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陕西会馆有许多特点：
　　一是分布很不均衡。入清后，陕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会馆也发展到遍及15个省，数量达到103个。其中四川、河南、湖北、甘肃、陕西5省就多达81个，占到总数的78％，其余10省，会馆数仅为23个，个别省份如广西、青海、安徽等每省仅有一两个会馆，可见其分布之不均衡。这与陕商所经营的物品、经营范围及自身实力、其他商帮在各地的实力大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盐业，清初改朝换代，两淮盐场各大商帮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徽商因占尽天时地利而得到长足发展，晋商又与清廷有着特殊关系而急起直追，陕商却因丧失了政策优势，加之受徽晋两帮夹击而在淮扬盐场的发展受阻。面对这种市场结构的急剧变化，陕商沉着应变，不计较已有的市场得失，而是抓住川盐因战争破坏而产销滞泄，资金短缺，蜀人又不懂行盐的有利时机避实就虚，果断地“弃淮入蜀”，开辟了四川的井盐业，使得自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统领四川井盐业产运销200余年，其霸主地位无人可以动摇。故四川有山陕会馆17处，其中的自贡西秦会馆，道光九年建成，“共费金四万有奇。殿宇崇闺，体制严肃，廊庑整秩，金碧交辉”。棉布业入清以来，随着棉纺织技术的发展，解决了北方纺织因天气原因造成的技术障碍，加上华北、华中地区的广泛植棉，使北方的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很快达到与江南布业并驾齐驱的程度。同时湖北、河南两省每年输入西北的棉布就不下200万匹，而当时陕西每年缺布约500万匹。这么大的市场空间透视着巨大的商业利润，陕商当仁不让，纷纷携重资到湖豫贩布。在湖北，所带银两“用独轮车装运，由镖头押送而来，各家客户每次要运来达几千上万两银子；每年约有十七八万两银子流入安陆”，在河南“商贾至者，每数千金”。正因为如此，陕商在湖北有会馆20处，河南17处，占总数的30％，是其在全国修建会馆最多的两个省。另外陕商还在甘肃建有会馆12处，陕西建有14处。陕西自不必多说。甘肃皆因其是陕商往西进行贸易贩运的必经之所，同时又是陕商另一主要经营产品水烟的种植之所。陕商在这五省所经营的正是其经营的主要产品，是其在明朝基础上的延续，不仅资本雄厚、经验丰富，而且还形成了一系列的经营理念和富有特色的经营艺术，这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陕商在这些行业中的霸主地位也非其他商帮所能撼动，作为商人联络、议事的会馆，从其分布、数量正反映出陕商当时经营的主要产品、经营的范围和实力的大小。其余各省会馆数量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省经济落后，商业不发达，如青海、新疆；另一种是，虽经济发达，但本地有实力不逊于陕商的商帮存在，如安徽有徽商、江西有江右商帮使陕商难以立足。这也正说明会馆的分布、设立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商帮在各地的实力有密切的关系。
　　二是会馆多集中在区域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的地区及商运路线上。河南开封府，是“水路都会之地”，更是西北与东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陕商聚集此地者甚多，并于乾隆年间修建山陕甘会馆，面积达1882平方米。清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著名的四大镇(汉口镇、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每个镇都聚集着大量的商人，经营范围十分广泛，陕商也参与了各大镇的商业活动，并在其中的三处都修有会馆。汉口的山陕会馆(西关帝庙)修于嘉庆年间，占地1万平方米；佛山有陕商会馆，建于嘉庆年间，并联合了191家商号，到道光年间增至280家；而朱仙镇就位于开封府内。位于商运路线上的会馆将陕商以会馆为单元联结起来，互通讯息，互相协调，互援互助，从而形成了一个运销网络。清中叶，荆州所产大布产销鼎盛，畅销鄂豫川陕14个省，贩运荆庄塔布的以山陕商人为多，其将这些“府布”先运至云梦，进行晾晒捆载，然后由云梦运汉口装船沿汉江而上入老河口至龙驹寨，再起旱陆路运至陕西三原。陕商在荆州、云梦、汉口、老河口、三原这一运送路线上均建有会馆，服务对象大都是同一群体即陕西的棉布商，而棉布商则通过上述设施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严密的产运销网络。通过这一网络陕商不仅互相交流商业信息，还互通声气，共同处理同乡公益事业，这便使网络的扩张有了固定的承载者。在这种情况下，会馆兴修资金来源上也有了保证，“沙洋镇上行栈会馆林立，山陕会馆规模很大……该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布抽两个铜钱的厘头钱”，使会馆得以广泛建立，而陕商的运销网络则更加密集，可以说两者互为依存，互相促进，不仅使陕商的势力得以加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地域市场的融合，对发挥地域经济比较优势，促进专业化生产及分工的发展，实行区域优势互补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陕西会馆与山陕会馆、山西会馆名称互相交叉。
　　首先，明清山陕商人经济实力的兴衰变化是会馆名称变异的决定因素。
　　就会馆命名中联省名称的存在及其内部变异看，它是受明清山陕商人间的联合及彼此间实力消长变化的状况决定的。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由于地域相邻，风俗习惯接近，因而在商业活动中为了同外帮商人竞争而形成了结合的传统。日本藤井宏教授曾准确地指出：“在明代的商界里，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为对抗新安及其他商人的必要，利用邻省之好，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清代人郭嵩焘也曾说：“中国商贾，俗称山陕。”
　　明清山陕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联手合作，并共同出资兴建会馆，于是便有了“秦晋会馆”与“山陕会馆”的命名形式。但是，山陕商人间的联合却因明清两代各省商人实力的大小差异而出现了排名次序的变化。明代，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陕西商帮，曾长期名列十大商帮的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曾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明代后期，虽然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仍位居其次。万历《扬州府志·序》载：“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西)，山右(山西)次之。”藤井宏教授也曾认为：“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因此，明代的陕西、山西商人在联合中多被称为“秦晋大贾”。到了清代以后，晋商则由于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及票号的雄厚实力而呈跳跃式发展，总体实力超过了陕帮商人。晋商与满族贵族早在入关前就有来往。清政权入关前，一些晋商便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为满族统治者输送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明末张家口贸易的八家商人，皆为山西商人。清政权入关后，这八家商人便承招入内务府，一跃而成为皇商，凭借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而享有经济特权，经济实力也随之大增。所以，清代以后，山西、陕西商人便被合称为山陕商人。山陕商人实力的这种变化便决定了会馆名称由“秦晋会馆”到“山陕会馆”的变异。安徽芜湖会馆名称由最初的“秦晋会馆”到光绪年间的“山陕会馆”的变异，及清代“山西会馆”的出现便是这一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就会馆名称中联省名称到分省名称的变异看，它是明清山陕商人由联合到分化及地域势力不均的结果。以湖北、四川、河北三省为例。入清后，由于北方各省织布技术的突破，山陕商人放弃了江南的标布贩运业务，就近到湖北贩运土布销往陕甘等地。而在湖北土布市场上，山陕商人同为异地客商，各自实力都不强大且发展较均衡，因此多有联合。这便决定了这一地区的会馆名称必然以山陕会馆为主体。四川省则是另一种情况。明末山陕商人在淮扬盐场的总体实力因徽商的勃兴而受到削弱，山陕商人分道扬镳，迫使陕西商人不得不另谋出路，开始“弃淮入川”。成功的经营使陕西商人取得了四川地区井盐生产和贩运的控制权，从而决定了该地区以“陕西会馆”为主体的格局。河北省则一直是山西商人独占鳌头。自明代起，山西商人就以张家口为基地，与关外的满族统治者往来贸易，入清后，张家口的八家山西商人被招为皇商，在清政府的扶植下，经济实力得到更大发展。同时，河北还为山西商人往国际贩运茶叶的商路枢纽。因此，该省会馆名以“山西会馆”为主体。
　　其次，明清山陕会馆名称变异则是山陕商人实力兴衰变化的外在反映。
　　从湖北、四川、河北三省会馆名称的变异及其原因分析中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即当山陕商人在某一地的实力比较弱小和均衡时，他们便携手联合，设立“山陕会馆”或“秦晋会馆”，当各自实力膨胀后，均势打破便会设立各自的会馆。兰州陕商会馆的变迁很能反映出这一规律。在康熙年间，陕商势重，故先有“骊陕会馆”的设立；入嘉道后，晋商实力增长，遂联合设立“山陕会馆”；咸丰五年陕商实力大增，又从“山陕会馆”中分化独立出来，在贡元巷建立了“陕西会馆”；同治后，陕商受挫，元气大伤，故于宣统年间联合设立了“山陕会馆”。这一变异过程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了山陕商人实力的变化过程。而河南开封会馆名称由“山陕会馆”到“山陕甘会馆”的变异则反映了山陕两省商人总体实力的衰落。该会馆乾隆年间名为“山陕会馆”，光绪以后，由于山陕两省商帮的衰落，商人实力大减，不得不与甘肃商人联合以壮大实力，遂吸收甘肃商人入内，会馆名称易为“山陕甘会馆”。甘肃会馆从嘉庆到咸丰以至光绪，名称由“山陕会馆”变异为“陕山会馆”，再易为“陕西会馆”，这一变异过程反映了随着山西商帮的衰落，山西商人在甘肃的实力由大到小以致消失的变化过程。
　　从以上对明清山陕会馆名称的变异规律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清山陕会馆名称的变异与一这时期山陕商人实力的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会馆名称变异由商人实力决定，随商人实力变化而有相应的变异；另一方面，会馆名称的变异又外在地反映了商人实力兴衰更迭的历史过程。
　　渭河滩四合院梦绕情挂
　　宅院四合作会馆，
　　楼台错落有厅堂。
　　飞拱翼角结门宇，
　　层檐画栋又雕梁。
　　陕西会馆建筑的第四个特点是浓郁的故乡情结。陕西商人远离家乡，寄籍客地，家乡的一草一木总是时刻萦绕在他们的心间。陕西商人孙豹人曾写过一首《明志诗》说道：
　　雪厚寒沙不起尘，
　　离家虽远未离秦。
　　今朝已渡黄河口，
　　应做天涯海角人。很好地表现了陕西商人的故乡情怀。因此作客他乡的商人们总是在怀念着他们家乡的风物景色，想方设法在他们经商的异域他乡为自己营造一个故乡的氛围。在会馆的建设，上技术结构、装饰手法都尽可能地采用故乡的风格，营造故乡的气氛，以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寻找到失落已久的乡土情怀。河南社旗镇山陕会馆基本上是由陕西韩城王庄党家捐资修建的，山陕会馆的建设布局基本上与党家在其家乡建设的布局一模一样。陕西人农耕养家，自然经济，因此在房屋构架布局上讲究取法自然，返璞归真，他们认为宇宙即建筑，建筑即宇宙，房屋构建讲究天地入我庐，封闭的四合院是陕西人最理想的房屋布局，它典型地反映了陕西人藏财不露的封闭心态和出入有序的道德风貌。
　　四合院的大门一般开在右手，以表现不伤中和。入门有照壁，以表现家庭的隐私不宣于外。两旁的厢房整齐排列，与上手的厅房合抱，形成一个方形的小天井，是四合院的主人与天地相衔接的主要空间，这小小的天井可以聚天地之精华，表现了住宅主人聚财不泄的心理企盼。而社旗的山陕会馆其构造就是放大了的陕西四合院，人们进入其间会深深感受到一种回家的感觉。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以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为例，西秦会馆按照我国古代传统建筑法式营造，背依龙凤山，在长80米的轴线上，依次建造了武圣宫大门，献技、大观、福海诸楼，大丈夫抱厅，参天奎阁，中殿和正殿；轴红两侧，依次对称建造了金镛、贲鼓二阁，左右客廨以及神庖、内轩等建筑。这些建筑通过山墙和廊楼的环绕与衔接，有机地组合成多层次的复合式建筑群体。
　　从武圣宫大门进入西秦会馆，是一个宽敞的大坝。大坝由石板铺成，名为天街，面积约800平方米。以天街为中心，献技、大观、福海诸楼与大丈夫抱厅南北相望，金镐、贲鼓二阁东西对峙，其间以廊楼相连。
　　武圣宫大门和献技诸楼，从前后望去，自成一体，但从基座到屋顶却又穿插交错，形成一座不可分割的复合建筑。宽约32米的武圣宫，重檐歇山屋顶达四层之多，下面三层断开化作两翼飞出，檐角成行，依次加宽。献技诸屋顶的基本结构为两个歇山屋顶重叠组成并与武圣宫屋顶连成一气，而在屋顶紧靠正脊外，又加建一个六角攒尖屋顶，其后两角则嵌进歇山屋顶之中，组成牢固的复合结构，在外形上构成一个嵯峨雄奇的大屋顶。复合屋顶下，环列24个檐角，起翘修长，参差起伏，尖角如林，造型奇特。武圣宫与献技诸楼由22根浑圆的石柱和众多的梁枋组成坚实的框架，承受着大屋顶的重量。其中两根最长的大石柱，拔地而起直贯四层。这座复合建筑第一层为进入西秦会馆的通道；第二层献技楼单向天街，舞台正对抱厅；第四层福海楼则仅以高窗面向大街；第四层大观楼下接献技，上承福海，贯通前后。这样，楼身虽为四层，但前后望去均为三层建筑。
　　天街东西侧廊楼中部所建金镐、贲鼓二阁，原为鸣钟南海鼓之处，其形制和结构完全相同。由天街两侧拾级而上，便是大丈夫抱厅。这是一座五开间的横向敞厅，高出院墙2.2米，左右两端与东西廊楼相接。抱厅正前方为一石筑月台，为显贵绅商看骊之所在。
　　穿过大丈夫抱厅，登上石级，太平池上建有一座单孔石桥，参天奎阁便建在桥面上。阁高12米，六角攒尖屋顶，四重檐，内饰藻井，垂脊曲折圆和，檐角高昂挺拔。这里前是抱厅，后为正殿，左右各设屋廨，建筑群高度密集。参天奎阁后角柱与中殿内柱仅距1.6米。设计者巧妙地使檐角起翘时刺破中殿前檐，造成两座独立的建筑在空间穿切的现象，同时，又用参天奎阁下的石桥把水池一分为二，辟出各为20平方米的空间，形成密中见疏、错落有致的布局。
　　中殿紧接参天奎阁，单檐结构，7柱落地，层高6米，面阔25米，进深10米，中无隔墙，宽沿空阔，左右两壁嵌有木记述西秦会馆建造缘起、扩建经过、体制和规模。
　　中殿之上为道光七年至九年扩建的正殿，建于馆会最高处。殿分两层，较中殿阔，其面积与高度均为全馆殿阁之冠，关羽和陪祀诸神就曾供奉在这里。
　　西秦会馆建筑华丽，整个建筑装饰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彩绘和塑像。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模式，由此可见一斑。
　　木雕大多用梁架、斗拱、额枋、村枋、挂落、垂花、雀替等建筑技术，并集中于献技诸楼和金镐、贲鼓二阁的楼檐栏板之上。木雕数量众多，遍布全馆，仅不同面貌、神情、形态和服饰的人物，就有500多个，大者盈尺，小者寸许。献技楼和金镐、贲鼓二阁的楼檐木雕栏板共长22.3米，宽60厘米，在这三处栏板上，刻有人物350余个，还配置了大量福寿喜、山川木厂、屋宇车马、花草虫鱼等雕件。栏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分割成大小不等的208幅画面。下层画面较大，用高浮雕展现出19台戏剧的演出场景。其中，献技木栏板上雕刻的《齐桓公访宁戚》(下层左一)，表现了春秋时期，齐桓公率军攻打宋国途中，求贤若渴，前往拜访宁戚，请仙出山、参与齐国政事的故事。位于金镐阁的《忠义堂》木雕(下层中)中，宋江端坐正中案后，身后右侧站着以簪束发、身着长袍、手执羽扇的智多星吴用，左有头戴毡笠、怪目怒睁、手持板斧的黑旋风李逵，削发僧装、肩挎佛珠、手握禅杖的花和尚鲁智深，以及身着戎装、虬髯剽悍的赤发鬼刘唐等梁山好汉，塑造了忠义堂上众英雄的形象。《八仙过海》王母端坐其上，在宫娥彩女的拱卫下，接受各路神仙的朝贺。其中，铁拐李手拄拐杖、汉钟离轻摇羽扇，曹国舅轻敲云板，蓝采和手提花篮，张果老身背竹琴，吕洞宾肩挎宝剑，韩湘子吹响玉箫，何仙姑手执荷花，生动地雕刻出一组人们熟悉的八仙形象。此外，还有《秋江》、《失代州》、《卸甲封王》、《算粮》、《纪信替身》等，可谓洋洋大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石雕则以武圣宫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和二十四孝图为其代表作。两只石狮分置大门石级阶梯两侧，身态健美，形象生动，身高约2.7米，胸宽0.9米，蹲坐在精刻而成的须弥座上，相对扭头而望，如嘶吼状，全身肌肉隆起，身披鬈毛，突目隆鼻，齿利爪锋，充分显示出它们威猛的气质，具有强烈的动感，为石狮雕刻中的珍品。
　　石雕二十四孝图位于抱厅石级两侧石壁，共12幅。每幅石雕均由两个故事组合而成，用建筑物、山石、树木或云彩将画面巧妙地分割成两幅，安排出两组不同的人物活剧。整个石刻刀法遒劲，立体感强烈，其艺术和工艺水准历来受到行家和游人的高度赞赏。
　　康熙年间，修造安徽亳州山陕会馆时，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药都最盛时当数康熙年间，全国百万药商汇聚于此，商栈会馆自然比肩接踵。同属西路的山西和陕西药商为了一层富有，决定合修一座会馆——山陕会馆。会馆动工之时就议定修一戏台，供闲时听戏所用。药都会馆几乎座座内设戏台，要想胜人一筹就只有在戏台上装上精致的木雕。山陕商人定了这想法后就遍寻木雕艺人。这时药都人就推荐说城内爬子巷有一李姓老头，名叫李一刀，据说原是紫禁城内的木雕师傅，30年前因为一根龙须没有刻好被刺瞎了右眼回到药都，究竟是真是假，手艺如何谁都没有见过，全是传说。
　　山陕商人找到李一刀，说明来意，第一次李一刀把他们轰了出去，第二次再请时李一刀把他们骂了出来，第三次会馆当家人在他门前跪了半天后，李一刀才开口说：“让我刻刻木头可以，钱你能拿得起吗?”“李老放心，只要你能说出价，我们山陕商人就能拿得出来!”李一刀眯着左眼一字一句地说：“我的眼神不好，要价高点啊，就用木渣兑金银吧。粗活剔下的一两木渣给一两银子，细活刻下的一两木渣给一两金子!”会馆的当家人倒抽了一口冷气，说：“此事非同小可，容我回去商量商量，明日再来。”第二天，会馆当家人把李一刀请到了会馆的工地，一顶轿子抬着李一刀，另一顶轿子抬着他的一个大木盒子。
　　刀刻下的木渣竟要同等重量的金银，这活一定是细活。李一刀来到会馆就要了刚修好的三间大殿。众人惊诧之时，他又开口说，“我先磨磨刀，30多年没动过了，给我抬来四张方桌。”四张桌子抬来，李一刀眯着一只眼，把大小刀具整整摆满了四张桌子。第二天，李一刀就开始磨刀，这一磨就磨了100天。刀磨好这天，四根上等的山杨也正好运到了会馆。于是，李一刀把自己关在了屋里，吃饭有人送上，屎尿有人端出，只是在有月亮的晚上偶尔出来走上几步。寒暑易往，一晃就是四年。
　　四年后，整个会馆的工程基本上全都完了，就只剩戏楼上的木雕了。完工这天李一刀把会馆的当家人叫了过来，“叫人称称这两堆木渣吧。”两堆木渣一精一细。一称，粗的1000斤，细的500斤。称过之后，众人你瞅我我瞧你，大气不喘一声。李一刀眯起左眼，笑道：“不兑现了，抬金银来!”众人都拿眼瞪着李一刀。会馆当家人大喝一声：“还不快去!”一会儿，金银抬了过来。大秤一称，金银各分一堆。李一刀哈哈地笑了，对手下人说：“把这四根杨木抬出去，用锤子砸了!”众人更是不解，这哪有什么木雕，仅是四根被挖了缝的木头呀!
　　四个光着背的汉子抬了根山杨，出了殿门，往地上猛地一放，咔嚓一声响，山杨四裂，90块木片散了一地，仔细一瞧，一块木板就是一出戏呀。四根山杨全开了之后，三百六十出三国戏文全摊在了地上，九九八百一十个人物，外加山石树木、殿宇亭榭、瑶花异草、风雨雷电、飞瀑流泉、峰峦城楼、日月交辉、文臣武将、战马旌旗……全场静得只有眨眼的声音。会馆当家人弯腰捧起一块木板，正是“祢衡斥曹”一出戏：只见祢衡于酒宴间裸衣击鼓，痛斥曹操，上坐七人，观之有怔、佩、惧、惊、怒、笑、快、乐，无不形如生人；再细看，高台、桌、椅、香案、烛光、屏风、屏风上的花鸟、花上的细云，整整十层透雕……
　　人们见会馆的当家人拿起一块木板细瞅，都弯腰捧起一块，细瞅起来。会馆内万物皆停，只有唏嘘之声。李一刀轻咳一声：“还有一块长板没有砸开呢。”会馆当家人如梦初醒，向下一瞅，果真有块六尺长的木板。他蹲下来，两手拿起，轻轻地在地上一碰，木板分为两块摆在地上。再一瞧，见是一副对联：上联“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下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二生万万象皆空”。会馆当家人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他再站起的时候，坐在门前椅子上的李一刀已不知去向，大殿里的金子和银子闪着反射过来的太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现在，这副对联仍镶在会馆的正门两旁。而且，现在你到这个被称做“花戏楼”的山陕会馆戏楼前，太阳正南的时候，仍有两道金光和银光照在你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