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古道探寻

古道探寻

[上一记录] | [下一记录]

2.2花马池“盐马交易”的制度安排





第一章 定边盐马古道的兴起及历史地位 第二节 花马池“盐马交易”的制度安排
  一、明初三边边防建设概况
  定边历史上长期以来为内陆地区,只是到明代实行“放弃河套,固守边墙”的边防政策后,原属盐州的定边,才成为边关地区,定边的“边”才成为突出的历史问题。
  明代初年,对新生的明王朝威胁最大的是西北边患,这主要是元朝残余势力的伺机反扑,特别是扩廓帖木儿,拥有“骑兵十万,步兵倍之”①,并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元太尉纳哈遥相呼应,分三路牵制明军,甚至兵临通州,直逼北平。加之边关西番少数民族对中原汉王权怀有疑虑,有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这一边疆形式使明政府不得不把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北,“明边重西北”②。明兵部主事魏焕作《九边考》,总结明代西北边防的态势是:“自皋兰河以西以至辽海,陕川联络,列阵屯兵,带兵四十万……征兵以实边,屯田以自给,镇戎之严,未有过明代者也。”③
  明初西北边防以大青山为界,广大河套地区尚在防卫之中,洪武四年(1371)设东胜卫,在内蒙古托克托旗,置左右两卫,统领军队万余人,扼守黄河以北,使兵民耕牧于“河套之中”。至永乐中,东胜左卫迁今河北卢龙,右卫迁今河北遵化,使河套防御空虚,恰好为蒙古各部进攻套中提供了可乘之机,从天顺年间(1457—1464)起“一岁一入或间岁一入,未尝以河套为巢穴”④,至洪武十三年(1380),蒙古兵踏冰入套驻牧,河套逐失。嘉靖年间(1522—1566),小王子、俺答汗各部纷纷入套,威胁榆林,扰乱秦晋。明王朝节节退守,如正统年间东胜州失守,移置绥德卫为延绥镇,筑榆林堡及沿边十八寨,并移延绥镇于榆林,使榆林成为明代“九边重镇”。成化十七年(1481),都御使余子俊开广榆林城,大修边墙防御工程,使西北边防主要靠这条边墙驻守。因此,明政府在陕北丢掉河套的重大失策才造成了定边的“边地”局面。对此明人已有总结,王任重在《边务要略》中说:“河套古为内地,今为虏巢,古之防虏以大青山为界,远在黄河之外数千里,今之防虏以边墙为界,缩入黄河之内百余里,吁可叹哉!然既无青山之界限,又无黄河之阻隔”,“守内边而不守外边,明代庙堂之失计,无有过于此者。”⑤
  明代放弃河套,固守边墙,使延绥由内边而成为外边,定边才成为延绥防线的西边重地。因为明边防线的构建是“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联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挖堑其下,连此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砦壁备巡警。又于崖砦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暸敌避射,凡筑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壁八百十九……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有奇……自子俊徙镇榆林,增卫益兵,佑城置戎,攻守器毕具,遂为重镇,寇抄渐稀,军民安耕牧马。”⑥
  明陕北边防体系的构建,使定边成为西部边防体系的起点,“定边烂,则全线崩溃”。在延绥镇西起花马池,东至黄埔川的1160里防线中,共设楼铺486个,墩台1120个,守军46614名,马骡18316匹,驻重兵把守。而定边尤为边防重地,现将明代定边防卫列表于下:
  如图所示,仅定边一县有营堡10座,楼铺95个,墩台248个,驻兵2342名,马、骡、驼4107匹。供应如此大量的边防军,就成为明政府面临的“军国大政”。
  二、明初的“食盐开中”与陕西商帮的兴起
  在明代初年,陕北屯兵5万余人,粮草供应刻不容缓,每年需粮料522400石,棉布73240尺,棉花40727斤,草3136618束。明廷除从延安府、西安府、凤翔府调粮北运外,又从河南运夏税粮78000石,仍每年缺少粮料141561石。即便是每年从“京运年例银四万两,开中价银九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两”在当地购买粮食,但因榆林“镇城百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致使“库银短缺,兵食不足”。如宣德二年(1427)宁夏总兵奏称:“宁自军士粮饷皆仰陕西有司馈送,道途险远,民力维艰,以不足为尤”⑦。这便要求明廷另求新法,拿出一个即使“转出之费省”,又使“军储之用足”的两全其美的法子来。遂有洪武三年(1370)户部尚书郁新建议并被批准执行的“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的出台。
  “食盐开中”是明廷针对产粮丰盈的陕西量身订制的政策,就是以盐利为利源,刺激陕西关中商民将所产粮食贩运边关,换取食盐贩运许可证——盐引,然后赴食盐产地贩盐。由于中盐利厚,“成化年间榆林城一引值钱二钱,而三升米只值钱三分”⑧。二者的比价是20:3,因此,输粟中盐“本一而息恒六、七倍”⑨,极大地刺激了关中商人输粟换引的积极性,许多陕西关中商人因输粟换引而成为奔走于塞上江淮之间的大盐贾。由于输粮边关,量大路遥,一家动辄“数千万石”,商人个体家庭难以承担,只好动员姻戚乡党,共同参与输粮换引的活动,形成集团化经营,这时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就在“开中制”的政策引导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在“开中制”执行中,定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定边有陕西最大的食盐产地——花马池盐。用池盐开中,路近费省,官民两全其便,遂使定边成为“开中制”实行较早的地区。明天顺四年(1460),在太监王清的奏请下,明廷准许花马池盐开中,每年额定四万五千引用以开中招商。这便使许多陕西关中商民因输粟定边“开中花马”而转化成为“三边盐商”,极大增强了定边商业经营的力量。
  在花马池盐开中过程中,许多关中商人因在定边中盐而发财致富。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中富平商人李月峰。李月峰家为富平财雄富户,从其老当家“月峰公起为边商”,在定边发的家。李家利用开中之机,以一家之力“输粟延安之柳林涧”,供应柳林涧堡2300余名兵士军粮所需,输粮“数千万石”,并“食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李家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月峰“任侠好施,善骄射”,在从富平运粮到定边的茫茫荒徼之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保护了自己经营边城事业的顺利进行。以李家一家之力,供应柳林涧堡2000余名兵士所需军粮,必有困难,李家便联引富平韩村之李氏、亭口镇之王氏、磐石村之石氏、薛家村之路氏,共诏边事,并“世相婚姻,他族不得与”,遂成为“富平北乡四大富户”⑩。这里已经充分显露了乡党互相联引在商帮形成过程中的能动历史作用。
  除李月峰外,高陵富商刘锡也在定边发财致富。刘锡“少时贪宴,以制面箩为生,妻则纺织于室……遂商于三边、两淮间,裕矣”(11)。后来还成为秦府的典膳官,人称“刘典膳”。还有高陵张洛“世居关中,度赡养不给,遂服贾江淮,越秦陇兆泯占兰吴晋”(12)。还有咸宁县张臻“与兄弟秦风西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13)。历史巧合的是泾阳大商人张旭发家正是在正统八年(1443)至天顺八年(1464)的花马池实行开中期间,张旭就是在此期间在甘肃河、巩地区,经营边饷而成为大商人。此外泾阳县的张洋、张巍父子也是此间在朔方经营盐业,“用盐夹输粟塞下”(14),才发财成为著名陕商。
  凡此均说明,花马池盐在定边开中期间,成为陕西商帮形成的重要历史动因。它对于说明陕西商帮是明代产生的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有重要的历史佐证意义。
  由商人自筹米粮,运边换引,仍存在比较成本的矛盾,“商欲运载于产米之处,费既不支,欲就采于少米之乡,则价将益踊”(15)。为了解决自输米粮路远费繁的问题,陕西商人机智地利用明政府“令近边荒闲田地得以开垦,使为永业”(16)的召民屯垦政策。自出财力在边地屯种得粮,就地输仓换引,这即是明代边地上的“商屯”。这种“即边募种”对商人来说,既“有田产之利”又省“转粟之劳”(17),左右逢源;就国家而言,既可开垦边荒,增加边境粮食供应,免运粮之费,又可招抚流亡,屯垦边疆,足食足兵。可谓上下交利,公私富饶,实现了“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的良性循环。当时陕西商人屯种塞上形式多样,或是“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从事耕作”(18),或是驱其家人戚属移垦边地“逆为家室之谋,由是守望相助”(19);或是招佃屯卒,放贷收息,“屯卒在边始资商利以为牛种之需,复于商贸易于秋收,粟得以售,而商之于边卒又如招佃收息,稍得其赢,而两例均便之”(20)。无论哪种方法都增加了边地粮食供应,“军民错居,守望相助,屯田之兴,于斯为盛”(21),使边地大垦,边储以足,“番缠盛于戈矛,墩埤密于亭障”(22)。明霍韬记述陕西三边商屯的盛况是“富商大贾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23)。《秦疆治略》作者则进一步总结说,这都是“商人输粟之功也”(24)。
  三、纳马中盐政策在三边的实行及其演变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基本样式是“骑马打仗”。因此,战马成为基本的战争工具和军备实力的体现。但以农耕为主的内陆地区不产良马。明清时期,“天下腾蛟者不逾陕西”。而定边边墙外的鄂尔多斯以及延庆、平凉等地,草丰水美,游牧为主,盛产良马,其强悍的马队常使汉民族难以抵御。为了解决马匹供应,削弱边外少数民族的作战力量,从明初起,明王朝就设计各种策略,以寻求抚平外番的办法,其中以茶、布、盐换取少数民族的战马,即“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盐马交易”成为政策技术操作的主要形式,体现了明王朝“以绿色换和平”,以“白色保和谐”的机智思路。
  这期间,“白色(棉布、食盐)经济”扮演了重要角色。还在洪武、永乐年间,就诏准边关立互市,以布易马,布马交易,“洪武三十五年,陕西行政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令有市偿其值。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25)。永乐年间仍执行这一政策,“上曰:‘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其听之’”(26)。到正统年间,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官吏军民均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上马一匹予盐百引,下马次之”(27),这是明廷在陕北实行“盐马交易”的开始,并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定边盐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正统年间,轮解发三边买马。始延绥,次宁夏,次甘肃”(28),并额定“时二池额课抵一万三千九百余引”,说明定边是实行“盐马交易”的起始点,这一政策一直实行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户部给事王宣条奏,停止买马,专一招商,可见“盐马交易”是明廷在定边实行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既解决了边防军的战马来源,加强了边防,削弱了少数民族的作战力量,又满足了草原对食盐的需求,保证了草原经济社会的稳定。白色经济对保证边关和平、汉蒙和谐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嘉庆《定边县志》的作者才总结说定边数百年来经济的基本特色是:“地则中外和耕,市则彝夏交易,此一统无外之盛,亘古所未有也”(29)。有交易便必然有市场。因此从洪武以来,明廷便在沿长城各口设立“马市”,以布、盐易马,“马市”之称表明中外互市的基点是“得马”,盐马交易的目的十分明显。这是“官市”,“军民私市者禁之”。到了隆庆、万历年间,由于蒙古俺答汗各部内附,边关比较安全,明廷又在陕北边墙一带设“花马池市”、“红山市”等“民市”,准汉民以农产品、手工业品与蒙古牲畜、皮张等进行交换。“隆庆四年,设汇街与边城,毋令入都,市虏以马杂畜皮毛,我以银布彩璔诸货,官等毕,听民私事。”(30)最初一年一市,“一年无犯则许一市”,“隆庆五年开市,市有土城,不屋而掏穴以居或设帐篷。正月望后开,间日一市,往市者烟茶梭布棉布草缎盐,夷所至者马骡驴羊各皮毛。明时一岁止一易,偿以万金计”(31)。后又增加为“一年五市”,“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五市,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招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始为民市之始”(32)。到万历年间已扩展为“月市”,“市每月十五后一、二日为市期,麦豆米石余;羊杂糗数斗。无畜,间以盐数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可二、三升”(33),汉蒙交易进入正常发展时期。
  盐为民需,马为军备。盐马交易拉动了定边汉蒙贸易的发展。康熙《延绥镇志》卷二《市集》记载了当时互市的盛况。“边市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皇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掏穴以居,或施帐篷。其货则湖茶、苏布、草缎、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皮,不以马。城镇及营堡俱布市,而沿边村落亦间有之。”(34)在盐马互市体制下,定边的许多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35),而蒙地的许多居民“饶牧牛马以转盐,衣食不乏”(36),这种盐马互市的盛况,一直延续到清末,保持了不断扩大的势头。所以《定边乡土志》的作者才说“市则彝夏交易,蒙人来定城,一统无外之盛,亘古未有。”(37)而著《全边纪略》的作者方孔炤也总结说:“隆庆三年(1569)三边绝警,疏下兵部复今岁九边,功收不战,良以马市羁縻。”(38)难能可贵的是,在汉蒙盐马交易中,由于官府广招四方商贩,许多贸易边城的陕西关中商人也参与了这一过程。明代陕西三原商人袁某就曾赴边城贸易,“亲观为市者数四”,年老还乡,将马市所见“属意良工为此携悬壁间”,三原文人来俨然去看望袁某时,看到这幅《西夏交易图》,并在其《自愉堂集》中详细描绘了这幅图画,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其《贡市图记》云:“自我国家击俺首为外番,纳其贡,于是诸镇俱有市,此所图盖西夏市也。图为袁君所藏,横亘一城楼,循崇崇堆堞鳞鳞,内傍长城,城以里为中国疆域,外则夷服莽野……当市则译人期而来城中,云城乾偶巍然,一砌台蹬而上,堂宇宏敝,肃坐者为监抚文臣,带甲之士及锦衣花帽者环侍如云,循台而下经两门始达台前,各门守以材官……台左锦衣帐下立手文卷观市者为大帅,其前有夷有番牛马驰抵杂踏,牵负担弯至者皆中国人。大抵皆皮革锦币粟布诸物与诸番交易,夷皮服而束番靺鞨而披其饰可辩。城介一坦,辟两门亦有守者,想不得擅出入。坦外则集为互市……袁某对余曰:‘余故商西夏,盖亲观为市者数四,云慈老而倦于游,乃遂属意良工为此携悬壁间,庶几日游一一卧历也’。”(39)
  ① 《太祖洪武实录》卷三十一。
  ② 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2页。
  ③ 任光:《西北地理》,第184页。
  ④ 《秦疆纪略》卷五。
  ⑤ 《明经世史编》卷四百一十三。
  ⑥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余子俊传》。
  ⑦ 《明宣宗实录》宣德十年十二月条。
  ⑧ 《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一年条。
  ⑨ 沈鲤:《亦玉堂稿》卷八,《盐法考》。
  ⑩ 均见李因笃:《受祺堂集》卷四,第37页。
  (11) 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2) 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3) 王九恩:《渼陂集》卷十五。
  (14)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百零七,第79页。
  (15)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九,第53页。
  (16)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第91页。
  (17)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第11页。
  (18)(19)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第11页。
  (20)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九,第54页。
  (21) 《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一。
  (22) 叶向高:《屯政考》。
  (23) 《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八十六。
  (24) 卢坤:《秦疆纪略》,第22页。
  (25) 《洪武实录》卷十二。
  (26) 《永乐实录》卷二十三。
  (27)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页。
  (28) 《定边县志》,嘉庆三十四年本,《田赋志》,第67页。
  (29)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30) 王云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十五。
  (31) 《秦边纪略》卷五,第32页。
  (32) 《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二。
  (33) 《万历武功录·俺答汗列传》下。
  (34)(35)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七,《风俗》。
  (36) 《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零五,第29页。
  (37) 《定边乡土志》第一章,第7页。
  (38) 方孔炤:《全边记略》卷五,第21页。
  (39) 来俨然:《自愉堂集》卷一,第38—39页。
盐马古道与定边的发展/曹钢主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