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人与明清市井文学
明清时期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市井小说成为明清文学发展史上最耀眼动人的亮点。在明清的市井小说中，有不少是以陕西商人为原型进行创作的。这些以陕西商人为原型的市井小说，既说明陕西商人在当时的商界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足以引起小说家的注意。同时，这些以陕商为题材的小说又反映了当时陕西商人的实际生活，试举几例以略见一斑。
(一)《歧路灯》
清代李绿园著，书中对开封的山陕会馆作了许多描述，先后七次提及山陕会馆。清乾隆时期，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增长。位居中原交通要道的开封，在明末遭到洪水洗劫后，此时又重新振兴起来。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商人到开封经商，尤其山、陕商人居多。《歧路灯》里写道：“焦丹是山西一个小商，父亲在省城开京货铺”(第五十回)；金尔音，山西汾州府的一个客商(第四十三回)；阎楷，关中武功人，随父在开封做生意，后来在开封开一个大书店(第九十七回)。还写道：“省城做生意的人，多是山、陕、江、浙。”这就反映了乾隆时期，在汴的山、陕、江、浙籍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拥有大量的资本。这些外地富商大贾，为了便于洽谈贸易，联络同乡，纷纷在开封修建会馆，如两湖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山东会馆、江西公馆、浙江会馆、八旗会馆等，还有某些行帮的盐梅会馆、炉食会馆等等。山陕会馆就是其中影响最大、势力最强、延续时间最久的会馆之一。山西、陕西的富商大贾的最初组织叫山陕社。他们在明代“开国元勋第一家”的中山王徐达裔孙奉敕修建的徐府旧址上，集资建成一座规模宏伟的山陕会馆。这座会馆与其他会馆不同的是，它除了聚会、经商之外，还特别尊奉山西籍的“关圣帝君”——关羽，在会馆的前半部分修了“关帝庙”，人们又叫它“山陕庙”，庙里经常演戏，成了群众文化娱乐的场所。
《歧路灯》第四十九回写道：“谭绍闻与王隆吉中表北兄，与妗母说些家常，耳朵内只听得锣鼓喧天，谭绍闻道：‘那里唱哩?’王隆吉道：‘山陕庙，是油房曹相公还愿哩。’绍闻道：‘谁家的戏?’王隆吉道：‘苏州新来的班子……’。”这里所说的山陕庙，即当时的山陕会馆。书中还写道：“且说谭、王二中表出了壮缪庙回家，午饭已熟，妗母酌令食讫。谭绍闻仍欲看戏，王隆吉不肯，说些家常闲话。”这“壮缪庙”亦是指的山陕庙。因关羽谥号壮缪侯，故将关帝庙称作壮缪庙。
进得关帝庙的照壁里边就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大戏楼。每逢节日、祭祀、还愿、祝寿等活动，就在戏楼上演戏庆贺，无论白天夜晚都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烧香的、看戏的络绎不绝。《歧路灯》里的主人公谭绍闻就是山陕庙的常客。该书第四十九回里就有详尽的描述：“‘就说咱上山陕庙看戏，王中敢拦阻不成……’一面说着，早已到了庙门。谭绍闻听的鼓板吹弹，便说道：‘这牌子是《集贤宾》。’……进的庙院，更比瘟神庙演戏热闹，院落也宽敞，戏台也高耸。不说男人看戏的多，只甬路东边女人，也敌住瘟神庙一院子人了。……只这庙唱戏，勿论白日夜间，总来看的。瘟神庙距山陕庙只一条街，在西小阁东口对过，鲁班庙的北侧，与山陕庙东西相望，鼓乐相闻，然而远远不如山陕庙的戏红火、招人。”
《歧路灯》里写道：“俺曲米街东头巫家，有个好闺女，他舅对我说，那遭山陕庙看戏，甬路西边一大片妇女，只显得这巫家闺女人材出众。”根据刘益安的《<歧路灯>中开封街巷小考》一文所述：“开封在明清无以曲米名街巷者，只有属宋门隅的炒米胡同，书中曲米街当系炒米胡同。”炒米胡同距山陕会馆甚远，到山陕庙看戏，要穿过几条街巷，而且白天晚上都看，若不是戏唱得好，场面大，封建社会很难出门的妇女是不会争相去看戏的，更何况那些“人才出众”的黄花闺女。
山陕庙唱戏，除了山陕社的人“写戏”以外，地方士绅，殷实富户也常因祝寿、还愿等活动给这里“写戏”。“写戏’，就是请戏班子来唱戏。《歧路灯》第二十四回写道：“夏逢若就中抽了写戏的长分子。后来又写了几宗山陕会馆的戏，江浙会馆的戏。”当时，各会馆、神庙竞相演戏之风很盛。山陕庙不但在正院建个大戏楼，而且在东西两别院还设有堂戏楼，在这里说书演唱，夜以继日，风雨无阻，丝竹之声不绝于耳。
山陕庙在乾隆年间创建之后，不断营建、维修，逐渐扩大，所需资金全部由山陕社的商人筹集，捐资人都要刻石留念。这些集资一时不用的，还放债生息。《歧路灯》第六十九回中这样写道：“这一千两，是昨天揭到关帝庙山陕商人积的修理拜殿舞楼银，每月一分行息……”由此可见山陕商人很会做生意。
(二)《杨八老越国奇逢》
见《喻世明言》第十八卷。小说描写陕西商人杨八老到闽广经商，在漳州又娶檗氏为妾，妻妾各生一子。杨八老在经商途中被倭寇掳去，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十九年。后被迫随倭寇入侵，被元军俘虏，幸得妻妾所生二子已长大成人，救了他的老命，一家团圆。
小说中陕西商人杨八老夫妻间的商议是很有文化内容的：杨八老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妻子欣然道：“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这些商人不讳言私己的个人打算，也不讳言赚钱图利，对经商无一点自我解嘲与贬抑，更没有流露出所谓“以利存心”的戒惧不安，而对不能治生令家事消乏怀有一种愧疚之心。经商是他们谋生之道，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表现了“好货利”的合理性与社会价值。
(三)《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见《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一卷。小说描写盐商王禄在外酒色过度，客死他乡，留下大笔钱财，兄弟王爵携银扶柩回家，途中死于非命。
小说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有代表性的官商关系。王家的钱财被车户李旺偷走，州官“即差快手李彪随着王爵跟捕贼人，必要擒获，方准销牌”；店主张善蒙冤，察院许公明察秋毫，捉拿真凶，既报了王家之仇，又伸了张善之冤；既追回了失盗的财物，又指明了藏银的秘密，替商仆王惠摆脱了干系。正直、能干的官吏为商家主持公道，惩恶扬善，利用政治权力保护了商人的利益。这种官商关系对商人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受到商家的欢迎和感激：“亏得许公神明，仇既得报，银又得归。”
小说中陕西商人王禄出生于盐商家庭。兄弟“爵、禄两人幼年俱读书，爵进学为生员。禄废业不成，却精于商贾榷算之事，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见他能事，后来其父不出去了，将银一千两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商人手上的钱有时是祸，“自古道：饱暖思淫欲。王禄手头饶裕，又见财物易得，便思量淫荡起来”。嫖妓染病，弄得染病而亡。
(四)《蜂申冤》
小说描写放银子的段老陕饱暖思淫欲，妄想陈卖饼之妻何氏的美色，惹下一场摆不脱的干系。小说中“放银子，顺便做兑换生意”的商人段老陕，“只讲财利”，“平生片善不修，一文不舍”。但到妄想陈卖饼之妻何氏的美色时，他所依仗的只能是自己在财力上的优势。以财茹色，这是好色的富商惯用的伎俩。
商人段老陕蒙冤入狱，官府借机敲诈，“虽知此案有冤，他想银子，故意苦打成招，命人示意”，想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权力在商人身上捞取经济上的好处。“那知段老陕以财为命，宁肯受刑。在卡中百般私刑，俱已受过，只出十两银子，卡犯把他弄得不死不活”。商人在官府的权力面前，不出钱就难以消灾：“官见段老陕不肯舍财，把他三日一拷，五日一逼，问要头首，打得两腿稀烂，现出筋骨，还是一文不肯”。这是官商关系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类型：官强商弱，官吏恃权敲诈欺凌商人。
(五)《小韩负心报》
见明代文言小说集《狯园》，作者钱希言。书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马之骏付刻。卷七《小韩负心报》叙杭州一个叫小韩的青年，青春年少，长相出众，但父母双亡，流落无家，幸得陕西盐商贾老收留。小韩恩将仇报，与盐商贾老之妾荆娘私通，首尾三年，并生一子，从荆娘手中谋取其私房钱数千金。他不久又移情别恋，娶一女别居，使荆娘气得呕血而亡。后来又诬告贾老，使其入狱，自己尽吞其财。贾老出狱后，返归陕西，一年后使其子来杭州营算。小韩又百般引诱贾老之子作花柳之游，并且使用诬陷手段，借助官府的力量，把贾老之子吓得逃离杭州。小韩至此以为可以无所顾忌，于是广张典库。谁知上天报应不爽，小韩眼睛自盲，冤魂缠身，不得善终。他生前拐骗来的财物全部回到贾老之子手中。小说表现对财色的贪婪如何腐蚀商人的道德和良心，抨击了晚明社会的世风浇薄。
(六)《雅观楼全传》
题檀园主人编，道光元年维扬同文堂刊本。写主人公扬州商人吴义礼，外号钱是命，积财数千金，开设文盛钱庄，他对门有位西商，在扬州多年，以贩盐致富，积有约二三十万金，后与吴义礼共营引钱交易，这位西商背着自己东家将私下赚得十万金密寄吴处，意欲隐瞒独得，并膝地恳求，事平来取。后吴与妻昧心图财，否认其事，因当时未立字据，西商口说无凭，其财为吴吞没，西商终至抑郁而死。
(一)《歧路灯》
清代李绿园著，书中对开封的山陕会馆作了许多描述，先后七次提及山陕会馆。清乾隆时期，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增长。位居中原交通要道的开封，在明末遭到洪水洗劫后，此时又重新振兴起来。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商人到开封经商，尤其山、陕商人居多。《歧路灯》里写道：“焦丹是山西一个小商，父亲在省城开京货铺”(第五十回)；金尔音，山西汾州府的一个客商(第四十三回)；阎楷，关中武功人，随父在开封做生意，后来在开封开一个大书店(第九十七回)。还写道：“省城做生意的人，多是山、陕、江、浙。”这就反映了乾隆时期，在汴的山、陕、江、浙籍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拥有大量的资本。这些外地富商大贾，为了便于洽谈贸易，联络同乡，纷纷在开封修建会馆，如两湖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山东会馆、江西公馆、浙江会馆、八旗会馆等，还有某些行帮的盐梅会馆、炉食会馆等等。山陕会馆就是其中影响最大、势力最强、延续时间最久的会馆之一。山西、陕西的富商大贾的最初组织叫山陕社。他们在明代“开国元勋第一家”的中山王徐达裔孙奉敕修建的徐府旧址上，集资建成一座规模宏伟的山陕会馆。这座会馆与其他会馆不同的是，它除了聚会、经商之外，还特别尊奉山西籍的“关圣帝君”——关羽，在会馆的前半部分修了“关帝庙”，人们又叫它“山陕庙”，庙里经常演戏，成了群众文化娱乐的场所。
《歧路灯》第四十九回写道：“谭绍闻与王隆吉中表北兄，与妗母说些家常，耳朵内只听得锣鼓喧天，谭绍闻道：‘那里唱哩?’王隆吉道：‘山陕庙，是油房曹相公还愿哩。’绍闻道：‘谁家的戏?’王隆吉道：‘苏州新来的班子……’。”这里所说的山陕庙，即当时的山陕会馆。书中还写道：“且说谭、王二中表出了壮缪庙回家，午饭已熟，妗母酌令食讫。谭绍闻仍欲看戏，王隆吉不肯，说些家常闲话。”这“壮缪庙”亦是指的山陕庙。因关羽谥号壮缪侯，故将关帝庙称作壮缪庙。
进得关帝庙的照壁里边就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大戏楼。每逢节日、祭祀、还愿、祝寿等活动，就在戏楼上演戏庆贺，无论白天夜晚都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烧香的、看戏的络绎不绝。《歧路灯》里的主人公谭绍闻就是山陕庙的常客。该书第四十九回里就有详尽的描述：“‘就说咱上山陕庙看戏，王中敢拦阻不成……’一面说着，早已到了庙门。谭绍闻听的鼓板吹弹，便说道：‘这牌子是《集贤宾》。’……进的庙院，更比瘟神庙演戏热闹，院落也宽敞，戏台也高耸。不说男人看戏的多，只甬路东边女人，也敌住瘟神庙一院子人了。……只这庙唱戏，勿论白日夜间，总来看的。瘟神庙距山陕庙只一条街，在西小阁东口对过，鲁班庙的北侧，与山陕庙东西相望，鼓乐相闻，然而远远不如山陕庙的戏红火、招人。”
《歧路灯》里写道：“俺曲米街东头巫家，有个好闺女，他舅对我说，那遭山陕庙看戏，甬路西边一大片妇女，只显得这巫家闺女人材出众。”根据刘益安的《<歧路灯>中开封街巷小考》一文所述：“开封在明清无以曲米名街巷者，只有属宋门隅的炒米胡同，书中曲米街当系炒米胡同。”炒米胡同距山陕会馆甚远，到山陕庙看戏，要穿过几条街巷，而且白天晚上都看，若不是戏唱得好，场面大，封建社会很难出门的妇女是不会争相去看戏的，更何况那些“人才出众”的黄花闺女。
山陕庙唱戏，除了山陕社的人“写戏”以外，地方士绅，殷实富户也常因祝寿、还愿等活动给这里“写戏”。“写戏’，就是请戏班子来唱戏。《歧路灯》第二十四回写道：“夏逢若就中抽了写戏的长分子。后来又写了几宗山陕会馆的戏，江浙会馆的戏。”当时，各会馆、神庙竞相演戏之风很盛。山陕庙不但在正院建个大戏楼，而且在东西两别院还设有堂戏楼，在这里说书演唱，夜以继日，风雨无阻，丝竹之声不绝于耳。
山陕庙在乾隆年间创建之后，不断营建、维修，逐渐扩大，所需资金全部由山陕社的商人筹集，捐资人都要刻石留念。这些集资一时不用的，还放债生息。《歧路灯》第六十九回中这样写道：“这一千两，是昨天揭到关帝庙山陕商人积的修理拜殿舞楼银，每月一分行息……”由此可见山陕商人很会做生意。
(二)《杨八老越国奇逢》
见《喻世明言》第十八卷。小说描写陕西商人杨八老到闽广经商，在漳州又娶檗氏为妾，妻妾各生一子。杨八老在经商途中被倭寇掳去，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十九年。后被迫随倭寇入侵，被元军俘虏，幸得妻妾所生二子已长大成人，救了他的老命，一家团圆。
小说中陕西商人杨八老夫妻间的商议是很有文化内容的：杨八老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妻子欣然道：“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这些商人不讳言私己的个人打算，也不讳言赚钱图利，对经商无一点自我解嘲与贬抑，更没有流露出所谓“以利存心”的戒惧不安，而对不能治生令家事消乏怀有一种愧疚之心。经商是他们谋生之道，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表现了“好货利”的合理性与社会价值。
(三)《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见《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一卷。小说描写盐商王禄在外酒色过度，客死他乡，留下大笔钱财，兄弟王爵携银扶柩回家，途中死于非命。
小说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有代表性的官商关系。王家的钱财被车户李旺偷走，州官“即差快手李彪随着王爵跟捕贼人，必要擒获，方准销牌”；店主张善蒙冤，察院许公明察秋毫，捉拿真凶，既报了王家之仇，又伸了张善之冤；既追回了失盗的财物，又指明了藏银的秘密，替商仆王惠摆脱了干系。正直、能干的官吏为商家主持公道，惩恶扬善，利用政治权力保护了商人的利益。这种官商关系对商人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受到商家的欢迎和感激：“亏得许公神明，仇既得报，银又得归。”
小说中陕西商人王禄出生于盐商家庭。兄弟“爵、禄两人幼年俱读书，爵进学为生员。禄废业不成，却精于商贾榷算之事，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见他能事，后来其父不出去了，将银一千两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商人手上的钱有时是祸，“自古道：饱暖思淫欲。王禄手头饶裕，又见财物易得，便思量淫荡起来”。嫖妓染病，弄得染病而亡。
(四)《蜂申冤》
小说描写放银子的段老陕饱暖思淫欲，妄想陈卖饼之妻何氏的美色，惹下一场摆不脱的干系。小说中“放银子，顺便做兑换生意”的商人段老陕，“只讲财利”，“平生片善不修，一文不舍”。但到妄想陈卖饼之妻何氏的美色时，他所依仗的只能是自己在财力上的优势。以财茹色，这是好色的富商惯用的伎俩。
商人段老陕蒙冤入狱，官府借机敲诈，“虽知此案有冤，他想银子，故意苦打成招，命人示意”，想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权力在商人身上捞取经济上的好处。“那知段老陕以财为命，宁肯受刑。在卡中百般私刑，俱已受过，只出十两银子，卡犯把他弄得不死不活”。商人在官府的权力面前，不出钱就难以消灾：“官见段老陕不肯舍财，把他三日一拷，五日一逼，问要头首，打得两腿稀烂，现出筋骨，还是一文不肯”。这是官商关系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类型：官强商弱，官吏恃权敲诈欺凌商人。
(五)《小韩负心报》
见明代文言小说集《狯园》，作者钱希言。书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马之骏付刻。卷七《小韩负心报》叙杭州一个叫小韩的青年，青春年少，长相出众，但父母双亡，流落无家，幸得陕西盐商贾老收留。小韩恩将仇报，与盐商贾老之妾荆娘私通，首尾三年，并生一子，从荆娘手中谋取其私房钱数千金。他不久又移情别恋，娶一女别居，使荆娘气得呕血而亡。后来又诬告贾老，使其入狱，自己尽吞其财。贾老出狱后，返归陕西，一年后使其子来杭州营算。小韩又百般引诱贾老之子作花柳之游，并且使用诬陷手段，借助官府的力量，把贾老之子吓得逃离杭州。小韩至此以为可以无所顾忌，于是广张典库。谁知上天报应不爽，小韩眼睛自盲，冤魂缠身，不得善终。他生前拐骗来的财物全部回到贾老之子手中。小说表现对财色的贪婪如何腐蚀商人的道德和良心，抨击了晚明社会的世风浇薄。
(六)《雅观楼全传》
题檀园主人编，道光元年维扬同文堂刊本。写主人公扬州商人吴义礼，外号钱是命，积财数千金，开设文盛钱庄，他对门有位西商，在扬州多年，以贩盐致富，积有约二三十万金，后与吴义礼共营引钱交易，这位西商背着自己东家将私下赚得十万金密寄吴处，意欲隐瞒独得，并膝地恳求，事平来取。后吴与妻昧心图财，否认其事，因当时未立字据，西商口说无凭，其财为吴吞没，西商终至抑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