冯玉祥命令各路军出动，并将各路兵力部署电告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为了解决东征部队的粮食和经费问题，冯玉祥发行了军用流通券、富秦加字票和地方公债。陕西民众不仅承受了这些沉重的负担，还不分昼夜地承担各种差役，以保证冯玉祥所部东出潼关策应北伐。西安、周至、户县、渭南等地先后召开群众大会，拥护冯玉祥部出师东征，各地农民协会、农协会员和农民自卫军日夜运送军用物资。冯玉祥部所经之处，群众箪食壶浆，热烈欢送。陕西民众在遭受长期战争浩劫、民力财力已近窘迫的情况下，仍然竭尽所能，给冯玉祥部以全力支持。
    5月6日，冯玉祥在行至潼关时，获悉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于北京的噩耗，异常悲愤。他当即在潼关第二集团军总部召开追悼大会，并电令全军各部队和西北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冯玉祥在追悼李大钊的电文中写道：“李同志之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地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⑤5月9日，冯玉祥沉痛赋写并亲书《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自由诗一首，命人刊刻上石，立碑于老潼关县城。
    5月8日，冯王祥部占领河南陕州⑥，15日攻克洛阳，30日占领郑州。6月1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也到达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6月2日，贺龙率领的北伐军独立第十五师率先进入开封，北伐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也于当日到达开封，与冯玉祥部会师。至此，冯玉祥部与武汉国民政府派遣的第二期北伐部队胜利会师中原。
    在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同时，蒋介石也制订了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由何应钦为总指挥，从镇江、常熟渡江北上，肃清江北之敌；第二路由蒋介石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由浦口渡江北进，在津浦路正面作战；第三路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进袭津浦路直鲁军侧背，联进陇海路。5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的三路北伐军相继渡过长江，向江北推进。5月27日，蒋介石赴津浦路沿线督战。6月2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攻占徐州。其他各路部队也相继推进至苏北、皖北地区。
    蒋介石乘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示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地方军阀进攻湖南、湖北，并秘密策反驻扎在湖南、湖北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政府通电。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5月13日发出通电，宣布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夏斗寅所部于5月17日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武昌卫戍司令口十挺率部迅速反击，击败了夏斗寅叛军。武汉国民政府于5月25日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叛军。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所部逃往巴东。在湖北相继发生叛乱的同时，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叛乱，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6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转向反动，宣布“江西共产党人限期出境”，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江西。
    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部封锁和内部策反，把持着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的反动面目也开始逐步显露，反革命活动也开始表面化。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革命危机加剧。
    在宁汉暂时对立的局面下，拥有二三十万重兵的冯玉祥，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和南京方面都竭力争取、拉拢冯玉祥。
    6月10日，汪精卫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史称“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唐生智、于右任、刘骥、鹿钟麟、张发奎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会上，汪精卫和唐生智等希望与冯玉祥联合，共同反蒋和反共，冯玉祥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却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武汉方面停止宁汉对立，同南京方面联合起来，共同北伐。郑州会议对党务、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在党务方面，决定撤销北京、西安两个政治分会，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的党务和政务，冯玉祥为主席。在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冯玉祥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军事方面，决定将唐生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巩固后方；将河南留给冯玉祥所部，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郑州会议的召开，暴露了汪精卫的反共真面目，也是冯玉祥从参加革命到投身反动阵营的转折点。
    冯玉祥在东出潼关参加第二期北伐后，始终对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李鸣钟常驻南京，同蒋介石保持联系。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文电、信使往返不断。6月14日，冯玉祥电令李鸣钟面见蒋介石，报告郑州会议情况，并转达冯玉祥欲与蒋介石会面的意愿。6月17日，蒋介石携李鸣钟等抵达徐州。6月19日，冯玉祥由开封乘火车抵达徐州，蒋介石率白祟禧等到车站迎接。20日至21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行营驻地花园饭店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李鸣钟、何其巩、董郛、钮永建、贺耀祖、方本仁、陈立夫、何成浚、李宗任、白崇禧等。会议就党务、政治建设、对共产党的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军事等八项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就“清党”反共问题达成一致，冯玉祥表示，将立即在他所统率的军队及辖区内实行“清党”。会议决定蒋冯联合作战，肃清革命军境内之敌，第二步进行北伐。蒋介石还应允从7月起，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50万元。会议决定由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汪精卫等人，要求：降苏联顾问鲍罗廷解职并驱逐回国，并劝武汉政府自动取消。徐州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与冯玉祥于当天发表联合通电，称：两人与所部“为三民主义信徒，凡百诱惑艰险牺牲，均所不顾，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⑦。
    徐州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大为加强，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促使宁汉合流，最终造成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①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25日。
    ②  今西安新城。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国民革命在陕西》(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52页。
    ④  旧省名，1952年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入山西省和河北省。
    ⑤  《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5月31日。
    ⑥  今河南陕县。
    ⑦  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