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资财平实的中小商人，他们务实刻苦，至爱孝义，书写着自己平凡的人生。户县张鉴堂、阎久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伦理关怀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和人情社会。当年山陕会馆挂的一个牌匾就写着“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按儒家“民重，国次之，君轻”的排序，就是“人情大于王法”，这是中国传统商人非常练达的人生经验。因为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朕即国家”，皇帝的家法就是国法，各级官吏只不过是皇帝的管家。在一般百姓眼里，天是虚幻的，皇帝在宫里，他们只是生活在“天高皇帝远”的民间。因此，他们只关心自己赖以生存的人际环境和由亲情、友情构成的人际链条，法律只是他们活动的心理底线而已。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更多地表现出人际伦理的关怀。首先，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更多地表现了对他人命运的关怀和理解，而非西方诚信所要求的“利益共赢”。如南北朝明山宾卖牛，牛卖掉后，他想到的是，“这头牛从前害过蹄疾，费了好大的劲才治好。如今换个新主人，不知正确使役，倘若过累或者牛棚过于潮湿，蹄疾就会复发，到那时，人家岂不等于买回一头废牛?”于是偿还牛价；浦东人某乙拾金后，想到的不是自己“此累累者，吾若取归，宁不足疗吾贫，且半生温饱有余矣”的利益，而是“彼或以是金故，丧名誉而损身命”，更多的是替别人命运的担忧，认同的是“吾心奚安!贫富，命也。吾今既见之，宜尽吾责”，而非利益的共赢；而明清小说《施泽润滩阂逆友》中商人施复拾银寻思的是：“这银两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烦恼。如若有本钱的，他这账生意扯直，也还不在心上。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银，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舍身卖子。倘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肮脏送了性命，也未可知。”更将中小商人推己及人、体谅他人命运的善良描写得真实动人，也没有要求利益共赢，而是“我虽是拾得的，不十分罪过。但日常向没这东西时，依原将就过了日子。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得到安乐”，一个“得到安乐”说明中国传统商人诚信企及的是心灵的平静和人生的快乐，而非单纯的“利益共赢”。清代婺源商人詹元甲不乘天灾之机赚取昧心之利所说的“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痔人肥己，吾不忍为”，则是在更大范围内对他人命运的担忧。①江西商人胡钟，有乡人向其借贷，无法偿还，就将自己的房契抵债而迁往他乡。胡钟知道后，心非常不忍，连忙派人追回，将房契归还原主，并将借据烧掉。②金溪商人刘光昌，做典当生意，许多乡民用衣被典当粮食。这年因歉收，天气渐寒，刘光昌将乡民招来，让大家将衣被全部收回，所贷粮食均不再索。有人不解，刘光昌说：“天气这样寒冷，同族的乡邻都冻得受不了，我怎么能忍心一个人拥有棉被暖和自己呢?”还将所有借据尽行烧毁。③这些说明，中国传统商人诚信的动机是更多替他人着想的善良，是对他人命运的伦理关怀，体现了中国人“生命本善”的价值取向。当面对“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中国商人能够“痔人肥己，吾不忍为”，更是生命本质的升华。
　　其次，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是过程善良和结果善良。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从关怀他人处境和命运的善良愿望出发，表现为过程善良和结果善良。江西洪江镇李姓富商，将窨子屋卖给刘姓商人。刘姓商人在整修房屋的时候，在地板下发现了一坛金子，于是便派人把这坛金子送还给以前房屋的主人。但刘姓商人以房屋已经卖出交割，拒不接受，“两个人各持己见，相持不下，谁都不肯要这坛金子”，表现了过程的善良。后来两人便找到把总大人，把总大人“建议他们把金子捐出来修桥铺路做点善事”，表现了结果的善良。小说《歧路灯》的陕西商人王中得到主人家城南菜地二十亩为家业，后来在井池石板下掘得窖藏银两一千一百两上下，“若是气量浅小的人，在路上拾条毛巾，道边拾几文钱，尚不免喜形于色，逢人自夸造化”，而王中却说：“这园子原是大老爷在日赏我的，我认意没有要主人产业的理。……我挖这银子，仍然是上下土木相连，还是主人家财帛。”体现了过程的善良，“于是他请别人出面替主人赎回已经出典的街面房屋，使得主人家再度复兴”，依然是结果善良。《披青杂说》中茶肆主人拾金归还失主后，整个过程考虑的不是法律的制约，而是“常恐有愧于心故耳”的心理追问和灵魂安宁。茶肆主人说得很明白，“义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轻义，则逆而不告，官人将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耳”。完全是在自觉自愿的过程中完成的，并没有任何法律的强制，放射着人性伦理的光芒。
　　中国传统商人这种善良和诚信更多地表现在民间中小商人身上，户县商人张鉴堂、阎久庵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户县商人张鉴堂、阎久庵的经营历程
　　张鉴堂的经营历程在《张鉴堂墓表》中有所记载：
　　“君姓张氏，讳维钦，鉴堂其号。世居邑北大王镇……当家道逆落时，一椽风雨，数亩先畴，君常作小贾……珠积层累，稍有盈余，即恢吠亩。迨后精白圭、计然术，药室生涯，与合伙诸人，谊同管鲍，循分自尽，不忘大义。由小贾为中贾，而家渐饶裕……居近于廛，出则经商，入则课耕，日不悼三，历终身于一日。”④
　　阎久庵的经营历程在《阎久庵墓志表》中亦有所记载：
　　“阎久庵……乃服贾汉南，又以母年高，戚远别，乃设肆于眉(陕西眉县)之槐芽镇，艰苦自立，铢积寸累……卒赖其力贾以大获，归以奉母。”⑤
　　这两位民间草根商人身上都折射了陕西商人诚信孝义的人性光芒。
　　张鉴堂通过刻苦努力，在家道中落的条件下，改变了命运，从“小贾”发展为“中贾”，典型地表现了民间商人的发展历程。张鉴堂面对家道中落，“一椽风雨，数亩先畴”，茅屋瘦田，家无积蓄，没有悲叹气馁，而是遵循“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比较效益规律，“常作小贾”经商起家，经过自身的努力，“珠积层累，稍有盈余”，即恢复家产。但他并没有因此满足，数载经商的实践，使他逐渐掌握了经商的规律，学会了商业经营的本领，开始做药材生意，设药铺以度年华。在药铺初设的时候，他依然还是小贾，资金有限，人力菲薄，于是他遵循陕西商人“合伙经商”的传统，与诸人做合伙的联手生意，应该是一种“合伙股份制”的经营模式。在合伙股份制体制下，最困难的是利益的分配。因为陕西人的习惯是“宜于创业，艰于守成”。在创业初期，没有利益可得，大家无多非分之想，尚可以齐心协力，一鼓作气，表现出强大的发展动力。一旦事业有成，有利可图，利益的分配和占有就会侵蚀团体内部，产生分化之心，导致事业的溃散。古人曾对利益的两面性有极精当的比喻，“兔奔于野，众皆逐之；积尸于案，掉头不顾”，当荒野里奔跑的兔子，产权关系不明朗的时候，对兔子占有的欲望，刺激人们奔走追逐，利益的能动刺激作用表现得极其明显；一旦兔子归属明朗，产权清晰，人们就会掉头而去，全然不顾，利益的分化作用依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利益的分配常是导致山陕商人“合伙股份制”溃败的基本原因。拆账散伙、奸伙欺东就是其常见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张鉴堂却能够“谊同管鲍，循分自尽，不忘大义”，正确地处理与合伙人的利益关系，他把友情看得高于利益，在利益分配上，只取自己应得的份额，绝不多拿一分，这种“以义制利”的做法，得到了合伙人的认同，使企业保持了凝聚力而不至于各怀鬼胎，分崩离析，取得了经营的成功，他也从“小贾为中贾，而家渐饶裕”，典型地表现了民间商人艰难的发展历程。
　　问题在于，张鉴堂成为中贾“家渐饶裕”后，他并未停止经营的步伐，依然兢兢业业从事着自己的致富事业，并且采取了一种耕商结合更为稳健的经营策略。“居近于廛，出则经商，入则课耕”，这是在传统社会，商业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利润不稳定的条件下，中小商人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抵御商业风险能力菲薄而采取的一种自卫性质的稳健做法，它将农业与商业捆绑在一起，“若要发，生意搅庄稼”，经商致富，以农守之，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农业投资，强化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力农致富，经商发家，将农业的积蓄转化为商业投资，赚取商业的比较效益利润，这不能不是传统商人机智的市场选择。尽管它有着保守的负面效应，成为阻挠传统商人将生意做强做大的思想阻力，但难能可贵的是，张鉴堂始终能够保持“循分自尽，不忘大义”的以义制利优良传统，恪守诚商良贾的职业操守，“历终身子一日”，可谓“一生谨愚，痴心不改”，这是他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而阎久庵则更表现了陕西商人至爱孝义的优良品质。阎久庵原先在汉中一带做生意，由于家中母亲年事已高，无人奉养，在传统“父母在，不远游”思想下，为孝亲乃放弃了原先的事业规划，在离家不远的眉县槐芽镇设市立廛，从事小本经营，“艰苦自立，铢积寸累”，是出了名的孝子。由于他为养家刻苦戮力，不辞劳苦，结果赚了大钱，用这些经商赚来的钱，回家孝敬父母，恪尽儿女之道，被当地人传为佳话。尽管这种为奉养父母而放弃抱负的做法，尚没有挣脱中世纪情感的羁绊，说明家庭家族血缘、亲缘关系对陕西商人的束缚，但从人性的一般需要出发，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在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商人无论走多远，都还首先是为了养家糊口、恪尽人子之道，然后才可能是赚钱发财。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经商业贾，首先是为了谋生，然后才是谋利。阎久庵将生意从汉中迁回眉县，以奉亲养老，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这本身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在槐芽镇的生意，由于懂市场，会经营，“卒赖其力贾以大获”，赚了大钱，这时他就从原先以“谋生”为目的就转化为以“谋利”为目的，依然是一种商业经营的正向回归，说明商品经济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而阎久庵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辞担当、恪尽孝道的孝义精神，仍然放射着人性化的光芒，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①光绪《婺源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4《人物·义行》。
　　②范勇：《商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③范勇：《商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④何炳武：《户县碑石》，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页。
　　⑤何炳武：《户县碑石》，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