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由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投资兴办自给性的公营商业，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达到经济自给，进一步活跃边区的经济和商品流通，以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边区机关办商店，在1938年只有1家，即特委在绥德创办的抗敌书店，这个书店不是以营业为目的，而是党的文化事业单位，真正商业性质的自给性公营商店是从1940年才开始办起来的。当时，在外援断绝、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加强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后勤经济建设处，边区政府成立了财经处，各区县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第二，由边区政府拨付70万元，银行借支300万元，作为向各部门增加的生产资金，由各生产自救的领导机关向下转发，并负责抽调人员，选择业务，办起机关商店。1940—1941年秋，仅延安、定边、绥德一带，机关、部队、学校开设的商店就有60多家，中共中央直属的财经处的商店发展到20余家，后勤经建处的商店发展到14家。截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各机关、部队、学校经营的商店共有348家，工作人员2500多人，其中设在延安的商店，如保安处的鸿泰号、安泰号，边区政府办公厅的供给总店协泰永，教育厅的汇兴隆，保育院的大兴号等，都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又如后勤百货商店，开始不过是一个资金仅30元的小货摊，到1940年9月，资金增加到2万元，除做百货生意外，还附设了染坊。兵站的交通商店，最初只是一个小纸烟店，移至延安新市场后，除经营百货外，还附设了中药房、马掌店，资金由数百元增加到2万元。这些机关商店，在解决物资和经费困难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1年上半年，中央直属财经处与各机关学校的商业获利，供给了机关学校日常经费的48％；后勤系统的日常经费，有45％来自商业利润。
　　另外，一些机关、部队、学校除开商店外，还做起流动走水生意。所谓流动走水生意，就是利用本单位的临时资本或与其他机关合作，到外县、外地或农村去办货，买猪羊。例如1943年，保安处用283万元做了6次流动生意，共获利218石小麦，以四八布折算，则赚布400匹(1744丈)。供给总店与边区百姓合伙做了2次流动生意，得利3万元。法院2、6、7月先后带资本200余万元到陇东华池做了3次流动生意，获利110余万元。卫生处抽资本19.5万元，专设1名干部，由延安到吴堡一带贩卖布匹、棉花、烟、日用品等，6月开始，9月结账，得净利52.4万元。行政学院到延川买猪羊，获利16.75万元。学校做过3次流动生意，赚了18.25万元。
　　虽然公营商业的发展，为机关、单位和学校解决物资不足和经费不足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过多的分散经营，出现过各自为政，争夺市场，甚至违反政策，影响物价与金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边区政府1941年下半年便开始纠正。1942年春，边区初步实现了精兵简政，并决定将商业完全企业化。1943年，财政经济实行一元化领导，“各机关学校的商业统归物资局的调节之下，分工经营土产与盐的运输，并以一部分资金与物资局合作，使公营企业更加合理化”⑩。各系统一方面整顿原有商店，组织公营商店联合会，统一领导公营商业，严格贯彻法定政策；另一方面，扩大商业范围，进行多样经营，改变经营方式，推行联合经营。这样一来，使边区的公营商业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陕甘宁边区机关自给性的公营商业除利用地方上旧有的庙会、骡马大会等开展业务外，还举办了定期的物资交流大会。为了便于边区客商与顾主之间的交易和各机关的商品采购，1942年，陕甘宁边区在延安设立了物资交易信托登记所，凡属布匹、棉花、纸张、文具、食盐、碱、麻、清油、毛纺品等商品，均可在交易所登记，进行批量交易。这对扩大边区物资交流，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安定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红色区域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11)。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重申，“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原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12)。这就为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同时，还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倡和奖励私营商业的发展。
　　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37—1940年，为兴盛发展时期。以延安为例，由于四路通道从山西的碛口和宜川、耀县、西安、榆林等地均能来货，商旅云集，成为商品集散地。同时，机关学校扩大，人口骤增，消费量增多，商业利润不断提高。加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商业未收税，所以，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山西战事紧张时，该地许多商号，皆转移到延安继续经营，到1940年，延安市私人商业户比1937年增加了187％。第二个时期，1941—1945年，为遭受封锁的时期。其特点：①皖南事变后，受国民党封锁，货物来源困难，出外采购货物者仅及前10％。先后被扣的物资有179种，价值为5亿多元边币，折月蓝布3.2万匹。②自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停供经费后，边区境内停止流通法币。同时，拥有大量资本在延安做批发生意的十大商店人员也被居于外地的掌柜召回。③1943年以前，一方面市场金融波动，物价上涨，影响商业经营；另一方面，历年商户均有增加，绥德等地南下经营饭铺、摊贩生意者不少。
　　在敌人封锁的环境下，由于实行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边区私人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据西北财经处统计，延安市私营商业户发展的情况如下：
　　根据典型调查材料推算，延安市1944年473个商户中，私商资本约有10亿到16亿元，其中有纯商业的店铺317户，占67％。又根据边区物资局1943年对《六个市的商业调查统计》，其私人商业的人数、利润都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在延安市众多的私人商业中，还出现了一些诸如德胜玉、玉和祥、天德店等大商号，在当时颇有名声，发展很快。
　　德胜玉京货庄，是当时延安市最大的一个私营商号。老板王克玉，山西新绛人，曾被推选担任过延安市商会会长。他于1935年6月来延安时，只有150余元的资金。开始在乡下贩卖羊皮、牲口，1936年开了个杂货铺子，兼做布匹生意；1938年到西安、蒲城买货，运回延安出售；1940年由陕北向外运销食盐，换回布匹在延安销售；1943年，在敌人封锁边区、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利用私人关系，由国民党统治区先后购回土纱、有光纸、石印机、缝纫机、布匹等物，并利用商会会长的职务之便，换回法币百余万元(2.1元=7.2元边币)；后来又在榆林、平凉、洛川、宜川等地设点派人坐庄，生意兴隆。到1945年，自称已拥有资本300余万元法币，折三八布1606.3匹。
　　玉和祥杂货店，掌柜杨玉山，山西稷山县人。1933年筹资150元来延安做生意，开了个杂货店，到1935年已有资本1500元。1936年，他拿出部分资金与人合作开了一个土产店，年底获利600元。1937年，土产店散伙，他又投资700元在延安开起杂货店，到1941年春，拥有资本3万多元。继而贩卖布匹和杂货，到1945年8月，资本扩大到158万元。
　　天德店，是延安市场一个大过载店，店主顾老大。1931年，顾老大出资300元，由赵承业领东，在城内开设客栈，招揽客商。1935年，顾赵分伙，赵分得客栈和1000元，与高家合伙经营(高出资200元)，到1938年，资本增至6000元。1941年2月，赵高分伙，赵分得店址和8000元资金，与留守处合作(留守处出资2万元，赵出资3000元)，留守处派姓徐的与赵合伙经营有光纸、熟宣纸、青市布和文具用品，到年底，资金已达18万元，获纯利15万多元。1943年，留守处抽了股金，剩余资本15万元(法币)，赵独资经营。到1944年8月，该店资金扩大到87.4万元。
　　除延安外，其他各地私人商业，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绥德1937年有私商43家，到1942年已发展到83家。1943年，靖边县有私商28家，临镇有私商44家，鄜县有私商151家。马栏区在1940年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时，全区仅有出售粗布、火柴及日用必需品的小店铺9家，到1943年发展到18家，街道上小摊贩比比皆是，商品种类增多，商业日渐繁荣。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影响下，出现了私营商业数目增加、经营扩大、资金增多、生意兴隆的景象。
　　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农村生产有了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保证，加上没有苛捐杂税，因此在贸易政策指导下，集市贸易空前活跃。延安市每逢集日，百商云集。吴旗县规定每月逢集3次，每年3月15日、7月15日为两季大会，每会7天。1943年7月15日一次大会的交易情况是：牲口交易额达200万元之巨，销售布匹、杂货值洋150多万元，销售粮食、绒毛、羊皮值洋50多万元，其他有卖瓜果、杂饭摊等30多家，会期6天交易金额总计450多万，平均每天70多万元。绥德分区到1943年各市镇都建立了经常性的集市：石岔逢2、5、7、10会，米脂逢5、10会，桃镇逢4、9会，龙镇逢3、8会，义和逢1、4、6、9会，枣林坪逢5、10会，辛家沟逢4、9会，定仙堰逢2、7会，吉镇逢2、7会。这些集市，每逢会期都有较大的成交。关中分区到1943年新建立的集市有：新正县3处，赤水县3处，宁县2处，共计8处。除此之外，一些集市还举办了较大规模的骡马大会，如1943年11月举办的延安骡马大会，9月举办的定边骡马大会，1942年6月举办的陇东骡马大会等。《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所载《陇东举行骡马大会》称：“本年骡马大会如期举行，颇为热闹，自旧历四月二十八日开始，至五月初七结束，会期共为十天，万商云集，贸易鼎盛，与会者不仅有边区各县群众，并有友区群众，包括陕、甘、宁、青、晋、豫等省远近客商，每日从早至暮，市集熙熙攘攘，车马络绎不绝。大会上百货俱全，最多的是牛、骡、马牲畜在五千头以上(13)。”
　　⑩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3年版，第85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3页。
　　(13)以上资料均见：《陕西省志》第29卷《商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