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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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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凭食盐开了中

在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触角没有伸到中国以前,对中原王权威胁最大的是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这实质上是草原经济与农耕经济两种生产方式的对抗。中国西北部青藏高原,天苍苍野茫茫,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游牧而生,逐水草而居。相对于风调雨顺即可丰衣足食的中原农耕经济来说,草原经济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一旦遭遇气候变化,草原枯死,牛马饿毙,少数民族便无以为生,只好南下中原,掠夺而食。而少数民族强悍的体魄和训练有素的马队,常常使中原王权难以应付。中国自秦汉以来几次大的冰川期,天气寒冷,均造成少数民族大规模地侵扰中原。明代新生的朱明王朝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明朝的三百余年,是中国气候从宋元的半寒半冷期向寒冷期的过渡期,天气转冷,植被减少,游牧民族频频南下抢掠。而政治上的麻烦更大,一方面元代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特别是扩廓铁木儿,拥有骑兵十万,步兵倍之,屡犯兰州,甚至兵临通州,直逼北平;另一方面西北的西番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权心有疑虑,有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为了固守边地,拱卫京师,新生的朱明王朝不得不把边防的重点放在西北,“明边重陕西”①中央政府对地处西北边防前线的陕西布政使司予以高度关注,帝国财政收入的2/3基本花在西北的边防建设上。他们沿长城设九边镇以拱卫关中,确保京师。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在陕西。而后又把陕西边防区扩大到“三边”,即东起延绥皇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洮岷,远接四川松茂,延长数千里,总计兵20余万人,马10余万匹,并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
  在边疆洪荒地区驻守数量如此巨大的边防军,仅“一岁刍粮数千百计”“布数十万匹”,②军队的后勤供应便成为朱明政权高度关注的军国大政。他们起初采取外方转输的“协饷”方法,户部“每年运江南储处折银十万两,河南大布十万匹前来凑用”③。但危途转输,路远费繁。一则人民不堪负担,从甘肃狄道运一石粮,路上要走六月余方到肃州,丁壮累毙,民多怨叹,许多富户宁肯自杀都不愿充任送粮的“粮长”。二则政府财政不堪负担,难以支持。这种现实困难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想出一个既使“转输之费省”又使“军储之用足”两全其美的法子来。于是有洪武三年“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的出台。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御史郁新的建议:
  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引,商人鬻毕,即以所给引自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招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④
  “食盐开中”其所以是“新政策”,就在于它是朱明政府对食盐产销体系和军队后勤供应体系的创新性改革。政府将从春秋战国以来垄断经营的“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商人向边关输粮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政府让利于民,实行官、商利益的重大调整,将军队后勤供应的政府行为改为社会化过程,运用民间的社会力量解决军需供应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国退民进”政策,国家从食盐产销领域退出,让民间私人资本以向边关输粮为代价,参与食盐贩运。由于“食盐开中”米由商出,商人有很大的选择余地,“率视时缓急,米值高下,中纳者有利否”⑤而定。加之中盐利厚,“洪武永乐时,边商引盐一引输粟二斗五升,小米不过四斗,商利甚巨”。⑥用大约30斤粮就可换一盐引,并且盐引又是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淮盐价贵,商多趋之”⑦。商人中盐,上下交利,乐于转输;国家出引,军备充足,边备振举,实在是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实现了“盐法边计,相辅相成”的政策目的。因此,明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⑧
  “食盐开中”是明政府从陕西实际情况出发,为陕西量身制定的政策。这是因为:
  第一,陕西路近省费。陕西本身就是边关地区,由陕西输粮到边关距离最近,无需舍近求远,符合交易成本最低化商业经营原则。
  第二,陕西产粮。“食盐开中”政策的核心是输粟换引,无粟何以换引,有粟方可得引,粮食是政策的关键所在。而陕西在明代恰恰是产粮地区。陕西的八百里秦川,厥土黄壤,沃野千里,从周秦以来就是中国的主要粮仓。明代陕西的农业生产一直处在发展之中,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排在全国的中上位置,与河南、山东处在同一个发展梯度。因此,陕西在明代是遍地禾麦,收成丰稔,官则仓库足额,民则藏盖充盈。渭南民亦富庶,征粮10万石,7天便可完成。⑨西安府更是位列全国产粮区前茅。明万历年间,在全国按税粮多寡排名次的260个府中,西安府排在第4位,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⑩。永乐时仅陕西官仓存粮10984255石,足支官军俸粮10年(11)。就是这个粮食,活脱脱在陕西造就了一个尔后在全国商场上驰骋纵横了五百年的大商帮。
  而当时的山西却是缺粮区。明代初年,山西地僻民贫,谷物不丰。由于人多粮少,明初山西是全国主要的移民区,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司是全国各地山西移民的出发点。陕晋毗邻,陕西是山西移民的首选之区,明初政府采取“有民往陕西者听”的鼓励移民政策,使陕西成为接纳山西移民的主要区域之一。山西缺粮,为维持民生,不得不从陕西输入粮食。因此,陕西又是山西的供粮大户。陕西渭水流域的粮食主要运往山西、河南,山西孝义县粮食不敷,粮食多由延、榆、归化等处输入。山西缺粮,山西商人要搭上“食盐开中”政策的便利车,就得从别处搞粮食。事实上,明初的山西商人是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然后再贩运边关。山西缺粮的现实注定了晋商一开始就要比陕商走得远,他们属于买粮换引,是二传手,买粮贩引比输粮换引更费时日,这就是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相比,起步较晚的重要历史原因。当陕西商人输粟换引、山西商人买粟换引时,徽商还远在江南积蓄力量,在“千里不贩籴”的古代商业传统下,安徽远离边关,山高路遥,基本上没有参与这一新经济政策过程。
  “食盐开中”是明政府为陕西量身制定的政策,因此也最早实行于陕西。“洪武三年九月始募商纳米中盐。中书省言陕西河南军储请募商人输粮而于之盐……谓之开中”。(12)在这一特殊政策感召下,陕西商民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趋中”,并且在市场利润“中盐利厚”刺激下,“争先趋中”,关中各产粮区出现了“疾耕积粟,以应开中”(13)的活跃局面,各地涌现出积粟千石、输粟边关的利农致富之家。这些积粟趋中的陕西农民,当他们将粮食换成盐引,赴食盐产地贩盐时,便转化为商人。因此,在陕西便掀起了一个“农民进城经商”的热潮,用《泾阳县志》上的话说,就是“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多以商起家,其家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其六……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14)
  当然,陕西农民之所以能够抓住“食盐开中”政策提供的发展机遇,乘势而起,又与陕西厚重的商业文化历史积淀有内在的联系。
  陕西乃周、秦、汉、唐十三朝文明故都,从周设镐京以来,就积蓄了经商业贾的社会力量。周代的镐京已是一日三市,贩夫贩妇,声色犬马,皆列于市。秦统一天下,大徙六国旧贵族于咸阳,进一步培植了陕西的经商势力。汉承秦制,为了防范江东反叛,汉武帝曾五次将江东贵族迁徙于茂陵、兴平,高祖刘邦干脆将沛县移植于新丰,这又为陕西植入了以商求富的社会人才,使陕西自秦汉以来,便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官商民贾,汇集咸阳,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到唐代,长安商人更是以“帝国商人”的姿态君临天下,出现了窦义、王酒胡、王元宝等富可敌国的大商人。王元宝曾向唐玄宗夸口说“终南山树尽而吾家绢不尽”,以至使唐玄宗不得不折服地说:“朕富,不及元宝。”这种千年的商业文化历史积淀,使陕西商民形成了敏锐的市场目光,他们能够从政府政策的转变中,发现潜在的市场商机,并以苍鹰鸷鸟之发态迅猛运作,驱车牵牛,服驼格马,输粮换引,走上大规模参与商品流通的道路。同时,陕西虽然自古为农业之国,八百里秦川厥土黄壤,为陕西人利农致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在手工劳动的社会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绝不是自给自足的结晶体,仍然存在着生产的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使解决这一矛盾的市场交换不可避免,人们衣食住行“求之市者众矣”。就拿那一首最能反映陕情的历史民谣讲:“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一亩豆子换豆腐,一亩芝麻够吃油。”这里“一亩豆子换豆腐”,还是给商品交换留下了较大的缺口,农民还得赴市场去交换。而种植性农业的多样性,又为商品性手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市场的连接成为不可避免。陕西为古雍州,周代以来便是蚕桑之地。《国风》中的《豳风》记载陕西“春日载阳,有鸣庚仓。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使“秦绢”“汉绸”成为天下名品。元代后,棉花传入,陕西是中国植棉最早的地区。“三原大布”“礼泉五二布”“乾县查花布”“大荔换布”都是农家参与商业流通的知名产品,今天还在恢复这一历史传统。秦地种烟。明代的陕西烟草“黄金叶”是闻名全国的名贵品种。清代渭南、汉中更是全国烟草的主要产地,渭河、汉江流域,“绿野千里,皆此物也”。秦地无闲草,陕西是“西口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陕西的当参、红花、柴胡、黄芩是明清以来名扬全国的大路产品,全国三大药市河北祁州、安徽亳州、河南怀川陕西商药不到便不开市。还有陕西的农家园艺业,临潼石榴、彬县梨、三原艽黄、凤县花椒、大荔西瓜、朝邑枣都是提供市场的四季果品。这些说明陕西人并非从来就是关起门来过日子,陕西农民始终是走着一条农商兼营的多样化经营的产业发展道路,从农业和商业的互相转化中获取多重效益,大致可以表述为“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以末尽财,以农守之”的农商兼利,“托畎亩鱼盐海市……儒与贾胤能常耕而神运”(15)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这种农商兼利的多角化农业经营模式,亦使陕西农民很自然在“开中”政策感召下,走上换引进城经商的发展道路。
  ① 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4。
  ② 方孔炤:《全边纪略》卷4,第31页。
  ③ 《明经世文编》卷42,第33页。
  ④ 张廷玉:《明史》卷80《食货志》。
  ⑤⑦⑧ 张廷玉:《明史》卷80《食货志》。
  ⑥ 《明经世文编》卷44。
  ⑨ 刘于义:《陕西通志》卷27。
  ⑩ 《大明一统志》卷4。
  (11) 《太宗永乐实录》卷7。
  (12) 《盐法通志》卷55《转运》,第7页。
  (13) 《明经世文编》卷365。
  (14) 道光《泾阳县志》卷8《实业志》。
  (15) 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87页。
陕西商帮与陕商精神十八讲/李刚,张军利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