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明清经济史上，商品经济发展最耀眼夺目的要属江南苏松嘉杭棉纺织市场的勃兴和由此而带来的中国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促成这一地区超前繁荣的依然是陕西商人。明代《清华乡土志》中有一首《棉布谣》说：
　　莫辞劳，
　　关中贾来价更高。
　　经长迢迢纬不足，
　　龟手辛苦连夜操。①
　　明清两代的500年里，是陕西商人贩舸长江，贩运江南的标布、湖北的土布、河南的颍布到西北各地，并因此而开辟了“南布北来”的流通大动脉，一手促成了苏松棉纺织业几百年的繁荣。这是陕西商人以其“西秦大贾”的雄浑气概在江南水乡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凝重倒影。
　　明代的西北天气高寒，六畜不全，物产不丰，棉花种植有限，而纺织技术尚未北传，西北市场对布匹的需求量巨大。边防军需要布匹，每年20万边防军需布100万匹②。布马交易需布，为了同边外的藏蒙民族换取马匹，七镇马市需布50万匹；陕西赋税征实需要布匹，每年仅陕西的地亩布就需要30多万匹③。所以明代的西部地区是中国棉布最广阔的市场，而明代棉布的主要产地在江南苏松嘉杭一带，年产不低于3000多万匹。于是，把江南的标布贩运到西北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陕西商人的肩上。陕西商人挟资千万，日夜奔腾，驱车冰河，风餐露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垄断坦途，旁郡相间，在松苏棉布市场上长袖善舞，位尊王侯，轰轰烈烈地演绎出了近300年棉布贸易的历史活剧。
　　当年这些关中布商或是挟官银，或是带积蓄，或是贷子钱去江南购布时，莫不腰缠万贯，一般一个布商“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④贩布动辄千万匹。每年陕西商人从江南贩运的布匹占到江南布匹产量3600万匹中的2700多万匹，占总产量的70%。⑤他们简直就是江南人民的财神爷，江南人民尊陕西布商为王侯，争陕西布商为对垒。清人《月溪掉歌》中描绘客商在江南繁忙的景象是：
　　傍岸人家尽是楼，
　　机声扎扎五更头。
　　年来布价高于帛，
　　肯令金梭休更休。⑥
　　明代经营江南标布的主要是陕西渭北的财东，他们的布店设在三原，因此三原是西部布业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布商总号一般都设在三原，叫“驻房子”，由江南过载行运来的标布要在三原交割核算；另一方面，由江南运往陕西的标布要在三原“改卷”、“整染”，即卷成适合西北运输条件和交易方式的形状。因此三原成为布商集中的专业市场，有布行54家，棉布运到，堆积一市。其间不少商人贩运棉布成巨室。
　　三原多布商。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三兄弟，贩盐起家后，又贩布江南，老二王一鸿后来干脆常住苏州、杭州，转化为专业布商。⑦
　　张处士也是贩布起家，成为苏杭一带有名的布商。三原孟店村的周梅村贩布苏州起家，家藏白银36万两，府第华丽。⑧
　　泾阳业布起家的大掌柜也很多。师庄南贩盐获利，又兼贩布，“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他把贩盐赚的钱用来投资贩布，到苏州、松江贩运标布到三原改卷，卷成适合于西部驮运的形式，再运到边关前线，赚钱甚丰。他一次携带千百万两白银到江南购布，江南的布工视他为钱串子，把他像王侯一样捧着。⑨
　　朝邑、大荔、渭南有更多的陕商业布致富，他们一般是在三原、泾阳设布庄，在朝邑享其成，故《朝邑县志》说“朝邑颇事贾”。⑩其著名者如赵悦，壮游江南，既雄富藏(11)；王子正贸易吴越荆楚，百计经营，辛苦备尝，终获厚利(12)；孝义镇赵家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有不少人也是经营布庄为业。大荔八女井李家，完全是贩布发的家，是陕西靠贩布发家成为“盖省财东”的典型。
　　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在棉布市场上的活动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一般不再赴江南贩运标布，而是转销湖北、河南的府布和颖布。当年陕西布商在江南受到徽商的排挤而放弃江南标布市场转向豫鄂棉布市场时，北方的手工纺织业才刚刚兴起，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棉布生产规格很不统一，产量也有限。到底这个市场的前景如何，人们心中都没有底。徽商们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看着陕西商人在这片土地上败得落花流水。陕西商人经商素以强毅果敢而著称于世，他们虽说胆大敢为，但也粗中有细。他们深知河南和湖北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于棉花的种植，而中原人民历来有纺纱织布的习惯，不愁技术上不能推广。他们调查得知，当时豫鄂大地上棉布生产并不低于江南，也达到同江南一样的日织一匹的水平。而且豫鄂离陕西更近，运费更低。因此，他们大胆地向豫鄂棉布生产投资，为了提高质量，他们把所要求布匹的规格、尺寸写成招纸，遍贴于豫鄂城乡各地，引导棉布生产向规模化发展，派伙计到各地纺织户家里，介绍收购土布的品种、规格，并与当地的棉布收购行栈建立了稳定的购销关系(13)。在他们有意识的市场培育活动下，豫鄂棉布市场迅速发展，很快压倒了江南布市，使陕西布商在豫鄂大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在湖北，陕西布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德安、汉阳、黄州、荆州等产棉织布的州县。不同府地的棉布又各具特色，如德安府的安陆、云梦、应城、应山、随州及汉阳府的孝感等地，城乡居民习于织布，其所产土布结实耐穿，有“暖布”之称。每年秋冬两季，陕西布商来往德安收购府布，许多陕西商人就住在当地经纪人的家里，买一个大板柜，里面放的就是购布的银子，陕西商人吃睡都在柜上，这就是“陕西掌柜”一词的由来。(14)又如孝感所产土布细薄如绸，陕西商人收之，称为“孝感布”，黄州府的黄冈、黄安、衡水、蕲春、麻缄、罗山、广济等城以产“景布”著称，分销汉中、郧阳、广元、白河、天水、兰州、兴安、石泉。而荆州府所产“荆庄大布”畅销陕鄂豫等省，贩运荆庄大布的仍以山陕商人为多，沙市洋镇行栈会馆林立，山陕会馆规模最大。有一首《汉口竹枝词》描绘陕商的情景是：
　　赀财千万作灰场，
　　富客豪商气不狂。
　　九九归原谁最累，
　　大东道主是西帮。(15)
　　陕西布商奔走于豫南、豫北的中原大地，在各产布州县设庄成廛，收购布匹。河南的周口、怀川、豫中和豫南到处都有陕西布商的足迹，河南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山陕会馆”，就是最好的证明。
　　明代时，陕商从江南、豫鄂贩来的棉布大都销往陇甘，进入清代后，他们大胆地将棉布贸易市场拓展到新疆。哈密为陕西布商携布北上的中转站，市面铺户皆关内商人主宰，其中仅陕西回民掌管的商号就有174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陕商大小百余家店(16)。
　　乌鲁木齐，俗称“红庙子”屯戎相望，圜阓错居，陕西人多至千户(17)。伊犁“筑缄百堵，列市百重，所集人民半系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生。”(18)叶儿羌居民栉比而居，几无隙地，陕西商民，不辞险远，货贩其地(19)。可见清代陕西布商的经营足迹已遍布西北各省的各个角落，他们千里跋涉把鄂豫土布贩运到西北各地，为解决西北各民族人民的衣着之需立下了汗马功劳。
　　① 《清华乡土志》卷3《土产》。
　　② 《明经世文编》卷46，第337页。
　　③ 田培栋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④ 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
　　⑤ 苏国亮：《关于清代前期松江布产量和商品量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⑥ 光绪《月浦志》卷1。
　　⑦⑧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5。
　　⑨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0。
　　⑩ 嘉靖《朝邑县志》卷1《风俗》。
　　(11) 韩邦奇：《苑洛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2) 李天受：《来紫堂集》卷1，第25页。
　　(13) 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业》，第57页。
　　(14) 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15)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册，第2641页。
　　(16) 汪亮：《西北地理》，中正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版，第495、2页。
　　(17) 鲁之田：《新疆建置志》卷1，第21页。
　　(18) 格奉额：《伊江汇览》，第18页。
　　(19) 萧常漠：《西域杂述诗》，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