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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的精神风貌。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而育化了明清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价值,以“道”为经营理念,以“勇”为行为特色的精神构架。这种精神构架支撑了陕西商人在明清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辉煌业绩,并成为今日发展陕西经济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本文仅就此谈粗浅体会,以就教于各位贤达。
  一、陕西商人的核心价值:忠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华民族十三朝文明古都。这种厚重优秀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了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陕西商人行为的旨规和标尺,并代表着那一历史时期中国优秀商业文化的主流方向。陕西商人精神核心的“忠”,首先是指“忠义”。人谓“忠”即心中只有一个中央,两个中央即为“患”。忠就是忠于国家,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自秦商鞅变法以来,陕西商人就形成了“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家国意识,自觉的将经商行为与国家兴亡合而为一,以实现民族兴旺和富国强兵为商业经营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培育的“国都意识”和“首善理念”在经商领域的展现,也是陕西人作为华夏文化“守墓人”的责任自觉。还在明代初年,为了确保边疆安全,拱卫京师,陕西商人积极响应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号召,“疾耕积粟,以应开中”,将大量粮食贩运边关,确保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成为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资本集团,即陕西商帮。同时,又积极响应明政府“茶马交易”的制度安排,将陕西紫阳茶区每年所产的115-1100万斤茶叶,经陕甘茶马古道贩运青海、宁夏换取战马,既确保了边疆安宁,又增强了国家军备力量,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蕃寇之患”[1],表现了帝都商人的大气与胸怀。明代万历年间,陕西布政使司号召陕西商人“输金助边”,富平商人李尽心闻讯赴有司询其数,司大夫初望出五十金,李摇头说:“太少”,后速增至千,司大夫疑其有“狂疾”,后李家竟“输二万金纳诸司库”[2],这就是陕西商人的爱国情怀。明代末年,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当晋商投入满族贵族怀抱,捞取政治资源好处时,陕西商人在扬州公然竖起“反清复明”的正义旗帜,毅然放弃获利丰厚的淮扬盐场,转向战乱不毛的四川积蓄反清力量。并在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公开悬挂“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候为王为帝为君当日抵不愧为臣”的反清楹联,会馆周边所办茶馆但曰“反清”,取杯即饮,不收分文,充分表现了“秦人素秉忠义,闻风具起”“矧夫忠烈,义耿丹宵”[3]的板荡忠臣气节。清朝末年,慈禧而狩,尽管已是流亡政府,但陕西人仍奉为王权正宗,纷纷慷慨解囊,捐金献银,帮助清政府渡过难关,一时“资政大夫”的牌匾遍悬渭北各县。这种“忠义”精神《汉口山陕会馆志》有总结性说明:“秦晋商人体夫子(关公)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孝悌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4]
  陕西商人的“忠”又涵盖“忠厚”之意。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厚水深,原庑川广的自然环境,羽化了秦人厚重质直,敦厚朴实的人格特征,使陕西商人在其经营中忠厚为本,朴实不欺,以“陕棒槌”的文化表征符号在明清中国商界广为传扬。清末文人郭嵩焘在比较山陕商人的特点时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5]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炙,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曰:‘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6],被远近人称为“不二郭家”,这是经营忠厚。清顺治年间,陕西商人崔维荞经营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金三百两,维看守之累日,遗金人至,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崔曰:“得汝五十金,何苦在此等尔数日”[7]。陕西大荔商人赵第魁,在四川为人作伙计,见东家有冤狱,帮其打官司,申雪冤情,主感其恩,欲以店铺赐之。第魁旋即辞归,并对主人说:“吾帮汝打官司是出于义耳,如取尔家财,为世人所诟。”[8]这是为人忠厚。陕西商人王君,在兰州做棉花生意,薄有家资。一日在黄河边见一少年投河欲死,急止而询之,原来这一少年收债百金遗失,无法复账。王听罢,遂执子之手至酒肆,写一欠债百金的欠条,嘱少年曰吾家在某处,明日当持劵索还。翌日,少年至,王对家人说:“此乃故人子,我早年欠其父债,当速还之。”儿奉父命以百金授之,少年受金拜谢而去,待王君殁后数年,少年复至泣拜祠堂并倍还其金,得白其情[9]。这是人性忠厚。正因为陕西商人宅心仁厚,质朴无诈,才结缘各方,人们都愿意与陕西人做生意。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总结性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析人非,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乐与其易而谅其心。”[10]
  陕西商人的“忠”还包括“忠诚”“忠信”的价值取向。陕西山高泉庞,雄关峙立的人文环境,形成秦人骨骾成性,质直不欺的性格特点,使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至诚至信,忠信为本,以诚信不二而著称中国商界。清代文人薛福成在总结中国商人的特点时说:“中国地博物阜,迴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此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11]”。陕西商人在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内竖有《众商合议戥秤定规矩碑》,该碑除了对戥秤有统一规定外,还对 秤做了文化阐释,认为“秤星”就是“诚信”的谐音,每一个秤星代表一个人生坐标,缺一两不仅罚银五十两,相当于一个四品官的年俸,而且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缺四两折喜,表现了陕西商人在忠厚诚信上的硬制度与软约束[12]。陕西商人党德佩在社旗结识一云南商人,有一年云南商人将八百两银子和一批名贵的江西瓷器托付给党德佩后就杳无音讯,若干年过去后,党德佩在社旗与云南商人相逢,如数交还银两和瓷器,云南商人感动地说:“居乱世,未闻有如此之伟男子也”,遂贷给党德佩一大笔资金,党德佩用这笔银两返回家乡盖了由125个四合院组成名闻全国的韩城党家大院[13],这是陕西商人忠信发家的范例。陕西商人刘相坤在渭南凭信镇做生意亏本破产,资产殆尽,儿子送人,妻子饿死,自己奄奄一息,他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又在坟外放有纺车、镰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14]”,更从极端的层面表现了陕西商人忠信诚实的风骨。对于陕西商人这种忠信诚实精神,河南洛阳山陕会馆陕西商人所献《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有精当总结,“帝君之忠义神武实是以震浮起扉,为万世则故即载……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竟刀锥子母者,日夕旅录于帝之旁,庶其触目警心,不至见利忘义,角乖张而尚狙诈也。”(该碑现存洛阳山陕会馆内。)
  二、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道忠心事商,并不是就可以任意为之,所欲而行。忠心指导下的商事实践也必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陕西商人生长于中华文化释、道、儒三教起源之地,几千年的传统教化,以及道教发祥之地的耳濡目染,使陕西商人懂得规矩经商,依道谋财的道理,形成按商道办事的经营理念。
  陕西商人的“道”,首先是指经营的规则和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按商业规则行事就会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否则就会失道乱为,贪利坏法。安徽毫州山陕会馆大门前镌刻的一副对联就是: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意即商人求利的物欲动机必须受到规则的权衡与制约。因此,陕西商人很注重制度建设,他们通过厘定《店规》、《行规》、《会规》等经营规则,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使陕西商人以制度之严整,队伍之整齐而著称中国商界。上世纪20、30年代区域地理学泰斗任乃强先生总结陕西商人在西康经营成功的经验就是:“其组织似粗,而实严密,各方皆能顾到,故少失败,人各乐于努力,乐于积存,故其业有兴无败者。我国旧式商业,山陕人最为擅长,凡此规模,即其所创[15]”。李亦人先生写《西康综览》时亦描出,陕商“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锐,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16]”。陕西商人开发自贡井盐的成功,也缘于制度的健全,“李有四堂经营盐业的制度受了些陕帮的影响,在边岸行商业务上更是完全采用[17]”。而明中叶以降,陕西商人在湖南安化经营湖茶顺利,也得力于制度安排的精当,“客帮来湘制茶以闽商为早……次之为陕西山西两帮,但西帮纪律之整肃,资本之雄厚,与组织之严密,其势亦不可漠视[18]”。在四川雅安“陕帮凭什么站住了脚,而且还牢牢扎下了根?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从商经验,诚信的商业精神[19]”。这些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的客观总结。对于陕西商人按道经商,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也有说明:“异时天假之缘,乘兴为东南之旅,尚愿与吾乡士人,班荆故道,访缔造之艰难,联任恤之谆厚 ,相勖相劝,斯无替前修焉 [20]” 。
  陕西商人经营的“道”,又是指按规则办事,行为须符合商业经营原则,不惶短期效应眼前利益,而是追求长线远鹤的经营效果,表现了轻松稳健成熟经营心态。如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之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偿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筴[21]”,很是表现了陕西盐商依法行贾,具有远见卓识的经商才能。三原王绩与梁选橡同。他治盐淮扬时,“治盐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以营私,名曰超掣,或拉君,君谢不往,请君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厚利,君笑应曰‘吾不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悉不得鱼也’,有识者以君言为是[22]”。也很能反映陕西盐商不违法图近利,而是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作风。又如蒲城雷太初,成化后,边疆屡屡告急,商屯亦坏,为传输军粮由官府先“贷金给商,购籴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公独不领金。众曰,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不答。逾年征籴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徙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公独斋本色,同行者笑其拙,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23]”,亦同样反映了陕西盐商不为急功近利所动,人趋我避,独立审慎的沉稳经营作风。
  陕西商人经营的“道”,更是指规律,指经营之道。陕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构造,给了陕西商人能够穿透事物表象抓住事物本质的灵气,是他们能够在风波骤起,跌宕起伏的商业经营中,探寻商业发展规律,将商业实践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表现了极高的商业素养。这就是在中国商业史上,是陕西商人最先提出了“贾道”的基本概念和按贾道经营的科学思想,这是陕西商人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在15世纪,陕西咸阳商人樊现就提出商业规律的问题,他说:“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能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24]”!而后陕西武功商人康銮更将樊现的“天道”思想,提升到“贾道”的理性高度,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术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25]”。这里陕西商人已经把“贾道”提升到工具理性的高度,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基本内涵,表现了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正因为陕西商人努力探索商业经营之道并按商业规律办事,才在明清之际涌现出诸如贾云山“贸迁有道,财乃大归[26]”;秦后渠“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27];师从政“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28]”等一大批经商才俊,成为明清时期中国优秀商人的代表。
  三、陕西商人的行为特点:勇
  陕西商人在明清之际被称为与“南贾”相对应的“西商”,他们主要经营祖国西部的贸易事业。而祖国西部天苍野茫,土厚风刚自然条件和土匪漫道,社会不靖的人文环境,使得在这一区域经商的人非得有强毅果敢,不畏险阻的风格不可。而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恰恰适应了这一贸易环境的需要,使他们在西部的广阔天地里如鱼得水,“贸易莫不得其所欲[29]”。
  陕西商人的“勇”,首先是指不畏艰难,万里投荒的经商气概。祖国西部地处边陲,这里天苍野茫,高山巨川,辽荒万里,戈壁瀚海,“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飞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而且西部风劲少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清代有人写《七笔勾》描绘了西部的苦况,略录一二:“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且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条抽,山花无锦绣。狂风吹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酸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30]”这种严酷的生态环境,南方人视为畏途,在左宗棠征西前不见其踪影。而陕西人长期形成的尚气概,先勇力,坚毅果敢的强悍性格,却适应了这一方贸易环境的需要。陕西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态条件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的骨骾性格;而陕西水深土厚,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又羽化了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行为特点,使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以善导之,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31]”近代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也说:“川人不喜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辟艰辛,亦所罕见者。[32]”
  陕西商人的“勇”,又是指不畏强暴,奋力拼博的负气尚武精神。明清时期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加之山深沟阔,征剿不易,使这里土匪横行,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对象。翻阅明清以来的陕西地方志,陕西商人被土匪杀死在这条漫漫商路上的记载所在多有。这便说明只有具备不畏强暴,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在这条西部的商道上杀出一条血路,服牛格马,周流天下。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形成秦人“易于公战怯于私斗[33]”,“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的尚武精神,加之陕西自秦汉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胡服骑射,“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34]”,入明清后,陕西远居边陲,兵民合一。军垦商屯,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畏强暴的粗犷性格,不少陕西商人本身就是武林高手,正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副,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躯[35]”。这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英武形象,在西部扬鞭走马,驰骋搏杀,成为中国内陆唯一的武装贸易集团。
  陕西商人的“勇”更是指敢冒风险,勇闯禁区的开拓精神。在整个明代,陕西商人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体制进行顽强抗争,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一次次冒死跨越政策法令的禁区,推动政府进行政策的调整,才使明清西部贸易发展到波澜壮阔的局面。
  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商人明初首先对明廷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36]”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政府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37]”。明代中叶,他们又再次冲破明政府“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叶到西部销售,迫使明政府再次放宽政策“各商给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38]”。在西北边地,虽然明廷规定“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39]”,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营的步伐,他们“雇请土人,传译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往不出”。搞得明政府束手无策。
  在西南边茶贸易中,陕西商人打破“西南边茶只准以碉门,雅州为互市地点,不准通番贩鬻”的政策规定,他们“私开小路,经通嗒葛”,致使明政府不得不将边茶贸易中心“自雅令嘉岩,渐至打箭炉焉[40]”。入清后,陕西商人又突破汉商“不入夷地”的规定,到草原深处的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41]”,然后又“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42]”。
  在四川边盐贸易中,陕西商人不顾清政府“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引岸制度的规定,冒死犯禁,携带盐船,“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一路凯歌,将川盐销区扩大到云贵十分之七的府县。
  在陕北边地贸易中,陕西商人冲破政府“内地民人不许擅入蒙地”的限制,“携带牛车,三五人一帮……一直向内蒙古地区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这就是《神木县志》记载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买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43]”的史实。
  四、结论
  有研究认为,商业文化一定产生于海岛或边塞,本身不能生产大量生活品的地方。这些明清的陕西都具备。问题是当陕西商人以集团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们身上不得不打上陕西区域文化深深的烙印,他们只能是陕西商人而不能是别的地区的商人。由于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十三朝文明古都,这种“国都意识”的浸染,将“忠义”的家国意识根深蒂固的植根于陕西商人的灵魂之中,使他们位卑不敢忘忧国,视以商事国,以商兴国为己任,五百年天涯奔走,不敢怠慢。而陕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构造,又赋予了陕西人穿透尘埃的空灵气度,使他们努力去发现和践行商业规律,按道行商,依道求财,迫求诚商良贾的社会存在。而对商业规律的把握,艺高人胆大,又使陕西商人具有负气尚勇的胆略和气概,从而形成忠、道、勇的精神构架,并在这种精神构架的驱动下,在西部天苍野茫的天地里,驰骋奋斗了整整五个世纪。这种精神构架,用图表示就是:忠(义)道(理)勇(利)
  所以,陕西商人其心也忠,其行有道,其人也勇。这与晋商的义、德、勤;徽商的仁、伦、智;浙商的身、道、慈[44],形成鲜明的区别,展现了中国商业文化灵空的多元性。
  注释:
  [1][36][37][38][39]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331.
  [2]李因笃:受祺堂集[M].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卷4.52.
  [3] 郭广岚: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M].重庆出版社,2006,141.
  [4]汉口山陕会馆志.「M」光绪敬义堂刻本.第5页 .
  [5]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教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25
  [6]王九思:户县志[M].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卷2.
  [7][8][26][27][28]来严然:自喻堂集[M].关中丛书刊本.卷2.5、2.9、卷1.29、卷1.30、卷2.13.
  [9]嘉庆:兰州府志[M].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卷4
  [10][20]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N].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11、331
  [11]薛福成:庸盒海外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4,卷2.
  [12]孔祥毅:晋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46.
  [13]黄海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1.
  [14]乾隆:渭南县志[M].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卷2.
  [15]王振忠: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J].读书,2006(4).
  [16][32]李亦人:西康综览[M].北京: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九印行,346\346.
  [17]黄植青:自贡李友四堂从发韧到衰亡[M].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57.
  [18]湖南茶业调查[J].工商半月刊,1932,卷7(11).
  [19]杨绍雄:川藏茶马古道[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81.
  [21][2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M].关中丛书刊本,卷11.1、卷11.12.
  [23]韩拜奇:苑洛集[M].关中丛书刊本,卷7,22-23.
  [24]马理:谿田文集续补[M].关中丛书刊本,卷5.
  [25]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M].关中丛书刊本,卷13.
  [29]张瀚:松窗岁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4.
  [30]谢尧钟:新疆游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45.
  [31]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23.
  [33]乾隆:韩城县志[M].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卷2.
  [34]乾隆:长安县志[M].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卷2.
  [3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续修四库全书本,卷35,2.
  [39]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115,1074.
  [40]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M].北京:中华书局,1934,卷112,51.
  [41]边政公论.「J」卷2.11-12合刊。
  [42]四川月报.「J」卷9.2.
  [43]嘉庆:神木县志[M].台中:成文出版社,1974,卷2.
  [44]房秀文.林锋:中国商业文化史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第2卷,210-237.
  (本文发表于《陕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