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陕商
延安时期的“红色商人”——王克玉、杨玉山、顾老大
自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所在地，1936年后又成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所在地，从此代表中国商业发展方向的新民主主义商业在陕北的艰苦环境下破土而出，在红色国都遂产生了中国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边区商人，即红色陕西商人。他们中的著名代表就是王克玉、杨玉山、顾老大。
一、延安时期红色商人产生和发展概况
早在1935年3月，中央红军没有到达陕北之前，陕北苏区政府就成立了西北国营贸易局，下设清涧、延川、绥德、子长、延长5个支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下，于1936年1月成立了贸易总局，上述5个支局归属贸易总局，总局和支局均设贸易委员会，拥有工作人员50名，护卫队员40名，运输牲口30头。这是由政府投资，归全边区人民所有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商业组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兴办公营商业的开端和基础。当时，边区经济尚待发展，土产品输出很少，工业品极端缺乏，群众生活相当贫困。贸易总局及其支局为了开展贸易往来，组织力量，东出绥德、清涧，南经延安、洛川，为党政军机关采办必需用品，以边区之有余易边区之不足，输出土特产品，换回工业产品，供应军需民用。
1936年6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清涧、绥德、延川、延长等县，并向瓦窑堡进犯，贸易总局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这时，东路受阻，改道北出走边，南经交道，继续坚持贸易活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和平实现，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同年12月19日贸易总局随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次年9月6日，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央国民经济部改组为边区政府建设厅以后，贸易总局即归建设厅领导，并在西安设立远声西商号。1938年4月1日，将由贸易总局改组的合作总社与边区银行所属光华书店合并，改称光华商店，其任务是：搜集运销土产品，换回必需品供给军需民用；稳定外汇，平抑物价；发展商业，积累资金。据此，中央决定把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抗日军费中的35万元拨给光华商店，用30万元作为采办物资，5万元作为营业用款。从此，光华商店就成为新民主主义商业的雏形。这时的贸易往来已是四通八达，经营活跃，从延安南经洛川可达西安、河南、武汉，东出绥德、清涧到达山西的碛口，北通宁夏、包头，西至陇东等地。1938年的经营额达法币400万元，1939年增加到1000万元，1940年又增加到2000万元。随着经营的扩大，商业机构也有相应的发展，1940年已有延安、定边、盐池、曲子、庆阳、绥德、甘泉、张家畔共8个分店，还有1个过载店、4个农产品贩卖处、2个运输队和2个货栈。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停发了军费，复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根据新的形势，1941年2月中央决定恢复贸易局，归建设厅领导，贸易局领导光华商店，下设延安、鄜县(含富县)、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延长等分局，分局下设支局，光华商店的分支机构和贸易局的分支机构基本相同，实际上是一套机构，两个名称。其任务是，收集土产品输出，换回必需品和法币，与公私营商店加强联系，吸收投资，扩大资本，发展贸易；建立对外贸易据点，扩大贸易业务；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联合各种力量打破封锁。日军占领沿海及山西以后，关中地区历来食用的淮盐、潞盐来源断绝，食盐全赖边区供应。据此，边区政府决定从1941年9月1日起，食盐对外实行统销，使食盐的输出量由1938年7万驮(每驮150斤，每斤24两)增加到1939年的19万驮和1941年的29万驮，加上允许各种商业自由输出输入，输出的皮毛、毛织品、肥皂、石碱、煤炭、药材等和输入的纱布、棉花、文具、五金、火柴等大量增加。这年的经营额较1938年增加了2倍以上，较1939年也增加了1／3。据1941年9月8日的统计，贸易局的分支机构发展到23个。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9～12月在延安开了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会议期间，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并决定撤销贸易局，成立物资局，领导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和以后相继成立的南昌公司、陇东联合商店等贸易机构。盐业公司于1942年9月成立，下设6个分公司，7个直属支公司，拥有123个骡马店，资金11亿元(边币)，职工近400人；土产公司于1942年8月成立，下属5个分公司，有资金21亿元，职工300人；1943年成立了永昌公司，以经营土布为主；1943年5月盐业公司与光华商店合并，改称光华盐业公司；南昌公司(也称南昌总公司)于1943年10月16日成立，是物资局与延安市几家大的过载行栈合股经营的企业，所属19个据点，其中两个分公司，一个支公司，有资金2～8亿元，职工240多人，主营过栈和百货业务。陇东联合商店也有资金1～3亿元。这一时期，由于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生产有了发展，物资局的经营特点也随之有了变化。除食盐继续实行对外统销外，逐步实行限制布匹输入，通过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和定购土丝和丝织品，对消费合作社批发物资，对生产合作社供应原料，推销产品。采取多种措施，贯彻财经工作总方针，从贸易角度促进边区工业和手工业发展。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4年3～4月在延安召开了第二次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总结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经验，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发展贸易支持财政和金融。会上，任弼时同志提出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其任务主要是：管理对外贸易，争取出超；扶助公私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发展经济，稳定金融，调节物价。在贸易政策上也作了改进：食盐，调整了公私输出和收益比例(公四私六)；土产，照顾私商获得80％～100％的利润；以优质土特产品换回棉花、布匹；压低边币对法币的比价，鼓励私商积极贩运，换回法币。由此，改变了1943年入超24亿元边币的局面。1944年出超19亿元，取得了发展生产、搞活贸易、粉碎封锁的巨大成就。
1945年上半年，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原西北财经办事处的领导彭德怀、陈云、叶季壮等都上了前线。此时，财经办事处主任由贾拓夫担任，副主任由白如冰担任。光华盐业公司与土产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总公司，经理由范子文担任，副经理由喻杰、余建新担任，下设关中、定边、陇东、绥德分公司，分公司下设支公司，支公司下设购销站。这时的经济政策也作了较大调整，如取消食盐对外统销，大量吸收法币，以土产换回黄金，由此取得1945年1947亿元券币出超的好成绩(1券币等于20元边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又转向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几十万军队向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军民主动撤离延安，边区贸易机关随之迁至安塞。这时，西北贸易总公司经理喻杰按照彭德怀的指示，将贸易公司的工作转为游击贸易、随军贸易和在农村开展流动贸易。组织流动性的武装营业小组，发扬“钻空隙、打圈子”的战斗精神，以敌东我西、敌南我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灵活多变方式，开展游击贸易活动。与此同时，贸易公司还组织随军贸易，部队和机关到哪里，就在哪里开展营业。公司每到一地，还发动群众，恢复或新建农村集市，进行商品交换。通过这几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战争环境下部队、机关和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随着沙家店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边区贸易分支公司先后迂回各自区域开展正常的业务经营。1948年初，贺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代表西北局召开了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边区的财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绥边区的陈希云和陕甘宁边区的贾拓夫、白如冰、喻杰等。会议决定：将晋绥贸易公司并入西北贸易总公司，由喻杰任西北贸易总公司经理，刘卓甫、余建新任副经理；将晋绥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改称西北农民银行，归西北贸易总公司领导。同年4月21日延安光复后，为医治战争创伤，贸易公司大量调运粮食供应灾民，帮助度荒，恢复生产。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西北贸易总公司先后在陕西境内的延安(后属为陕北区公司)、绥德、榆林、三边、黄龙、关中(后改为三原)、东府(后改为大荔)、西府(后改为咸长)等分区设立了分公司，各分区也同时设立了工商局(科)，工商局(科)与贸易公司合署办公，贸易于部已由抗日战争前的50人增加到1191多人，成为发展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贸易的骨干力量。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同时，还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倡和奖励私营商业的发展。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37—1940年，为兴盛发展时期。以延安为例，由于四路通道从山西的碛口和宜川、耀县、西安、榆林等地均能来货，商旅云集，成为商品集散地。同时，机关学校扩大，人口骤增，消费量增多，商业利润不断提高。加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商业未收税，所以，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山西战事紧张时，该地许多商号皆转移到延安继续经营，到1940年，延安市私人商户比1937年增加了187％。
第二个时期，1941—1945年，为遭受封锁的时期①。其特点为：皖南事变后，受国民党封锁，货物来源困难，出外采购货物者仅及前10％。先后被扣的物资有179种，价值5亿多元边币，折色蓝布3.2万匹②。自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停供经费后，边区境内停止流通法币。同时，拥有大量资本在延安做批发生意的十大商店人员也被居于外地的掌柜召回③。1943年以前，一方面市场金融波动，物价上涨，影响商业经营；另一方面，历年商户均有增加，绥德等地南下经营饭铺、摊贩生意者不少。在敌人封锁的环境下，由于实行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边区私人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红色商人王克玉、杨玉山、顾老大的经营概况
在延安市众多的私人商业中，出现了一些诸如德胜玉、玉和祥、天德店等大商号，在当时颇有名声，发展很快。
德胜玉京货庄，是当时延安市最大的一个私营商号。老板王克玉，山西新绛人，曾被推选担任过延安市商会会长。他于1935年6月来延安时，只有150余元的资金。开始在乡下贩卖羊皮、牲口；1936年开了个杂货铺子，兼做布匹生意；1938年到西安、蒲城买货，运回延安出售； 1940年由陕北向外运销食盐，换回布匹在延安销售；1943年，在敌人封锁边区、物资缺乏的情况下，王克玉利用私人关系，由国民党统治区先后购回土纱、有光纸、石印机、缝纫机、布匹等物，并利用商会会长的职务之便，换回法币百余万元；后来又在榆林、平凉、洛川、宜川等地设点派人坐庄，生意兴隆。到1945年，王自称已拥有资本300余万元法币，折三八布16063匹。
玉和祥杂货店，掌柜杨玉山，山西稷山县人。1933年杨玉山筹资150元来延安做生意，开了个杂货店，到1935年已有资本1500元。1936年，他拿出部分资金与人合作开了一个土产店，年底获利600元。1937年，土产店散伙，他又投资700元在延安开起杂货店，到1941年春，拥有资本3万多元。继而贩卖布匹和杂货，到1945年8月，资本扩大到158万元。
天德店，是延安市场一个大过载店，店主顾老大。1931年，顾老大出资300元，由赵承业领东，在城内开设客栈，招揽客商。1935年，顾赵分伙，赵分得客栈和1000元，与高家合伙经营(高出资200元)，到1938年，资本增至6000元。1941年2月，赵高分伙，赵分得店址和8000元资金，与留守处合作(留守处出资2万元，赵出资3000元)，留守处派人与赵合伙经营有光纸、熟宣纸、青市布和文具用品，到年底，资金已达18万元，获纯利15万多元。1943年，留守处抽了股金，剩余资本15万元(法币)，赵独资经营。到1944年8月，该店资金扩大到874万元。
①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9页。
②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9页。
③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9页。
一、延安时期红色商人产生和发展概况
早在1935年3月，中央红军没有到达陕北之前，陕北苏区政府就成立了西北国营贸易局，下设清涧、延川、绥德、子长、延长5个支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下，于1936年1月成立了贸易总局，上述5个支局归属贸易总局，总局和支局均设贸易委员会，拥有工作人员50名，护卫队员40名，运输牲口30头。这是由政府投资，归全边区人民所有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商业组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兴办公营商业的开端和基础。当时，边区经济尚待发展，土产品输出很少，工业品极端缺乏，群众生活相当贫困。贸易总局及其支局为了开展贸易往来，组织力量，东出绥德、清涧，南经延安、洛川，为党政军机关采办必需用品，以边区之有余易边区之不足，输出土特产品，换回工业产品，供应军需民用。
1936年6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清涧、绥德、延川、延长等县，并向瓦窑堡进犯，贸易总局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这时，东路受阻，改道北出走边，南经交道，继续坚持贸易活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和平实现，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同年12月19日贸易总局随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次年9月6日，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央国民经济部改组为边区政府建设厅以后，贸易总局即归建设厅领导，并在西安设立远声西商号。1938年4月1日，将由贸易总局改组的合作总社与边区银行所属光华书店合并，改称光华商店，其任务是：搜集运销土产品，换回必需品供给军需民用；稳定外汇，平抑物价；发展商业，积累资金。据此，中央决定把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抗日军费中的35万元拨给光华商店，用30万元作为采办物资，5万元作为营业用款。从此，光华商店就成为新民主主义商业的雏形。这时的贸易往来已是四通八达，经营活跃，从延安南经洛川可达西安、河南、武汉，东出绥德、清涧到达山西的碛口，北通宁夏、包头，西至陇东等地。1938年的经营额达法币400万元，1939年增加到1000万元，1940年又增加到2000万元。随着经营的扩大，商业机构也有相应的发展，1940年已有延安、定边、盐池、曲子、庆阳、绥德、甘泉、张家畔共8个分店，还有1个过载店、4个农产品贩卖处、2个运输队和2个货栈。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停发了军费，复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根据新的形势，1941年2月中央决定恢复贸易局，归建设厅领导，贸易局领导光华商店，下设延安、鄜县(含富县)、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延长等分局，分局下设支局，光华商店的分支机构和贸易局的分支机构基本相同，实际上是一套机构，两个名称。其任务是，收集土产品输出，换回必需品和法币，与公私营商店加强联系，吸收投资，扩大资本，发展贸易；建立对外贸易据点，扩大贸易业务；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联合各种力量打破封锁。日军占领沿海及山西以后，关中地区历来食用的淮盐、潞盐来源断绝，食盐全赖边区供应。据此，边区政府决定从1941年9月1日起，食盐对外实行统销，使食盐的输出量由1938年7万驮(每驮150斤，每斤24两)增加到1939年的19万驮和1941年的29万驮，加上允许各种商业自由输出输入，输出的皮毛、毛织品、肥皂、石碱、煤炭、药材等和输入的纱布、棉花、文具、五金、火柴等大量增加。这年的经营额较1938年增加了2倍以上，较1939年也增加了1／3。据1941年9月8日的统计，贸易局的分支机构发展到23个。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9～12月在延安开了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会议期间，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并决定撤销贸易局，成立物资局，领导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和以后相继成立的南昌公司、陇东联合商店等贸易机构。盐业公司于1942年9月成立，下设6个分公司，7个直属支公司，拥有123个骡马店，资金11亿元(边币)，职工近400人；土产公司于1942年8月成立，下属5个分公司，有资金21亿元，职工300人；1943年成立了永昌公司，以经营土布为主；1943年5月盐业公司与光华商店合并，改称光华盐业公司；南昌公司(也称南昌总公司)于1943年10月16日成立，是物资局与延安市几家大的过载行栈合股经营的企业，所属19个据点，其中两个分公司，一个支公司，有资金2～8亿元，职工240多人，主营过栈和百货业务。陇东联合商店也有资金1～3亿元。这一时期，由于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生产有了发展，物资局的经营特点也随之有了变化。除食盐继续实行对外统销外，逐步实行限制布匹输入，通过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和定购土丝和丝织品，对消费合作社批发物资，对生产合作社供应原料，推销产品。采取多种措施，贯彻财经工作总方针，从贸易角度促进边区工业和手工业发展。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4年3～4月在延安召开了第二次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总结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经验，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发展贸易支持财政和金融。会上，任弼时同志提出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其任务主要是：管理对外贸易，争取出超；扶助公私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发展经济，稳定金融，调节物价。在贸易政策上也作了改进：食盐，调整了公私输出和收益比例(公四私六)；土产，照顾私商获得80％～100％的利润；以优质土特产品换回棉花、布匹；压低边币对法币的比价，鼓励私商积极贩运，换回法币。由此，改变了1943年入超24亿元边币的局面。1944年出超19亿元，取得了发展生产、搞活贸易、粉碎封锁的巨大成就。
1945年上半年，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原西北财经办事处的领导彭德怀、陈云、叶季壮等都上了前线。此时，财经办事处主任由贾拓夫担任，副主任由白如冰担任。光华盐业公司与土产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总公司，经理由范子文担任，副经理由喻杰、余建新担任，下设关中、定边、陇东、绥德分公司，分公司下设支公司，支公司下设购销站。这时的经济政策也作了较大调整，如取消食盐对外统销，大量吸收法币，以土产换回黄金，由此取得1945年1947亿元券币出超的好成绩(1券币等于20元边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又转向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几十万军队向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军民主动撤离延安，边区贸易机关随之迁至安塞。这时，西北贸易总公司经理喻杰按照彭德怀的指示，将贸易公司的工作转为游击贸易、随军贸易和在农村开展流动贸易。组织流动性的武装营业小组，发扬“钻空隙、打圈子”的战斗精神，以敌东我西、敌南我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灵活多变方式，开展游击贸易活动。与此同时，贸易公司还组织随军贸易，部队和机关到哪里，就在哪里开展营业。公司每到一地，还发动群众，恢复或新建农村集市，进行商品交换。通过这几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战争环境下部队、机关和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随着沙家店战役的胜利，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边区贸易分支公司先后迂回各自区域开展正常的业务经营。1948年初，贺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代表西北局召开了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边区的财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绥边区的陈希云和陕甘宁边区的贾拓夫、白如冰、喻杰等。会议决定：将晋绥贸易公司并入西北贸易总公司，由喻杰任西北贸易总公司经理，刘卓甫、余建新任副经理；将晋绥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改称西北农民银行，归西北贸易总公司领导。同年4月21日延安光复后，为医治战争创伤，贸易公司大量调运粮食供应灾民，帮助度荒，恢复生产。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西北贸易总公司先后在陕西境内的延安(后属为陕北区公司)、绥德、榆林、三边、黄龙、关中(后改为三原)、东府(后改为大荔)、西府(后改为咸长)等分区设立了分公司，各分区也同时设立了工商局(科)，工商局(科)与贸易公司合署办公，贸易于部已由抗日战争前的50人增加到1191多人，成为发展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贸易的骨干力量。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同时，还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倡和奖励私营商业的发展。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37—1940年，为兴盛发展时期。以延安为例，由于四路通道从山西的碛口和宜川、耀县、西安、榆林等地均能来货，商旅云集，成为商品集散地。同时，机关学校扩大，人口骤增，消费量增多，商业利润不断提高。加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商业未收税，所以，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山西战事紧张时，该地许多商号皆转移到延安继续经营，到1940年，延安市私人商户比1937年增加了187％。
第二个时期，1941—1945年，为遭受封锁的时期①。其特点为：皖南事变后，受国民党封锁，货物来源困难，出外采购货物者仅及前10％。先后被扣的物资有179种，价值5亿多元边币，折色蓝布3.2万匹②。自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停供经费后，边区境内停止流通法币。同时，拥有大量资本在延安做批发生意的十大商店人员也被居于外地的掌柜召回③。1943年以前，一方面市场金融波动，物价上涨，影响商业经营；另一方面，历年商户均有增加，绥德等地南下经营饭铺、摊贩生意者不少。在敌人封锁的环境下，由于实行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边区私人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红色商人王克玉、杨玉山、顾老大的经营概况
在延安市众多的私人商业中，出现了一些诸如德胜玉、玉和祥、天德店等大商号，在当时颇有名声，发展很快。
德胜玉京货庄，是当时延安市最大的一个私营商号。老板王克玉，山西新绛人，曾被推选担任过延安市商会会长。他于1935年6月来延安时，只有150余元的资金。开始在乡下贩卖羊皮、牲口；1936年开了个杂货铺子，兼做布匹生意；1938年到西安、蒲城买货，运回延安出售； 1940年由陕北向外运销食盐，换回布匹在延安销售；1943年，在敌人封锁边区、物资缺乏的情况下，王克玉利用私人关系，由国民党统治区先后购回土纱、有光纸、石印机、缝纫机、布匹等物，并利用商会会长的职务之便，换回法币百余万元；后来又在榆林、平凉、洛川、宜川等地设点派人坐庄，生意兴隆。到1945年，王自称已拥有资本300余万元法币，折三八布16063匹。
玉和祥杂货店，掌柜杨玉山，山西稷山县人。1933年杨玉山筹资150元来延安做生意，开了个杂货店，到1935年已有资本1500元。1936年，他拿出部分资金与人合作开了一个土产店，年底获利600元。1937年，土产店散伙，他又投资700元在延安开起杂货店，到1941年春，拥有资本3万多元。继而贩卖布匹和杂货，到1945年8月，资本扩大到158万元。
天德店，是延安市场一个大过载店，店主顾老大。1931年，顾老大出资300元，由赵承业领东，在城内开设客栈，招揽客商。1935年，顾赵分伙，赵分得客栈和1000元，与高家合伙经营(高出资200元)，到1938年，资本增至6000元。1941年2月，赵高分伙，赵分得店址和8000元资金，与留守处合作(留守处出资2万元，赵出资3000元)，留守处派人与赵合伙经营有光纸、熟宣纸、青市布和文具用品，到年底，资金已达18万元，获纯利15万多元。1943年，留守处抽了股金，剩余资本15万元(法币)，赵独资经营。到1944年8月，该店资金扩大到874万元。
①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9页。
②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9页。
③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