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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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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陕西街曾是中国华尔街




位于两江汇合处半岛上的渝中区是依山建成的重庆母城,因航运舟楫之便,历代都是长江上下游的物资集散地,成为了川东门户、西南重镇,从而带动了融通资金的银行业发展。
  “资金融通业也多设在货帮毗邻的小什字、陕西街一带。”抗战时期曾在渝中从事新闻工作、《渝中金融史话》作者之一的陈兰荪老人回忆说,百年来,渝中资金融通业的组织形式先后经历了票号、钱庄、银行三个阶段。
  开埠以来
  首家钱庄渝中开张
  1821年,山西商人雷覆泰开设的日升昌票号在重庆渝中区设立分号,成为了我市最早的资金融通机构——票号。
  此后,作为西南商贸中心款项交割之地,渝中票号业甚为发达,清同治、光绪年间多达28家,其中,日升昌、天顺祥、百川通、三晋源最为著名。
  1896年,重庆第一家由钱铺演变成的同生福钱庄在渝中区开业,但还不是票号的对手。陈兰荪告诉记者,辛亥革命随后的数十年,依靠与货帮的密切关系,钱庄成为了我市金融业的一大支柱。
  1905年,第一家官商合办的四川俊川源银行重庆分行开业;1907年,清朝的户部银行在重庆设分行,四川金融中心东移重庆;1909年大清银行重庆分行开业,银行业在重庆站稳脚跟。陈兰荪说,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大清银行发行的“龙洋”银元仍是那时市面流通的主要货币。
  1914年,四川第一家私人银行——聚兴诚银行落户渝中区解放东路,成为我国早期著名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同期成立的还有交通银行等官办银行和晋丰、大中、美丰等商业银行,把新兴的银行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陈兰荪告诉记者,但辛亥革命不久,四川就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境况,银行业经营困难,几度陷于停顿,直到1926年刘湘统一四川,才恢复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商业银行开始较快发展。
  抗战时期
  银行成渝中资金融通主力
  陈兰荪告诉记者,二十年代中期,渝中区出现了许多对重庆金融工商业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川帮银行,其中,以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川盐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和成商业银行等10家商业银行最出名,“抗战前夕,还有省外著名的金城银行、上海银行落户渝中。”银行的增加使其逐渐取代了钱庄的地位,成为我市资金融通的主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渝中区成了国统区政治、经济和金融中心。“当时,在渝中这一弹丸之地上共集中了150多家金融机构,且多集中在陕西街一带,使其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华尔街。”陈兰荪说,当时甚至连外资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也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
  内战开始后,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解放前夕,重庆渝中区的银行业在恶性通货膨胀冲击下,奄奄一息。
  解放以后
  新中国金融体系诞生
  解放后,渝中区不仅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东行署所在地,且仍继续是重庆的金融中心。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的指示精神,建立了新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成立。1950年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川东分行成立。
  “那时,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在渝中区还设有新华路150号的第一营业部、民族路177号的第二营业部以及储蓄部和民权路、民族路、两路口、上清寺、解放路、中一路、市府等六个街道办事处。”陈兰荪回忆,这些机构的设立都标志着新中国重庆金融体系的诞生。
  改革开放
  股份制银行进驻渝中
  1984年,重庆被列为全国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试点城市,也是第一批实行计划单列的城市。1985年3月,重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性质的“重庆解放碑金融服务部”成立,作为重庆金融业的桥头堡,随后渝中区的城市信用社如雨后春笋,成为渝中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86年金融体制改革催生了我国第一个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陈兰荪说,随后,以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建立,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专业银行的垄断局面。
  目前,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都在重庆设立了分支机构,且分行均选址渝中。
  外资银行纷至沓来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尤其是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巨大潜力和丰富的资源,对外资银行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1998年,加拿大丰业银行重庆分行在渝中区民生路重庆宾馆商务大厦设立,成为第一家获准在重庆这个新兴直辖市设立营业性分行的外资银行。随后,新联商业银行、汇丰银行、东亚银行、荷兰银行、渣打银行也相继落户渝中。
  如今,充满活力的渝中区继续带动年轻的直辖市,向着西部金融中心迈进。
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