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银两凿盐井敢将钱花
　　清代乾隆年间的一天，有一个身背钱褡子头戴瓜皮帽的陕西商人刘五，来到四川自贡号称“富甲全川”的有名富户王三畏堂家门口，声称要见王三畏堂的主人“王朗云”。这王朗云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自贡盐产地扇子坝的主人，人称“河东王”，当地流传的一句歌谣是：“你不姓王，你不姓李，老子不怕你”，王朗云问这位陕商：“所求何事?”陕商作揖请求道：“我借贵人一方宝地，投资凿盐井，现今井未穿而银已尽，要回家再弄钱去，将未凿穿之井暂时佃于本地人，求王大人从中作保。”王朗云一口答应说：“区区小事，何劳掌柜亲临寒舍，兄弟应允就是。”陕商走后，佃井之人将盐井凿穿了，眼看白花花的盐粒朝外冒，佃井之人翻脸不认账，陕商无奈，官司便打到王朗云那里，王朗云说：“不晓得。”陕商一怒之下，抱着重新带来的银子朝省城跑，买了一个县知事，指明要自流井所在的富顺县。商人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拿王朗云，将堂堂的王朗云下狱收监。然后去见王朗云，对王说：“别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别人怕你，我堂堂老陕就不怕你。你说服不服?”王朗云见事已至此，只好息事宁人对陕商说：“我再给你一口井，凿穿了，井便归你。”回家后，王便吩咐家人，将一口废弃的枯井泼了点盐水，交给陕商刘五。
　　刘五接井到手后再锉，终不见卤。便对伙计们说：“众位工友，大家尽心了，这井凿不出盐卤，是我刘五的命不济，我不怨大家，这自流井凿不出盐的，我刘五不是第一个。”台下一个伙计直愣愣地说：“这些四川当地人心也太黑了，净把些废旧坏井泼上些盐水，哄咱上钩，坑咱老陕。锉一个井得几千两银子，这不是打水漂了吗?你刘五不心疼，我们这些做伙计的还不甘心，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刘五知道这几句话戳到了大家的心上。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这自流井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在自流井凿井历来也都是如此，哪有事事都顺心的。他清了清嗓子，对大伙一抱拳，大声说道：“众工友，我实不相瞒，为锉这井我筹措的2000多两银子也都花完了。咱们共事一场，你们待我刘五不错，我也过意不去，这样吧，眼下还剩几两银子，我买个磨子，再买些豆子，叫屋里人给大家磨一顿豆汁，天寒地冻，我请大家喝碗豆汁，聊表寸心，也算做散伙饭，咱们后会有期。”说完两行热泪从他严峻的脸庞上洒落下来。“离乡人在外地发财不容易啊。”他仰面朝天说出了这最后的一句话。
　　第二天，几个伙计抬着一锅热腾腾的豆汁来到井台下，刘五对大家说：“伙计们，来吧，一人喝一碗豆汁，算是瞧得起我刘五。”
　　伙计们默默地端碗喝着豆汁，谁也不愿说话，心里黏稠得像这浓浓的豆汁，充满了惆怅。
　　一个姓李的伙计喝完豆汁，气哼哼地把碗朝地上一摔，把衣服一扔，对刘五喊道：“掌柜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再上去锉几下，看能不能锉出盐卤来。”然后跳上井台，手把锉杆，狠狠地锉下去，就像要把地球凿穿一样。
　　嘭!嘭!嘭!没锉几下，一拉锉杆，突然一股盐卤像泉水般的涌出来，人们惊呆了，过了一会儿，忽然大叫起来，“苍天有眼啊!盐井出卤了。”大家像过节一样欢呼。刘五激动地跑过去朝伙计的肩膀打了一拳，然后说：“多亏老弟你啦!你这一锉把白花花的银子给我锉出来了，我看就把它叫做磨子井吧，也给我们的后人留个念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创业的艰辛。”
　　自流井有名的高产盐井磨子井就这样诞生了，它日产15万立方米的盐卤，被称为自流井的“火井王”。
　　这种敢冒风险大胆投资的故事，在四川自流井的陕商中大有人在。
　　陕商刘子康办的耳勺井也是如此。刘子康花了数千两银子凿井，不见功效，大家都绝望了。这时刘子康的老婆把仅有的一支银耳勺拿出来，到当铺去换了一些钱，给伙计们管了一顿饭，说：“吃完这顿饭就散伙。”也是几个伙计不忍心看到东家几千两银子付之东流，吃完饭后，又锉了一阵子，结果却意外地锉出了盐卤，后来大家便把它叫做耳勺井。每天曾喷过1000多担水，也是自流井有名的高产井。
　　光绪二十二年，陕商锉办自流井最高产的盐井“发源井”时，更体现了不畏艰险、勇于投资的精神。发源井最早是由几个陕商采取资本接力的办法联合开发的，他们当时把这种方式叫做“做下节”。等锉到豆渣岩层时，根据当时的经验，这口井就废掉了，再也打不出盐卤，谁也不敢再继续投资锉下去。眼看几千两的投资就要毁于一旦，这时，有一个陕西山匠叫宋其江，他技艺高超，经验丰富，认为如果再朝下锉，穿过豆渣岩层，就会有盐卤。可是这地底下的情况千变万化，谁的心里都没有底，所以大家对宋其江的话不以为然，认为他是说大话。宋其江一气之下，找到陕商李伯斋，对李伯斋说：“李掌柜，我用身家性命担保，这豆渣岩下肯定有盐卤，就看你敢不敢投资。”李伯斋在自流井素来以雷厉风行、说一不二而被大家称道，他听了宋其江的话后，暗自思忖：“这自流井凿井煮盐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投资，它不像淮盐那样可以煮海水为盐，也不像山西解池那样可以刮盐碱为盐，这自流井的盐是吸地下盐卤，谁也看不见，谁也说不准。常言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大生意就得险中做。”想到这里，他一拍桌子，对宋其江说：“老宋，不管成与不成，咱就听你的了!你说咋干就咋干。”于是拿出1000两银子租下这口被废弃了的坏井，让宋其江复淘推汲，结果发现了大面积的岩盐，把自流井的盐产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上就是四川文人曼因在其所著《自流井》一书中记载的几则陕商在四川创业的故事。
　　下四川办典当一路潇洒
　　陕西商人入川经商由来已久，四川自贡的井盐业基本上是陕商开发的。嘉庆年间，嘉庆皇帝的一道上谕中说：“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
　　还在宋代，陕人借“茶马交易”之机，已入川贸易。进入清代后，川中经张献忠战火焚烧，人口稀少，大量秦人移垦川省，形成“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川北各地基本上都是陕西人，连清初的成都也以秦人为多，清人王沄所著《蜀游记略》记载说，康熙初年的成都是“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他们与当地居民相互杂居，互通婚姻，完成了客帮商人的本土化过程。所以，清代《成都竹枝词》中说：
　　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相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
　　这些入川的陕西商人，头戴瓜皮帽，身披钱褡子，以敏锐的目光横扫川蜀大地，到处投资，到处创业，着实在巴蜀大地上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
　　清初许多陕西商人入川，先经营钱庄、字号和典当业以积蓄资本，从而使“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由于陕商经营的钱庄、字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加之当时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每年皆有盈余”。到雍乾时他们已发展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掌握着四川的金融大权，所谓“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此种字号川省各县均有。如：
　　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之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
　　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一、珍益、谦益三号资本为最雄厚，然皆陕西人开”；
　　三台县的当铺“一名利川，一名泰昌，皆秦人于康熙三十六年开张……两当获利最厚，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
　　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和兴两当店最大”；
　　成都仅三原、泾阳二县人开的当铺就有48家。
　　自流井“有典当业大概开始于1800年间，那时陕帮商人在自流井牛氏巷(今安全巷)开设了第一家当铺，获利很大，本地及荣县、威远的富商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到雍乾时从一家发展到八家，自贡市的“八店街”便由此而得名；后来又在贡井设分号，并且天池寺山下灰包山一带，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街市的繁盛区是老街子，逐渐发展到新街，成为自流井盐业资本调剂的实际操纵者。
　　《成都竹枝词》中说：
　　傍陕西街回子窝，
　　中间水达满城河。
　　三交界处音尤杂，
　　京话秦腔“默得那”。
　　康熙年间，陕西商人利用川盐“招商承引”的政策机遇，租行代销，挤入川盐销售。乾隆九年，川盐济黔济滇，陕西商人更把川盐运销业务扩展到四川以外的领域。就川盐行黔而言，“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县前进者为綦岸”，“四岸行商十余家，悉是陕西大贾”。同光年间，太平天国革命使江南糜烂，淮盐入楚受阻，清廷即调川盐济楚，陕西盐商又携带盐船沿川江而下，运销湖北。于是陕西盐商在川、滇、黔、楚四省的广大区域内，携带盐斤，水陆并进，纵横驰骋，莫不得其所欲。他们在各厂设号购盐，在沿江设号雇船，在各岸设号售盐，水运则“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连墙万船，出没于穹渍窳桑之间”，陆运则肩挑背负，“行商自岸入黔，节节开设子店，每店动需一二万金，沿途以盐盘盐，到店则散发小贩，趁乡零售，按关收账”。仅陕商刘绍棠(人称刘五老陕)、田荆荣二人与川商李友四堂合伙在贵州仁怀县所设的盐号“协兴隆”，就拥有子号70余家，分布在仁怀到贵阳间的各州县。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四川犍为五通桥有乾记盐号，赵家有元记盐号，二号规模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赵家在自贡和涪州还有盐号，叫“恒盛源”，前清云南、贵州的食盐严赵两家都参与包销。此外贵州江口一地就有陕西泾阳商人400名，他们不少人是盐业的经营者。八店街的陕商苏家在仁怀厅有20多家字号，到乾隆年间像“协兴隆”、“恒盛源”这样的陕商盐号、盐店在川省就有152家，其中仅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他们于1736年在自贡集资兴建了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初修时耗费5万两白银，均由各家盐号捐资，捐银最多者达3000余两，并以此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而且依照地形还别具匠心地将会馆建筑设计为船形，寓意欲将四川银子运完，充分显示了陕西盐商在川盐运销领域的雄厚实力。所以，《成都竹枝词》中说：
　　会馆最多数陕西，
　　秦腔梆子响高低。
　　观戏人多坐板凳，
　　炮响酬神散一齐。
　　在建修陕西会馆时，还有一段佳话。当时陕西人把四川的银子都运走了，当地人很不服气，就专门以防止风水外泄为由，指定陕商只能在一处低洼地方盖会馆，并不许动当地一锨土，以此为难陕商。陕商不为所动，硬是回到自己的故乡陕西同州府(今渭南市)，背来一口袋一口袋陕西黄土，经千里巴蜀古道，在当地盖起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并且富有陕西气象。故《成都竹枝词》中说：
　　秦人会馆铁旗杆，
　　福建山西少这般。
　　更有堂戏难及处，
　　千余台戏看一年。
　　到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开始大规模投资四川井盐生产，而这一时期陕商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自流井盐场。因此，他们是自流井盐场早期开发的主力军。
　　翻开自流井盐场的发展史，到处可以看到陕商拓荒者的足迹。
　　自贡市老工商者黄植青先生根据自己一生业盐的经历所撰就的回忆文章指出：自流井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兴旺，井密如毛，主要是陕西客帮经营的，大都是一些大口浅井。到光绪十几年(1884—1893)，因蒋家沟二寸七八到三寸四五的黑卤井出现，就逐渐归于消灭。盘蟹沟在同治四年已很兴旺，以前陕西客帮在这里做了几十丈深、口径二寸四五的井，以后逐渐做到200多丈，日产黑卤几十担，陕帮的咸德井日产百多担，火也比较多。珍珠寺陕西客帮在尚义灏附近锉有100多眼井。
　　贡井盐场的兴起也与陕商有关。据记载：“贡井场以前，开灶遍布于天池寺山下，一般是井户‘就井设灶’，由井户自己经营，当时叫做‘自办煎烧’，在天池寺灰包一带，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字号都设有子号。”
　　把自流井盐场与贡井盐场联系在一起的还是陕西商人。同光年间自流井盐场火旺于卤，贡井盐场则卤旺于火，光绪二年陕商李德山创大生枧，把贡井的卤水枧到自流井，每天过水3000多担。据说卤水枧创始于老陕，后来资本雄厚的盐商都自办卤枧，当时有十大枧。可以说是陕西商人一手促成了自贡市盐业的崛起。同时陕商在犍乐盐场的势力也很盛，咸丰年间犍乐盐场专门生产济楚花盐的有十大灶，陕商就控制了其中的六大灶。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投资开设的井灶，大都是产量极高的高产卤气井，在自贡盐场居于技术领先的地位。如“陕西商人在尚义号凿有上百个的眼井，其中以天然气井磨子井最为有名，日产量达15万立方米，有‘火井王’之称”。陕帮刘子康的洪源井也每天喷过千多担水，有600多口火；又如陕帮的洪富、实洪等井都各有200多口火，而且都是300丈的深井。其他如三生井、发源井、三秦井亦都是高产气井。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除了自己独立投资开设井灶外，还常采取“合资”的形式与当地富商联合开发盐井或共办井灶。因此在清中期垄断自贡井盐生产的当地富商“李、王、胡、颜”四大家族，或是借助陕商的财力或是得到陕商的扶植才得以发家致富。如李四友堂的发家就是因为其创始人李维基道光七八年间到成都应乡试，结识了陕西典商兼茶商的高某，高投资3000两与李合资租佃联珠井，利润突增至数倍。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友四堂独资经营和控制的水火井已达百余眼，火圈800余口，日产卤水数千担，还与陕商联合创办了“大生枧”和“祥兴泰”盐号，成为拥有井、灶、枧、号，资本逾百万的大资本家族。王三畏堂亦是因为其创始人王朗云在道光十八年以其家族扇子坝的土地作为投资与陕西商人合资开凿新井或加深废井才得以发达起来，到咸同年间成为集井、枧、灶、号于一身，资产达数百万，“富甲全川”的盐业资本家族。而颜桂馨堂的发家虽系独立投资，但到颜晓凡执政(1816—1874)时期，改年限井为子孙井后，进一步刺激了客商投资的积极性，而在这些客商中陕西商人当不在少数。因此颜家的发展也与陕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井盐生产上陕商与当地富商的联合开发，使陕西商人不仅为富荣盐场带来了资金，更重要的是为富荣盐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开拓性质的经营形式和经营思想，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契约股份制”经营模式，开了中国股份制的历史先河，这不能不看做是陕西商人对中国经营管理做出的最出色的贡献，并且在自流井“四大家族”崛起后，陕西商人的经济实力仍在其之上。
　　在清代赴四川自贡、犍乐盐场投资盐井生产的主要是陕西渭南、大荔、泾阳、三原的富商大贾，统称“川客家”。如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清代出了许多财东……除在陕西以外，又向四川发展，如四川自流井、五通桥的盐井和盐号”，赵家在“四川已有盐井和盐号，咸丰时著名一时的赵渭南是陕西头号大绅士”，使孝义镇从明代以来就形成“严、赵、乔、詹”四大商业资本家族，与自贡的“李、王、胡、颜”四大家族遥相呼应，他们之间，彼此经济往来很密切。咸同年间，自流井富商李享家族与八店街陕商张李二姓过往甚密；大荔禹家庄的禹得彦在“四川开设盐井，在西安有地产和商业”；大荔“北王阁新堡子姓张的，他家在四川开盐井，很有钱，新堡子的大王庙，就是他修的”；“王阁村回民禹瑞样，他在四川有盐井，村人称之为“川客家’”；“羌白镇的青池村有个回族大地主名叫温纪泰，在四川买有盐井，回回西迁时强迫温家西行，但最后温家还是到了四川”。此外，泾阳、三原的富商中在四川办盐井的人也不少。三原东关的胡历廉家在四川开当铺放高利贷，也有投资盐井的生意；泾阳富户“刘、孟、姚、于”四大家族的姚家在四川也办有盐产，因此才成为泾阳的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