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池盐生产销售和盐马古道路线 第二节 花马池盐的运销方式
　　一、花马池盐的运输方式
　　花马池，位于定边县城西北约13公里的盐场堡，蕴藏着丰富的食盐，是陕西省唯一的池盐产地。由于花马池盐出产量大，加之隋唐以后盐州的建置，军商大路广开，花马池盐就销往宁夏、陕北、内蒙古等地。从明代起，这里食盐的行销已有固定区域，以陕北和关中为主，同时销往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
　　盐帮贩盐时，都用毛驴、马匹或者骆驼来驮运。来往于三边与宁夏之间的盐帮，多使用“大轱辘车”(一种平板车)送输。关于这个大轱辘，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原先三边运盐的车轮子也比较小，有一次，几个人去宁夏西沙窝打猎，回来路上路过一个沙丘，车轮陷入沙中，大家合力去推，费了好大的力气也难以转动。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忽然走来一个身体健壮、面目和善的老头儿，二话不说，帮他们把车一个一个推过沙丘。这伙人感激不尽，连声道谢，并诉说起赶车过沙丘的难处。那老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用一只手臂在车轮子上大大地画了一个圈，就笑嘻嘻地走了。这伙人莫名其妙，不理解老人的意思。其中有一个木匠，他猜想：“老人是不是说，要我们把车轱辘再做得高大一点?”回家后，他几经试验，终于弄出了这种大轱辘车，以后过沙丘就容易多了。一来二去，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县，车辆都换上了大轱辘，还说那老人绝对是鲁班师傅显灵，专门来指点大家解决这个困难的。大轱辘车，一般由膘肥骡子1—3匹，视拉载轻重，可单套、双套或者三搭套。
　　来往于三边与甘肃之间的盐帮，因道路崎岖，不易驮运，无法行车，一般多采用背运。那些出苦力的被称为盐背儿或者盐脚子，背盐工的生活很苦，他们出门时要带足沿途的粮食，在去的路上，把一袋袋写有自己姓名、做有记号的干粮寄放在沿途的客店里，以便在返回的路途中充饥。有时候住店晚了，客店的通铺上已睡下太多的人，店老板就用一根粗木杆沾上水，使劲往人堆里插。木杆两边的人受到冷的刺激，猛地一惊，让开一条缝，后来的便趁势钻进去。沿途的山洞也是背盐工经常栖息的地方。夜晚，在山洞里生起一堆熊熊大火，既可烧饭取暖，还能驱散野兽。盐在那个时代虽不是稀世珍品，但也可用一斤盐从山民那里换取三斤木耳或三斗包谷，还可以换取皮革和贵重的药材。因此，盐也成了啸聚山林的强盗猎取的对象。背盐工得结伴而行，时时提防他们的袭击。
　　清代严禁走私食盐，所以盐帮秘密贩运，有些盐帮雇刀客护送。关于刀客，据《陕西省志》记载：刀客会是关中地区下层人民中特有的一种侠义组织。其成员通常携带一种临潼关山镇(关山镇今属阎良区)制造的“关山刀子”，刀长约3尺，宽不到2寸，形制特别，极为锋利，故群众称之为刀客。刀客约产生于清咸丰初年，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与严密的纪律，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大家都称之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围绕首领活动。刀客分散为各个大小不同的集团，划地自封，分布的地区，以潼关以西、西安以东沿渭河两岸较多，渭北则更多。刀客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也有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其主要是干些临时性的行业，通常有三类：盐客，在富平与蒲城比邻的盐滩地区，以贩盐为生；镖客：主要是护送商旅，防路遇盗劫，通称保镖，主要在茶行和水烟行；赌博客：主要在一些民间集会排赌博，大则设赌棚，小则排赌摊，他们在赌博中很讲信用，绝不输打硬要。
　　入民国后，官府允许在交税后自行出售，盐帮公开化，盐价下跌。运输方式以骆驼、骡马等畜驮车拉为主。民国初年，惠安堡盐除销宁夏各地外，还运往庆阳、平凉及陕西的汉中、凤翔、兴安、邠州、延安、榆林、绥德、鄜州等州府销售。其中陕西所属州府，简称“陕西八属”。一般由商人自运自销，以程计日，凭票验收，运输工具以骆驼居多，盐车、骡马次之，也有驴驮肩负者。官盐一般雇佣车脚运输。以骆驼、牛驮运，60里为一日之程；骡马80里为一程，然后以此计程，加以日限。如果路途遥远，日程超过五日，则另外宽限一日，超过十日者，宽限两日，余类推，无故违期者，计日扣发运费。民国四年(1915)起实行“包商合同运输”。花定榷运局为甲方，华永昌、仁济和、正兴公三家盐商为乙方，甲方所管之盐，包给乙方运销。①
　　陕甘宁边区时期，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盐运是自由经营的，主要是盐商贩运和农民作为副业运输，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四种运输力量：一是长脚户，即运盐专业户，依靠运输获利为经济收入；二是边区外长脚户，把其他货物运入边区返回时运盐；三是短脚户，以从事农业为主，把运盐当做副业收入；四是农户利用每年放青时期驮运一两回盐。这时期盐运处于无组织状态，长脚户运盐多数是以揽脚贩货为主，运盐仅在夏秋季。农户放青牲口数量少，而且只有延安、定边至庆阳两路沿线各地方农户有放青运盐习惯。所以，1937年到1940年的盐运量是比较少的，如1938年7万驮、1939年19万驮、1940年23万驮。
　　1940年盐荒后，边区政府重视了盐业的运输问题。盐运基本政策是：“官督民运”，加强督运工作。1941年，边区政府、各分区、县都成立了督运委员会。1942年，边区的盐运从自由的、松散的方式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组织形式也多种多样，主要有群众运输队、合作社运输队和公营运输队。群众运输队是群众按照自愿原则结合起来的比较松散的运输组织，它有朋帮、合伙、变工、捎牲口及带头等多种组织形式。如1943年三边分区动员组织牲口16449头，参加盐运的5612头(内有耕牛2662头)，组织长脚户牲口2183头，短脚户牲口972头，截至7月16日统计，运出私盐16753驮。边区盐运主要依靠民间畜力驮运，因此，动员畜力成为盐运的一项主要工作。畜力的多少和盐运量的大小成正比，如1943年运盐387603驮，是抗战时期边区盐运量最大的一年，畜力动员也是最多的一年。另有合作社运输队和公营运输队。合作社运输队是按照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有较强的组织性。它规定社员至少须认缴社股一股，每股不得少于50元的价值，入股的物资也有规定：①能运输的牲口；②大车、鞍架口袋等运输工具；③粮食或草料；④特殊情形下得用货币。②为了加强对运输合作社的管理，1943年8月14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运输合作社奖励办法》。根据合作社的组织办法、资金的来源性质和经营的方法，运输合作社有三种形式：①消费合作社运输队，由合作社抽股本或以公盐贷金购买牲口组成，结账分红均与消费社混在一起。②独立合作社运输队，先收公盐贷金或各机关投资购买牲口，独立组成。它由政府领导，雇人从事运输，也有与脚户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公盐的运输任务。③公私合作社运输队，有三种形式，一是群众将牲口投入合作社；二是合作社与群众双方投入牲口，由合作社领导；三是合作社投资长脚运输队或者朋帮，按照牲口好坏作价，结账按股分红。
　　二、花马池盐的运销机构
　　据史志载，定边县汉代已开始生产食盐。西魏改置盐州。历经隋唐，迄于宋夏，其州郡建置均以食盐命名。据史志载，本县汉代已开始生产食盐。西魏改置盐州。历经隋唐，迄于宋夏，其州郡建置均以食盐命名。
　　(一)唐至清末
　　唐代，今定边属盐州五原县。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盐州有乌池、白池、瓦窖池、细项池……”那时的乌池即今天的花马池，白池系今内蒙古的北大池。瓦窑池、细项池于唐中期已废。盐州四池中，以乌池最大，唐时年产食盐15万石，行销陕北、宁夏和甘肃陇东等地。为确保盐利，唐王朝十分重视盐池的管理。据《旧唐书·食货志》：“先天二年(713)九月，强循豳州刺史，充盐池使，此即盐州盐池也。”自开元十五年(727)五月起，盐州专设盐池使，归朔方郡节度使节制。并于各较大盐池，增设盐官。其中于乌池“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一员，巡官二员，胥史一百三十人，防池健及池户四百四十人”③。榷税使专司征收盐税；推官专管刑罚，并受理盐法案件；巡官负责查缉私盐。后周广顺二年(952)，赦令在庆州(今甘肃庆阳)设立盐务机构，掌管盐州产盐及盐税。当时，“每青盐一石，依旧抽税钱八百八十五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十五陌，盐五升。”④
　　宋时，盐州属西夏，盐池尽归其所有。西夏对食盐生产非常重视，专设盐铁使一职，管理盐务。时盐、夏州一带，农业不发达，居于此地的党项族及汉族人民，多以贩卖青、白盐为生计。即以乌池、白池所产的青、白盐，换取关中、陇东一带的谷麦而食。因而，宋夏对峙中，宋王朝严禁青、白盐入境。后来宋夏议和，宋慨允每年给西夏大量物资，唯对西夏提出每年输入宋地十万石青、白盐的条件坚执不许。
　　元朝统一后，盐州虽废除，盐官仍之，唯盐禁稍弛。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建议，准许陕西、环庆一带民众均食青、白盐，以日食盐量抽税。自此，“盐吏免巡禁之劳，而民亦受实惠矣”⑤。
　　明代，陕西灵州置盐课司，设盐课司提举一员，以正五品衔，管理灵州大、小盐池(大池即唐乌池，明称花马大池；小池即唐温泉池，今盐池县惠安堡池，明称花马小池)以及漳县、西和盐井。嘉靖九年(1530)，三边总制王琼以花马大池去灵州颇远，管理不便，且密迩延绥，奏准改属延绥镇。同时，史书上第一次出现苟池这个名称，亦与花马大池同一归属。时定边为边陲营堡，位于蒙汉接壤处，蒙古骑兵不时侵扰，尤以秋季草丰马肥之时更甚。为此，明王朝除修筑边墙，广建城堡之外，每逢秋季，从内地临时调集大军戍边，名曰“防秋”。其费用多赖大、小盐池之盐税。据《明史·食货志》载：“正统三年(1438)，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平凉官吏军民多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上马一匹予盐百引，次马八十引。”
　　清代，定边盐场堡设盐课大使一员，管理定边等地的盐务。据《清史稿·食货志四》记载，陕甘盐池归辖于河东。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花马小池归甘肃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户部核议延安五府州属盐课，摊入地丁征收，盐课大使裁汰，改设县丞，经管池务。嘉庆十二年(1807)，盐课仍改向里民以食盐量定额征收，复设盐课大使。嘉庆十九年(1814)，盐又归地丁摊征，盐课大使复裁，仍设县丞经管池务。同治十二年(1873)，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陲用兵，筹措军饷，改课为厘，于定边设局，名为花(花马池，即今宁夏盐池县)、定(定边县)盐厘局，委放后补道张某负责收税。各池均设有师爷、巡丁、伙夫各一人。于是，盐利归于甘省。
　　(二)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盐务机构仍沿清制，赵九任花定盐局局长，后由周定选接任。局设文牍、会计、管理各一人，缉私队30人，正副队长各一人，各盐池为分局，设缉私队5人。民国五年(1916)，花定盐局抵押于比利时。比国派赫尔兹驻兰州主其事，花定盐局改称稽核所，比籍税官伶某驻盐池县收税。不久，改为华人邵某接任。当时，民国政府也于兰州设榷运局，监视比国税金额数。民国七年(1918)，稽核所改称花马池产盐局。又先后成立滥泥池、莲花池、苟池等分局以及敖包池等分卡。民国十四年(1925)，冯玉祥奉令督甘，并兼西北边防督办。次年从比利时手中收回盐利，成立花定盐运署，花马池产盐局改称花马池收税总局，各分局改称盐税局。民国十八年(1929)，冯玉祥离开西北，宁夏建省，与甘肃分置，成立宁夏榷运局。自此，定边县境盐务隶于宁夏。花马池设一等盐务分局，辖北大池、定边苟池、滥泥池三个三等盐务公局与波罗池、二道梁、安边等分卡。各地均设缉私马巡队、步巡队多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甘、宁、青三省盐务，由民国中央政府收回整理。民国二十五年(1936)夏，定边、盐池两县先后由红军解放，盐务归苏区，盐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初由定边贸易局代收盐税，不久设立陕甘宁边区三边税务局征收。抗日战争开始后，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蒙古人民共同抗日，北大池、苟池、敖包池盐利暂属绥远省(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余属边区政府管理。民国二十九年(1940)，中共中央决定将盐务交军委后勤部管理，设立三边盐务局，派陈康白负责，后调张永励接任，设生产、会计、总务三处，处下设科，各分局设推销处。由于蒙方以苟池为据点，时派武装人员袭扰解放区。是年冬，定边驻军警备第三旅武装袭击苟池盐务局，复将苟池收归边区政府管理。民国三十一年(1942)，三边盐务局改属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管理。局下设生产、会计、总务、缉私等科及秘书室。后将缉私科改为缉私大队，各池设分局。先后由杨林、张道吾、李维俊、王爱民任盐务局局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马鸿逵部占据定边、盐池两县北部滩区，盐池亦为其据有。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年8月初，定边、盐池两县先后光复，仍设三边盐务局，隶宁夏省盐务局管理。王辅卿、刘邦清任正、副局长，下设行政、财政、生产、秘书四股，有干部、职工60人，缉私队干警100余人，马100多匹，各池设分局或场务所。1950年。经中央及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将苟池、敖包池划归内蒙古，11月27日正式移交。1953年由中央批准，三边各盐池均交辖区地方管理。于是定边县境花马池、滥泥池、莲花池等产盐各池改隶陕西省盐务总局。在盐场堡设陕西省三边盐务分局，滥泥池设支局。莲花池设场务所，定边设稽查站，靖边设查验所。将原由宁夏缉私总队所辖的缉私四中队，改称陕西省盐务缉私部队第二中队，有缉私干警51人，马20余匹。1954年7月，三边盐务分局改称榆林盐务分局。1956年又改称定边县盐务局。1958年撤局，在盐场堡设定边县盐务站，隶定边县商业局，不久改属工交局。1960年3月15日，改建为定边县盐化厂，时仅盐场堡、滥泥池、莲花池产盐。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因苟池、敖包池连遭水灾，生产停顿，且境属定边不便管理，提出划交定边。经中央第一轻工业部批准，于是年3月31日复交回定边管理。1970年，定边县盐化厂分设花马池、滥泥池、莲花池、苟池、敖包池、公布井池、明水湖池七个分厂。1978年，盐化厂改属定边县轻工局。1983年，改属定边县经济委员会。总厂除下辖各分厂外，还设办公室、生产、财务、供销、行政管理、安全保卫六科和汽车队、化工厂。
　　1997年，定边县盐化厂改建为陕西定边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县工业经济局，辖花马池、滥泥池、莲花池、苟池、敖包池、公布井池、明水湖池、波罗池八个分厂、三个化工厂(1万吨元明粉厂、2万吨元明粉厂、粉洗精盐厂)、五部(生产技术部、营销部、企管部、财务部、供应部)、办公室、青铜峡转运站、汽车队、动力机修厂、子弟学校、医务所。1992年增设定边县盐务局，局设盐化厂，局长由陕西定边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辖盐业缉私队。
　　三、花马池盐的运销规模
　　唐代，据《唐会要》载：乌池(即今之花马池)“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一员、巡官两员、胥吏一百三十人、防池健及池户四百四十人。”“长庆元年(821)三月敕：乌池每年粜盐收榷博米，以一十五万石为定额”⑥。上述采盐工及管理人员共574人，年产盐15万石。五代时，乌池的规模仍未缩小。据后唐天成二年(927)统计，乌、白两池之盐，每年获利绢10万匹、米万石。⑦庆历四年(1044)，宋、夏和议告成，宋承认西夏的割据政权，每年“赐”给大量物资；西夏对宋称“臣”，并趁机提出每年输往宋朝青、白盐10万石。宋仁宗对其他条件都一一应允，唯10万石青、白盐之事不予应允。从这个数字看，西夏时青、白盐产量每年仍在15万石左右。
　　明代大、小盐池之盐，一般销往宁夏全境及庆阳、平凉等地。延安、榆林等地原食河东盐，隆庆四年(1570)起，也改食大盐池之盐。据《皇明世法录》载，正德元年(1506)，花马池年产食盐为41330引；嘉靖时年产食盐93582引；万历年间(1573—1619)，定边一带所产食盐税额白银可达36000两。明时，定边一带所产食盐，多数由脚户驮运至陕北、宁夏以及甘肃的庆阳、平凉，山西的吕梁等地销售。大池(今花马池)、小池(今惠安堡池)年产销盐7200大引(每大引400斤)。从正德元年至嘉靖八年(1506—1529)，大、小盐池产盐6931万斤，比明初增加了20多倍。
　　清朝初期，定边各池产盐年约三万驮，后增加至七万余驮，行销于汉中府所属各县、延鄜并清涧以及甘肃、宁夏等地。清朝初年，定边盐额引14400道，课银2246两，行销于肤施、清涧等15州县。至康熙十五年(1676)，每引加银5分行销，后额引增至39400道。行销于汉中府所属县额引25000道。设土商管理盐务，负责向盐课大使衙门领、交盐引，并验配盐。盐每引一道200斤，课税银为2.56钱，由各州县依额引向民征收，上缴藩库。土商另向脚户引收钱120文，用于领、交引张、纸笔等费，名称引价。捞晒盐，均募当地居民，称为坝夫。每池额定45人。遇捞晒盛季，增雇民工，称浮工，随时增减。土商每收盐一引，支银一钱。5分为坝夫工本，5分支于祭祀池神、堵筑水口、修补盐畦、巡役等费。乾隆五十九年(1794)，盐课摊入地丁征收，盐课大使裁汰，设县丞监理，招募坐商管理，土商废止。每引仍收盐价银一钱，后改为盐丰产收银6分，盐歉产收银8分。
　　1936年定边解放，盐湖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花马池从此得到了新生。1939年秋，我三五九旅第四支队2000多名战士，高举着“生产自给”的旗帜，来到了花马池，除在大池中积极打捞盐粒外，还新筑盐田801块。1943年，以9378万斤的年产量，刷新了前代的纪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被毛主席称为“中央第一财政”。民国三十一年(1942)产盐70余万驮，创抗战时期最高纪录。是年秋，四支队奉命离定。民国三十二年(1943)，盐坝子达2834块。其中苟池882块(约2000余亩)、花马池801块、滥泥池445块、莲花池564块(此三池每块一亩多)，汗滩池、敖包池等计142块。仅苟池、花马池、滥泥池、莲花池四池，即有盐民521户2037人。为便于领导，将盐务机构、地方行政机构合并。盐务局局长张道吾兼任盐业中心区区长及区委书记、各池分局长兼任所在乡乡长及乡支书。并以池组织了生产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由盐户主选举产生，管辖若干变工队或互助组。灌池、打盐等关键生产环节以小集体进行。缩短了结晶成盐期，加快了打盐进度，增多了打盐次数，工效大为提高。原计划生产盐40万驮，实际生产盐52万驮。
　　1989年，全县共有盐田(俗称坝子)1100余块。大者每块0.267公顷，小者亩许，总面积227.2公顷。其中花马池72.867公顷、苟池99.6公顷、滥泥池16公顷、莲花池8公顷、敖包池9.6公顷、公布井9.73公顷、明水湖11.4公顷。2001年以后，定边长城盐化公司本着“以盐为主、盐化并举、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实施了原盐深水结晶，机械化采掘，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由原来的每亩20吨提高到了每亩60吨，氯化钠含量由86%提高到了95%，成本大幅度下降了。
　　① 《甘肃盐法志略》。
　　② 《边区人民运输合作社组织办法大纲》，庆阳地区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卷第356页。
　　③ 《唐会要》。
　　④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八。
　　⑤ 《陕西通志·盐法》。
　　⑥ 《唐会要》卷八十八，《盐铁》。
　　⑦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