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4.4明清时期陕西商帮的产生
第四章 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陕西商帮的兴起(上) 第四节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的产生
商品没有脚，自己不能到市场上去，是商人把产品变成了商品。明清时期跨州越县，周流天下的陕西商人及其集团陕西商帮，是推动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发展的内在动因。
一、明清时期陕西商人贸易经商的历史基础
陕西因其物产丰盈，交通发达而成为中国商业的发祥地和中国商人的故乡。潘岳《西都赋》概括陕西的经济优势是“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邪界褒斜，右滨阡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面终南而北云阳，跨平原而连潘冢……南有元灞素沪汤井温泉，北有清泾溺渭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户之竹山，挺蓝田之玉，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392)。这种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决定了陕西“上溯文丰武镐，下逮杨隋李唐，十朝建都，推为极选”(393)。
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庶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经验的积累，为明清陕西商帮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历史基础。使他们以几千年懋迁有无所积淀的敏锐商业目光，扑捉到中央政府对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中所蕴含的历史机遇，并把其与发挥陕西的经济、地域优势相结合，从而使陕西在明中叶起出现了一个不小的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的新浪潮，这就是陕西明清之际延绵五百年之久的“走西口”的经商潮。
推动明清陕西商民纷纷“走西口”，从事西部边境贸易的除了地狭人众，广开就业门路的一般原因外，更有陕西物产丰盈，自昔多贾的特殊原因。
地少人多，少田可耕仍然是推动明清陕西商民纷纷“走西口”，在从事贸易通商中开辟就业门路的一般原因。从明清陕西商人比较密集州县的情况看大凡如此。以构成陕西商帮核心的“同州商人”来说，就是因为同州“府境南阻山，东滨河，中亘沙苑，树而不田，故各属之地，高而碍于耕锄，低者祸于冲崩，穷民苦衣食之不给，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而朝邑富人尤甲一郡焉”(394)。大荔亦如是，“洛渭沙苑之家，恒苦水涨沙壅，贫瘠颇多，东濒黄河……少田可耕，每事贩贾”(395)。韩城、三原多商贾亦是基于同样原因。韩城“农则地狭人伙……商贾之利，县北为多”(396)，“逐末者众，则以地狭人稠故也”(397)。三原“民裕浇漓，究缘人多”(398)。就连边僻的榆林、神木多塞北边商，也是因为“榆林故旷衍，无膏腴田……百姓逐末者益多”(399)；神木“生计无多，半由口外懋迁以求什一之利”(400)。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商比较效益的差异是推动明清陕西商民“走西口”弃农经商的又一原因。卢坤在《秦疆治略》中说，三原多商贾是因为“商贩惮于农业”，故“有力之家，无不外出经营谋利”(401)。其个案材料亦可证明。赵宏祥“以家贫愿为贾养母”(402)；王继兰“家贫行贾”(403)；第五君“家贫不能读，就贾于四川”(404)。高陵县的不少商人也是因家贫而就贾。如张洛“赡养不给，遂服贾江淮”(405)；张忠轩“家贫，菽水不充……身寄贾服”(406)；刘承渠“家贫不能举火，遂弃去修计然之计”(407)。朝邑商人经营商事亦是为了脱贫致富，如王子正“家贫……乃弃笔砚贸易吴卫荆楚之地”(408)；任鼎臣“以家贫故废业习贸易”(409)；张树清“家贫不能养亲，弃儒就商”(410)；杨安贵“幼家贫……改习商务”(411)；旺茂“操农业岁人仍不敷出……遂改习商务”(412)；张德炳“幼贫，习商四川”(413)，李振业“幼贫，父子贩负营生”(414)。其他如户县商人王应祯“家贫贸布养亲”(415)；商南商人吴钦“少贫，假资亲友，贾于中州”(416)；岐山武永清“以贫故为商文县”(417)。
推动明清陕西商人“走西口”贸易通商除上述一般原因外，更与陕西千百年来物产有别所导致“自昔多贾”的历史传统有直接关系。这是明清陕西商帮与其他商帮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是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他们由于地处中西部区域经济结构的结合部与农牧产品的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应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其家。对此，明人张瀚曾有精当的分析。张瀚在所著《松窗梦语》中指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而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凉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地之利途”(418)。这说明，明清的陕西商人正是利用汉唐以来“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的传统商业经营优势，在中央对陕特殊政策刺激下，纷纷“走西口”，达于凉庆甘凉之墟，遂开辟了通向西部的边地利途，这便是“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的特殊原因。对此明清陕西一些著名商贾的兴起可予以历史支持。如三原石象“家世耕商”，其父“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于三原会宁间”(419)；周邦相“公祖俱贾直隶东光县……父卒……公少贾起家富厚”(420)；梁竹亭“世业贾，……于是酣儒为贾，梁故富厚，号巨万”(421)；王经济“王氏世多贾儒，处土议兄弟并绍先业”(422)，高尧山“邑大贾也……幼嗣父镇长携资游蜀中，意不自得，乃与诸从子走湟中西夏”(423)。朝邑张云宵“自祖父以来以赀雄于关……云霄乃自刻历尽反旧好，不数年家至几万金”(424)。泾阳鱼喈峨“鱼氏之族或农或贾，蕃衍硕大，独长卿……与盐筴贾人游，家故饶”(425)。高陵程希仁“乃祖以贸易起家……早年随父客城固”(426)。富平张立基“家素封，君又善治生”(427)。蒲城张于逵“父自清业盐……乃弃儒而贾”(428)。咸宁县张臻“公自上世皆隐于贾，度盐至公益昌其业，与兄弟泰凤西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429)。这种继绍祖业，商之子恒为商，使其从事商业经营潜移默化，不教而成，不学而能，成为明清陕西商帮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西部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还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表现了那时经商阶层的广泛性。如三原大贾胡汝宽“罢学就贾……公即稳市贾，然独喜儒，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有白乐天风”(430)；梁选橡“罢儒服贾江南北，用盐筴起，先垂四十年，公智识过人，诸贸迁赢拙一经筹划率奇中”(431)；王勣“君充县学诸生，业侵侵向成。顾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业商，鸿胪杨君者拥重赀淮扬间，君甥也，请君主诸务，君至扬一一为划计，诸受计者多叹服君”(432)；秦后渠“贾而好儒术，自恚少不意志，投身为贾，家居往来市廛，辄手一编不倦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利归公最厚”(433)。而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一门三仲昆“俱以家窘故，不学而贾”(434)。所以三原学者温自知才说“吾里风俗近古，人尚耕读，晚近牵牛服贾，贸易江淮”(435)。不独三原如此，他县商人亦是如此。高陵张忠轩，“初业儒……且家贫……肇牵牛车，登临巩涉淮泗，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风栉雨，诗书未辍”(436)；礼泉梁玉树，“家贫年十九即舍章句业服贾于蜀……善经纪，贾日以赢”(437)；临潼张四科“弃时文业肆，力诗故，交结遍天下，多知名士”(438)；就连佳县这样的边僻小县也是“科举时代，士多不专力诗书而兼营贸易”(439)。大量文人学子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臆测屡中，使明清陕西商人更多的带有“儒商”的特点。对此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有过总结，他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440)。
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西部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更有不少“弃官经商”的官宦衙吏，深刻反映了商品经济对封建传统秩序的冲击作用。如明代咸宁商人朱维*(左火右及)“以县官方苦宗禄，曰丈夫堕地有七尺，奈何以衣食廑县官忧，于是祖计然猗顿之术……家大起”(441)。另一三原商人秦四器“祖业淮盐，万历四十六年举于乡，崇祯初知郯城县，朝廷意旨左迁，出天津资斧竭，乃归扬州，将复理祖业”(442)。一些官宦子弟也放弃尊卑而加入经商大军的队伍，如三原张向椿“故官族也，少以家计为贾”(443)；渭南刘香享“父世宰，家计署甚，乃习贾于雨金镇”(444)。这些都充分说明，明清之际，一个广泛汇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
二、明清时期从事西部边境贸易陕西商人的内在素质
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陇青川陕蒙藏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边荒，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回首秦川，墟舍桑梓与云霞一色，瞻望前程则天苍野茫，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其途中景色一如唐代诗人岑参诗中所言“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搔貂裘”(445)。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斛，“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446)，陇上仍是一派荒凉。清代诗人李涣《甘泉道中》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一渡黄河满石砂，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海兽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惋，瞥见笙歌泪转赊”。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碛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硗确难行，难怪人有“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之叹。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馋削，古垒啼乌，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不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五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447)。由陕西而康藏其途一如河陇，途程三千余里，山岭连延，道路崎岖，危关隘路，羊肠小道“春夏之时，江水泛涨，横流绝渡，秋冬之际，层冰凝滑，大雪封山……加以山势高峻，气候稀薄，刚风怒号，酷暑凌逼，偌高空偶为声息振荡，则雷雨交加，冰电骤止，而蹊径幽邃，大雪弥漫，人马失足，葬身雪窟者，时有所闻”(448)。要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贸迁有无，服牛格马，非要有不辞艰险，万里投荒的品格不可。
明清时代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劲缺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亦十分艰苦。清人无名氏曾写过一首《七笔勾》，大致可以反映当时西部的生活状况，不烦赘录：“万里邀游，百二关河天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百花无锦绣，一阵狂风，不辨昏和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堪笑儒流，一顶蓝衫便罢休，才入黉门口，文字辄丢手，扁额挂门楼，繁华已尽够，坐吃馒头，不向长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没面羊裘，四季常穿不丢，冬帽尖而瘦，棉裤宽且厚，纱葛不须求，褐衫且耐久，毡片遮身，被褥何曾有，奶子煎茶敬一瓯，面饼葱椒醋，锅盔和盐韭，牛蹄和羊蹄，带毛随入口，风卷残云，食尽方丢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未雨绸缪，窑洞低洼尽土修，夏日旺难透，阴雨偏肯漏，土炕砌墙头，灯油壁上溜，马粪牛溲，腌臜且腥臭，因此上把雕梁画柱一笔勾”(449)。要在如此艰辛的生活条件下贩贱鬻贵，设店成廛，非要有吃苦耐劳，不羡奢华的精神不可。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险恶，而且社会条件亦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地处边檄洪荒，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又关山险远，管束鞭长莫及，兵匪一家，加之山高涧深，征剿不易，致使这里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赀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面对如此险恶的贸易环境，非要有刚劲尚武，不惧锋镝的英雄胆色不可。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负气尚武的素质，才有可能适应明清时代中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往来莫不得其所欲”的经营自由。
而陕西山高水长，土厚风刚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造化了秦人尚气概、重勇力、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在豳风秦俗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环境的需要，在别人视为畏途的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捭阖了近500年之久，并以“西商”的形象而成为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
首先，陕西荡河源，澹海滣，临幽崖，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哺育了秦人厚重质直，刚毅果敢，忘死轻生的性格。陕西地处黄土高原，这里高原横亘，土脉纵横，野茫天苍，一望无垠，生长于其间常使人天籁自然，厚重质朴，心胸宽阔，荡气回肠，“禀者博大劲直，无委屈之态”(450)。而且陕西四塞雄封，左崤函，右潘冢，雄关环抱，群峦耸峙，山高水长，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负气刚勇。加之陕西水深土厚，地僻风刚，临险绝之土，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亦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涉险的强悍性格。这些都使得陕西商人具有不畏艰险，万里投荒的刚毅果敢精神，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挟资江湖，锐意贸迁，视关山如平地，赴死地若比邻，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糜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451)，亦如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论及陕西商人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分析的那样：“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及者”(452)。
其次，陕西川原朊*(左月右后)，土厚风烈，田地狭瘠的自然条件又形成秦人吃苦耐劳，服食简约的朴素民风，“暖窑热坑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已是陕人的家常乐事。这种勤苦俭啬的民风习俗形成陕西商人甘辛苦、安俭素的生存风格，使许多陕西商人生活俭朴，富而不奢。如三原巨贾河浒公“用盐筴起赀淮上，俗争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布衣蔬菜，不啻一窭人”(453)；梁竹亭“故富厚，号巨万……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454)；张向椿“贾四十年，致富厚，然食无鱼味，衣屡浣衣，一巾数年不易，俗少年恣侈盛衣者，见公退而不敢前”(455)。所以明代三原文人温自知才说“吾邑大小贾甚伙，然少有辄营宫室裘马，以明得意者”(456)，而雍正《渭南县志》则总结说，渭南商人“止矣富即家累千金，出入一布袍耳”(457)。这种习勤耐苦，人崇俭约的生存作风，使陕西商人能够十分自然地适应西部艰苦生活条件的需要，寄迹廛市，客外经营，在西入陇蜀，东走齐鲁的中西部贸易通商中“莫不得其所欲”。正如《新疆图志》“商务志”所指出的那样：新疆的陕西商人“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佣保杂作……而居久逾富”(458)。旅居河陇的陕商帮人亦是如此，有人撰文说，经商兰州的陕西商人“吃的简单一些，一般是两盘小菜，盐、醋、油辣子，只是初一、十五才改善生活，叫做‘陕西的店，初一、十五不问饭，晌午包子晚上面’”(459)。而经商湖广的陕西商人的特点更是“一大二土”，“一大是说他们资本多，生意大，一次运来的购布白银就数几千万两……二土是说他们在生活享受方面与沿海洋化了的资本家截然不同，有的近似苦行僧，穿棉布衣，戴瓜皮帽”(460)。
其三，陕西自秦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461)；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462)。入明清后又远居边檄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惧锋镝的粗犷强悍性格。亦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制，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区”(463)。这便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没道的漫漫商路上挟赀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试举几例为证。明代富平大贾李月峰“任侠好使，善骑射，往来荒檄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借其名号以自免”(464)；高陵巨商刘锡“客南漳日，宿蝎蜇岭，夜盗止，欲找兄，仲操戈与戟，以身蔽兄，有贼魁二人来攻，接锋，连毙于戈下”(465)。三原名商温朝凤“往来蜀楚间成中贾……旅蜀江中，遇‘大盗数十人薄舟，舟中人皆伏，家大人捷身手弓矢连中三人，盗鸟兽散”(466)；三原巨富刘志学“尚行商蜀，舟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同舟者大恐，皆匿舟中，不敢出，志学独出问曰，诸君何为?盗中有以杀言者。志学曰‘诸君之来，不过欲得吾辈财耳，舟中之物任其取去，何以杀为’，盗去，众皆称其有胆量”(467)。而三原巨富贾云山更为武林渠首，“公少而贾，历大江南北，入武林览天下之秀……武林天下都会，大贾鳞集，亡不闻贾大名，愿来交权贾公”(468)。这些都说明，陕西商人其所以能够在明代中西部边境贸易中迅速崛起，是因为陕西商人得天独厚的内在素质使他们恰恰适应了西部边境贸易环境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因此才取得了变边地之绝塞为边贸之利途的经营效果。
陕西商人这些内在素质为以共同的地域文化、乡土感情、风俗习惯为纽带的陕西商帮的形成准备了人文社会基础。
陕西周秦汉唐以来为都会之地，首善之区，长期保存着“乡田同井”的古代遗风，加之商鞅变法，实行编户连坐“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相连)而相收司连坐”(469)，又进一步强化了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使陕西积淀了浓厚的村社成员宗族互助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历史传统，保留着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的历史习惯，这些培育了陕西商人浓郁的乡土观念和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这种历史人文因素的积累，决定了陕西商人在从事明清边境贸易中崛起时，就具有明显的家族和地域性质。这首先表现为明清陕西商人轻去其乡，经商远游往往呈现出父业子承，母命子贾，兄商弟随的家族共识。如三原石耆宾其父“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筴起赀淮上”(470)；渭南刘香享“习贾雨金镇……子仲木，业盐筴于淮阳”(471)；高陵程希仁“祖以贸易起家……早年从父客城固”(472)；张忠轩“父子商游岷州”(473)；刘承渠“从父近渠公入广陵”(474)；蒲城张于逵“父自清业盐……乃弃儒为贾”(475)；泾阳张巍“代父为贾…用盐筴便输粟塞下”(476)，这是父业子承的例子。母命子贾的例子则有：三原温朝风“稍长，母若兄命之服贾”(477)；罗隐“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478)；王勃“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为商”(479)。叔携侄贾的例子如三原梁竹亭“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徽仕公，徽仕公于盐筴利无遗裒然，魁师老而授荚君，君筹划微”(480)；高尧山“幼嗣叔父，携资游蜀中”(481)。兄领弟贾也有不少例子，三原王一鹤与弟一鸿、一鸣“俱以家窘故……市布邑及吴越无闲言，赀日起，犹共贾共居，……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云云”；另有郭氏兄弟，长曰金，次曰荣，次曰镇“三人者……以贾起家，累千金”(482)；咸阳张臻“与兄弟泰风西走河东，东止辽阳……一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483)；大荔张德炳“见弟德纯幼不率，教德炳携至蜀……就茶商事，德纯益加勤俭，终克起家”(484)。
一家一族因商发家后，在合族同亲，祸灾相衄，资表比服的乡土宗族观念支配下，往往会带动四邻，惠及乡党，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因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商人……像他一切的同时人一样，本质上是结合主义者”(485)。如泾阳“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又多以商起家，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486)；三原“民逐末于外者八九，商贾远出，数年不归”(487)，由于泾原商民多经商陇青，故该地多“西客”；渭南“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488)，因同州府商民多贸易川省，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附近各村在炉(打箭炉即后之康定)，从事商业者，可以上溯约三百年的历史，在康定经营店铺者，户县人占十之八九”，故户县多“炉客”(489)。这些便构成明清陕西商帮形成的人文社会条件。
三、明清时期陕西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古代社会，“不论以商人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490)。因此，最低限度单个资本的积累则是商业资本借以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在明清陕西由于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和土厚水深，挖掘土窑宜藏谷粟的地理条件，使陕西商人资本的原始积累带有自身显著的特点。对此傅衣凌先生曾有过十分中肯的分析，他在所著《明清时代商业与商业资本》一书中指出明代陕商的形成过程是：“山陕商人则靠着广大的农业地区为基础，以其地方资源丰富，先由农业上的积蓄，逐渐形成为巨大的地方商人”(491)。随后他又更进一步具体论述到：“陕西商人能够参加大商业的活动，而遍于国内各地，在其原始的阶段之依赖于农业上的积蓄者甚多……他们系以力田起家，因此，其和高利贷资本的关系极为密切”(492)。对于傅先生这种极为精当的分析，笔者俯首赞同。因为，就我检索到的明清陕西商人发家材料看，他们大多数与农业积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正是陕西商人资本原始积累不同于沿海苏浙闽粤商人的特殊性之所在。在明代的陕西，力农致富，以商求财仍是商业资本原始积累最主要的途径。这一方面是因为陕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为陕西商人以农求富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明政府的“食盐开中”政策又为陕西商人把农业积蓄转化为商业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此，明代的陕西在纳粟中盐商利甚巨的刺激下，关中各产粮区出现了“疾耕积粟，以应开中”(493)的活跃局面，各地涌现出许多积粟千石的力农致富之家。扶风人王英“蓄粟至万余石”(494)；彬州张荣“富有厚积，人称张万粮”(495)；耀州乔世宁之父“常积粟数万石”被称为“万石君”(496)。又如正统时西安府民卢质、王恭、郭文礼“各出稻谷千石有奇佐官赈济”(497)；渭南程颚、兰政、田云“正统中但输粟一千石赈济”(498)；咸宁县民曹信、王燧、马义等人“各出谷千石有奇，佐官赈济”(499)。万历时岐山李存“出粟千石，活者甚众”(500)；泾阳彭邦“万历中输粟千石赈饥”(501)；合阳雷翀“积谷千石”(502)。当这些家藏千石谷粟的富产或输粟换引或粜谷易钱时，就把农业积蓄转化为商业投资，走上经商贸易的经营道路，这就是陕西农村历史上明清以来的“力农服贾”发家模式。这样的耕商之家在关中各县所在多有，明代三原、泾阳的富商多因耕商起家，如马暨配“初从故业力田，已贾蜀”(503)；石象“家世耕商”(504)；郭金、郭荣、郭镇“三人者从田徊奋兴，并以粟起家，累千金”(505)；郗延贵、延富“弟幼业农，延贵兄习于川贾”(506)；罗隐“家世田，先君逐田又以……商贩转生息”(507)。其他各县这样起家的商人也很多，富平李月峰“输粟延安之柳树涧……通引淮阳”(508)；李尽心“以农商起家”，并“与亭口王氏、磐石村之石氏、薛家村之路氏鼎立为富平北乡四大姓，世相婚姻，他族不得与”(509)。高陵张忠轩“纯艺黍稷肇牵牛车，登临泅，涉淮巩”(510)。朝邑冯敖“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511)。华阴郭道生“家世为农……及君之身，奔走经营，渐至丰饶”(512)。岐山郭玳“与兄妃力农服贾，而玳尤善治生，数十年积资巨万”(513)。户县王忻“力田服贾”(514)。兴平边方栋“力于稼穑，以赀财雄其屯”(515)。
农业生产中天灾人祸的打击常使农民为支付的需要而投向高利贷的怀抱，这便为陕西商业资本放贷觅利，积息聚财提供了存在的条件。因此，陕西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与高利贷资本的关系极为密切”，通过放账取利积蓄资本便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又一途径。这样的例子各县也不少，如渭南刘香享“居市廛权子母，接人以诚，力矫欺习……券契银钱出自翁肆，无复投者，故翁贾日赢”(516)；三原师从政“人以君椎也，争斋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其敷倍，又出捐子钱贷人，息亦倍之……垒数万金”(517)；胡汝宽“罢学就贾，尝典市交，无论里中即晋人多倚公，率之亡不得利以去，里俗出粟收息类与母埒，公减息之半，以是远近人困者又多仰给公，公又间宽期约，即有以田畜质者，固辞不取，然当出粟偿来者，不偿者亦来，竟人人如其愿，久之竟以此大其家”(518)；高尧山“初贾时，出赀家多，以赀托君，君获羡赀，视他人恒倍，乃约为中分……君既富复以赀任人……赀益大归”(519)；安康胡大朝“仅于担负权子母，而十年间橐橐辄盈千万”(520)。
毋庸置疑，在资本积累的初期节俭仍是聚敛财富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曾经说过，英国的工厂主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每天晚上喝一杯果汁酒和抽一包烟已是最大的享受，因为“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521)。这对素以崇尚俭啬为长的陕西商业资本家来说更是如此，在明清节俭聚赀仍是他们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一般手段，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如华阴苏君“家世农桑，及翁之身，言笑不敬，克勤克俭，不与里巷征逐，其内于某氏专事纺织，襄助多力，二十年间而田产数倍于昔”(522)；高陵刘锡，“少时贫窭，以制石罗为生，妻则纺织于室，……遂商于三边，两淮间，裕矣，乃盖戒其徒，旅敏事而节用焉，两淮客有淫侈风，弗染也……数年积产，雄于西吴，金帛以万计”(523)；三原罗隐“朴素浑厚，无世俗儇作态……颇起家为富厚”(524)；梁巨万，业盐筴淮阳，“广陵富贵鳞集，俗取侈务以衣食居室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娼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525)。
综上所述，可见陕西明清以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几千年商业经营意识的历史积淀与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使陕西商人具备了抓住明清中央对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所提供历史机遇的内在素质和物质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以陕西为中心，以西北川贵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江淮，运布于苏湖，销皮于江南的陕西商帮在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迅速崛起，号称“关陕商人”或“西客”，并成为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中活动的市场主体。
(392)《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第37页。
(393)《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一十九，第105页。
(394)乾隆《同州府志·风俗》。
(395)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5页。
(396)雍正《韩城县志》卷一。
(397)民国《韩城县续志》卷一。
(398)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页。
(399)民国《榆林乡土志》，第23页。
(400)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二，《风俗志》。
(401)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页。
(402)成化《三原县志》卷十四。
(403)成化《三原县志》卷十四。
(404)民国《续修泾阳鲁桥镇城乡志》卷六。
(405)吴钢：《明张洛墓志铭》，见《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406)吴钢：《明张忠轩墓志铭》，见《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407)吴钢：《明张忠轩墓志铭》，见《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408)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第25页。
(409)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八，《人物》。
(410)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1页。
(411)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4页。
(412)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4页。
(413)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9页。
(414)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4页。
(415)乾隆《西安府志》卷三十三，《人物》。
(416)民国《商南县志》卷八，《人物》。
(417)光绪《岐山乡土志》，第7页。
(418)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419)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耆宾石君恭志铭》。
(420)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寿官双柏周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421)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国子生行梁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422)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处士王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42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寿官尧山高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424)韩邦奇：《韩苑洛集》卷六，《张云霄墓志铭》，第15页。
(425)李楷：《河滨遗书钞》卷五，嘉庆十六年刻本。
(426)吴钢：《高陵碑石》，《程希仁合葬墓志铭》，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427)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四，《候铨县丞张立基墓志铭》，第28页。
(428)《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4页。
(429)王九思：《渼陂集》卷十五。
(430)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明寿官胡公墓志铭》，第27—28页。
(431)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徽仕槐轩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4页。
(432)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菊斋君暨配硕人崔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43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明后渠秦公八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页。
(43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明寿宦王群暨配墓志铭》，《四库全书》本，第35页。
(435)温自知：《海印楼文集》卷三，第19页。
(436)吴钢：《张忠轩合葬墓志铭》，见《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187页。
(437)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四，《梁翁玉树墓志铭》，第26页。
(438)《陕西艺文志》卷四，第31页。
(439)民国《神木乡土志》，第2页。
(440)顾炎武：《孝贞先生墓志铭》，见李因笃《续刻受祺堂文集》卷四，第58页。
(44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永寿府中尉友槐公墓志铭》，第1页。
(442)《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三，第12页。
(44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舅氏向春张公寿序》。
(444)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三，《刘香亨家传》。
(445)岑参：《初过陇山》。
(446)岑参：《武威送刘革判官赴安西》。
(447)黄文弼：《罗布卓尔考古论》。
(448)杨仲华：《西康纪要》(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7页。
(449)谢尧钟：《新疆游记》，中华书局版，第45—46页。
(450)王士性：《广志绎》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页。
(451)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452)李亦人：《西康综览》，民国二十九年中正书局版，第346页。
(453)温纯：《关中温氏征徽集》卷十一。
(454)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455)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456)温自知：《海印楼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457)雍正《渭南县志》卷二，《风俗》。
(458)宣统《新疆图志》卷二十九，《商务志》。
(459)陈茂春：《兰州市的行栈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460)陈肇檀：《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第1辑，第91页。
(461)乾隆《合阳县志》卷四，《风俗》。
(462)《宋史·地理志》。
(46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二。
(464)李因笃：《受祺堂集》卷四，《先府君李孝贞先生行实》。
(465)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466)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三。
(467)王恕：《王瑞毅公文集》续文集，卷一百九十七。
(468)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29—30页。
(469)《史记·商君书》。
(470)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第5页。
(471)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三，《张香享家传》。
(472)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473)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187页。
(474)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475)《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4—5页。
(476)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一百零七。
(47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三，第1页。
(478)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479)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前明斋王君暨配硕人合葬墓志铭》。
(480)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竹亭粱君墓志铭》。
(481)来严然：《自喻堂文集》卷二，《明寿尧山高君墓志铭》。
(48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第13页。
(483)王九思：《渼陂集》卷十五。
(484)民国《大荔县新志存稿》卷十一，第9页。
(485)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与跋文》，《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77页。
(486)道光《泾阳县志》卷八，《实业志》。
(487)雍正《陕西通志》卷十五，《风俗》。
(488)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页。
(489)户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23页。
(490)《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4页。
(491)傅衣凌：《明代的商业与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2页。
(492)傅衣凌：《明代的商业与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5页。
(493)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六十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
(494)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康熙马氏增刊本。
(495)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康熙马氏增刊本。
(496)马理：《豁田文集续补遗·千金方序》，道光二十年宏道书院本。
(497)《正统实录》卷九十二。
(498)雍正《渭南县志》卷十。
(499)《正统实录》卷一百零七。
(500)光绪《岐山乡土志》，第3页。
(501)《嘉庆一统志》卷二百三十二，第5页。
(502)乾隆《合阳县志》卷三，《人物》。
(503)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
(50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
(505)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8页。
(506)民国《续修泾阳鲁桥镇乡土志》卷六。
(507)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508)李因笃：《受祺堂集》卷四。
(509)李因笃：《受祺堂集》卷四，《先府君李公孝贞先生行实》。
(510)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187页。
(511)韩邦奇：《韩苑洛集》卷四，第23页。
(512)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第25页。
(513)光绪《岐山乡土志》卷二，第7页。
(514)光绪《户县乡土志》(中)，第9页。
(515)光绪《兴平乡土志》卷五，第2页。
(516)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三，第24页。
(51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第17页。
(518)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第27—28页。
(519)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5页。
(520)咸丰《安康县志》卷十三，第7页。
(521)《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2页。
(522)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第22页。
(523)吴钢：《高陵碑石》，《明刘仲及妻邸氏墓表》，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524)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525)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商品没有脚，自己不能到市场上去，是商人把产品变成了商品。明清时期跨州越县，周流天下的陕西商人及其集团陕西商帮，是推动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发展的内在动因。
一、明清时期陕西商人贸易经商的历史基础
陕西因其物产丰盈，交通发达而成为中国商业的发祥地和中国商人的故乡。潘岳《西都赋》概括陕西的经济优势是“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邪界褒斜，右滨阡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面终南而北云阳，跨平原而连潘冢……南有元灞素沪汤井温泉，北有清泾溺渭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户之竹山，挺蓝田之玉，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392)。这种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决定了陕西“上溯文丰武镐，下逮杨隋李唐，十朝建都，推为极选”(393)。
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庶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经验的积累，为明清陕西商帮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历史基础。使他们以几千年懋迁有无所积淀的敏锐商业目光，扑捉到中央政府对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中所蕴含的历史机遇，并把其与发挥陕西的经济、地域优势相结合，从而使陕西在明中叶起出现了一个不小的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的新浪潮，这就是陕西明清之际延绵五百年之久的“走西口”的经商潮。
推动明清陕西商民纷纷“走西口”，从事西部边境贸易的除了地狭人众，广开就业门路的一般原因外，更有陕西物产丰盈，自昔多贾的特殊原因。
地少人多，少田可耕仍然是推动明清陕西商民纷纷“走西口”，在从事贸易通商中开辟就业门路的一般原因。从明清陕西商人比较密集州县的情况看大凡如此。以构成陕西商帮核心的“同州商人”来说，就是因为同州“府境南阻山，东滨河，中亘沙苑，树而不田，故各属之地，高而碍于耕锄，低者祸于冲崩，穷民苦衣食之不给，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而朝邑富人尤甲一郡焉”(394)。大荔亦如是，“洛渭沙苑之家，恒苦水涨沙壅，贫瘠颇多，东濒黄河……少田可耕，每事贩贾”(395)。韩城、三原多商贾亦是基于同样原因。韩城“农则地狭人伙……商贾之利，县北为多”(396)，“逐末者众，则以地狭人稠故也”(397)。三原“民裕浇漓，究缘人多”(398)。就连边僻的榆林、神木多塞北边商，也是因为“榆林故旷衍，无膏腴田……百姓逐末者益多”(399)；神木“生计无多，半由口外懋迁以求什一之利”(400)。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农商比较效益的差异是推动明清陕西商民“走西口”弃农经商的又一原因。卢坤在《秦疆治略》中说，三原多商贾是因为“商贩惮于农业”，故“有力之家，无不外出经营谋利”(401)。其个案材料亦可证明。赵宏祥“以家贫愿为贾养母”(402)；王继兰“家贫行贾”(403)；第五君“家贫不能读，就贾于四川”(404)。高陵县的不少商人也是因家贫而就贾。如张洛“赡养不给，遂服贾江淮”(405)；张忠轩“家贫，菽水不充……身寄贾服”(406)；刘承渠“家贫不能举火，遂弃去修计然之计”(407)。朝邑商人经营商事亦是为了脱贫致富，如王子正“家贫……乃弃笔砚贸易吴卫荆楚之地”(408)；任鼎臣“以家贫故废业习贸易”(409)；张树清“家贫不能养亲，弃儒就商”(410)；杨安贵“幼家贫……改习商务”(411)；旺茂“操农业岁人仍不敷出……遂改习商务”(412)；张德炳“幼贫，习商四川”(413)，李振业“幼贫，父子贩负营生”(414)。其他如户县商人王应祯“家贫贸布养亲”(415)；商南商人吴钦“少贫，假资亲友，贾于中州”(416)；岐山武永清“以贫故为商文县”(417)。
推动明清陕西商人“走西口”贸易通商除上述一般原因外，更与陕西千百年来物产有别所导致“自昔多贾”的历史传统有直接关系。这是明清陕西商帮与其他商帮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是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他们由于地处中西部区域经济结构的结合部与农牧产品的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应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其家。对此，明人张瀚曾有精当的分析。张瀚在所著《松窗梦语》中指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而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凉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地之利途”(418)。这说明，明清的陕西商人正是利用汉唐以来“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的传统商业经营优势，在中央对陕特殊政策刺激下，纷纷“走西口”，达于凉庆甘凉之墟，遂开辟了通向西部的边地利途，这便是“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的特殊原因。对此明清陕西一些著名商贾的兴起可予以历史支持。如三原石象“家世耕商”，其父“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于三原会宁间”(419)；周邦相“公祖俱贾直隶东光县……父卒……公少贾起家富厚”(420)；梁竹亭“世业贾，……于是酣儒为贾，梁故富厚，号巨万”(421)；王经济“王氏世多贾儒，处土议兄弟并绍先业”(422)，高尧山“邑大贾也……幼嗣父镇长携资游蜀中，意不自得，乃与诸从子走湟中西夏”(423)。朝邑张云宵“自祖父以来以赀雄于关……云霄乃自刻历尽反旧好，不数年家至几万金”(424)。泾阳鱼喈峨“鱼氏之族或农或贾，蕃衍硕大，独长卿……与盐筴贾人游，家故饶”(425)。高陵程希仁“乃祖以贸易起家……早年随父客城固”(426)。富平张立基“家素封，君又善治生”(427)。蒲城张于逵“父自清业盐……乃弃儒而贾”(428)。咸宁县张臻“公自上世皆隐于贾，度盐至公益昌其业，与兄弟泰凤西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429)。这种继绍祖业，商之子恒为商，使其从事商业经营潜移默化，不教而成，不学而能，成为明清陕西商帮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西部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还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表现了那时经商阶层的广泛性。如三原大贾胡汝宽“罢学就贾……公即稳市贾，然独喜儒，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有白乐天风”(430)；梁选橡“罢儒服贾江南北，用盐筴起，先垂四十年，公智识过人，诸贸迁赢拙一经筹划率奇中”(431)；王勣“君充县学诸生，业侵侵向成。顾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业商，鸿胪杨君者拥重赀淮扬间，君甥也，请君主诸务，君至扬一一为划计，诸受计者多叹服君”(432)；秦后渠“贾而好儒术，自恚少不意志，投身为贾，家居往来市廛，辄手一编不倦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利归公最厚”(433)。而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一门三仲昆“俱以家窘故，不学而贾”(434)。所以三原学者温自知才说“吾里风俗近古，人尚耕读，晚近牵牛服贾，贸易江淮”(435)。不独三原如此，他县商人亦是如此。高陵张忠轩，“初业儒……且家贫……肇牵牛车，登临巩涉淮泗，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风栉雨，诗书未辍”(436)；礼泉梁玉树，“家贫年十九即舍章句业服贾于蜀……善经纪，贾日以赢”(437)；临潼张四科“弃时文业肆，力诗故，交结遍天下，多知名士”(438)；就连佳县这样的边僻小县也是“科举时代，士多不专力诗书而兼营贸易”(439)。大量文人学子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臆测屡中，使明清陕西商人更多的带有“儒商”的特点。对此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有过总结，他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440)。
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西部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更有不少“弃官经商”的官宦衙吏，深刻反映了商品经济对封建传统秩序的冲击作用。如明代咸宁商人朱维*(左火右及)“以县官方苦宗禄，曰丈夫堕地有七尺，奈何以衣食廑县官忧，于是祖计然猗顿之术……家大起”(441)。另一三原商人秦四器“祖业淮盐，万历四十六年举于乡，崇祯初知郯城县，朝廷意旨左迁，出天津资斧竭，乃归扬州，将复理祖业”(442)。一些官宦子弟也放弃尊卑而加入经商大军的队伍，如三原张向椿“故官族也，少以家计为贾”(443)；渭南刘香享“父世宰，家计署甚，乃习贾于雨金镇”(444)。这些都充分说明，明清之际，一个广泛汇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
二、明清时期从事西部边境贸易陕西商人的内在素质
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陇青川陕蒙藏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边荒，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回首秦川，墟舍桑梓与云霞一色，瞻望前程则天苍野茫，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其途中景色一如唐代诗人岑参诗中所言“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搔貂裘”(445)。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斛，“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446)，陇上仍是一派荒凉。清代诗人李涣《甘泉道中》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一渡黄河满石砂，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海兽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惋，瞥见笙歌泪转赊”。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碛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硗确难行，难怪人有“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之叹。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馋削，古垒啼乌，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不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五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447)。由陕西而康藏其途一如河陇，途程三千余里，山岭连延，道路崎岖，危关隘路，羊肠小道“春夏之时，江水泛涨，横流绝渡，秋冬之际，层冰凝滑，大雪封山……加以山势高峻，气候稀薄，刚风怒号，酷暑凌逼，偌高空偶为声息振荡，则雷雨交加，冰电骤止，而蹊径幽邃，大雪弥漫，人马失足，葬身雪窟者，时有所闻”(448)。要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贸迁有无，服牛格马，非要有不辞艰险，万里投荒的品格不可。
明清时代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劲缺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亦十分艰苦。清人无名氏曾写过一首《七笔勾》，大致可以反映当时西部的生活状况，不烦赘录：“万里邀游，百二关河天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百花无锦绣，一阵狂风，不辨昏和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堪笑儒流，一顶蓝衫便罢休，才入黉门口，文字辄丢手，扁额挂门楼，繁华已尽够，坐吃馒头，不向长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没面羊裘，四季常穿不丢，冬帽尖而瘦，棉裤宽且厚，纱葛不须求，褐衫且耐久，毡片遮身，被褥何曾有，奶子煎茶敬一瓯，面饼葱椒醋，锅盔和盐韭，牛蹄和羊蹄，带毛随入口，风卷残云，食尽方丢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未雨绸缪，窑洞低洼尽土修，夏日旺难透，阴雨偏肯漏，土炕砌墙头，灯油壁上溜，马粪牛溲，腌臜且腥臭，因此上把雕梁画柱一笔勾”(449)。要在如此艰辛的生活条件下贩贱鬻贵，设店成廛，非要有吃苦耐劳，不羡奢华的精神不可。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险恶，而且社会条件亦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地处边檄洪荒，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又关山险远，管束鞭长莫及，兵匪一家，加之山高涧深，征剿不易，致使这里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赀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面对如此险恶的贸易环境，非要有刚劲尚武，不惧锋镝的英雄胆色不可。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负气尚武的素质，才有可能适应明清时代中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往来莫不得其所欲”的经营自由。
而陕西山高水长，土厚风刚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造化了秦人尚气概、重勇力、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在豳风秦俗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环境的需要，在别人视为畏途的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捭阖了近500年之久，并以“西商”的形象而成为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
首先，陕西荡河源，澹海滣，临幽崖，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哺育了秦人厚重质直，刚毅果敢，忘死轻生的性格。陕西地处黄土高原，这里高原横亘，土脉纵横，野茫天苍，一望无垠，生长于其间常使人天籁自然，厚重质朴，心胸宽阔，荡气回肠，“禀者博大劲直，无委屈之态”(450)。而且陕西四塞雄封，左崤函，右潘冢，雄关环抱，群峦耸峙，山高水长，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负气刚勇。加之陕西水深土厚，地僻风刚，临险绝之土，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亦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涉险的强悍性格。这些都使得陕西商人具有不畏艰险，万里投荒的刚毅果敢精神，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挟资江湖，锐意贸迁，视关山如平地，赴死地若比邻，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糜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451)，亦如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论及陕西商人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分析的那样：“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及者”(452)。
其次，陕西川原朊*(左月右后)，土厚风烈，田地狭瘠的自然条件又形成秦人吃苦耐劳，服食简约的朴素民风，“暖窑热坑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已是陕人的家常乐事。这种勤苦俭啬的民风习俗形成陕西商人甘辛苦、安俭素的生存风格，使许多陕西商人生活俭朴，富而不奢。如三原巨贾河浒公“用盐筴起赀淮上，俗争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布衣蔬菜，不啻一窭人”(453)；梁竹亭“故富厚，号巨万……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454)；张向椿“贾四十年，致富厚，然食无鱼味，衣屡浣衣，一巾数年不易，俗少年恣侈盛衣者，见公退而不敢前”(455)。所以明代三原文人温自知才说“吾邑大小贾甚伙，然少有辄营宫室裘马，以明得意者”(456)，而雍正《渭南县志》则总结说，渭南商人“止矣富即家累千金，出入一布袍耳”(457)。这种习勤耐苦，人崇俭约的生存作风，使陕西商人能够十分自然地适应西部艰苦生活条件的需要，寄迹廛市，客外经营，在西入陇蜀，东走齐鲁的中西部贸易通商中“莫不得其所欲”。正如《新疆图志》“商务志”所指出的那样：新疆的陕西商人“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佣保杂作……而居久逾富”(458)。旅居河陇的陕商帮人亦是如此，有人撰文说，经商兰州的陕西商人“吃的简单一些，一般是两盘小菜，盐、醋、油辣子，只是初一、十五才改善生活，叫做‘陕西的店，初一、十五不问饭，晌午包子晚上面’”(459)。而经商湖广的陕西商人的特点更是“一大二土”，“一大是说他们资本多，生意大，一次运来的购布白银就数几千万两……二土是说他们在生活享受方面与沿海洋化了的资本家截然不同，有的近似苦行僧，穿棉布衣，戴瓜皮帽”(460)。
其三，陕西自秦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461)；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462)。入明清后又远居边檄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惧锋镝的粗犷强悍性格。亦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制，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区”(463)。这便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没道的漫漫商路上挟赀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试举几例为证。明代富平大贾李月峰“任侠好使，善骑射，往来荒檄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借其名号以自免”(464)；高陵巨商刘锡“客南漳日，宿蝎蜇岭，夜盗止，欲找兄，仲操戈与戟，以身蔽兄，有贼魁二人来攻，接锋，连毙于戈下”(465)。三原名商温朝凤“往来蜀楚间成中贾……旅蜀江中，遇‘大盗数十人薄舟，舟中人皆伏，家大人捷身手弓矢连中三人，盗鸟兽散”(466)；三原巨富刘志学“尚行商蜀，舟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同舟者大恐，皆匿舟中，不敢出，志学独出问曰，诸君何为?盗中有以杀言者。志学曰‘诸君之来，不过欲得吾辈财耳，舟中之物任其取去，何以杀为’，盗去，众皆称其有胆量”(467)。而三原巨富贾云山更为武林渠首，“公少而贾，历大江南北，入武林览天下之秀……武林天下都会，大贾鳞集，亡不闻贾大名，愿来交权贾公”(468)。这些都说明，陕西商人其所以能够在明代中西部边境贸易中迅速崛起，是因为陕西商人得天独厚的内在素质使他们恰恰适应了西部边境贸易环境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因此才取得了变边地之绝塞为边贸之利途的经营效果。
陕西商人这些内在素质为以共同的地域文化、乡土感情、风俗习惯为纽带的陕西商帮的形成准备了人文社会基础。
陕西周秦汉唐以来为都会之地，首善之区，长期保存着“乡田同井”的古代遗风，加之商鞅变法，实行编户连坐“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相连)而相收司连坐”(469)，又进一步强化了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使陕西积淀了浓厚的村社成员宗族互助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历史传统，保留着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的历史习惯，这些培育了陕西商人浓郁的乡土观念和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这种历史人文因素的积累，决定了陕西商人在从事明清边境贸易中崛起时，就具有明显的家族和地域性质。这首先表现为明清陕西商人轻去其乡，经商远游往往呈现出父业子承，母命子贾，兄商弟随的家族共识。如三原石耆宾其父“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筴起赀淮上”(470)；渭南刘香享“习贾雨金镇……子仲木，业盐筴于淮阳”(471)；高陵程希仁“祖以贸易起家……早年从父客城固”(472)；张忠轩“父子商游岷州”(473)；刘承渠“从父近渠公入广陵”(474)；蒲城张于逵“父自清业盐……乃弃儒为贾”(475)；泾阳张巍“代父为贾…用盐筴便输粟塞下”(476)，这是父业子承的例子。母命子贾的例子则有：三原温朝风“稍长，母若兄命之服贾”(477)；罗隐“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478)；王勃“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为商”(479)。叔携侄贾的例子如三原梁竹亭“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徽仕公，徽仕公于盐筴利无遗裒然，魁师老而授荚君，君筹划微”(480)；高尧山“幼嗣叔父，携资游蜀中”(481)。兄领弟贾也有不少例子，三原王一鹤与弟一鸿、一鸣“俱以家窘故……市布邑及吴越无闲言，赀日起，犹共贾共居，……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云云”；另有郭氏兄弟，长曰金，次曰荣，次曰镇“三人者……以贾起家，累千金”(482)；咸阳张臻“与兄弟泰风西走河东，东止辽阳……一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483)；大荔张德炳“见弟德纯幼不率，教德炳携至蜀……就茶商事，德纯益加勤俭，终克起家”(484)。
一家一族因商发家后，在合族同亲，祸灾相衄，资表比服的乡土宗族观念支配下，往往会带动四邻，惠及乡党，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因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商人……像他一切的同时人一样，本质上是结合主义者”(485)。如泾阳“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又多以商起家，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486)；三原“民逐末于外者八九，商贾远出，数年不归”(487)，由于泾原商民多经商陇青，故该地多“西客”；渭南“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488)，因同州府商民多贸易川省，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附近各村在炉(打箭炉即后之康定)，从事商业者，可以上溯约三百年的历史，在康定经营店铺者，户县人占十之八九”，故户县多“炉客”(489)。这些便构成明清陕西商帮形成的人文社会条件。
三、明清时期陕西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在古代社会，“不论以商人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490)。因此，最低限度单个资本的积累则是商业资本借以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在明清陕西由于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和土厚水深，挖掘土窑宜藏谷粟的地理条件，使陕西商人资本的原始积累带有自身显著的特点。对此傅衣凌先生曾有过十分中肯的分析，他在所著《明清时代商业与商业资本》一书中指出明代陕商的形成过程是：“山陕商人则靠着广大的农业地区为基础，以其地方资源丰富，先由农业上的积蓄，逐渐形成为巨大的地方商人”(491)。随后他又更进一步具体论述到：“陕西商人能够参加大商业的活动，而遍于国内各地，在其原始的阶段之依赖于农业上的积蓄者甚多……他们系以力田起家，因此，其和高利贷资本的关系极为密切”(492)。对于傅先生这种极为精当的分析，笔者俯首赞同。因为，就我检索到的明清陕西商人发家材料看，他们大多数与农业积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正是陕西商人资本原始积累不同于沿海苏浙闽粤商人的特殊性之所在。在明代的陕西，力农致富，以商求财仍是商业资本原始积累最主要的途径。这一方面是因为陕西农业生产的发展为陕西商人以农求富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明政府的“食盐开中”政策又为陕西商人把农业积蓄转化为商业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此，明代的陕西在纳粟中盐商利甚巨的刺激下，关中各产粮区出现了“疾耕积粟，以应开中”(493)的活跃局面，各地涌现出许多积粟千石的力农致富之家。扶风人王英“蓄粟至万余石”(494)；彬州张荣“富有厚积，人称张万粮”(495)；耀州乔世宁之父“常积粟数万石”被称为“万石君”(496)。又如正统时西安府民卢质、王恭、郭文礼“各出稻谷千石有奇佐官赈济”(497)；渭南程颚、兰政、田云“正统中但输粟一千石赈济”(498)；咸宁县民曹信、王燧、马义等人“各出谷千石有奇，佐官赈济”(499)。万历时岐山李存“出粟千石，活者甚众”(500)；泾阳彭邦“万历中输粟千石赈饥”(501)；合阳雷翀“积谷千石”(502)。当这些家藏千石谷粟的富产或输粟换引或粜谷易钱时，就把农业积蓄转化为商业投资，走上经商贸易的经营道路，这就是陕西农村历史上明清以来的“力农服贾”发家模式。这样的耕商之家在关中各县所在多有，明代三原、泾阳的富商多因耕商起家，如马暨配“初从故业力田，已贾蜀”(503)；石象“家世耕商”(504)；郭金、郭荣、郭镇“三人者从田徊奋兴，并以粟起家，累千金”(505)；郗延贵、延富“弟幼业农，延贵兄习于川贾”(506)；罗隐“家世田，先君逐田又以……商贩转生息”(507)。其他各县这样起家的商人也很多，富平李月峰“输粟延安之柳树涧……通引淮阳”(508)；李尽心“以农商起家”，并“与亭口王氏、磐石村之石氏、薛家村之路氏鼎立为富平北乡四大姓，世相婚姻，他族不得与”(509)。高陵张忠轩“纯艺黍稷肇牵牛车，登临泅，涉淮巩”(510)。朝邑冯敖“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511)。华阴郭道生“家世为农……及君之身，奔走经营，渐至丰饶”(512)。岐山郭玳“与兄妃力农服贾，而玳尤善治生，数十年积资巨万”(513)。户县王忻“力田服贾”(514)。兴平边方栋“力于稼穑，以赀财雄其屯”(515)。
农业生产中天灾人祸的打击常使农民为支付的需要而投向高利贷的怀抱，这便为陕西商业资本放贷觅利，积息聚财提供了存在的条件。因此，陕西商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与高利贷资本的关系极为密切”，通过放账取利积蓄资本便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又一途径。这样的例子各县也不少，如渭南刘香享“居市廛权子母，接人以诚，力矫欺习……券契银钱出自翁肆，无复投者，故翁贾日赢”(516)；三原师从政“人以君椎也，争斋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其敷倍，又出捐子钱贷人，息亦倍之……垒数万金”(517)；胡汝宽“罢学就贾，尝典市交，无论里中即晋人多倚公，率之亡不得利以去，里俗出粟收息类与母埒，公减息之半，以是远近人困者又多仰给公，公又间宽期约，即有以田畜质者，固辞不取，然当出粟偿来者，不偿者亦来，竟人人如其愿，久之竟以此大其家”(518)；高尧山“初贾时，出赀家多，以赀托君，君获羡赀，视他人恒倍，乃约为中分……君既富复以赀任人……赀益大归”(519)；安康胡大朝“仅于担负权子母，而十年间橐橐辄盈千万”(520)。
毋庸置疑，在资本积累的初期节俭仍是聚敛财富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曾经说过，英国的工厂主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每天晚上喝一杯果汁酒和抽一包烟已是最大的享受，因为“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521)。这对素以崇尚俭啬为长的陕西商业资本家来说更是如此，在明清节俭聚赀仍是他们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一般手段，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如华阴苏君“家世农桑，及翁之身，言笑不敬，克勤克俭，不与里巷征逐，其内于某氏专事纺织，襄助多力，二十年间而田产数倍于昔”(522)；高陵刘锡，“少时贫窭，以制石罗为生，妻则纺织于室，……遂商于三边，两淮间，裕矣，乃盖戒其徒，旅敏事而节用焉，两淮客有淫侈风，弗染也……数年积产，雄于西吴，金帛以万计”(523)；三原罗隐“朴素浑厚，无世俗儇作态……颇起家为富厚”(524)；梁巨万，业盐筴淮阳，“广陵富贵鳞集，俗取侈务以衣食居室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娼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525)。
综上所述，可见陕西明清以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几千年商业经营意识的历史积淀与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使陕西商人具备了抓住明清中央对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所提供历史机遇的内在素质和物质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以陕西为中心，以西北川贵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江淮，运布于苏湖，销皮于江南的陕西商帮在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迅速崛起，号称“关陕商人”或“西客”，并成为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中活动的市场主体。
(392)《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第37页。
(393)《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一十九，第105页。
(394)乾隆《同州府志·风俗》。
(395)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5页。
(396)雍正《韩城县志》卷一。
(397)民国《韩城县续志》卷一。
(398)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页。
(399)民国《榆林乡土志》，第23页。
(400)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二，《风俗志》。
(401)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0页。
(402)成化《三原县志》卷十四。
(403)成化《三原县志》卷十四。
(404)民国《续修泾阳鲁桥镇城乡志》卷六。
(405)吴钢：《明张洛墓志铭》，见《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406)吴钢：《明张忠轩墓志铭》，见《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407)吴钢：《明张忠轩墓志铭》，见《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408)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第25页。
(409)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八，《人物》。
(410)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1页。
(411)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4页。
(412)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4页。
(413)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9页。
(414)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一，第14页。
(415)乾隆《西安府志》卷三十三，《人物》。
(416)民国《商南县志》卷八，《人物》。
(417)光绪《岐山乡土志》，第7页。
(418)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419)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耆宾石君恭志铭》。
(420)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寿官双柏周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421)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国子生行梁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422)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处士王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42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寿官尧山高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424)韩邦奇：《韩苑洛集》卷六，《张云霄墓志铭》，第15页。
(425)李楷：《河滨遗书钞》卷五，嘉庆十六年刻本。
(426)吴钢：《高陵碑石》，《程希仁合葬墓志铭》，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427)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四，《候铨县丞张立基墓志铭》，第28页。
(428)《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4页。
(429)王九思：《渼陂集》卷十五。
(430)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明寿官胡公墓志铭》，第27—28页。
(431)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徽仕槐轩梁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4页。
(432)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菊斋君暨配硕人崔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43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明后渠秦公八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页。
(43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明寿宦王群暨配墓志铭》，《四库全书》本，第35页。
(435)温自知：《海印楼文集》卷三，第19页。
(436)吴钢：《张忠轩合葬墓志铭》，见《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187页。
(437)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四，《梁翁玉树墓志铭》，第26页。
(438)《陕西艺文志》卷四，第31页。
(439)民国《神木乡土志》，第2页。
(440)顾炎武：《孝贞先生墓志铭》，见李因笃《续刻受祺堂文集》卷四，第58页。
(44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永寿府中尉友槐公墓志铭》，第1页。
(442)《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三，第12页。
(44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舅氏向春张公寿序》。
(444)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三，《刘香亨家传》。
(445)岑参：《初过陇山》。
(446)岑参：《武威送刘革判官赴安西》。
(447)黄文弼：《罗布卓尔考古论》。
(448)杨仲华：《西康纪要》(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7页。
(449)谢尧钟：《新疆游记》，中华书局版，第45—46页。
(450)王士性：《广志绎》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页。
(451)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452)李亦人：《西康综览》，民国二十九年中正书局版，第346页。
(453)温纯：《关中温氏征徽集》卷十一。
(454)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455)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456)温自知：《海印楼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457)雍正《渭南县志》卷二，《风俗》。
(458)宣统《新疆图志》卷二十九，《商务志》。
(459)陈茂春：《兰州市的行栈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460)陈肇檀：《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第1辑，第91页。
(461)乾隆《合阳县志》卷四，《风俗》。
(462)《宋史·地理志》。
(46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二。
(464)李因笃：《受祺堂集》卷四，《先府君李孝贞先生行实》。
(465)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466)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三。
(467)王恕：《王瑞毅公文集》续文集，卷一百九十七。
(468)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29—30页。
(469)《史记·商君书》。
(470)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第5页。
(471)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三，《张香享家传》。
(472)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473)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187页。
(474)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475)《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4—5页。
(476)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一百零七。
(47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三，第1页。
(478)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479)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前明斋王君暨配硕人合葬墓志铭》。
(480)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竹亭粱君墓志铭》。
(481)来严然：《自喻堂文集》卷二，《明寿尧山高君墓志铭》。
(48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第13页。
(483)王九思：《渼陂集》卷十五。
(484)民国《大荔县新志存稿》卷十一，第9页。
(485)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与跋文》，《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77页。
(486)道光《泾阳县志》卷八，《实业志》。
(487)雍正《陕西通志》卷十五，《风俗》。
(488)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页。
(489)户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23页。
(490)《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4页。
(491)傅衣凌：《明代的商业与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2页。
(492)傅衣凌：《明代的商业与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5页。
(493)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六十五，中华书局1962年版。
(494)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康熙马氏增刊本。
(495)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康熙马氏增刊本。
(496)马理：《豁田文集续补遗·千金方序》，道光二十年宏道书院本。
(497)《正统实录》卷九十二。
(498)雍正《渭南县志》卷十。
(499)《正统实录》卷一百零七。
(500)光绪《岐山乡土志》，第3页。
(501)《嘉庆一统志》卷二百三十二，第5页。
(502)乾隆《合阳县志》卷三，《人物》。
(503)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
(50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
(505)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一，第8页。
(506)民国《续修泾阳鲁桥镇乡土志》卷六。
(507)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508)李因笃：《受祺堂集》卷四。
(509)李因笃：《受祺堂集》卷四，《先府君李公孝贞先生行实》。
(510)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187页。
(511)韩邦奇：《韩苑洛集》卷四，第23页。
(512)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第25页。
(513)光绪《岐山乡土志》卷二，第7页。
(514)光绪《户县乡土志》(中)，第9页。
(515)光绪《兴平乡土志》卷五，第2页。
(516)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三，第24页。
(51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第17页。
(518)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第27—28页。
(519)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5页。
(520)咸丰《安康县志》卷十三，第7页。
(521)《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2页。
(522)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第22页。
(523)吴钢：《高陵碑石》，《明刘仲及妻邸氏墓表》，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524)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
(525)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