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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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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商帮史·前言

    商帮,是旅居异地的商人为了对内团结对外竞争而以同乡或同业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商业集团。它既包括一省或数省贩运贸易商因地域性乡土性而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如徽商、晋商、陕商等,他们主要从事省际乃至于国际间的贩运贸易,即所谓“服牛格马,周流天下”;也包括一省内各州县之间贩运商因地域性乡土性而结成的商人帮会组织,如陕商中的“同朝帮”“长安帮”等,他们主要从事省内各地之间的商品贩运,即所谓“肩挑车载,跨州越县”。 
   商帮作为封建的商业组织形式,首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发育不充分条件下商品流通结构的产物。封建社会后期的基本特点之一是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因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和资源有别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色,“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①。当各地物产有别又因封建割剧使统一的民族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呈现出区域性市场结构的条件下,通过商人长途贩运以实现各地之间大宗商品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就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商品流通的基本结构。所谓“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即此意也。在这种商品流通结构下,从事各地间大宗商品长途贩运的商人以共同的地域文化、乡土感情、风俗习惯为纽带而联合成商帮进行资本互补、扩充实力、多角经营、减少风险、增高效益,便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商品流通的基本形式。同时,在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区域性市场结构下,各地商人划地为牢,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以排斥外来商人与之竞争,“飞来燕子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这也迫使旅居异地的商人不得不通过乡土关系的纽带把自己的头聚在一起,组成商帮(即客帮)的共济团体来联合内部,一致对外,以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并以此来同本地商人(即本帮)相对抗。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帮获得较大发展的又一原因。 商帮,作为商人的集团化经营方式又是中国封建商业适应封建社会后期市场经营需要而进行历史整合的产物。在封建社会的前中期,社会经济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贩运贸易以奢侈品流通为主,商业对象主要是地主贵族,因其经营规模小,资金有限使商业采取了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家仆制经营形式,以保证投资可靠,利不外溢。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贩运贸易开始转向以民生用品为主,生产者之间的交换逐渐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内容。由于民生日用品面广量大,市场广阔又贩运耗资甚巨,狭小的家仆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营的需要,促使商人针对变化了的市场情况进行历史整合,把商业经营形式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仆制转变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行帮制,以此来吸引同乡同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拓展投资,扩大经营规模。这便产生了以共同的地域乡土性为特色的商帮这一同乡商人的经营联合体,它标志着中国商业经营形式的重大变化。同时,在以民生日用品为贩运内容的商品流通新格局下,要求商人对所经营的商品有丰富的经营知识和营销经验,才能“知变而修备”,“尽察而取财”。这种商业经营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发展,又使得从同一地缘关系为主的商帮中派生出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分支派别,即同乡同业商人组成的商业集团,如陕西商帮中的茶商、盐商、棉布商等。这便使商帮表现出既有以各省各州县共同地域文化乡土感情为纽带的乡土性商人组织,又有同一乡土商帮中因择业有别,经营不同而形成的同业性商人帮派的林林总总的繁盛局面。 商帮作为封建商业新型经营形式,它的繁荣主要是在明清两代。在明清之际的商品流通领域已活跃着十大商帮,它们是陕商、徽商、晋商、津商、鲁商、宁商、绍商、广商、川商、怀商。这些以省际贸易为特色的大商帮各有区域,彼此分工,共同形成全国性商品流通网络,肩负着组织全国物质流通的重任。而在这十大商帮中,陕西商帮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 
   陕西商帮是在明代初年有效利用明政府对陕西的特殊经济政策,充分发挥自己地域和物产优势而发展起来的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著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奔走于全国各地,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商品流通领域进退阖捭,长袖善舞,并以其财雄势宏而被尊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十大商帮的前矛。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③,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明代后期虽然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位居其次。万历《扬州府志·序》载“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西)、山右(山西)次之”④。当时在江南广为流传的“西秦大贾”的称谓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日本经济史学者藤井宏也认为“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在明代的商界里,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为对抗新安商人及其他商人的必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⑤。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实力而跳跃式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廷抗礼的重要商帮,当时天下流传的“山陕商人”称谓真切的反映了这一事实。这些说明陕西商帮在明清商品流通领域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以坚毅果敢的开拓精神为发展中国中西部商品流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曾经赢得了深值今天陕西人引以为自豪的明清以来五百年贸易通商的胜利。这是明清经济史研究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原历史的真面目,给陕西商帮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为他们讨回一个“历史的说法”。这便是我研究陕西商帮史的最初动机。 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中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曾发挥过巨大的历史能动作用。在从事边茶、边盐、边布等边境贸易中起家的陕西商帮,明清时代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陇青川黔蒙藏的西部地区,这里山高水深,天苍野茫,人烟稀少,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从事懋迁有无的商贸活动,非要有勇人的胆识和不畏艰险的性格不可。而陕西商人以其素有的厚重质直,忘死轻生,强毅果敢的性格迅速适应了西部贸易环境的需要,他们视关山如平履,赴边地若比邻,在从事中西部边境贸易中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初步开发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明代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兰州、西宁的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陕商垄断。入清后,陕商又随清军削平西域,大军去后,他们留守各地“成立市廛,以广招徕”才使工商城市在西部边疆陆续出现。同时,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于他的们活动使康定由一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⑥,康定的茶叶、棉布、绸绢等大字号“仍多陕籍也,”⑦他们聚居的“陕西街”成为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入清后,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的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⑧,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主营川盐入黔把势力扩张到云贵各处,当时从四川到贵阳的沿途盐店“悉是陕西大贾”⑨。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盟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⑩,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凡此说明,陕西商帮曾在明清西部经济开发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就是他们被称为“西商”或“西客”的历史原因。研究这一在中国西部纵横将近五百年的“西北商业资本财团”的历史及其活动,可为我们今天开发西部提供直接的历史经验,这是我研究陕西商帮史的第二个动因。 
   陕西商帮在陕西明清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不能低估。陕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十三朝京兆皇都,“自昔多贾”(11),在这种乡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更多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热衷自己家乡的建设。他们无论是贩茶于边,销盐于川,或是经商苏杭,觅财南洋,总是遵循着“富贵必归故里”的古训,携银还乡,使大量商业利润在故乡转化为生产投资或消费需求,这些都对陕西明清以来经济的发展起了输血和促进作用。在明代,每年仅从兰州、西宁流入泾阳、三原的陕商利润就在2000~3000万两之巨,进入清代由于陕商业务发展到鼎盛时期,每年输陕的银钱更是车载船装,仅渭南八女井陕商李家窖藏的白银就有一千多万两,大荔商人温纪泰在四川办盐井,他家银子藏有数千万两,温纪泰的母亲见到后竟然高兴的笑死了,而渭南孝义镇赵家在四川经营茶庄、盐井,一次从四川运回银子的担子就排了八里长。这些巨额货币财富流入陕西,一方面壮大了陕西的经济实力,直接推动了陕西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土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另一方面,在清代相当一部分陕商利润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对秦巴老林的开发利用做了资金上的准备。当时在秦巴老林中兴盛红火的矿冶、采伐、木厢、造纸各业的投资相当部分来自陕商利润的转化。由于陕西商人的投资和经营,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这些都促使陕西在明初到清代中期的近五百多年中始终保持着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优越地位,维持着“潼华以西,既富且饶,娱乐无疆,土木妖异”(12)的繁盛局面。对此,明人张瀚有过中肯分析,他在所著《松窗梦语》中说:“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13)。凡此说明陕西人在历史上并不保守。相反,陕西人有过最辉煌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历史,陕西人曾经创造过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业绩。研究陕西商帮成功的经验,为重振陕商雄风,发展今天陕西的市场经济提供历史支持,便是我研究陕西商帮史最终的目的。 作为一个陕西人,还在大学读中国经济史时我就曾萌生过写一本《陕商史稿》的念头。多年来这一愿望长久折磨着我,其所以不能变梦成真,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浅陋的才识尚不足承担这一宏任。直到1993年当我获得国家教委青年社会科学基金对这一研究课题的资助,并沿着当年陕商的足迹做完全程历史资料跟踪调查以后才最后坚定了自己的信心,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陕西商帮史》,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 ①《盐铁论·通有》。 ②《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③宋应星:《野议·政论》。 ④万历《扬州府志》于若瀛序。 ⑤转引自《平淮学刊》第5辑,第618页,田培栋文。 ⑥魏源;《圣武记》卷五。 ⑦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46页。 ⑧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卷四。 ⑨《盐法通志》卷五十,《转运》。 ⑩《西北论衡》卷九,第7期。 (11)《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12)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4册,第250页。 (13)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陕西商帮史/李刚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