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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商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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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秦会馆文化本体论














第一章 古代建筑瑰宝 中国会馆奇珍——绪论 第二节 西秦会馆文化本体论
  人的生存是具有空间性的。
  人之为人的空间性特质召唤人们对建筑法则以及由建筑带出的功能、意义与美的尺度的追寻。
  建筑带来栖居,建筑也记录历史。
  在对建筑空间性的留存中逐渐绽放出时间性维度。当一些思想的或语言的记录已归于沉默,建筑却还在言说。
  200多年前的陕西籍盐商跋山涉水来到“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盐都自贡,留下了一座精美绝伦的建筑——西秦会馆,完成了西秦文化与巴蜀文化在时间维度上的一次激情碰撞,实现了中国会馆文化与中国井盐文化在历史洪流中的一次水乳交融。
  如今,西秦会馆已成为研究中国会馆文化与中国井盐文化的珍贵实物与盐都自贡的地标性古建筑,其史学价值、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吸引着中外学者去追溯她深藏在沧桑红尘里的内在意蕴。
  一、碰撞与融合——通过对西秦会馆生成论的解析展露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诗意渗透
  在对西秦会馆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这是一座由异地而来的陕籍盐商在自贡本土修建的客地建筑。那么,为什么不是自贡本地人,而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外乡人造就了这项宏伟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呢?
  两种文化相遇是需要契机的,就让我们走进时间的遗忘之河,去探寻物象背后那被岁月与历史尘封的本真源头。
  (一)高度发达的盐产业——西秦会馆创建的物质性前提
  经济的兴盛,引致本土文化的繁荣,而本土文化的繁荣必然对异地文化形成吸引与兼容。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的磨合中,异地文化又以自身的能量同化、改良着本土文化。西秦会馆正是这样两种文化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一个直接物化结果。
  拥有两千年历史的自贡盐业,从清初战乱中复苏,至雍乾时期,自贡盐业经济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巨大的市场容量,高额的利润回报,丰富的资源储备为异地资本流入自贡做好了强大的物质准备。同时,由于盐产业的蓬勃发展,一系列与盐有关的民俗、建筑、娱乐、艺术活动也逐渐兴起,形成了独具川南特色的井盐文化,这对吸引异地文化的渗入又做好了精神层面的准备。
  在清政府组织大量移民入川政策号召下,最善于赴异地“淘金”的中原文化的代表——山西、陕西人,则成为率先来到千年盐都的客籍商帮。
  (二)功利目的——会馆落成的最根本诱因
  “资本厚、精心计”的陕商,在自贡率先开始了运盐至滇黔的商务活动,所谓“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运樯万艘”;而另一部分陕商则通过开设钱庄票号,逐渐控制了自贡的金融业。羽翼渐丰的陕籍商帮,筹组了自己的行帮组织——西秦大会。
  共同的经济利益促使西秦大会的成员必须在生产、销售、公关等诸多环节上达成高度的一致,而作为外来经商者,陕商们在风土人情、人际关系、行业规模、营销深广度上,较本地商会无优势可言。因此,结成一个经济联合体,构筑一个自我保护、生存、发展的牢固壁垒,以利于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成为建造西秦会馆的巨大物质内驱力。
  即便是陕西商帮的所谓“襄义举”,也是为了提升自身形象及社会地位,以社会效益促进经济效益的“义举”。那些常见于自贡地方志、史籍、档案中有关西秦大会、西秦公所成员为修塔造桥捐资的善举正是以公益之名行谋财之实的煞费心机的精明举措。
  (三)传统本位意识——西秦会馆发轫的世俗内驱力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中国传统乡土本位意识的生动写照。中国人的群体精神与“大众平均数倾向”作为一股强大的世俗力量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习俗与风尚。这种被荣格称为“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又由于中国的地大物博而赋予了本位意识极强的地域性特征——人们以乡、县、市、省来界定着自己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判断取向。因此,在跨省的异地经商活动中,老乡之间的结盟,几乎成了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公理。
  在《重修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对西秦会馆的“笃乡情”即作有记载:“桑梓殷情,于兹敦笃,秦人之利赖者实惟有历年。”西秦会馆作为一个表征乡情的情感符号被陕商们确认了下来,这种带有强烈派系精神的本位主义,在客观上增强了商帮的竞争力,使其在资本运作与盐业经营中,取得了令自贡本土商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成就,同时也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娱乐功能——西秦会馆肇始的辅助性情感动因
  娱乐,向来是人类的天性。在游戏状态中,人们得以舒解日常生活的烦恼与焦虑,达获与自然、世界的和谐。
  在“迎神庥、襄义举、笃乡情”的同时,又能够为终日辛勤劳碌的陕商们提供消遣,这正是西秦会馆功能多样性的具体展现。
  在西秦会馆内专门设有官廨、客廨,为陕籍盐商结交与攀附官府提供了方便。清中叶以降,由于陕籍商帮与众多本地盐商的勤力经营,盐的产量激增,销路拓广,以“资阳河道”流派为代表的川剧戏班,以能到西秦会馆献技作为自己演艺生涯可资炫耀的资本。陕籍盐商“王三畏堂”与“李四友堂”就酷爱川剧,自办家班,如“文娱班”、“富春班”等。“资阳河道”川剧活动的中心,之所以得以由资阳县(今资阳市)转移到富顺县所辖的自流井,与陕西商帮和西秦会馆的旺盛人气是密不可分的。
  在西秦会馆内还修建有走楼、天街、月台,为陕籍盐商举行庆典、联谊商贾提供了专用场地。西秦会馆设置的神庖,不仅为祭祀神灵准备了牺牲供品,同时为盐商们宴宾会友提供了各式美味珍馐,丰富与发展了自贡的饮食文化。
  西秦会馆源起于功利的、物质的诱因,同时又在200多年漫长的衍变历程中,超越于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等支脉,焕发出风格独运的文化魅力。陕西盐商以自己的勤勉与智慧,将本土文化的建筑理念、价值观以及对神、对美的领悟熔铸于这座建筑群落中,创造出一份令世人惊叹的、异地文化与本土文化交相辉映的、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里程碑式的文化精品。
  二、拜神与庇佑——对西秦会馆宗教情结的领悟性沉思
  宗教与科学向来是对世界图景不同立意点的两种诠释。科学把世界前提设定为“被遮蔽状态”,而整个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去蔽的历史”,科学为着被揭示状态本身之目的对某个向来自足的领域发起论证与揭示;而宗教则事先把世界理解为“敞亮”,在本己“自明”的“澄清之境”,我们无须再去揭示什么。人之在世何为?——只须去实证与领悟神灵世界作为存在根基注视存在者的目光。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是一个有神的国度。以佛教为主流的宗教辅以《周礼》、《易经》以降的“刚健有为”精神支撑起这个民族庞大的价值与伦理体系。对神的虔诚引发“敬畏”,“敬畏”约束着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敬畏”导致对“神”的更加内在的无条件崇拜。
  西秦会馆又称“关帝庙”,供奉的神祗为关羽,取其桃园结义、忠勇不二之气。而这种对行业神的崇拜已呈现出神灵崇拜的较高级形式。
  (一)祈望福禄的宗教表达——行业神崇拜
  行业神又称行业守护神、行业保护神,是从业者供奉的、用以保佑自己及本行业利益,并与行业特征有一定关联的神灵。行业神崇拜是人类信仰史中一段必经的历程,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典型类别。
  远在社会分工和行业产生之前,神灵崇拜就产生了。但由于当时没有行业,也就没有行业神崇拜。行业神崇拜是随着社会分工和行业的发生、发展,以及行业观念在从业者头脑中的确立而出现的。有了社会分工和各种行业,各行业也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也就需要制造出适应本行业特点和需求的、用来保佑本行业利益的行业神。
  从行业神崇拜的整个历史来看,行业神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祖师神,一为单纯保护神。
  1.祖师神
  祖师神在某些文献中,又被称为手艺祖师、艺祖、祖神、职祖神、创始祖、创业神等,从业者对祖师神的称谓则有祖师、祖师爷、师祖、本师、先师、师父等。有的行业神虽实为祖师神,但并无祖师之类称谓。祖师神即作为行业祖师崇拜的神。
  2.单纯保护神
  单纯保护神是未被作为祖师崇拜的行业神,其中包括统司一业之神和根据行业某种需要而供奉的具有某方面职司的神,有的神既统司一业,又特别具有某方面的职能。如书坊、粮店供奉的火神——管火,渔民供奉的天妃——统司渔业,又司水上安危。单纯保护神可简称为保护神。祖师神与单纯保护神的特征是有很大区别的,应当加以甄别。多数行业神是可以区分或大体可以区分。
  西秦会馆所崇奉的关羽即属于保护神。关羽有别于祖师神的“技术性”气质,而侧重于“精神表率”作用。
  值得思考的是,关羽并不是作为盐行业神的惯常崇拜之列。据考证,四川地区井盐业所奉之神仅有两类:
  (1)开发盐井有关的神,即张道陵、十二玉女、开井娘娘、金川神、梅泽神、扶嘉、杨伯起、僧一新、艾谭惠、孟四井神、黄罗二氏等。这些神大都被认为是盐井的发现者、开发者。
  (2)与盐业生产特点有关或与盐业有些瓜葛的神,即井口土地、颜蕴三、炎帝、蚩尤、鲁班、华祝神等。
  而西秦会馆所奉关羽则不在本土盐行业神崇拜之列。我们认为这是陕西商帮对异地文化的同化效应。由于关羽乃关中人杰,作为人格神在中原一带广受崇敬,又因其对主公刘玄德尽忠职守,曹操几度利诱情惑均不能移其志向,这些正符合了行业帮会“唯忠君爱国之相砥砺”的办会理念,因此,关羽被当作西秦会馆成员的行业神而加以崇拜就不难理解了。
  (二)强有力的组织凝聚——团结和约束同业同帮
  西秦会馆供奉行业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供神团结、约束同行同帮人员,从而达获维护行帮利益的目的。
  1.团结同行同帮
  同行同帮的团结合作对于维护其自身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共同的行业神如同一条精神纽带,能促使同业同帮人员加强业缘观念、互动意识与认同感,因而各行业或行业组织都以供奉行业神作为团结、号召同业同帮的手段。
  张采亮《中国风俗史·序例》云:“商人籍神会以联商会。”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云:“行会为求团结起见,对于本行业的祖师或保护神,都极端崇拜。每遇神祗的诞辰,都有热烈的庆祝,以作纪念,如木工的崇拜鲁班,鞋匠的崇拜鬼谷子,都是例子。”行业神崇拜在这里已不仅是信仰意识的表现,而且成为整个社团意识的外化。
  作为信义合作之神的关羽则具有极强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关公桃园结义的故事对工商业者影响至深,陕商们在其纲领性文献《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中就明确提出,要效法关公桃园结义的义气,珍重金兰盟誓的交情。并要求成员严格恪守以下几条宗旨:
  (1)加强本帮团结,抵制外帮捣乱。
  (2)对内不挖墙角,遇事开会商量。
  (3)严于律己,不说他人坏话。
  (4)会员业务上有困难,同行应予以协助,必须按价付款。
  (5)一家吃不了的业务,可多户联营承接,盈亏共同负责。
  这些极富实效性的行规,对于陕商的长久、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2.约束同业同帮
  各行业对行业神的供奉有助于行规帮规的执行,从而起到约束、控制同业同帮的作用。在此意义上说,奉神就是神道设教,以神治人,借神威来管束同业同帮人员。
  西秦会馆的关公崇拜对行帮成员的约束功能具体表现有三:
  其一,为约束同行共同遵守行规而设祀供神。
  其二,议事与供神相结合,神前议决行业事宜。如神前会商行事、规约;神诞日、神前议增工资,处断曲直;神前裁定行会负责人等。
  其三,借神威惩戒违犯行规帮法者。如神前惩处与惩处前祭神;违规献技,神鉴不佑等。
  在神前议事、惩戒,不仅表示郑重,且表示神鉴昭昭,神灵不可欺,这是很能看出其以神道治人道的。
  (三)祭祀——与神灵对话
  祭祀早在远古图腾时期就已存在了。人们相信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可以与神进行性灵的沟通。经过漫长的历史嬗变,祭祀的内容与形式在行业神崇拜阶段已表现得非常完善与丰富多彩了。
  会馆、公所作为行业组织的酬神议事之所,大都建有祭神的殿堂,这些殿堂大都是会馆、公所的主体建筑。有的会馆、公所则设在庙中,二者合为一体,如四川的许多会馆、许多地方的老郎庙都是如此。由于“祭神”是会馆、公所的基本职能,神庙又与会馆、公所结合在一起,所以行业神庙的庙名常与会馆、公所的名称并行,如颜料会馆又称仙翁庙,酒业公所又称杜康庙,梨园会馆又称老郎庙,西秦会馆又称关帝庙等。
  陕籍盐商的组织西秦大会将“共迎神庥”作为西秦会馆的建庙宗旨,所谓“福海安流,默助之庥,实惟神佑”;又“恭惟夫子大节,垂之国史,宣诸管弦。阴相本朝,褒封三代,符同千古,休有烈光。”(引自《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
  自西秦会馆建成至道光年培修前,以酉溪、马明、祝融、元冥诸神做陪祀。道光年培修会馆之后,其正殿以文昌帝陪祀关公左方,以真武祖师陪祀关公右方,最左为丑宿星君,最右为雷祖。原先的陪祀诸神依旧安排在中殿就位,另外还安排了龙井、福德神龛。在长达200余年的岁月中,“月旦焚香,春秋奠酒,敲响洪钟,”陕籍盐商们以祭拜关公的繁杂仪式传达着对神灵的虔诚、对信义的热望和对福禄的祈盼。
  (四)虔诚之路——娱神
  行业神崇拜活动中的演戏敬神习俗,溯其渊源,实为古代祭祀活动中的巫师以歌舞娱神。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谓:“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这些歌舞是演给神看的,是祭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至宋金,则以优戏娱神,从此遂成定规。
  在从业者看来,神不但需要供品,也需要娱乐,给神演戏如同上供一样,因而演戏在这里被称为“献戏”。
  而西秦会馆的“献戏”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1.神诞演戏。在关公诞辰之日上演的寿戏。
  2.祭赛演戏。除神诞日演戏外,神忌日、各种祭神日和赛会上的戏目。
  3.功成演戏。某项业务工作完成后,为酬谢神佑而演戏。
  4.行会成立演戏。行会成立是行业的大事,届时要演戏祭神。
  5.开市演戏。为庆祝“开市大吉”而演的戏称为“开市戏”。
  6.设店演戏。新开设店铺者要请同行看戏,否则不准开张。
  7.违规罚戏。行会对违犯行规者的处罚方法之一,以罚其破财献戏为惩戒。
  8.增加工钱演戏。老板给工匠加薪,为纪念协议生效,特演戏庆贺,以亲和融洽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关系。
  由于从业者对神戏的内容有要求,因而十分重视剧目的选择,甚至相当严格。也正因为严格,造就了审美上的高品位,也造就了一批以川剧为代表的优秀民间艺术作品与从艺者。
  三、自律与拯渡——透过对西秦会馆的伦理辞源学阐释展现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大致可分为三条主脉络:第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周礼》、《易经》以降的儒家立身、立言之道。可以说《周礼》、《易经》乃中国伦理思想的发端。到孔孟处,则把《周礼》、《易经》发挥成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范畴。到汉代董仲舒,儒家的伦理思想已成为官方推倡的标准道德情操,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书》、《五经》也被升级为官方指定教科书,百姓的意识及潜意识受到强迫性渗透与同化。而到了朱熹、二程处,儒家的伦理体系无论在学术本身,还是在社会认知度、认同度上都达到了空前顶峰,成为左右中国人言、行、举、止的道德准绳。
  在男女地位上,《周礼·天官·九嫔》与《礼记·郊特牲》提出“三从”、“四德”;《易经·恒卦》则有“妇人贞节,从一而终”,确立了“男尊女卑”的男权本位伦理学雏形。而守寡40年的班固之妹班昭,则在《女诫》中,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进行了系统化的发展,所谓“不必明才绝异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不必辩口利辞也……择辞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不必颜色美丽也……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不必功巧过人也……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而《二程遗书》则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从而在理论层面彻底将女人异化为男性的附庸。
  第二条主脉络是佛教。印度大乘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被迅速地本土化。伦理方面,佛家宣扬“罪孽”、“成、住、坏、空——四劫波”、“因果报应”,而要想死后升天,必须生前做好人,偿“罪孽”;要想有“善果”,就必须做好事,兴“善因”。这种因“敬畏”而约束自身行为规范的伦理逻辑,较之儒家那种习得性的道德教化更加内在,因此,佛教的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民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三条主脉络就是道家。无论始于《周礼》、《易经》的“无欲则刚”,还是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亦或庄子的逍遥游式的“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都极其深远。以虚无为根基的“出世”,以性灵为本源的“内省”、“玄观”,造就了中国独有的适性自得的一群——士大夫阶层。
  这三条主脉络的背后,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其渊源的流布。儒家的“礼度”、释家的“报应”、道家的“无争”,正好符合了中国统治阶层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要求,这种“合目的性的法则”使得中国封建统治者成为儒、释、道伦理学说国家机器的认可与包装,往往就会成为那个社会乃至民族的最具基础性与权威性的思想。于是,我们看到以儒、释、道为母体的伦理价值观在中国大地得以长足地发展,汇铸成为中国封建文明的思想源泉与思维主框架。同时,由于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渗透,对自身罪孽的拯渡,已内化为人们内心道德的自觉与自律。
  西秦会馆大量的木雕、石雕正是儒、释、道伦理思想的集中艺术表达。究其内涵,大致可梳理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德”之本体内蕴——孝
  中国人强调尊重长辈是从周代开始的。最初是孝顺父母至亲长辈,进而引申为尽孝道的美德通称,更进一步则推崇为孝敬他人长辈,作为善处人际关系的准则。对活着的长辈要孝顺,同样对死去的祖先也要尽孝道,事死犹事生,称为“追孝”。在周代金文里充斥着关于孝的记录,孝敬尊长,孝老祖先,便被赞誉为有“德”。孝是第一位的伦理道德观念。
  “孝”,此字未见于殷代卜辞,但在殷商金文里则有所发现,周代金文里更是一个常见字。《说文解字》卷八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周代金文及先秦古籍记载的“孝”,其语义的演进,先谓“善事父母”,即孝顺之义。如西周金文《史墙盘》铭文说:“惟辟孝友。”(大意说: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效法的典型)此句乃“孝友惟辟”的倒装用法。
  “孝友”一词,也见于先秦古籍。如《诗经·小雅·六月》说:“侯淮在矣,张仲孝友。”(《毛亨传》:“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春秋战国时期,孝的观念广泛流行。作为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孝要求和指导人们孝敬尊长。上至周天子,下及庶人百姓,人人都应该遵循“孝”的准则。儒家有一部奉为经典的专门讲孝的《孝经》。《孝经·三才章》云:“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里将孝与天地相提并论,可谓推崇备至。又《广至德》云:“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孝的语义由善事至亲长辈,引申为孝敬他人尊长,更演绎为效忠君王,由伦常演进为社会的理念,孝的观念成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里最为重要的核心部分。
  在西秦会馆大丈夫抱厅石壁浮雕中有12幅主体石雕,内容是24个有代表性的孝子行孝故事。作为“孝”的叙事性艺术表达,西秦会馆的二十四孝石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与文物价值。
  《孝感动天》取“天谴”、“天命”之意,暗示“孝”的伦理力量。
  《啮指心痛》以曾参孝母的故事图解了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训命。
  《为亲负米》以“子路思亲”的故事表现了对父母应在其生前及时尽孝道的思想。
  《涌泉跃鲤》中的姜诗逐妻的情节则强化了《大戴礼记·本命篇》中“不顺舅姑”为“七出”之首的诫命。
  《郭巨埋儿》中郭巨埋儿事母的故事则给后人提出了一个伦理学的难题,为达获善却以灭绝善的方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孝欤?
  《扇枕温衾》以黄香孝父故事展示了孝道的具体形式,情真意切。
  《乳姑不怠》讲述崔山南祖母乳姑尽孝的故事,以因果报应说教化人们行孝道的重要性。
  《卖身葬父》以董永葬父、织女相帮的故事展示了一段因“孝”而引发的凄美爱情。
  《鹿乳奉亲》讲述郯子披鹿皮乔装混入深山鹿群中,挤得鹿乳,归奉双亲的故事,其情节极富感染力。
  《尝粪心忧》讲的是南朝梁时新野人庾黔娄为察父病况,不惜亲尝其父粪便的故事,感人至深。
  《弃官寻母》以朱寿昌不惜放弃官爵而千里寻母的故事,在“忠”与“孝”之间作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
  《亲尝汤药》以汉文帝刘恒三年侍母的故事,诠释了即便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也有尽孝的义务。
  《戏彩娱亲》以老莱子年届七旬尚且以歌舞娱乐双亲的故事,表达了孝敬老人也要讲求形式的理念。
  《哭竹生笋》以神灵佑护而使孟宗心愿成真的故事,表达了对孝子的美好祝愿。
  《行佣供母》讲述江革为照料母亲而放弃事业的故事,其立意似乎有些牵强。
  《怀橘遗亲》讲的是陆绩偷橘奉母的故事,突出了孝道的本位意识。
  《单衣顺母》有类于《孝感天地》,以闵损对继母尽孝,诠释了孝的博大内涵。
  《卧冰求鲤》与《哭竹生笋》有雷同之处,不再赘述。
  《拾葚供亲》、《恣蚊饱血》以蔡顺采桑葚事母及吴猛舍己为亲的故事表达了“克己尽孝”的理念。
  《刻木事亲》的丁兰逐妻有类于《涌泉跃鲤》中的妻随孝道的思想。
  《扼虎救父》讲述小女孩杨香奋不顾身与老虎搏斗解救父亲的故事,离奇而夸张。
  《闻雷泣墓》讲述王裒每逢雷雨天守护母亲亡灵的故事,表达了孝子对亲人的深切思念。
  (二)臣子的不二之德——忠
  《说文解字》卷十云:“忠,敬也,尽心曰忠。从心,中声。”许慎认为“忠”字构形为形声字,又以后起之引伸语意“敬”、“尽心”为训,皆非是。
  殷代卜辞记录如下:
  “丁酉贞:王作三师左中右”。(大意说:丁酉日贞问:殷王建置三师军队分成左、中、右。)
  “丙申卜、贞:肇马左右中人三百,六月”。(大意说:丙申日占卜,贞问:开始设置马队分成左、右、中共计三百人。时在六月。)
  以上两例卜辞中字皆与左右对文,其语意表“中央”是可以肯定的。
  《尚书·周书·立政》云:“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所称“以列用中罚”,意谓要加以比较而使用中正适度的刑罚。
  又《吕刑》说:“故乃明于刑之中”。意谓明显地使刑罚做到中正适当。
  上述材料说明,“中”字表示“中央”或“中正适度”的引伸语意在殷周时期已普遍使用。
  明确了“中”字表示中正、适度之意,我们再来分析“忠”字:自心中会意,造字的本义,就是在内心把握适中的原则。内心适中才能处事公正,处事公正才能秉公无私而尽心尽力,是为君子之“美德”。
  对尊长尽忠效力,被视为臣子属下的本分。
  《左传·宣公十二年》云:“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
  《礼记·祭统》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
  对君王尊长效忠,更与“孝”、“敬”相提并论。忠以事君,孝以事亲,敬以事长,三者俱备,是为“有德”。至此,“忠”发展成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
  在西秦会馆木雕中有大量关于“忠”的艺术诠释。如《纪信替主》一剧,表现了楚汉相争时,项羽围刘邦于荥阳,事急,纪信伪装成刘邦出降,刘邦趁机逃走。羽怒,烹杀纪信。纪信替主而死,是忠的典型。
  (三)儒家的公共道德标准——义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训“义”字为“己之威仪”,发夫古义,甚是。“义”字初文构形的主要部分“我”,虽是兵器象形,但在殷代卜辞里的实际用例,皆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即所谓“施身自谓”之词。
  春秋战国时期,义在由礼容法度之意引申出理义、道义等语义。如秦国武公时的《秦公》铭文云:“克明有心,戾和胤士,咸畜左右。”又《左传·隐公元年》云:“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们所遵循的合理行为标准和相关的观念意识,就是“义”。儒家学说更有“舍生而取义”的倡导。“义”字语义由此发展成为一种伦理观念,融汇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体系当中。
  在西秦会馆木雕故事中,关于“义”的内容比比皆是:义士韩琪,受主子陈世美的指使,前往三官堂杀害秦香莲母子,当秦香莲陈述了陈世美为贪图荣华富贵,妄图杀妻灭嗣的情况后,韩琪激于义,毅然将秦香莲母子放走,拔剑自刎,塑造了一个舍生取义的义士形象。戏雕《义全交》中的羊角哀因感念友人左伯桃的友谊,拔剑自刎,埋在左伯桃墓侧,同为厉鬼,双战荆轲,解除了荆轲对左伯桃欺压的故事。阴阳相隔,却友情相通,事虽滑稽,而义气感人。
  思想在建筑中留驻,伦理在艺术中绽放。西秦会馆作为封建传统价值观的艺术外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宏阔、壮美的历史长卷。
西秦会馆/郭广岚 宋良曦等著.-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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