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黄土走蜀道故乡砖瓦
　　清代乾隆年间的川蜀栈道上，一队队商人和伙计们背着沉重的口袋，艰难地走在难于上青天的山路上。这鬼见愁的川蜀栈道，山路崎岖，两旁万丈深渊，稍不留神就会葬身沟底，空身尚且难行，更何况背着沉重的口袋。
　　一位官员为好奇心所驱使，上前问一个商人模样的老者说：“商家，你们所背的口袋里是什么东西?如何为此而备受辛苦?”
　　那位商人停下脚步，擦了擦汗，从怀里掏出一个旱烟袋，捏一把烟叶，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缕青烟，飘荡在秦巴山苍翠的山峦中，然后用浓重的陕西口音说：“官爷有所不知，我们这口袋里背的是土啊!”
　　“是土!难道四川就没有土，非让你们千里迢迢翻山越岭把土背到四川去?真是把石头朝山里背，天下哪有这样的奇事?”官爷接着问道。
　　老者布满沧桑的脸上挂着一丝苦涩，惨淡地说：“咳!一言难尽，我们这些都是在成都做生意的商人，千里为商，寄籍客地，人地生疏，有商海风浪，身居异乡的商人们，总想有一个聚会的地方，以便叙叙乡情，解决些生意上的困难，大家也好有一个互相照应的地方，所以想修一个成都会馆。”
　　“修会馆是常有的事，我知道各地的商人都修会馆，又何以背土千里?”官爷问道。
　　老者接着说：“是这么回事，人家成都人说我们修会馆会把四川的风水给破坏了，银子都被搬到陕西去了，所以硬是不让动本地一抔土。会馆修在洼地上，没有土回填，何以建房盖屋。我们众商为了建会馆，一气之下大家商议，故乡情，故乡会，得用故乡的土，使人们一进会馆就能闻到家乡泥土的香味。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不大家才发誓，把秦川的土背到四川，用我们八百里秦川的沃土美美地盖一个成都会馆。”说完他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并对身旁的伙计们说：“大家加把劲，背上土，上路!”一队队人们又向着山梁的顶峰倔强地爬去……官爷望着那一队队背着沉重的土袋，佝偻着身躯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的身影，眼睛潮湿了。
　　“故土难离啊!故土难离啊!没有对故乡的深情大爱，谁愿意千里背土，这些陕西商人真是可钦可敬。”
　　这是发生在清代乾隆年间的真实故事，成都的陕西商人们硬是奔走千万里，背来秦川的黄土，在成都盖起了一座辉煌的陕西会馆。
　　设会馆将乡党护在门下
　　会馆曾多数陕西，
　　秦腔梆子响高低。
　　现场人多坐板凳，
　　炮响酬神散一齐。
　　陕西商人有着比别人更浓郁的会馆情结。陕西有厚重的黄土地，陕西商人有像黄土高原一样深厚的故乡情结。他们从小远离家乡，异地经商，父母妻儿都远在千里之外，饭后茶余，一缕淡淡的思念和惆怅会涌上心头，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日子不好过呀!大家总希望找一个地方叙叙乡情，拉拉家乡话，在人地生疏的客地他乡，会像甘泉一样沁入人们的心田，化解时常萦绕在心中的千里乡愁。正如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中所说：
　　会馆之设，所以联乡情，敦信义也。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冶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蓦然，向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
　　外地燕雀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寄籍异乡的陕西商人常常会与当地商人发生激烈的商业竞争。客帮和本帮之间的矛盾是旧时商业常见的矛盾，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本地商人常常会凭借地理优势和关系欺辱客帮商人。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在苏州贩卖皮货和草帽的商人就因为利益上的矛盾，受到苏州商人的陷害。苏州商人报告官府说，陕西商人有反骨，要造朝廷的反，因此使许多陕西商人蒙冤下狱，后来此事惊动了乾隆皇帝，在朝廷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平息。清代陕西在南方做生意的商人还常常受到当地牙行和脚行的欺辱，他们购买布匹，如果不通过牙行，牙行就会雇募当地恶棍哄抢财物；如果不通过当地脚行搬运货物，脚行常常会将客商的货物扣押在码头或者扔于水中。这种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也使得行商客地的陕西商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联合力量，一致对外，使会馆成为他们联合的组织机构。
　　天下最苦是行商，走南闯北无定居。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几千年官府的重农抑末政策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人们常常以奸商的称谓鄙夷他们，不愿与商人为伍。明代初年，洪武皇帝就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体现了不平等的社会待遇。北京的科举会馆不许商人在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防止士商混杂。扬州虹桥的文人盛会，不许山陕商人参加，称他们为盐呆子或者老陕和山西侉子。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商人们心灵深处隐藏着极其强烈的自卑感和反叛意识，一种以财富弥补社会地位低下的冲动油然而生，他们修筑会馆莫不讲求壮丽无比，挥金如土，以显示自己财力的阔绰和不同凡响，借此来宣泄心中的郁闷。因此，陕西商人在各地所建的会馆莫不是不计千金。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耗资5万两银子。河南社旗镇山陕会馆耗费了8000两银子，修了30年。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耗费了16万两银子，修了20年。因此会馆常常成为商人们向社会夸耀财富的一种形式。
　　市场乃战场，商路多风险。市场竞争激烈无比，市场风险难以预料，一计不慎全军覆没，一策不全，资金耗完，是市场常见的事。诗人刘驾写过一首《贾客词》：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移。
　　盗寇伏其路，猛兽来相追。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他归。
　　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真实地形容了商人经商的艰辛。做商人的客居他乡，病死的，破产自杀的，欠债上吊的，遭人陷害的，被强盗抢劫的，时有发生。新疆的西安商人袁某，早晨牵着三条驮着布匹的驴出门，中午就被强盗杀死在半路上，他那驮布的驴自己返回，人们才得知这一消息。三原的刘承姬就是在老河口开皮货铺，而病死在那里的。泾阳的张云之父也是在中卫做皮货生意死于旅途之中。这种前途未卜的市场风险需要商人们有一个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这就是会馆。
　　市价早晚不同，供求天天有别。经营商业富贵不定，贫富无常，人们很难长久地保存自己的财富，商人们深知金银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正像陕西商人所说的，“要钱干啥，要命哩。”由于市场风险太大，谁都不知道明天早晨起来市场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就需要企盼于神灵的保佑，以求得心里的安宁，并把自己的企盼和追求寄托在神灵身上，希望它们保佑自己生意和顺，财源茂盛，因此也需要有一个敬神祗的地方，这就是会馆。
　　食货交汇聚商贾，
　　异乡工商聚会堂。
　　京沪衣锦繁华地，
　　大都会中会馆多。
　　会馆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整体整合的产物。会馆是商人行会的办公处，又是商人自我管理的同乡会，还是商人的招待所、救济会，也是商人演戏观剧的娱乐场，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夜总会。因此明清时代各地的商人们莫不纷纷建筑会馆，其中尤其以陕西商人为盛。陕西商人在他们经商贸易的各个地区一共建立了245个会馆，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到北京、天津、苏州、上海、兰州、成都，小到河南的社旗镇、朱仙镇，河北随州的历山镇，青海的川口镇以及新疆边城小镇纳玛斯。
　　概而括之，陕西商人在河南共建有会馆18个，涉及16个府县；在陕西建有会馆15个，遍及7府县；在四川建有会馆18个，分布15个州县；在湖北建会馆21个，分布在21个州县；在甘肃建有13个会馆，分布在13个州县。其中著名者有北京的关中会馆，由陕西官拜御史大夫的温纯在明代天启年间所建，宽敞壮丽甲天下，周围住满陕西人家，由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河南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建于乾隆三十年，面积1882平方米，有照壁、牌坊、正殿、钟鼓楼、配殿和三座大戏楼；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建于康熙三十二年，占地2100平方米，有三进院落，140余间房子，规模宏大；汉口山陕会馆，也叫关帝庙，占地1万平方米，有山门、过厅、正殿、南北配殿、后花园、两座戏楼和三处义园；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建于康熙十七年，道光九年才最终修缮完成，修了100年，占地12000平方米，整个造型像一艘巨大的船舶，象征着要把四川的银子全都搬到陕西去；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建于乾隆八年，耗银5万多两，有160个房间，占地7000平方米；河南上蔡山陕会馆，建于嘉靖年间，有三进院落，钟楼上挂有一口嘉靖年间铸造的铜钟，还有透影壁，光鉴照人；河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建于乾隆年间，占地32亩，有85个房间，有山门、正殿、后殿，门首竖有一双高5丈、重2300斤的铁旗杆，上面方斗接云，铁龙盘绕，是由陕西同州著名铁匠徐富长祖孙七人花了五年时间铸成，成为随州八景之一。
　　铁旗杆方钱斗陕西名大
　　秦人会馆铁旗杆，
　　福建山西少这般。
　　更有堂戏难及处，
　　千余台戏看一年。
　　这首清代成都《竹枝词》集中概括了明清陕西或山陕会馆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即会馆山门前竖有一对万斤重的铁旗杆。而单纯的山西会馆则没有这种标志。其著名者有：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重5万余斤，使会馆壮观有加。
　　河南唐河县源谭镇陕西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17.5米。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山门前竖立着的一对铁旗杆，耸立云霄。
　　湖北老河口山陕会馆门前有万斤铁铸盘龙旗杆，当地民谣称：“上会馆(山西会馆)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陕西会馆)铁旗杆，江西会馆像瓷器店。”
　　湖北汉口山陕会馆有三根铁旗杆，与门楼等高。
　　河南湟川陕西会馆又称“三义观”，门前有铁旗杆一对，所以会馆又被称为“三义观铁旗杆会馆”。
　　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其竖立年代比社旗山陕会馆还早。
　　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5丈，重2300余斤。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门前有蟠龙铁旗杆一对，高16米，五节三斗，重25000余斤。
　　四川成都陕西会馆嘉庆二年铸铁旗杆一对，竖在正殿门前，恢弘无比。
　　在各地山陕会馆的铁旗杆中，尤以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最具有文化代表性。该铁旗杆是清嘉庆二十二年所铸，由旅居社旗的陕西同州府商人共同捐资3000余金铸就，高17.6米，重5万余斤。其杆基为高1.2米、长1.03米的青石须弥座。座上的铁狮东雄西雌，身躯硕健，昂首挺胸而立。旗杆分为五段，第一段为铸铁楹联处，有铸铁楹联“浩气千秋照日月，英灵万古振纲事”；第二段分挂“大义”、“参天”合为一横批；第三段分铸两条苍劲腾飞的蟠龙；第四段杆身之间设云斗，下云斗侧镂刻“寿”字吉祥纹样，上云斗则镂作金钱形，表达商人们希冀财源广进之愿，云斗下挂风锥，上四角插旗；第五段旗杆顶端作关羽所用之青龙偃月刀状。旗杆凌空直插云霄，故被世人称为“霄汉铁旗杆”，使会馆呈现庄严雄伟的气象。
　　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既从物质层面展现了清代陕西作为全国冶铁中心的优越地位和精湛的铁器铸造技艺，又从文化层面反映了陕西商人厚重质直气冲霄汉的人生品格。它以摩天大纛的形式在异乡的土地上炫耀着陕西商人失落的故土情结，张扬着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的梦想。
　　清代陕西是全国的主要冶铁铸造中心。秦巴山内丰富的铁矿资源，使陕西的冶铁业自清代以来有长足发展。凤县黑河沿河遍设冶铁炉，“大厂常川两三千人，小厂亦数千百人”，故被称为“铁炉川”；留坝的光化山有不少铁厂，熔铁为锅，运售西北，其他如略阳的锅厂、定远的明洞子、镇安的洞沟、旬阳的骆家河均为产铁之地。火暴的冶铁必然带动铁器铸造业的发展。长安自汉唐以来作为国都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因此，清代陕西的铁器铸造在全国很有名。
　　华阴的柳子镇就有数百家铁匠铺，所制的刀剑剑斧全国闻名；朝邑安仁镇也是铁业名匠云集之地，他们父业子承，世代相继，保持着铁器铸造的精湛技艺。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中的铁旗杆，均出自该镇名匠之手。如社旗山陕会馆中的铁旗杆，就是该镇“金火匠人双合炉院”的能工所制；随州历山镇陕西会馆中的铁旗杆也是由“陕西同州府徐福长祖孙七人”合力铸造。因此，各地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巍然屹立的铁旗杆，向世人宣扬了陕西高超的铁器铸造技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陕西商人在流寓之地，不惜重金竖立铁旗杆，正是为了从物质层面炫耀陕西乡土文化的优越性。
　　同时，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以其物质表象向世人宣告了陕西商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追求。旗杆上耸入云端腾飞的铁龙，向世人宣扬了陕西作为龙的故乡，希冀中国龙腾飞的铁血之心；昭示着陕西商人作为龙的传人，为实现中国龙的腾飞坚贞如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旗杆上的钱形方斗，勇敢地向世人昭示了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企盼发家致富的价值取向。封建社会，在重农抑末、君子不言利的社会风气下，陕西商人公然把追求金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高举着拜金的钢铁旗帜，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它同15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宣告追求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了中国商人欲冲破自然经济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时代风貌。这种骇世惊俗、张扬时代精神的大胆举措，只有厚重质直、轻生重死的陕西商人才能够表现出来。只要看一看清代陕西商人将公开反清的楹联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大殿的明柱上：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唯知有汉；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便可知道在大行“文字狱”的清朝时代，陕西商人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商人团体。
　　陕西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是陕西商人经营意识的体现，是实物广告的经典范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的最早广告就是宋人沽酒“悬帜甚高”，而“悬帜”就必须有旗杆，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正是这种悬帜广告的历史延续。而陕西商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把悬帜广告与中国楹联文化结合起来，两支旗杆上用铁字铸就一副楹联，中间悬挂横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使悬帜广告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意蕴，从另一方面表现了陕西商人“儒商”的文化品味。而在明清各地会馆林立的情况下，惟独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有一对铁旗杆，这本身就表现了陕西商人追求独树一帜的创新意识，使铁旗杆成为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的重要标志。人们一看到铁旗杆，就自然会联想起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许多陕西或山陕会馆干脆被人们称为“铁旗杆”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明清陕西商人独具匠心的创意。
　　走四方寄异地会馆为家
　　同是天涯忙碌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缘结南北来往客，
　　堂聚悲欢离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