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典当镇陕甘九龙贺家
　　清朝嘉庆年间，陕西关中一带常能看到一辆马拉轿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那马跑得浑身汗涔涔的，再看坐在轿中的那人约四五十岁，满身风尘，但两眼却炯炯有神。
　　大车驰进蓝田县，满街的人都仿佛认识这辆车上的主人，纷纷向他打招呼。大车停在一家写有“贺”字的当铺面前，当铺师爷忙着跨出门来，向旁边的伙计喊道：“主人又来视察了，你还不快点去打些热水来让主人擦擦脸，揩揩汗。”伙计伸了伸舌头说：“还没到一个月，又来了。”
　　这位坐马车来的中年人就是当铺的主人贺达庭。
　　贺达庭是渭南县赫赫有名的大当铺主，他在关中各县都开设有当铺，共有800多处，分布在渭南、蓝田、咸宁、长安等数百里地之间。
　　贺达庭自幼经商，发财致富成为富商后，仍然保持着他以前的作风，他不喜爱奢侈，声色娱乐无法使他真心感到愉快，只有他拿着各当铺的账簿，算计出盈利许多时才会露出满意的笑容。他最爱的事，就是倾听用手敲打着银两银锭和银圆发出的声音。
　　他对自己当铺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认为一个商人如果连自己的家底有多少，财产增值了多少都不清楚的话，那十足是个不长进的家伙。对于那些花天酒地、天天冶游闲逛的商人和其子弟，他极其轻蔑，他常会叫住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商人子弟，骂上一句“败家子”，然后扬长而去。
　　他每月要把自己所有的当铺都游历一遍。这是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是不能更改的规矩。这倒不是他对各当铺的师爷和伙计不放心，而是他不去巡视自己的当铺，心中就不踏实、不自在，仿佛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
　　他的巡视也是别具一格。每到一处，他并不询问什么，只是用他那有些寒气的眼光朝师爷和伙计的脸上扫描，从他们的脸色和目光上来推知当铺近来的情况，说来也怪，他每次对所察视的当铺的情况的推断与实际情况屡屡相近。所以，每当他到了某当铺，当铺中管事之人见了他，什么事也不敢隐瞒，总是据实以告。他会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在这个当铺中停留多久。如若当铺遇到困难和麻烦，他会留下来给管事之人筹划谋略，吩咐照他的方略办。然后见事情已经办妥，这才起身，又去别的当铺视察。
　　他每次来去匆匆，时间也不确定，各当铺的主管人和伙计，随时都感觉到主人在自己的身旁。有时他刚离去，店铺中人还互相劝诫，担心主人会突然返回。他们更加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之事，对他们的主人，他们是敬畏有加。
　　贺达庭的后人，渭南大当铺商贺士英也是典当商中的一代豪杰。他的资产更多。典当铺虽仍是贺达庭在时所开的那些，但他的资本雄厚却超过了贺达庭。他可以操纵陕西全省当铺利息的涨落，大有“一声秦腔吼，可使八尺男子眼泪流”的气势。
　　贺氏家族，是陕西商人的一个缩影。
　　渭南西原贺家洼贺家祖籍山西，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到陕西的。贺家在明代的时候有人当过总兵，后来做文官的也不少，贺家是以官起家的。进入清代后贺家的官运不济，开始弃官经商。从第五代贺达庭起开始从事银钱业，开当铺、钱庄，贺达庭时开有30多个当铺，在陕西很有名，到第六代贺士英时发展到鼎盛时期，在陕西的西安、同州、凤翔；郴州、乾州等40多个州县办有800多家典当，72家钱庄，每家当铺资金最少1000万两，使“九龙贺家”在陕西无人不晓，以至于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业。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巡抚想减低当息以恢复经济，贺士英闻讯后从渭南老家赶到西安面见巡抚徐忻，他对徐忻说：“区区小事，何劳官府，我一语即可办到。”徐忻疑惑不信，认为一介商人何敢吐此狂言。贺士英握拳抱掌对巡抚说：“三日之内若不见分晓，但听官府治罪。”回家后他即刻命令各州县的当铺在沿街的墙壁上贴出招贴，申明将当月的利息从三分减为二分，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果不其然当年陕西的当铺利息就减为二分，仅此一项贺家就损失利息3000多万两。巡抚闻之此事，对贺家刮目相看，专门坐轿摆队到贺家登门拜谢，还住了好几天，受到贺家的盛情款待。贺家将当息减为二分后，意犹未尽，又将当息减为一分五厘，穷人欢呼跳跃，纷纷拥到贺家当铺投当，贺家不仅利息没有减少，由于业务增加反而赚了不少银子，还落了个贺家减当为穷人的好名声。
　　贺家财大气粗，长袖善舞，每一年仅当是收入就有八九千万两。他在贫瘠的渭南西原上大兴土木，将贺家洼十里长的村子盖满了高房大院，村庄房屋设计前高后低，像一个船形，中间盖有九层高的魁星楼，像一个桅杆，并用围墙将整个村子围起来，从远处看去，像是一艘在绿色海洋中破浪扬帆的航船。村里十条街巷，有九条是贺家及其后人居住的，像从贺家总堂中升腾的九条龙，被人们称为“九龙贺家”。
　　贺士英每次出巡都是前呼后拥，前边有十几匹白马开路，后边又有十几匹黑马断后，贺士英坐的轿车居中，威风凛凛。每次他从西安回贺家洼老家，先有两匹马打前站，通知全村人老东家回来了，村里的贺家后人都得到村子的牌坊前跪接，场面十分壮观。
　　贺家在贺家洼专门设有贺家会馆，里面有72间房子，每一间房子是每一家钱庄掌柜回村住宿的地方。每年岁末贺士英都要把掌柜们从各州府县叫回贺家洼，让他们汇报业务。年关吃饭的时候凡是座位靠近贺士英的就说明业务昌盛，老板满意；凡是座位离贺士英比较远的，掌柜就提心吊胆，考虑自己是不是要辞职走人。这是贺士英一种非常奇特的管理方法。
　　贺家的当铺、钱庄银子很多，东家们议论说：钱多得就花不完，他们在家里摆有银山钱树，钱都是一摞一摞的。据说有一次贺士英从扬州买回来的小老婆不小心将一摞子钱蹬倒了，贺家的财东们大惊失色，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说是贺家的钱树倒了，贺家从此就会没有钱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陕西商人们对市场风险的担忧。
　　焦、常、曹三富户渭北名大
　　七十二行，金钱为王。经营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有一首《都门新竹枝词》说山陕商人的典当是：
　　西商妙算果通神，
　　典当堂开用纹银。
　　就便亲爹新出世，
　　三分一律不饶人。
　　陕西的金钱业不能不说渭北三大富户焦、常、曹。
　　板桥常家的创始人叫常克珍，出身贫苦，道光年间是个裁缝，为人缝衣度日，后来渐有积蓄，开了一家估衣铺。那时估衣铺是典当的附属产业，投当人所抵押的衣物，如果不能按期赎回，叫做“死当”，当铺就会将它交给估衣铺卖掉变作钱财。常克珍开估衣铺赚钱后，就在四川金堂县开了当地最大的当铺，叫做“义兴珍”当铺，从此常家发达起来。从常克珍开始到第三代常家都是自东自掌，到第四代常生春时，他是个经营里手，从岐山马家在四川办的大当铺“金盏号”挖过来精明的掌柜马朝贵为他主持生意，从此常家因才得富，经营更上一层楼。
　　马朝贵果然是一把好手，在他掌管义兴珍生意的50年里，各个方面都井井有条，业务达到了极盛时期。商号从一家发展到八家，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各个重要城镇。仅总号义兴珍就占据了金堂县半边街道，因放账收租购买了金堂县上等水田9000多亩，占据全县耕地的9／10，每年仅地租一项就达9000多石，并专门出资在金堂县盖了陕西会馆，联络乡党。常家在四川彭县开有义兴惠，在广汉县开有义盛珍，在绵竹县开有义兴恒，并在西安、汉中开有商号，每个商号有20多人，全号共有伙计300多人。
　　常生春对管理很有一套，他对掌柜马朝贵信任有加，从不干涉店务。但有一条，每年从四川总号回来的伙计、学徒，他都要留在常家的老家住一个月才准回家。这一个月里他一方面对伙计们大鱼大肉盛情款待，另一方面又不时地找伙计们聊天谈话，使他对远隔千里的四川字号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
　　常生春对字号的管理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他家的掌柜、伙计挣的都是“厘毫生意”，即商店分红是按照厘毫的标准进行分配，一毫是10两银子，一厘是100两银子，一分是1000两银子，他家从老掌柜常克珍起就立有一个家规：常家的任何东家和掌柜都不能挣过分，当年老掌柜常克珍挣了1000两银子，他也把它分成两个五厘，以避免挣分，他认为分就是分手、分离、分化，是商家最忌讳的。有一年常克珍的孙子叫祥和子，主持店务，因为不了解这一号规，给掌柜李景泰添工钱的时候，添到一分二，即1200两银子，犯了号规，老东家常克珍知道后立即将李景泰开除，说明常家管理之严。
　　吝店曹家也是经营典当起家。曹家的创始人叫曹元申，清代嘉庆年间，在甘肃贩马，学得了经营才能，后来被岐山马家看中，招他到四川金盏号当把式，由于他善于经营，深得老板信任，挣的身工比别人多，渐渐积累发财，从金盏号独立出来，自己开当铺，经营银钱业。曹家的店铺生意很多，老店叫“新兴惠”，设在老家吝店镇，为曹家业务总汇。总号叫“新兴盛”，设在四川彭县。又在成都设有永兴公钱庄，还在陕西凤翔陈村设有烟坊，做水烟生意。曹家的总账房叫刘万算，他很善于算计，在他的算计下曹家的生意蒸蒸日上，伙计500多人，在四川各地拥有大量水田，到民国曹家衰落时，他们家的四代三堂每一堂在四川尚有千亩土地。
　　曹家是有名的财东，当时人们能为在曹家干活而感到荣耀。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叫做“六年工满回家转，立在堂前拜祖先”，就是说在曹家干满六年，就从学徒升为伙计，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可以发迹了，从四川放假回乡祭拜祖先，从此改换门庭，在家乡父老面前也脸上有光，而且婚姻也比较顺利，媒人会不请自来。如果六年不满中途回家，就会被认为是没有出息，连提亲人都没有。
　　曹家有一句格言叫“埋头财东”，就是有钱不显富，富贵不露财。但是曹家毕竟在自己村子里还是大兴土木，盖了三大院巨宅，每宅耗银1000多万两，几乎占满了曹家所在的程曹村的全部宅地，有1000多间房子。为了构建高房大院，需要大量木材，华阴、华州、渭南从终南山贩的木材都拥到程曹村，曹家将盖房子用不完的木料干脆在本村设了一个木材市场，以曹家老太太的生日三月初三为会期，逢会由曹家出面请各地有名的戏班子唱三天大戏，使曹家的木材会成为渭北最大的木材和骡马市场，仅一个上午交易的牲口就有2000多头。三天以后凡卖不出去的木材，全归曹家收购，木商们只赚不赔，莫不巴结曹家。这种盛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结束。
　　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路经渭南时饥饿难忍，同州府尹张敬如给其上供由南瓜和猪肉做成的包子，慈禧太后吃了以后赞不绝口，这就是渭南名吃“时辰包子”的由来。曹家知道此事后，赶忙给慈禧太后捐了3000万两白银，被封为资政大夫，从此曹家更为发达。
　　南焦村焦家也是经营典当起家。其创始人是焦荣栋、焦耀栋两兄弟。这两兄弟开始都是在岐山马家金盏号当掌柜，金盏号当时在彭县、成都办有八个分号，老大焦荣栋是金盏号的总管，老二焦耀栋是成都分号的掌柜。有一年，兄弟两人商量好，老二要回家过年，老大叮嘱他来迟一点，结果老二迟到了一个月，当时金盏号有号规，凡年后迟到者一律开除，老大铁面无私硬要将老二开除，众商们无论怎样说情他都不松口，硬是将老二驱出店门，让其流落街头。由于焦荣栋是金盏号有名的大总管，老二又当过掌柜，在陕西的掌柜中威信高人缘极好，众商们为了巴结焦荣栋，也不愿意看到老二落魄下去，纷纷慷慨解囊，资助资金，帮老二在彭县开了一家恒丰荣当铺，焦荣栋偷偷地将金盏号的很多银子输给恒丰荣，焦家从此走上致富道路。
　　焦家在四川各地办了很多商号，主要是做银钱生意，在彭县有总号恒丰荣，在新都县有恒丰顺，在金堂县有恒丰新，在成都有恒丰裕，在荣经县有恒丰和，成为与岐山金盏号、渭南义兴珍三足鼎立的陕西人在四川办的最大的三个商号之一。焦家号称九院三堂，总堂叫协和堂，在四川放账并在兰州做皮货和在陕西做木材生意。在四川焦家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年终时凡是欠恒丰号债务的都要给东家磕头拜年，有多少就付多少，没有的磕磕头就算了账，体现了焦家做生意薄利厚义、宽厚忠诚的经营作风。
　　焦家在南焦村盖有华丽宅院，一共九个大院，还捐资修建了南焦村城堡寨墙，现在南焦村焦家的大院还在，只见青石筑基，雕梁画栋，门口的两个一人高的石狮子口含宝珠，被人摸得溜光滑圆，是渭北有名的镇门兽。焦家的二门焦耀栋后人焦唤卿之妻为其婆婆殉葬，经焦家后人山东济宁道台焦雁峰上奏朝廷被诰封为节妇，在南焦村立有白玉石的节孝牌坊，由慈禧太后亲笔题写“节孝坊”三字，牌坊石雕精美异常，花费了1000多两银子，用了两年多时间才建成，现在还屹立在南焦村，成为焦家的一个标志。
　　开钱行积银两不愁钱花
　　有一首《西江竹枝词》说当时的商人是：
　　豫走滇黔粤陕甘，
　　山眠水宿动经年。
　　总因地窄民贫甚，
　　安土哪知不重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