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在政府“食盐开中”“边茶开中”“随军贸易”的特殊政策引导下，成千上万陕西农民走上进城经商的经营道路后，原先那种商人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经营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为主的狭小经营方式，已不能满足大批“政府订单”对巨量一般性民生日用品的需求，迫使商人不得不动员血缘家庭以外的亲族、乡党力量，联合走上集团化经营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这就是为什么商帮只能产生在明清时期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的陕西正是如此。
　　陕西周秦汉唐以来为都会之地，首善之区，长期保存着“乡田同井”的古代遗风，加之商鞅变法，实行边户连坐“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相连)而相收司连坐”，又进一步强化了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使陕西积淀了浓厚的村社成员宗族互助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历史传统，保留着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的历史习惯，这些培育了陕西商人浓郁的乡土观念和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这种历史人文因素的积累，决定了陕西商人在从事明清边境贸易中崛起时，就具有明显的家族和地域性质。
　　这首先表现为明清陕西商人轻去其乡，经商远游往往呈现出父业子承，母命子贾，兄商弟随的家族共识。如三原石耆宾其父“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荚起赀淮上”；渭南刘香享“习贾雨金镇……子仲木，业盐荚于淮阳”；高陵程希人“祖以贸易起家……早年从父客城固”，张忠轩“父子商游岷州”，刘承渠“从父进渠公入广陵”；泾阳张巍“代父为贾……用盐荚便输粟塞下”。这是父业子承的例子。母命子贾的例子则有：三原温朝凤“稍长，母若兄命之服贾”；罗隐“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王绩“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为商”。叔携侄贾的例子如三原梁竹亭“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徽仕公，徽仕公于盐荚利无遗衰然，魁师老而授荚君君筹划微”；高尧山“幼嗣叔父携资游蜀中”。兄领弟贾也有不少例子，三原王一鹤与弟一鸿、一鸣“俱以家窘故……市布邑及吴越无闲言，赀日起，犹共贾共居”；另有郭氏兄弟，长曰金，次曰荣，次曰镇，“三人者……以贾起家，累千金”；咸阳张臻“与兄弟泰风西走河东。东止辽阳……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①
　　一家一族因商发家后，在合族同亲，祸灾相恤，资表比服的乡土宗族观念支配下，往往会带动四邻，惠及乡党，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因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商人……像他一切的同时人一样，本质上是结合主义者”②。如三原“民逐末于外者八九，商贾远出，数年不归”③。由于泾原商民多经商陇青，故该地多“西客”；渭南“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④，因同州府商民多贸易川省，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附近各村在炉(打箭炉)从事商业者，可以上溯约三百年的历史，在康定经营店铺者，户县人占十之八九，故户县多‘炉客’”。⑤
　　这样，一个以陕西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陕西商帮，就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以后的500多年岁月里，纵横捭阖，演绎出了威武雄壮的贸易通商历史活剧。
　　①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3页。
　　②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跋文》，《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1177页。
　　③ 雍正《陕西通志》卷15《风俗》。
　　④ 卢坤：《秦疆治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页。
　　⑤ 杨益三：《户县炉客在康定》，《户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