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 保财活命将银子朝外砸
保财活命抛银子如砖大
清朝末年陕西爆发的陕甘回民起义，摧枯拉朽般地席卷了关中大地。宁做太平犬，勿做离乱人，陕西自康熙以来土木夭夷、川原秀错的局面荡然无存。穷黎背井逃难，富户设寨自保，大难临头各自飞，各家人保各家人。那一年的秋末，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孝义镇，全镇人在富户赵家掌门人赵五爷的率领下顽强自守。这赵五爷名叫赵渭南，秉承赵家百年基业，是陕西有名的乡绅财东，当年陕西有一首《荒岁歌》中说：
孝义镇宅原归朝邑所管，
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
这赵五爷方盘大脸，器宇轩昂，眼戴水晶石头眼镜，手端青铜银饰水烟袋，坐在赵家的厅堂里，与众乡绅商讨御敌大计。这时，只见一位家丁满身灰土、一脸是血的跑过来，禀呈说：“赵五爷，大事不好咧，镇里的砖头瓦块都抛完了，硬是打不退，眼看镇寨难保，众壮士但等五爷吩咐。”其他乡绅听罢，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有的说：“看来大势已去，咱们何必坐以待毙，不如弃镇逃走吧。”有的说：“不走奈何，镇里片瓦不存，拿什么抵挡义军的马队?”
赵五爷稍加思索，紧皱眉头，大手有力地向空中一挥，对客厅中慌乱的人们大声问道：“诸位乡党，你们说义军围咱孝义镇图个什么?”众乡绅不假思索地说：“还不是图钱财出个气么。”赵五爷一拍大腿说：“那就对，既然围城攻寨无非为钱，咱这百年孝义，赵、严、柳、詹四大富户也算是关中有钱之人，眼下性命难保，还要钱干什么?要命咧!”说罢，对家人说：“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把地窖里的银锭搬出来，给我朝外砸!”众乡绅听罢，纷纷回家，将地窖中的银子搬出来，朝外抛，50两为一锭的银块子把孝义镇镇门前铺了白花花一大片，回民起义军见城里朝外抛的是银子，纷纷上前哄拾银两，停止了进攻，孝义镇才得以保全，幸免罹难。这是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时，发生在孝义镇的真实故事。不独孝义镇是如此，起义军围攻秦渡镇时，镇中的砖头瓦块抛完了，不济事，只好将热米汤朝外泼，最终也还没有保住镇寨，秦渡镇在那一场磨难中被夷为平地。不独秦渡镇是如此，朝邑县的八女井也是如此。起义军围攻八女井后，八女井富户李家将窖藏的银子几乎都抛完了，也没有阻挡住义军的进攻，最终还是被焚烧一空。陕西商人的500年繁华在战火中耗散殆尽。
有一首《秦川荒岁歌》描写那场战争是：
同治爷发了迹世事大乱，
闪出了长毛儿要争江山。
走临潼过渭南回民造反，
尘世上谁经过这等凶年。
十村庄有九村无有人烟，
只有那南北山常有人见。
平川地尽成了荒原野滩。
1862年的陕甘回民起义预示了陕西商人衰落的开始。但真正使陕西商人过早解体、退出历史舞台的却是陕西商人自己。
商致富农守业耕读传家
陕西商人多因贫困所迫，为求富裕生活而踏上商途，终未能走出“以本守财”的窠臼。富商子弟继承家业，沉于玩乐，少修礼文。商人整体文化层次低，稍富即安，追求低层次享乐，不思发展，缺乏对历史发展潮流的洞察力，面对白花花的银子反而不知所措。因而陕西掌柜旋起旋落，在商贾与士绅之间不停地变换身份，落魄则入商流求富，富足则退身士绅求贵。陕西民风本俭朴，然衣食足则思淫欲，文化层次低下的商人们游商在外，浸淫于湖光山色、丽服艳色既久，便心猿意马，渐渐染奢侈享乐之风。
明末清初，有人就感叹“人多商贾，怠于务农，有力之家外出谋划，传染南方风气，竟尚浮华”，“豪商大贾，群聚骈辏，珍错云屯，习尚风靡”。清中叶，愤世嫉俗之士对此感触更深，“明末颇古：人尚朴素……今仕官视昔十倍，富人亦倍之，婚丧礼，渐以豪华相尚”，渭南“前辈犹有古风，耻游惰奢靡，……至嘉、隆以降，其俗惭敝，无复恭俭敦朴之遗”。掌柜衰落，直接原因，在于在声色犬马中丧失巨额资本的同时磨灭了商人们的意志。
有一首山陕商人写的《俗言杂字》中描绘山陕商人的理想是：
生意买卖多领财东，
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
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父母在，不远游”，秦人得意于皇都子民身份，加上自然环境的优越，自古就有浓厚的乡土情结。陕西掌柜迫于生计奔波四方，俟有积蓄，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的耀富心态便溢满心怀。掌柜多落叶归根，伏父母膝下尽人子孝道，守妻子享天伦之乐。携资归乡，狭小的天地容纳不了大资本，便购买土地，摇身变为地主，出租土地收取地租，获得稳定的收入，这几乎成为陕西掌柜的不变归宿。
李月峰“经营生殖至八九百亩”，仍不满足，后来“美田与芦场独多”；温朝凤治盐业致富，“罢贾，治负廓田为农”；刘文明“罢贸治田，其治田，占天时，衡人力，备人事，创人取以为倍焉”，田之得法，陶然之乐，俨然一个算计老到的地主，浑然不受贾道商途之苦。“德泰合”南、宋、贺三家，全都变成大地主。大荔李家，拥有土地1万亩，方圆几里农民租种的土地全姓李。渭南贺家更胜一筹，买下终南山中几座山。以上仅是明清时期由掌柜队伍转入地主行列的几个典型例子。
《俗言杂字》中又说商人们的理想之一是：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
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东西厢房门道卷棚，
书房花院前后窖庭。
传统社会里，虽富贵之家，“盖薪炭蔬菜鸡豕鱼虾醋醢之属，亲戚人情应酬宴会之事，种种皆取于钱”，习惯于自给自足的普通民众只熟视其用钱之弊，便羡慕起“鸡豕畜之于栅，板栗蔬菜畜之于涧，鱼虾商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月不用数钱”的自由自在生活。买下田产，水火无忧，盗贼无虞，荫及子孙，何乐而不为?商人回乡定居，置田为恒产，老有所养，住惯高宅大厦的身子却无法屈就矮房土窑，因贫经商的掌柜曾落魄乡里，致富后炫耀的心态畸形膨胀，便大肆修造改换门庭以鸣富贵。泾阳周梅村携巨资归乡，购良田480亩，历几年时间建造周家大院共17座，每院面积近千平方米，山前门、二门、退厅和后楼构成完整的布局，前门高大，中为通道，厢房翅列两旁，二门内东西厢房延至大厅，厅柱镌刻楹联，曰：
燕翼贻谋堂上，箕裘锦福荫；
凤毛济美阶前，兰桂发奇香。
自负之态溢于言表。后面退厅，厅后又列东西厢房，院落最后是青石铺地的三间楼房，房深五进，结构严谨，蓝瓦青石，异常坚固，木用上等松柏，砖是大块水磨，屋架斗拱重叠，墙壁雕琢山水人物，飞禽走兽，门窗木雕历史典故，个个精刻细描，人物栩栩如生。渭南贺家，大肆修建，砍伐光了所买终南山的大树，其他费用可想而知。
寓居他乡的陕籍掌柜也不甘示弱，像临潼张氏极尽奢华之风于扬州，变扬州风景胜地蜀岗为自己产业，岗上修园，前有湖，后挖塘，用数千太湖石点缀其间，园内栽竹数十亩。整个张园无处不景，张氏仍不满足，在不远处又修一园，移栽各地所产名花异木，人造水榭亭台，处处景色旖旎，让人看了流连忘返。
吸鸦片包二奶钱如风刮
《俗言杂字》中说商人们的又一理想是：
丫环斟茶小厮满樽，
铺床叠被美女侍奉。
正妻小妾生养儿童，
绸缎绫绢锦缎栽绒。
江南水乡多亮丽娇娃，陕西商人身拥巨资心孤寂，远离家眷，颠沛流离，生理、心理上都产生情欲需求。在“富者辄饰宫室，蓄姬滕，盛仆御”的花花世界，尽管创业之初的陕西商人能洁身自爱，仍有部分意志薄弱者尤其是后期守成掌柜经不起诱惑。《虞初新志》说江南青楼中小娇娃被老鸨视为摇钱树，“第一被西贾攫去”。行商沂州的陕西掌柜曾花巨资置房，金屋藏娇，结果人财两空。江南美女如云，迷倒掌柜千金买笑，而行商边地多年不归的掌柜们，受禁止汉人带女眷入边地律例的限制，更是寂寞难耐。打箭炉风俗女子不嫁，多召商人同宿，凡遇商人与当地土著交易，全部由女人出面。打箭炉的繁盛缘于陕西商人，此等风流，掌柜不会置身于外，因为讨女人欢心，“一衣有值银过万者”，绝非一般财弱势薄之人可为。“德泰合”衰落的直接原因就是少东家生活奢侈，四处托人找美女纳为妾，耗费大量资本。贺家衰落也与娶妻纳妾讲排场耗资太多有关。
商人们文化素质低下，目光短浅，游走四方发财致富后，不是进行商业再投资，而是蜷缩回黄天厚土之中，失去了商人的锐气，转向奢侈花费，坐吃山空，几乎所有掌柜都跳不出这一低俗的套路。李天受说朝邑掌柜王子正“以贫起家，贸易吴卫荆楚等地，百计经营，辛苦备尝，果获厚利”，然后就纸醉金迷，“买肥田数顷，屋宇华丽”，大肆储妾生子，“举箸者百有余口”，但人丁兴旺的家族却从商界销声匿迹，这可以视为陕西掌柜群体走过的历程。
捐功名耀门庭银子虚花
《俗言杂字》中描绘商人们的另一理想是：
本多利后生意兴隆，
起标发货各省驰名。
没有顶戴威风不成，
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陕西掌柜羁旅异地发财致富，由贫致富后，被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四民排序羁绊住前进的步伐，虚荣心在久遭压抑后极度膨胀，希望由物质层次的富达到意识形态领域的贵。
以粟拜爵、捐输功名刺激掌柜们出商入仕，光宗耀祖。如高陵刘锡，豪施博撒，得官府肯定，授以“典膳散官”闲职；李月峰广施结缘，终以冠带加身；渭南常家捐银10万两、粮5000担，常生春被诰封为“资政大夫”；贺家不甘示弱，亦捐资买爵。在价值取向中尊士贱商心态的影响下，如此的事例，在陕西商人中屡见不鲜。捐输买爵使大量的商业流通资本加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削弱阻碍了陕西商人群体的良性发展。
此外，耀富心态也在作祟，掌柜荣归乡梓，大兴公益建设，施惠一方，希望在乡里树立良好形象。三原友槐公死前将家资分散给乡党，博取美名积阴德。贠维新葺城郭，建桥梁，众口成碑。《两淮盐法志》曾总结说：淮扬盐商“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大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各有其郡志可考”。
遭年馑为穷黎自救不暇
《俗言杂字》中又说商人们的理想还是：
兴亲三党良廉谦恭，
修桥铺路以渡人行。
前世冤业今世报应，
亲友相贺耀祖光宗。
在传统“均平”思想影响下，大富却无法律保障地位的掌柜，经常遭遇杀富济贫的冲击。协调乡里关系，施惠博名以自保成为迫不得已的明智选择。三原、泾阳富商云集，乐善好施盛行一时。《创建龙桥碑记》载三原龙桥修建，“计度费可五七万金”，皆由富商集资捐助。师从政除捐银修建三原城墙、路桥之外，还设粥棚济荒，施舍乞丐，春种秋播时赠送四乡种子，修梵宇琳宫，此等善举义行不可胜数，成为一方大善人，得到朝廷嘉奖；冯翊眭好施与，乐成人之美，乡里有贫困不能成婚嫁娶者，冯都给予资助；刘海若每遇乡里求贷者，多解囊相与，遇饥岁则广设粥厂以活人济世。为了尚德修睦结缘乡里，掌柜们不惜血本，但隔三岔五的善举，影响了正常资金运转，滞阻了掌柜资本积累的步伐。
传统社会以村社构成基本单元，患难相救、守望相助的历史文化积淀使浪迹天涯的掌柜难舍热土乡情。掌柜们声名显赫于外，对故乡却始终无法割舍亲情联系。陕西历史上灾害频繁，明代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清代天灾人祸更甚于明。官府赈灾只是杯水车薪，广大灾民惟有设法自救。行贾在外的掌柜亲属姻戚相连于乡，不能坐视父老乡亲处水深火热而无闻，大量财富从商业领域流入赈灾济困渠道。师从政经商扬淮期间，闻知家乡人饥，拿出数百两白银赈济泾阳，又买粮120石输入三原济荒；渭南姜家正统年间遇灾荒捐出千石粮食，成化末年又捐粮6万斛解乡人之急，后来又遇饥荒，姜家再行援助，捐赠白银千两解灾民于水火；耀县乔掌柜，因济灾活人美名远扬，被尊奉为“万石君”；安康刘盈科行商在外，闻家乡大灾，斗米卖银一两，又从湖北辗转购得一船大米，运回家乡倾船分给四乡灾民；高陵刘邦贞遇到灾荒时节，焚烧所有债券免去灾民还贷之虑，另外广施钱财，救助数千人；三原刘元吉在四川得知家乡遇灾，停下生意，抽出资本，冒着沿途盗匪不时劫财谋命的危险，星夜兼程，回乡赈济。陕西掌柜施粥放赈、捐粮赠银，既是厚重质直的秉性使然，又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剜肉补疮举措，大量的资产耗散殆尽，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工商投资，削弱了掌柜的竞争力，到后期资本越来越小，无法抗衡商场中的大风大浪。
五百年南柯梦后人评话
清末陕西几个财富盖省的家族中，贺家买田置地修房，修葺会馆计费银4万两，捐修华山石梯，为乡里设立两个集市，市上无法售卖的货物全由贺家购回，车送马接，耀富乡里，妻妾成群，乐不思商；渭北首富焦家风光一时，买地修院建房，娶妻养妾，焦相栋从经商转向捐银办团练，焦荣栋助饷银5000两，又以8000两筑村堡，清末又捐银10万两、粮50担拜爵；常家少爷耽于玩乐，养“独角兽”奇马、金屋藏娇。综观这些曾富埒一方、翻云覆雨弄潮商海的巨室大族的兴衰历程——因穷经商起家，因商致富，富而不思进取，终而没落甚至子孙穷困饿毙。
这些陕西商人的内在不良素质，再加上陕甘回民起义的打击，各地掌柜不得不斥资回陕救难。如三原温文俊全家遇难十余人，庐舍无存，温掌柜千里之外闻讯，只好携资归里处置后事。掌柜们迫于生存压力，接贫济困之外又捐资军饷、构筑堡寨，损失也不少。如渭南焦家助饷银5000两，又费8000两筑村寨围墙，捐数千两修县城城墙以避难自保；李家慷慨捐银修寨堡，捐银赈济村人，捐义仓百余石求众心合力渡难关；泾阳富商搬出整箱整箱水烟砌城墙防备侵扰。耗资散银仍无济于事，村寨城堡大都被攻破，情急之时，富户不惜一掷千金。如渭南李家村堡遭久困搬出整箱整箱银锭，当做砖块砸人。
商人们自救不及，却又屡遭政府借机而起的搜刮。左宗棠受命入陕，深感“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就地征缴钱粮，关中富商在劫难逃。三原，“劝本邑富家商铺各输捐”，一次掠走白银90万两。从此，一旦“局款告辩”，便以强兵利刃逼迫三原“富绅各出城店资本”，捐资助剿成为定例。更有甚者，湘军每攻取一地，便以掠商为能事。如《泾阳县志》载，一次“兵勇三百人自三原至……突入北街抢掠……掳金币万余而去”。藏帑守财、隐居乡间的陕商动辄被其“获藏镪数万，尽以犒军”，像渭南李家就被从地窖中掘出白银100万两，“尽数犒军”。
清代后期，陕西兵荒马乱20余载，掌柜们“新畴已废，日藏旋空，掠搜既颇，避移无所”，民众“无论富贵贫贱，半死刀兵，半死疫疠”。陕西商人不仅大量资本耗散殆尽，而且还要重建家园。像民间《荒乱歌》所道的有钱富汉赵老五家，办四川盐务，曾垄断黔滇食盐运销，镖银回庄足足排了八里长的银挑子，但经战乱，赵氏家族便没落下去。
陕西掌柜经战乱洗劫，各商号家园遭兵燹，“地既残破，富者执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采之贩”，陷入“既不能招徕外商，更无人贩运”的困顿境地，在内藏悬磬、外资耗散的窘境下，错失借优化资本投资去改变衰落命运的良机，反而困守黄土地，沦落为在皇天后土里足踏手耕的农民。对这一点，党晴梵在《陕西文化的过去与未来》中有所论及，“有明一代，陕西尚有相当的财富，故其文化，独能为北方的中心。晚明之际，流贼扰乱数十年，至今尚传说当时‘民无五百金之富’。清初王辅巨之变，又闹成十室十空。康乾两朝的西征，陕西适当其冲的运输军需。咸同年间，回乱大作，千里无烟，鸡犬甚少声，异族侵凌、杀人流血的惨剧遍演关中，泾渭劫灰，迄今仍然。继以光绪辛丑、庚子二次大饥，饿殍相属于道。民国而后，战争靡已，陕西的元气，早已剥夺无余，并未得一有生聚教训的机会。”抛去对农民战争的蔑称，沿其思路，确实能觅出一些陕西商人渐渐衰落的社会原因。
清朝末年陕西爆发的陕甘回民起义，摧枯拉朽般地席卷了关中大地。宁做太平犬，勿做离乱人，陕西自康熙以来土木夭夷、川原秀错的局面荡然无存。穷黎背井逃难，富户设寨自保，大难临头各自飞，各家人保各家人。那一年的秋末，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孝义镇，全镇人在富户赵家掌门人赵五爷的率领下顽强自守。这赵五爷名叫赵渭南，秉承赵家百年基业，是陕西有名的乡绅财东，当年陕西有一首《荒岁歌》中说：
孝义镇宅原归朝邑所管，
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
这赵五爷方盘大脸，器宇轩昂，眼戴水晶石头眼镜，手端青铜银饰水烟袋，坐在赵家的厅堂里，与众乡绅商讨御敌大计。这时，只见一位家丁满身灰土、一脸是血的跑过来，禀呈说：“赵五爷，大事不好咧，镇里的砖头瓦块都抛完了，硬是打不退，眼看镇寨难保，众壮士但等五爷吩咐。”其他乡绅听罢，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有的说：“看来大势已去，咱们何必坐以待毙，不如弃镇逃走吧。”有的说：“不走奈何，镇里片瓦不存，拿什么抵挡义军的马队?”
赵五爷稍加思索，紧皱眉头，大手有力地向空中一挥，对客厅中慌乱的人们大声问道：“诸位乡党，你们说义军围咱孝义镇图个什么?”众乡绅不假思索地说：“还不是图钱财出个气么。”赵五爷一拍大腿说：“那就对，既然围城攻寨无非为钱，咱这百年孝义，赵、严、柳、詹四大富户也算是关中有钱之人，眼下性命难保，还要钱干什么?要命咧!”说罢，对家人说：“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把地窖里的银锭搬出来，给我朝外砸!”众乡绅听罢，纷纷回家，将地窖中的银子搬出来，朝外抛，50两为一锭的银块子把孝义镇镇门前铺了白花花一大片，回民起义军见城里朝外抛的是银子，纷纷上前哄拾银两，停止了进攻，孝义镇才得以保全，幸免罹难。这是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时，发生在孝义镇的真实故事。不独孝义镇是如此，起义军围攻秦渡镇时，镇中的砖头瓦块抛完了，不济事，只好将热米汤朝外泼，最终也还没有保住镇寨，秦渡镇在那一场磨难中被夷为平地。不独秦渡镇是如此，朝邑县的八女井也是如此。起义军围攻八女井后，八女井富户李家将窖藏的银子几乎都抛完了，也没有阻挡住义军的进攻，最终还是被焚烧一空。陕西商人的500年繁华在战火中耗散殆尽。
有一首《秦川荒岁歌》描写那场战争是：
同治爷发了迹世事大乱，
闪出了长毛儿要争江山。
走临潼过渭南回民造反，
尘世上谁经过这等凶年。
十村庄有九村无有人烟，
只有那南北山常有人见。
平川地尽成了荒原野滩。
1862年的陕甘回民起义预示了陕西商人衰落的开始。但真正使陕西商人过早解体、退出历史舞台的却是陕西商人自己。
商致富农守业耕读传家
陕西商人多因贫困所迫，为求富裕生活而踏上商途，终未能走出“以本守财”的窠臼。富商子弟继承家业，沉于玩乐，少修礼文。商人整体文化层次低，稍富即安，追求低层次享乐，不思发展，缺乏对历史发展潮流的洞察力，面对白花花的银子反而不知所措。因而陕西掌柜旋起旋落，在商贾与士绅之间不停地变换身份，落魄则入商流求富，富足则退身士绅求贵。陕西民风本俭朴，然衣食足则思淫欲，文化层次低下的商人们游商在外，浸淫于湖光山色、丽服艳色既久，便心猿意马，渐渐染奢侈享乐之风。
明末清初，有人就感叹“人多商贾，怠于务农，有力之家外出谋划，传染南方风气，竟尚浮华”，“豪商大贾，群聚骈辏，珍错云屯，习尚风靡”。清中叶，愤世嫉俗之士对此感触更深，“明末颇古：人尚朴素……今仕官视昔十倍，富人亦倍之，婚丧礼，渐以豪华相尚”，渭南“前辈犹有古风，耻游惰奢靡，……至嘉、隆以降，其俗惭敝，无复恭俭敦朴之遗”。掌柜衰落，直接原因，在于在声色犬马中丧失巨额资本的同时磨灭了商人们的意志。
有一首山陕商人写的《俗言杂字》中描绘山陕商人的理想是：
生意买卖多领财东，
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
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父母在，不远游”，秦人得意于皇都子民身份，加上自然环境的优越，自古就有浓厚的乡土情结。陕西掌柜迫于生计奔波四方，俟有积蓄，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的耀富心态便溢满心怀。掌柜多落叶归根，伏父母膝下尽人子孝道，守妻子享天伦之乐。携资归乡，狭小的天地容纳不了大资本，便购买土地，摇身变为地主，出租土地收取地租，获得稳定的收入，这几乎成为陕西掌柜的不变归宿。
李月峰“经营生殖至八九百亩”，仍不满足，后来“美田与芦场独多”；温朝凤治盐业致富，“罢贾，治负廓田为农”；刘文明“罢贸治田，其治田，占天时，衡人力，备人事，创人取以为倍焉”，田之得法，陶然之乐，俨然一个算计老到的地主，浑然不受贾道商途之苦。“德泰合”南、宋、贺三家，全都变成大地主。大荔李家，拥有土地1万亩，方圆几里农民租种的土地全姓李。渭南贺家更胜一筹，买下终南山中几座山。以上仅是明清时期由掌柜队伍转入地主行列的几个典型例子。
《俗言杂字》中又说商人们的理想之一是：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
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东西厢房门道卷棚，
书房花院前后窖庭。
传统社会里，虽富贵之家，“盖薪炭蔬菜鸡豕鱼虾醋醢之属，亲戚人情应酬宴会之事，种种皆取于钱”，习惯于自给自足的普通民众只熟视其用钱之弊，便羡慕起“鸡豕畜之于栅，板栗蔬菜畜之于涧，鱼虾商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月不用数钱”的自由自在生活。买下田产，水火无忧，盗贼无虞，荫及子孙，何乐而不为?商人回乡定居，置田为恒产，老有所养，住惯高宅大厦的身子却无法屈就矮房土窑，因贫经商的掌柜曾落魄乡里，致富后炫耀的心态畸形膨胀，便大肆修造改换门庭以鸣富贵。泾阳周梅村携巨资归乡，购良田480亩，历几年时间建造周家大院共17座，每院面积近千平方米，山前门、二门、退厅和后楼构成完整的布局，前门高大，中为通道，厢房翅列两旁，二门内东西厢房延至大厅，厅柱镌刻楹联，曰：
燕翼贻谋堂上，箕裘锦福荫；
凤毛济美阶前，兰桂发奇香。
自负之态溢于言表。后面退厅，厅后又列东西厢房，院落最后是青石铺地的三间楼房，房深五进，结构严谨，蓝瓦青石，异常坚固，木用上等松柏，砖是大块水磨，屋架斗拱重叠，墙壁雕琢山水人物，飞禽走兽，门窗木雕历史典故，个个精刻细描，人物栩栩如生。渭南贺家，大肆修建，砍伐光了所买终南山的大树，其他费用可想而知。
寓居他乡的陕籍掌柜也不甘示弱，像临潼张氏极尽奢华之风于扬州，变扬州风景胜地蜀岗为自己产业，岗上修园，前有湖，后挖塘，用数千太湖石点缀其间，园内栽竹数十亩。整个张园无处不景，张氏仍不满足，在不远处又修一园，移栽各地所产名花异木，人造水榭亭台，处处景色旖旎，让人看了流连忘返。
吸鸦片包二奶钱如风刮
《俗言杂字》中说商人们的又一理想是：
丫环斟茶小厮满樽，
铺床叠被美女侍奉。
正妻小妾生养儿童，
绸缎绫绢锦缎栽绒。
江南水乡多亮丽娇娃，陕西商人身拥巨资心孤寂，远离家眷，颠沛流离，生理、心理上都产生情欲需求。在“富者辄饰宫室，蓄姬滕，盛仆御”的花花世界，尽管创业之初的陕西商人能洁身自爱，仍有部分意志薄弱者尤其是后期守成掌柜经不起诱惑。《虞初新志》说江南青楼中小娇娃被老鸨视为摇钱树，“第一被西贾攫去”。行商沂州的陕西掌柜曾花巨资置房，金屋藏娇，结果人财两空。江南美女如云，迷倒掌柜千金买笑，而行商边地多年不归的掌柜们，受禁止汉人带女眷入边地律例的限制，更是寂寞难耐。打箭炉风俗女子不嫁，多召商人同宿，凡遇商人与当地土著交易，全部由女人出面。打箭炉的繁盛缘于陕西商人，此等风流，掌柜不会置身于外，因为讨女人欢心，“一衣有值银过万者”，绝非一般财弱势薄之人可为。“德泰合”衰落的直接原因就是少东家生活奢侈，四处托人找美女纳为妾，耗费大量资本。贺家衰落也与娶妻纳妾讲排场耗资太多有关。
商人们文化素质低下，目光短浅，游走四方发财致富后，不是进行商业再投资，而是蜷缩回黄天厚土之中，失去了商人的锐气，转向奢侈花费，坐吃山空，几乎所有掌柜都跳不出这一低俗的套路。李天受说朝邑掌柜王子正“以贫起家，贸易吴卫荆楚等地，百计经营，辛苦备尝，果获厚利”，然后就纸醉金迷，“买肥田数顷，屋宇华丽”，大肆储妾生子，“举箸者百有余口”，但人丁兴旺的家族却从商界销声匿迹，这可以视为陕西掌柜群体走过的历程。
捐功名耀门庭银子虚花
《俗言杂字》中描绘商人们的另一理想是：
本多利后生意兴隆，
起标发货各省驰名。
没有顶戴威风不成，
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陕西掌柜羁旅异地发财致富，由贫致富后，被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四民排序羁绊住前进的步伐，虚荣心在久遭压抑后极度膨胀，希望由物质层次的富达到意识形态领域的贵。
以粟拜爵、捐输功名刺激掌柜们出商入仕，光宗耀祖。如高陵刘锡，豪施博撒，得官府肯定，授以“典膳散官”闲职；李月峰广施结缘，终以冠带加身；渭南常家捐银10万两、粮5000担，常生春被诰封为“资政大夫”；贺家不甘示弱，亦捐资买爵。在价值取向中尊士贱商心态的影响下，如此的事例，在陕西商人中屡见不鲜。捐输买爵使大量的商业流通资本加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削弱阻碍了陕西商人群体的良性发展。
此外，耀富心态也在作祟，掌柜荣归乡梓，大兴公益建设，施惠一方，希望在乡里树立良好形象。三原友槐公死前将家资分散给乡党，博取美名积阴德。贠维新葺城郭，建桥梁，众口成碑。《两淮盐法志》曾总结说：淮扬盐商“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大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各有其郡志可考”。
遭年馑为穷黎自救不暇
《俗言杂字》中又说商人们的理想还是：
兴亲三党良廉谦恭，
修桥铺路以渡人行。
前世冤业今世报应，
亲友相贺耀祖光宗。
在传统“均平”思想影响下，大富却无法律保障地位的掌柜，经常遭遇杀富济贫的冲击。协调乡里关系，施惠博名以自保成为迫不得已的明智选择。三原、泾阳富商云集，乐善好施盛行一时。《创建龙桥碑记》载三原龙桥修建，“计度费可五七万金”，皆由富商集资捐助。师从政除捐银修建三原城墙、路桥之外，还设粥棚济荒，施舍乞丐，春种秋播时赠送四乡种子，修梵宇琳宫，此等善举义行不可胜数，成为一方大善人，得到朝廷嘉奖；冯翊眭好施与，乐成人之美，乡里有贫困不能成婚嫁娶者，冯都给予资助；刘海若每遇乡里求贷者，多解囊相与，遇饥岁则广设粥厂以活人济世。为了尚德修睦结缘乡里，掌柜们不惜血本，但隔三岔五的善举，影响了正常资金运转，滞阻了掌柜资本积累的步伐。
传统社会以村社构成基本单元，患难相救、守望相助的历史文化积淀使浪迹天涯的掌柜难舍热土乡情。掌柜们声名显赫于外，对故乡却始终无法割舍亲情联系。陕西历史上灾害频繁，明代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清代天灾人祸更甚于明。官府赈灾只是杯水车薪，广大灾民惟有设法自救。行贾在外的掌柜亲属姻戚相连于乡，不能坐视父老乡亲处水深火热而无闻，大量财富从商业领域流入赈灾济困渠道。师从政经商扬淮期间，闻知家乡人饥，拿出数百两白银赈济泾阳，又买粮120石输入三原济荒；渭南姜家正统年间遇灾荒捐出千石粮食，成化末年又捐粮6万斛解乡人之急，后来又遇饥荒，姜家再行援助，捐赠白银千两解灾民于水火；耀县乔掌柜，因济灾活人美名远扬，被尊奉为“万石君”；安康刘盈科行商在外，闻家乡大灾，斗米卖银一两，又从湖北辗转购得一船大米，运回家乡倾船分给四乡灾民；高陵刘邦贞遇到灾荒时节，焚烧所有债券免去灾民还贷之虑，另外广施钱财，救助数千人；三原刘元吉在四川得知家乡遇灾，停下生意，抽出资本，冒着沿途盗匪不时劫财谋命的危险，星夜兼程，回乡赈济。陕西掌柜施粥放赈、捐粮赠银，既是厚重质直的秉性使然，又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剜肉补疮举措，大量的资产耗散殆尽，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工商投资，削弱了掌柜的竞争力，到后期资本越来越小，无法抗衡商场中的大风大浪。
五百年南柯梦后人评话
清末陕西几个财富盖省的家族中，贺家买田置地修房，修葺会馆计费银4万两，捐修华山石梯，为乡里设立两个集市，市上无法售卖的货物全由贺家购回，车送马接，耀富乡里，妻妾成群，乐不思商；渭北首富焦家风光一时，买地修院建房，娶妻养妾，焦相栋从经商转向捐银办团练，焦荣栋助饷银5000两，又以8000两筑村堡，清末又捐银10万两、粮50担拜爵；常家少爷耽于玩乐，养“独角兽”奇马、金屋藏娇。综观这些曾富埒一方、翻云覆雨弄潮商海的巨室大族的兴衰历程——因穷经商起家，因商致富，富而不思进取，终而没落甚至子孙穷困饿毙。
这些陕西商人的内在不良素质，再加上陕甘回民起义的打击，各地掌柜不得不斥资回陕救难。如三原温文俊全家遇难十余人，庐舍无存，温掌柜千里之外闻讯，只好携资归里处置后事。掌柜们迫于生存压力，接贫济困之外又捐资军饷、构筑堡寨，损失也不少。如渭南焦家助饷银5000两，又费8000两筑村寨围墙，捐数千两修县城城墙以避难自保；李家慷慨捐银修寨堡，捐银赈济村人，捐义仓百余石求众心合力渡难关；泾阳富商搬出整箱整箱水烟砌城墙防备侵扰。耗资散银仍无济于事，村寨城堡大都被攻破，情急之时，富户不惜一掷千金。如渭南李家村堡遭久困搬出整箱整箱银锭，当做砖块砸人。
商人们自救不及，却又屡遭政府借机而起的搜刮。左宗棠受命入陕，深感“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就地征缴钱粮，关中富商在劫难逃。三原，“劝本邑富家商铺各输捐”，一次掠走白银90万两。从此，一旦“局款告辩”，便以强兵利刃逼迫三原“富绅各出城店资本”，捐资助剿成为定例。更有甚者，湘军每攻取一地，便以掠商为能事。如《泾阳县志》载，一次“兵勇三百人自三原至……突入北街抢掠……掳金币万余而去”。藏帑守财、隐居乡间的陕商动辄被其“获藏镪数万，尽以犒军”，像渭南李家就被从地窖中掘出白银100万两，“尽数犒军”。
清代后期，陕西兵荒马乱20余载，掌柜们“新畴已废，日藏旋空，掠搜既颇，避移无所”，民众“无论富贵贫贱，半死刀兵，半死疫疠”。陕西商人不仅大量资本耗散殆尽，而且还要重建家园。像民间《荒乱歌》所道的有钱富汉赵老五家，办四川盐务，曾垄断黔滇食盐运销，镖银回庄足足排了八里长的银挑子，但经战乱，赵氏家族便没落下去。
陕西掌柜经战乱洗劫，各商号家园遭兵燹，“地既残破，富者执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采之贩”，陷入“既不能招徕外商，更无人贩运”的困顿境地，在内藏悬磬、外资耗散的窘境下，错失借优化资本投资去改变衰落命运的良机，反而困守黄土地，沦落为在皇天后土里足踏手耕的农民。对这一点，党晴梵在《陕西文化的过去与未来》中有所论及，“有明一代，陕西尚有相当的财富，故其文化，独能为北方的中心。晚明之际，流贼扰乱数十年，至今尚传说当时‘民无五百金之富’。清初王辅巨之变，又闹成十室十空。康乾两朝的西征，陕西适当其冲的运输军需。咸同年间，回乱大作，千里无烟，鸡犬甚少声，异族侵凌、杀人流血的惨剧遍演关中，泾渭劫灰，迄今仍然。继以光绪辛丑、庚子二次大饥，饿殍相属于道。民国而后，战争靡已，陕西的元气，早已剥夺无余，并未得一有生聚教训的机会。”抛去对农民战争的蔑称，沿其思路，确实能觅出一些陕西商人渐渐衰落的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