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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北化学制药厂创始人——薛道五






在陕西民国时期,西北化学制药厂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西北地区百年来没有西药制药的历史,为陕西制药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办陕西当时最大制药厂“西北化学制药厂”的就是“陕西西药零制药的终结者”薛道五。
  一、抗日战争期间陕西工业的发展概况
  近代至民国前期,陕西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水平虽然比清代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受以陆路和水路为主干的传统交通运输体系的制约,其自身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存在着差距,经济的现代化程度也同样极其微弱。换言之,和平状态下的市场力量,并未明显改变陕西经济的缓慢和落后状态。
  然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北方逐步陷入了战争状态。随着日本侵略战争阴云的笼罩,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其战略地位得到了快速的提升。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陕西经济主要借助于区域外部之国家和社会等各种非市场力量的推动,以交通建设的加快为起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1935—1942年的7年间,陕西共设立大小新式工厂150余家,平均每年建厂约20家。从规模上看,企业的平均资本额较前大为增加,资本额在10万元以上的有59家,100万元以上的有13家,除去4家资本额不详者外,资本总额尚有5202万元,为民国前期新式工业资本总额的28倍。从结构上看,企业的门类遍及钢铁、机器、化工、建材、印刷、棉毛纺织、制革、制药、火柴、面粉、酒精、榨油、碾米、打包等众多领域。另外,据1937—1943年陕西工业的统计数据来看,仅登记在册的新式工厂就有247家。如果再加上许多县份的煤矿及延长油田,陕西工业企业的数目和资本总额还会更多。
  到了20世纪40年代,陕西工业尽管以性质言,“多数工厂仍属工场手工业,就工业部门言,其发展实未能应付目前需要,与军需、民生、日用有关之轻工业生产品,时感供不应求,然在本省经济发展上,已创了新的一页。短短7年之中,使经济落后之陕西工业奠定强固基础”①。
  1935年薛道五创办的“西北化学制药厂”则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二、薛道五及其西北化学制药厂的创办和经营过程
  薛道五(1897—1990),陕西省华县人。曾任杨虎城将军部队军医处长,创办西安化学制药厂、私立西北药科专科学校。解放前任西安市商会会长。
  薛道五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江苏南通医学专科学校毕业,曾在开封创设晨光医院,因怀念故土,后将医院迁来西安,继续行医。1929年,因友人在医院传播进步书籍,被国民党军法处查获,薛道五被捕入狱。后经中共地下党张峰伯等人的营救出狱,医院被迫停业。民国二十年(1931)在好友连瑞奇的举荐下到杨虎城部队工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擢升为军医处处长。薛追忆往事曾说:“在这个大熔炉受熏陶,是我生平受教育极深刻的时期……我从思想深处钦佩杨将军,学他做人,以他为师。”②
  20世纪30年代初的西北地区,加工制造西药还是一个空白。西安虽有几家西药房,但所销售的药物大多是进口的,国产西药为数寥寥,而且价格昂贵。“九·一八”事变后,外货减少甚至中断,西北药品来源成为大问题。因此,内地设厂制药,更显得特别紧迫。针对这种情况,韩威西、薛道五等人即筹划在西安创办一家化学制药厂,此举得到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赞许和支持。杨将军为其投资3万元,嘱咐迅速办厂。
  1935年,由韩威西、薛道五、窦萌三、赵少艇、吴子实、程梦九、李子舟等名流共同发起,创建了西北化学制药厂。他们联络医、药专家,并且取得各界知名人士支持,筹集资金7万元建厂。在西安市崇礼路(现西安市西五路)购买土地20亩,聘请建筑师设计兴建厂房,派人到上海名厂观摩,组织参观团赴日观察,购置制药机械,招收工人,于1937年正式投产,薛道五被聘任为经理。由此结束了陕西不能生产化学药品的历史。
  西北化学制药厂建成后,是当时陕西乃至于西北最大的西药制药厂。该厂制药部设有6个车间,即注射剂车间,片、丸剂车间,制粉车间,蒸发车间,真空干燥蒸发车间,乙醇、乙醚车间。注射剂车间能生产镇痛、强心、止血、解热、营养药80余种。药品制成后,送省防疫处检查,合格后供应市场。片、丸剂车间生产解热、镇痛、止咳、消炎药30余种。制粉车间制造中药粉末,如甘草、大黄、山茶等30余种。蒸发车间设有大型水浴室,应用水蒸气或水浴对原辅料进行提取分离。真空干燥蒸发车间可对一些含有挥发油、不耐高温的物质进行真空低压浸渍和真空干燥。乙醇、乙醚车间生产乙醇、乙醚、重蒸馏水,对安瓿进行低温消毒。该厂的制药机械设备有:真空蒸馏机、轧片机、糖衣机、打光机、粉碎机、振荡机、洗涤机、电力消毒箱等。名牌产品有治疗疟疾退热的注射剂“解热龙”、强心药“康福强心”、止血注射药“咯血乃好”、淋病注射药“除淋根”以及麦精鱼肝油、十滴水、风火眼药水等。生产的药品除供应军医署外,还畅销陕西、山西、河南、宁夏、甘肃、四川等省区③。
  到1940年,工人由建厂时的100名增加到600余名。工厂的部门也由制药部、铁工部、棉纱部发展为制药、棉纱、铁工、玻璃、酒精、印刷、柑锅7个部。产品达270余种,月营业额5万元以上,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产品较全的药厂之一④。
  薛道五追随杨虎城将军多年,对杨将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为敬重。这使他意识到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从而由思想上同情革命到行动上靠拢革命。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就曾和薛结识,当时杜、薛住地相距不远,杜和外地来往的一切信件多由薛传递。在西安的共产党人吕向晨等经常与薛来往,为了吕的工作方便,薛将其亲戚在东厅门卧龙寺巷的房子让给吕住,并对吕的生活予以照顾。后来又将东关永宁庄七号亲戚的房子让与中共地下党员崔一民、韩夏存使用。
  1938年陕甘宁边区派人参观该厂,并提出由该厂协助解决延安药品供应问题。1939年秋后,八路军方面派人多次到该厂购买药品。这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八路军派人以参观为名,向厂内职工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唤起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爱国热情。厂内采取把八路军购药发货票写成外县顾主的方式以作掩护。
  1938—1939年,由延安宋西安的化学家陈康白和八路军派来的李维贞,先后到西北化学制药厂采购药品,薛都给予妥善解决。为长久计,薛建议在解放区建立药厂,并愿为建厂所需的机器、设备、人员、原料尽力帮助解决,支援的药品和机械作价都很低,有些还是奉送的。这样一来,延安制药厂很快建成投产,使解放区的药品有了自给的能力。薛平日总是尽可能利用个人的合法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如吕向晨、张锋伯等。
  对该厂向陕北供药,国民党政府有所觉察,从而产生摧残制药厂的阴谋。后来,由于医专学生和制药工人中有二十余人奔赴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此事亦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此后,国民党当局采取种种鄙劣手段如绑架厂长和强行拆卖机器,使西北化学制药厂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宣告关闭。
  1941—1946年,薛道五被工商界两次选为西安市商会会长(理事长)。 1949年又任解放后的商会会长。他在旧社会的几年商会会长任期内,尽个人力所能及,多方应付国民党当局的勒索摊派,竭力维护工商界利益,虽遭到当局的嫉恨,却受到各行业同仁们的信赖。由于他在工商界很有信誉,所以在临近解放时,地下党组织委托吕向晨转告他可相机做些城市宣传工作,安定工商界民心,他尽力去做。西安解放初期,解放大军云集西安附近,急需筹措军粮,薛即召开会议部署安排,数日之内,6万袋军粮及数十万斤馒头均已备齐,完成了这项紧急任务。这件事过了30多年,当1983年薛赴北京开会时,遇到解放时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的赵伯平还追忆此事,对薛道五说:“当时在极短时间内,能迅速筹措到6万袋面粉军粮,既说明你和党的关系,也说明你在工商界中素有信誉。”⑤
  三、薛道五经营西北化学制药厂的经验
  民国时期,化学制药是新鲜事物,没有经验可循,加之薛道五与中共的关系,使国民党政府对其横加摧残。面对艰难局面,薛道五艰苦卓绝地推进自己的制药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一)因地制宜,以商养工
  西北制药厂投产的当年,“七·七事变”爆发,该厂因战事原料来源中断。面对起步的困难,薛道五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陕西丰富的药材资源进行加工提炼,使他们生产的退热注射剂“解热龙”、强心药“康福强心”、止血注射药“咯血乃好”、淋病注射药“除淋根”以及麦精鱼肝油、十滴水、风火眼药水等名牌产品还能行销全国,表现了陕西人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
  抗战爆发后,前方战事吃紧,后方通货膨胀,国民党的法币贬值。厂家生产所得不敷生产成本,许多厂商坐叹观望,发出“工不如商”的感叹。薛道五却不妄发空论,而是埋头苦干,他采取“以商养工”的策略,收购本省地道中药材,外运出省换回本省所需原料及器材,以减轻货币贬值所造成的亏损。并将工厂从制药发展到棉纱、铁工、玻璃、酒精、印刷等多个部门,互相把注,彼此支持,获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使工厂度过了难关。
  (二)备受摧残,痴心不改
  薛道五同情进步、支持革命的行为,使国民党当局恨之入骨,总想除之而后快,对薛道五及其药厂横加摧残。1938年,南京国民党军医署得知薛道五储备了一批制药原料,于是派人来西安,以假借买药为名,将药厂储备原料和药品全部收购,人为制造工厂“等工下料”的局面。 1937年彭德怀将军来西安,在书院门召开抗日宣传大会,发表抗日演说,制药厂附设的医专有不少学生闻讯参加大会,听取演说。会后不久,有20余名工人和学生奔赴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39年秋,当局派人将厂长吴子实绑架,后经薛道五多方营救,托人送礼,才得以脱险。1940年的一天夜里,大批警察以“工厂有工人暴动”为由,包围了工厂,并砸坏了大门,使工厂无法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1941年,又派当地黑社会数人,持枪将工厂1台15匹马力的电动机强行拆走,使工厂断电停产。到1943年更干脆以筹办“兰州军用药厂”为名,将药厂的机器、设备全部征购,仅付了150万元的征购款,致使工厂负债累累,陷入灭顶之灾。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摧残,薛道五殚精竭虑维持工厂的经营,勇敢与黑暗势力抗争,表现了秦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⑥。
  (三)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薛道五深知,发展陕西的化学制药工业,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制药专业的人才,因此他是西北药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1940年,在西北化学制药厂的投资帮助下,薛道五创办了西北化学专科学校,并出任校长。在任职期间,他为陕西化学药品生产和药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7年秋季,在西北化学制药厂的投资下创办了西北药科职业学校,主要培养从事制药工作的技术工人。该校报经陕西省教育厅备案,于1937年正式招生。西北药科职业学校相当于高中水平,学制三年,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员必须参加入学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被录取。该校1937年招收了一届学生,计50余人,于1940年期满毕业。
  为了进一步培养高一级的药学人才,在总结药科职业学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薛道五于1940年创办了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经国民政府中央教育部批准立案正式招生,薛道五担任校长(校址位于西安市崇礼路),该校系大学专科,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或者药科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学制四年,其中理论学习三年半,到药厂实习半年。
  为办好学校,薛道五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制订教学计划,开设各门课程。
  西北药学专科学校的教学目标是为制药工业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因而教学计划加强了基本功的训练,使数理化尤其化学课程占有一定的比例。该校开设的课程有数学、物理、语文、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化学、制药化学、生理学、解剖学、药理学、药物学、调剂学、制剂学、生药学、制图学、德语和日语。
  (2)聘请实践及教学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教师。
  在办学过程中,薛先生非常重视吸引优秀人才来校任教。聘请教师的原则是具有大学专业学历,同时又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如聘请赵少艇(日本留学生)担任日文教授,张乃华(德国留学生)担任德文教授,王玉岗(日本留学生)担任化学教授。程梦九、吴子实、王学容三人均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20年代的药科毕业生,是当时陕西地区有名的制药专家,被聘请担任制药化学、制剂学课程的教授。受聘的教师还有段道巡、候又可、黄振之、孙涤尘、叶夭星、杨友原、徐云楷、张效宗、刘醒庵、郝伯聪、马敬济等人。从而使西北药学专科学校的师资有了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3)建立实验室,加强技能训练。
  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薛先生不仅重视理论教学,更重视实验教学。办学初期条件较差,他积极争取经费,创造条件建立了实验室,购置了仪器设备、试剂、试药,给学生开设化学实验和基本的药学实验课,加强了学生操作技能的训练。
  西北药学专科学校从1940年创办到1949年停办,共计招收学生六期,毕业生有120余名。毕业的学生除一部分留在西北化学制药厂工作外,不少人进入社会,遍及北京、山西、甘肃、陕西等地,从事药厂、试剂厂、化工厂和药房的工作,有的毕业生还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
  薛先生还注重对社会上开业药房调剂师的培训。1942年,他受西安市新药业同业公会的委托,在西北药学专科学校内开办了为期一年的调剂生培训班,招收了药房调剂人员30名,为其开设化学、药物学、调剂学等课程,并安排了实验课,对期满考试合格者颁发了结业证。
  从筹办西北化学制药厂,创办西北药科职业学校到西北药学专科学校的建立和发展,薛道五先生为之奔波、奋斗数年,他的业绩载入了陕西制药工业和药学教育事业的史册。他富于开拓创新和执著追求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⑦
  ①《抗战以来之陕西工业概述》,《陕行汇刊》,1944年第1期。
  ②中国民主建国会陕西省委员会、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陕西工商人物资料》(内部资料),1988年印刷,第63页。
  ③陕西省商务厅:《陕西省志·商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六篇,近现代工商界知名人士。
  ④杨世民等:《民国时期陕西的药品生产及药学教育》,《中国药学杂志》,1995年第6期。
  ⑤中国民主建国会陕西省委员会、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陕西工商人物资料》(内部资料),1988年印刷,第64-65页。
  ⑥中国民主建国会陕西省委员会、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陕西工商人物资料》(内部资料),1988年印刷,第65-66页。
  ⑦杨世民:《陕西制药工业和药学教育的创始人薛道五先生》,《西北药学杂志》,1994年第4期。
千年秦商列传(民国卷)/刘阿津 李刚.-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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