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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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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 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下)



















陕西的皮货商们几乎支撑了陕西经济的半壁河山,陕西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皮货生意而被冠以“西商”名号的。清代的陕西皮货商多设硝皮作坊于泾阳、大荔、礼泉和凤翔。清初尤以泾阳为盛。泾阳借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早在清乾隆以前,皮业就开始兴盛。始有李松林、魏德润、刘锡寿、白启泰、李乐耕等在百谷镇建起皮行数十家,相继经此业者越来越多。据说县城西北南强村、县城东北封家村一带建起好多作坊,计有义信正、封家王瑞儒的公兴和骆驼湾郭尔勤等作坊三四十家,本县皮行生意一直兴盛到嘉庆年间。
  与泾阳皮行汇聚的百谷镇隔河相望的礼泉北屯镇,为甘省至泾阳必由之路,该镇附近一带肩挑负载皮货之居民也不少。遂有该镇牙人李梦魁兴办的长盛宏店转做皮毛生意,每年由泾阳贩卖布匹前往甘省巩昌府属地方售卖,即在彼收买生皮回归硝熟卖于客商,从而导致礼泉县北皮毛加工业的兴起,“甘产牛羊皮毛多集于此,京、津、沪、汉及河北河南等处皮商多来贩卖,清末市肆较为繁盛”。
  大荔昔为同州,因流经大荔之洛水及蒲城南乡所产之硝,适于硝皮之用,因此同城、羌白诸城镇皮业极盛,成为继泾阳之后的陕省皮毛集中地。最盛时有硝皮作坊100余家,著名的敬信义皮货庄,“方法系世传,经营此业者已八十余年”。由于大荔皮货贸易发达,使皮毛加工成为该县支柱产业,商人多取卖皮为生,“商贾以通有无,间挟资远贾,串多鬻皮为业”。
  凤翔是清末继泾阳、大荔之后新兴的皮革加工转口中心,时有皮庄40余家,大者有万泰成、万顺生、永兴合、振兴皮店等,仅永兴合皮店年销售额10万两白银,经理党士元是皮庄行头。同光年间甘陕回民起义后,陕西本土皮毛加工业逐渐衰落,渭南等地的商人又西上陇坂,在兰州辕门东西两廊开设了几家估衣铺,并代销郊区回民自制的新羊皮衣,后来便自购生皮设作坊招工热制,形成皮货行业,比较著名的皮货店有正端成、公盛元、怀迁元、同结元、义兴福、义同德等,公推大德源皮货店经理陆萌亭为会首,每年在朱家庙的老君堂过会,使陕西的皮毛加工技术又传播到兰州,成为陕西商帮在兰州垄断经营的又一行业。
  这些设在泾阳、大荔、凤翔等地的皮货庄,多在甘肃、宁夏、青海设庄口,常年派人驻守,收购生皮运回本庄硝制,遂使陕西皮毛客的足迹遍布西北各地。
  甘肃平凉是西北皮毛产品赴陕的必经之地,因此平凉多皮毛过载行。每家资本在万元左右,毛客来平凉多驻过载行,由行客供茶水灯火。贩运商资金雄厚,经营贩运商的主要为“大荔帮”。甘州为秦陇商人赴新疆贸易的主要通道,青海蒙古诸番,岁携羊牛皮毛至此间易茶面,在甘州交易皮毛的陕西商人为数也不少。
  陕西皮商赴西宁收购羊羔皮的时间很早,当时主要是陕西同州商人。西宁城内的陕西帮商人,大者11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德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而青海收购皮毛的外地客商多集于湟源,当时湟源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400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30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极一时。
  宁夏的清和(坊)在明代就是皮货市场,山货、靴帽等皆集于此,至清代银川城中的四牌坊更是羊豕、皮毛、驼马等应有尽有,其周边之中卫、灵州、平罗等地畜牧之利甚广,其物最著者香山羊皮,因此,各地皮毛商云集。中卫是皮毛集散的主要市场之一,在中卫驻有不少收购皮毛的陕西客商。如张云,陕西华阴人,父故家贫,早岁来中卫业帽为生竟染病死,时陕客中卫者聚金买棺权葬之于堡北偏荒地……毡条皮帽犹存,张云之父与客中卫者多为业皮货者无疑。而平罗则是著名滩羊的主要产地,所产羊皮品质甚佳,陕商及各地羊客、盐驼,纷至沓来。
  新疆是西口和北口贸易牲畜入关的皮毛主要产地,在清初官办互市时期,赴新疆与各地少数民族队商交换皮毛畜产的主要是陕西商伙,其所易皮毛70%运回陕西泾阳硝制。同治后,陕西回民白彦虎率领不少起义军及家眷来到新疆,他们中的不少人就留居在吐鲁番、乌鲁木齐、米泉、伊犁,新疆回民中陕西人较多就与此有关。这些留居新疆的陕西回民商人多从事皮毛等畜产的收购和转运,使北疆之伊犁、南疆之叶儿羌成为两大皮毛集散中心。伊犁广衢容九轨……每岁布鲁特人驱牛羊10万及明镜等物入城互市,易砖茶、缯布以归,西方行贾者以所有易所鲜,恒多奇羡。这里的西方行贾者有不少是陕西皮货商。而叶儿羌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每当八栅儿会牲畜产品,尤不胜枚举。
  这些购自西部各地的“西口”皮毛产品,由各地过载行辗转运到陕西泾阳或大荔皮货本庄,由本庄招雇皮匠泡熟硝制,再缝制成“皮筒”或“皮摔”,统称“西口皮货”,行销全国。泾阳有皮货作坊30—40家,齐聚不下万人,每年硝制黑白羔皮、二毛皮、老羊皮约2万余斤,运往京、津、沪、汉销售。大荔最盛时有硝皮作坊120家,年硝皮10万张,其中仅“敬信义”一家“年可出产七八百件袍料”。这些缝制成件的“皮筒”,或是由陕商直接运销各地,或是批发给来陕购货的京、津、沪、汉的外地客商,由他们再转运各地,遂使陕西的“同州皮货”,闻名全国。
  清代陕西商人皮货贸易除“西口皮货”繁盛外,还应包括北口皮货的勃兴。经榆林神木运往陕西的伊克昭盟各旗皮毛产品通称为“北口皮货”。北口皮货贸易初兴于明末,繁盛于清代,它是清代陕西蒙地边商一手创造的历史业绩。隆庆五年俺答汗率部降明后,广大河套蒙地皈依中原王权,明政府为加强与套内蒙族的经济联系,在三边设十个马市,进行“布马交易”,其中延绥镇的红马市堡主要是面向伊克昭盟七旗,使榆林成为河套与内地连结的商品集散中心。同时明廷又于各马市同开“民市”,准汉民以农产品、手工业品与蒙族牲畜、皮张等进行交换,使北口贸易一开始就具有以皮货贸易为主的特点。而当时从事北口贸易的主要是榆林、神木的蒙地边商,仅神木定边从商者不下20万人,神木城什么产业都没有,只有皮货业比较有名。
  入清后,民族融合,陕北蒙地边商冲破内地商人不许擅入蒙地买卖的陋规,大量进入草原,携带砖茶、布匹、日用百货交换伊盟的皮毛产品。这些陕北蒙地边商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边商”,陕人叫“跑边”,蒙人谓“出拨子”或“货郎”。他们对蒙古人的嗜好和日常所需知之甚详,出发时将各种商品载于牛车,三五人一帮,自带食料、炊具、帐篷,一直向蒙古地方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到达蒙地后,展开帐篷,陈列货品,“把蒙人需要的货品带入蒙地,又把蒙地出产的皮毛牲畜带回,反复买卖,往往转手即可获得数倍利润”,这就是《神木县志》中记述的土著贾人,他们每赴蒙古各旗贩卖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另一类是固定边商,陕北人称“出行”,他们是由边客发展来的较大规模的边商。这些大边商在蒙地经商年深日久,或在王府附近,或在大昭庙前设有商号,自身备有骆驼、驴骡,雇有脚夫伙计,从事边地皮毛贸易。有个呼掌柜,为郡王旗首富,“神木人,开设天城商号,住赤老图沟,每年收购大批皮毛,运往包头出售”;另一个仅决于呼掌柜的大商人叫王铁闩,“神木人,开一家大商号叫义聚成”。像这样的大商号各旗都有,他们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到清末民初,伊盟各旗有陕商商号232家,各县边商当在2万人以上。他们利用日用百货交换蒙地的皮毛运 回榆林,使榆林在北方皮毛市场上居于重要地位。每年经榆林输向关中或包头的绒毛约3万担,皮张35万张,使陕北经济依赖皮毛贸易,如皮毛贸易畅旺,则陕北农村与城市的经济状况就趋于良好,否则商业即陷于停顿,这充分说明陕北的蒙地边商在开辟北口皮毛贸易中是成功的。
  清代陕西商人的皮货贸易除了包括西口和北口的皮货贸易外,还应包括川藏地区的皮货贸易,因为从事川藏皮货贸易的仍然是陕西商人。清代康定的山货帮川陕人约十余家,专营绸缎布头,收买康地皮张土产,店号均以康定为主,间有于成都及西康外设分庄的。一些陕西商人深入藏区的道孚县,“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甚巨……汉商多饶裕,皆陕人”;藏南的玉树、结石,商人以“陕甘汉人”为多,“自各地携物来售,售完后将玉树土产运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而玉树之土产仍主要是牛、羊、皮革。
  清代陕西商人皮货贸易的兴盛,应有陕西回民商人的一份功劳。陕西回民商人精于皮革熟制技术,他们聚居在西安、长安及渭北各县,成为陕西硝制皮货的主要技术力量,并且随着他们四出迁徙经商,还把皮货贸易及其硝制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甘肃张家川回民自治县的张川、龙山镇从清代以来就以皮毛集散地而闻名西北。青海湟源地区深入藏区收购皮毛等畜产品卖给歇家的,仍主要是清代去的陕西回民。咸同年间一部分陕西回民迁居河南,在洛阳、开封等地以贩马为生,开封市中心古楼南善义堂清真寺,是陕西“马客伙”的回民修筑的。乾隆年间陕西回民商人以经商、从事手工业进入云南傣、白、彝、藏居住地区,如云南大小凉山的陕西回民商人在永宁皮匠街上以铲、硝牛羊皮做皮扑、马笼头、皮条等,为发展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呼和浩特的回民则是雍正年间陕西大荔、长安等地的回民因贩牲畜皮毛而迁居去的。
大话陕商/李刚,赵沛.-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