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经商开大船
当披着秦时明月汉时风的陕西商人登上明清商品经济的舞台时，他们以秦人特有的勇毅和雄浑与山西商人一起，对自己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自主创新性制度安排，在资金筹措、资金运作、经营方式、企业管理机制各个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形成富有山陕商人特色的企业经营机制，为千年中国商界吹进了“富有现代化因素”的新风，被时人誉为“我国传统商业，山陕人最为擅长”，“陕西山西两帮……纪律之整肃，资本之雄厚与组织之严密，其势亦不可漠视”。①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资金筹措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以“万金账”为主要标志的合伙股份制资金组织方式。
由于陕西商人是农民接受政府订单而走上商业经营道路的，资金存量短促是长期困扰他们的首要问题。他们起初有一个短暂的“贷本经营”时期，这种“贷本”，既有官本，又有民本。官本即是商人举借政府贷款进行经营，如成化初陕西布商“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②即举借官值易布。但官府的钱不是好借的，有严格的期限限制，如果不能按时偿还官款，“有司督併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③。在重农抑末政治体制下，商人很难借官府的钱发财致富。民本即举借高利贷，这是陕西商人经商业贾初期的一般形式。如三原名贾王一鹤“初贾时以贷子钱市布邑及吴越间”④；高陵高尧山“初贾时，出赀家多以赀托君，君获羡赀”⑤。但高利贷也不是好借的。由于没有平均利率限制，利息高得怕人，常常是“息类与母埒”，辛苦经营利归他人，并不划算。这便迫使陕西商人不得不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创造出集合千家万户资财，合伙经营，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权、责、利分明的集资方式，以积米成罗，积水成河，众人划桨开大船。这就是以“万金账”为主要标志的合伙股份制资本组织方式的产生。
合伙股份制资本组织方式的基本内容是：
投资人按股份大小投资入股，并将应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合同形式予以确认，企业的“万金账”便是企业产权的契约形式和合伙股份制的组织制度。万金账即是一本以账簿表现的产权证书，一般为纸心布皮，装潢精美，长期放在柜里，不用不出。以“万金”命名者，盖取商祖范氏“富至巨万”之意。万金账一般载明投资人的股份及其分红与认债的权利和义务。分红是按商定比例分割盈利，也叫破账，一般是两年或三年一次，其算法是将应分之红利总额列为被除数，以股东的成数之和除之，再以除得的商与每位股东的成数相乘，即为其人应分的数字。如生意做赔了，并无利润可言，所有股东风险共担，等于白干，还需将预领的长支如数退还。认债是投资人的风险负担，一般是无限责任，投资人以自己的资本及其财产为债务之担保。这种以万金账契约形式所表现出来股份制已具有有限责任公司的雏形。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字号、企业大都采取了这种资本组织方式。其典型可举三个。
一是乾隆年间户县人在康定经营的“德泰合”茶庄，就是由户县“稻务庄的一个姓南的、宋村一个姓宋的，每人出白银五百两合资经营……南、宋年老回陕，号资已有白银二万五六千两，将号事交给贺经理，订立号规，南、宋各占十分”。⑥
二是清代龙驹寨专做棉布过载生意的著名商号“德盛新”布行。该布行是同治十一年由李瑞林、张凌霄、李克昌三人“合伙各持出资本银四百两共一千二百两，在龙驹寨开设德盛新过载行，领有牙贴，立有合同资本账簿(即万金账)”。这可视为合伙股份制的一般形态。⑦
三是光绪年间陕商在四川、贵州办的协兴隆盐号。协兴隆盐号是光绪年间陕商刘绍棠、田荆荣与李四友堂总办李德山各出二百两银子联合兴办的经营仁怀边岸最大的盐号之一。其总号设在仁怀县城内，它的子号共70多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沿途州县。协兴隆经营盐业就完全采用了陕帮的制度。因为“按照陕帮习惯，协兴隆每三年帖请股东到仁怀总号算账一次，算账时股东住号内，款以盛情……算账完毕提出银子六万两，三股均分，每股二万两，由股东自由支配。三年一账，分红的制度由总号的掌柜严格执行。平时股东不得在总号或任何子号支配分文，也不得在总号或子号查账。平时股东不得在号上住宿，即使是暂时的，也不得在号上吃饭”。⑧
这种通过“万金账”来实行“集腋成裘”的资本集资方式，有力克服了陕商创业初期个别资本短缺的矛盾，通过“万金账”的契约形式将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细小资金集中到字号企业，扩大了陕西商人的资金来源，并以契约形式规定了投资人的权利与责任，使投资人可以大胆投资，而不必担心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确实是陕西商人的一项制度创新。正如一首清代《成都竹枝词》所描绘的那样：
放账三分利逼摧，
老西老陕气如雷。
城乡字号盈千万，
但见纹银向北回。⑨
① 《湖南茶叶调查》，《工商半月刊》，卷7，第11号。
②③ 韩邦奇：《苑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7，第22—23页。
④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0，第15页。
⑤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2，第5页。
⑥ 王振忠：《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读书》第4期，2006年。
⑦ 《丹凤县志》，第259页。
⑧ 黄植青：《李友四堂从发轫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72页。
⑨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706页。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资金筹措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以“万金账”为主要标志的合伙股份制资金组织方式。
由于陕西商人是农民接受政府订单而走上商业经营道路的，资金存量短促是长期困扰他们的首要问题。他们起初有一个短暂的“贷本经营”时期，这种“贷本”，既有官本，又有民本。官本即是商人举借政府贷款进行经营，如成化初陕西布商“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②即举借官值易布。但官府的钱不是好借的，有严格的期限限制，如果不能按时偿还官款，“有司督併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③。在重农抑末政治体制下，商人很难借官府的钱发财致富。民本即举借高利贷，这是陕西商人经商业贾初期的一般形式。如三原名贾王一鹤“初贾时以贷子钱市布邑及吴越间”④；高陵高尧山“初贾时，出赀家多以赀托君，君获羡赀”⑤。但高利贷也不是好借的。由于没有平均利率限制，利息高得怕人，常常是“息类与母埒”，辛苦经营利归他人，并不划算。这便迫使陕西商人不得不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创造出集合千家万户资财，合伙经营，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权、责、利分明的集资方式，以积米成罗，积水成河，众人划桨开大船。这就是以“万金账”为主要标志的合伙股份制资本组织方式的产生。
合伙股份制资本组织方式的基本内容是：
投资人按股份大小投资入股，并将应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合同形式予以确认，企业的“万金账”便是企业产权的契约形式和合伙股份制的组织制度。万金账即是一本以账簿表现的产权证书，一般为纸心布皮，装潢精美，长期放在柜里，不用不出。以“万金”命名者，盖取商祖范氏“富至巨万”之意。万金账一般载明投资人的股份及其分红与认债的权利和义务。分红是按商定比例分割盈利，也叫破账，一般是两年或三年一次，其算法是将应分之红利总额列为被除数，以股东的成数之和除之，再以除得的商与每位股东的成数相乘，即为其人应分的数字。如生意做赔了，并无利润可言，所有股东风险共担，等于白干，还需将预领的长支如数退还。认债是投资人的风险负担，一般是无限责任，投资人以自己的资本及其财产为债务之担保。这种以万金账契约形式所表现出来股份制已具有有限责任公司的雏形。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字号、企业大都采取了这种资本组织方式。其典型可举三个。
一是乾隆年间户县人在康定经营的“德泰合”茶庄，就是由户县“稻务庄的一个姓南的、宋村一个姓宋的，每人出白银五百两合资经营……南、宋年老回陕，号资已有白银二万五六千两，将号事交给贺经理，订立号规，南、宋各占十分”。⑥
二是清代龙驹寨专做棉布过载生意的著名商号“德盛新”布行。该布行是同治十一年由李瑞林、张凌霄、李克昌三人“合伙各持出资本银四百两共一千二百两，在龙驹寨开设德盛新过载行，领有牙贴，立有合同资本账簿(即万金账)”。这可视为合伙股份制的一般形态。⑦
三是光绪年间陕商在四川、贵州办的协兴隆盐号。协兴隆盐号是光绪年间陕商刘绍棠、田荆荣与李四友堂总办李德山各出二百两银子联合兴办的经营仁怀边岸最大的盐号之一。其总号设在仁怀县城内，它的子号共70多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沿途州县。协兴隆经营盐业就完全采用了陕帮的制度。因为“按照陕帮习惯，协兴隆每三年帖请股东到仁怀总号算账一次，算账时股东住号内，款以盛情……算账完毕提出银子六万两，三股均分，每股二万两，由股东自由支配。三年一账，分红的制度由总号的掌柜严格执行。平时股东不得在总号或任何子号支配分文，也不得在总号或子号查账。平时股东不得在号上住宿，即使是暂时的，也不得在号上吃饭”。⑧
这种通过“万金账”来实行“集腋成裘”的资本集资方式，有力克服了陕商创业初期个别资本短缺的矛盾，通过“万金账”的契约形式将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细小资金集中到字号企业，扩大了陕西商人的资金来源，并以契约形式规定了投资人的权利与责任，使投资人可以大胆投资，而不必担心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确实是陕西商人的一项制度创新。正如一首清代《成都竹枝词》所描绘的那样：
放账三分利逼摧，
老西老陕气如雷。
城乡字号盈千万，
但见纹银向北回。⑨
① 《湖南茶叶调查》，《工商半月刊》，卷7，第11号。
②③ 韩邦奇：《苑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7，第22—23页。
④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0，第15页。
⑤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2，第5页。
⑥ 王振忠：《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读书》第4期，2006年。
⑦ 《丹凤县志》，第259页。
⑧ 黄植青：《李友四堂从发轫到衰亡》，《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72页。
⑨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