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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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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花马池盐的运销道路




第二章 池盐生产销售和盐马古道路线 第三节 花马池盐的运销道路
  自从人类发现盐开始,盐很快就成了人类的普遍需求,从而最早的运盐之路应运而生,盐路上的设施也逐渐完善起来。中国历史上的盐路有旱路,也有水路,有山岭丛林的茶马古道,也有平川旷野和坦荡的运河大江。古代运盐的方式,可以用车船,可以使马骡,更有肩挑与背驮。自花马盐池出发的一条条盐路,蜿蜒伸向远方,伸向炊烟飘起的每一个角落。古代盐路上不仅留下了运盐人的汗水,留下了马帮的叹息,还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从三边运出的花马池盐,到达陕北、关中、汉中等地,更远销至宁夏、内蒙古、甘肃等地,形成了一条条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
  一、东官道
  一般的官道,并不是专用的盐路,它既可以运盐通商,也可以行军作战。春秋战国时,河东盐池的池盐通过一条条盐道被运往四面八方,史称“西出秦陇,南达樊邓,北及燕代,东逾周宋”,扩散到今天的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在临晋西南30里有城子埒桥,桥通运城“盐车官路”①。这又说明,有的官路就是专事运盐之路,或者当初是专为运盐所修。
  隋唐时期,从古盐州到古延州的古道,被称为延夏路。延州(今延安)“至塞门寨,度卢子关,由屏风谷入夏州界石堡(今靖边县龙州)、乌延岭入平夏,至盐州六百里。其路自塞门至石堡、乌延并山谷中行,最为险狭,乌延至盐州地平”②。可见,宋朝前,今定边去延安大路须途经古宥州和今靖边,且行走不易。由于路途险峻,运盐车马通过十分艰难,因此只能依靠人力背驮,山间,一条条蜿蜒的盐路,山陡林密,山路崎岖,运盐人全凭肩挑背扛,夜里只能就地歇息,至今在悬崖陡壁之间依然遗留着一些住过人的岩穴。
  到了明清时期,明代设定边营,清代设定边县。至民国时期,县境通往外地的大路,原有的仍旧保留,多数基本路线未变,个别道路已经完全改线,同时又新开辟了一些军商大道。往东运往延安、绥德、榆林的大路,是由花定盐务局允许的官路,叫做东官道,民间称之为东大路。此路沿用旧时盐夏大路,过安边后不再绕道柳树涧,而是经边外廿里塘、卅里井、四十里铺入靖边境内,然后分路榆林、绥德和延安各县。这条路宽阔平坦,是商贾较多走的一条路,运盐量十分大,且路途遥远。《甘肃盐法志略》中列有花马池盐运销到各地的里程表,据表中所列数据,花马池盐运到榆林,历程530公里,骆驼驮行需要11天左右;运到绥德,历程475公里,骆驼驮行需要9天左右;运到延安,历程525公里,骆驼驮行大概需要10天左右。如今在这条路上,依稀可见当日大队车马浩浩荡荡东去贩盐的情景。
  清代末期,陕西私盐猖獗,很多定边盐农为了维持生计,人工打捞池盐并摊晒,然后驮到榆林、绥德、延安一带去贩卖,有的以盐易米,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生活之艰辛,另人怆然泪下。48岁的刘志存就生活在盐湖边的二楼村,他说,爷爷原本是西安南大街人,12岁那年因逃荒来到定边,在花马池学会了打盐,随后又娶妻生子扎下了根。“由于历朝历代,食盐都由政府专卖,那时候,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爷爷经常晚上偷盐,然后背到南边山里(延安一带)去换粮食。”此后,父亲也跟着爷爷打盐,他又跟随父亲打盐,老伴也随他打盐。如今他年仅19岁的儿子也学会了打盐。老人回忆起往事感叹地说:“这活苦啊,打盐的最佳时间是三伏天的正午,头上阳光曝晒,脚下的卤水两天就能腐蚀烂一双普通胶鞋,手因为长久握工具而不能伸展。”可见,当时打盐的技术并不先进,完全依靠人力和自然,因此打盐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三边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
  另一条东去到延安的路是从定边县城出发,经过彭滩、乔坬、孙克崾崄、再到新安边镇,经过吴旗、志丹到达延安。县内计程85公里,为延安、关中等地主要运盐驮道,这条路被称为东南大道。据载:“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议准,河东运司延安、汉中二府改食花马池盐”③。到了清朝末年,花马池盐已经倾销到延安、汉中、兴安、榆林、绥德、凤翔、邠州、鄜州所属及长武一带。
  这条路,经过吴旗、志丹到达延安后,一条路出境入甘肃,过甘肃泾川、盘口,再过百里镇(今甘肃灵台县境),入麟游,深入于凤翔等关中地区。关中“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④。凤翔为通西域“丝绸之路”的要道,商业贸易发达,为我国西北部外贸商业重埠。地处通往西北、西南之要隘,自古乃物资集散地,有“关西都会”之称。从三边运盐的商人,往往把盐运到凤翔,住在过载行中。过载行,又称转运行或行店。经营方式为代客储藏、保管、推销及转运客商,来往客商可随货在“行”食宿。交易中,行店收取一定比例的“运脚费”。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凤翔有运载行(店)20余家,经营规模较大的有天泰店、义成店。凤翔有盐店16家,规模较大的有杰盛永、聚义和等。可见凤翔府不仅是关中地区的交易市场,而且又是联结南北的商业重镇。在明代,关中地区的确是西北与东南两大地区商品交流的必经之路。陕西商人得天独厚,尽量利用了这一交通方便的条件。另外,陕西商人利用他们长期积累的经商知识,又熟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间的经商路线、市场需求等情况,因而到那里经商。他们把自己从内地贩运的布、茶、绸缎、糖、针线、铁器等货物,在当地以高价出售,或以货易货,然后再从那里以低价收购毛皮、羊毛及各种名贵药材,运回关中,经过加工,再东运东南沿海各地销售。还可以从江南各地以一般市价收购棉布、绸缎等货物运回关中,进行加工、包装,再启程运至西北各地,卖以高价。这样的贩卖形式,以图示之如下:
  另一条路则是从延安出境入甘肃,过甘肃徽县、成县进入汉中的略阳,行销入汉中,使得“盐马古道”与“陕甘茶马古道”相联结,扩大了三边的贸易市场。汉中,在清代中期虽繁华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都会。至清末以来,商业十分发达,陆路直通甘肃、四川,水路有汉江东通河南及湖北武汉市,各地商人云集,货物山积,这说明汉中地位十分重要。三边地区的盐商,往往在汉中进行交易,换取其他商品或者银两。
  二、西官道
  从定边县城往西起经过西梁湾,从莲花池进入盐池县,经过青山,最终抵达宁夏固原,这条道路亦宽阔平坦,可以通行马车,全程计程300公里。这条道路担负着将定边池盐运往宁夏的主要任务,运输任务比较重。
  固原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聚居地区,历史悠久。曾是经济重地,交通枢纽,军事要地,这里物产丰富、山川秀美,伊斯兰文明与中原文化交汇,生活中充溢着浓郁的伊斯兰风俗和中原文化风情。花马池盐行销至此,完美地将中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融合。
  莲花池是定边县内著名盐湖,关于莲花池名的来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年轻的龟兹在青海湖种盐成功,普济众生。不久,一个叫窦兴创的部落首领占领了这里,让龟兹做他的盐官,每年种很多的盐,换取更多的土地及奴隶。虽然窦兴创阴险毒辣,坏透了心肠,但他却有一个心地善良、年轻美貌的女儿,名叫雪莲。在日常艰辛的工作中,雪莲逐渐喜欢上了龟兹及他的小花马。但窦兴创很快就发现了女儿的秘密,遂将龟兹打入死牢,雪莲得知后偷偷救出龟兹,并带上盐种,牵着小花马逃出家。当他们饥肠辘辘地出现在现在的定边县时,得到当地善良的老百姓无私的帮助。看到如此好的民风,龟兹和雪莲商量后就在此住下。随后,龟兹就在此种盐,并将打出来的盐送给大家吃。不料,窦兴创随后带人赶到,杀死龟兹,雪莲闻讯跳湖自尽。人们为了纪念雪莲就把湖改名为“莲花池”,将龟兹牧马的地方命名为“花马池”。
  另外一条道路是往西南方向去西峰镇、庆阳驮道。隋唐时期的盐庆路是当时往西南方向的要道。《武经总要》在“灵盐路”条下记载,庆州(北宋治白马川口)“一路至洪德寨东北入归德川。上过西界暇墓寨、骆驼会,取双堆峰至盐州”。这条路多沿山梁、河川,通行多有不便,计150公里。庆州,隋称弘化郡,唐初改为庆州,后曾一度改称顺化郡。曾置都督府,治安化(今甘肃庆阳)。下辖安化、乐蟠、合水、马岭、方渠、同川、洛源、延庆、华池、怀安等县。辖境约当今甘肃庆阳、环县、合水、华池及陕西志丹西部地区。
  当然,隋唐时期的盐庆大路,后来已废而不用,而新开了西南驮道。从县城起经张梁、板窑、羊圈山、姜台入川,再经饶阳堡、徐沟台、五谷掌出境,过黑城岔至西峰镇。主要为运出食盐,运入粮食、百货的驮道,翻山过沟,车不能行。县内计程105公里。这条道路是运盐商贾行走最多的一条道路,运盐的商贾从定边城经过板窑和羊圈山最后到达甘肃省的西峰。西峰是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地带,北上宁夏银川,东去陕北延安,南下关中西安,西去甘肃腹地,正好是等距离,也是接合部。陕甘宁一带在千年时光里一直食用青、白盐,宋时,西夏向宋出口的主要产品就是青、白盐,为此,常发生纠纷。到明清时,国家一统,但由青、白盐引起的利益纷争却并未结束。西峰正好处于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地带,扼守运盐最便捷的路线。西峰“其地北通宁夏,东连陕西,宁夏食盐行销陕属,必经此地,故为各路运盐车辆总汇之区,商贩多设盐店于此,以粮、杂货交易。又为皮毛重要市场,陇东各县所产皮毛,多由此出口,故贸易甚盛。人口约万余,为陇东第一大镇”⑤。西峰城“周三里许”,“清同治十二年(1873)筑”⑥。这就是西峰城肇始之原委,算来距今仅有百年之遥。定边的盐商往往把盐运往西峰后,换取银两,回程时南下经过凤翔、西安购置各种百货和粮食,再进入延安,经过志丹、吴旗,然后经过定边境内的安边镇,从砖井镇进入定边县城。
  二、三马路
  从定边往东北方向经过砖井镇、安边镇、堆子梁出境,分路经内蒙古羊场壕、城川,东北入巴拉素,过清河到榆林,计程225公里。这条路叫做三马路,因为贸易与行旅的方便由榆林到定边,又开通了几条直线道路横穿毛乌素大沙漠,故又有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之称,而把原长城以内的“塘路”又叫“老边路”。这条路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三马路主要是驮道,是盐商进入内蒙古、榆林的主要道路。从包头到榆林的路线则要经过内蒙古的乌审、鄂托克二旗,长约八九百里。陕北各县互相之交通,如榆林与靖边、定边等县,为便捷起见,亦当借道蒙旗。因交通之关系,甚为接近。从内蒙古至榆林,为绥、陕间之重要交通,长六七百里,南段经札、乌二旗,长约三百里。
  明清时期陕北最大的城市是榆林。明代榆林是延绥镇所在地,系“九边”之一,完全属于军事性质的战略重地。该城内的商业市场分布如下:镇北米粮市、柴草炭市,俱在鼓楼东。南米粮市、柴草炭市,俱在旗神庙前后。盐硝市各随南北米粮市。杂市在凯歌楼前,木料市在有库前,驼马市在凯歌楼前,猪羊市税课司南,以上俱镇城常市。此地,货物多半是粮食、布、茶、绸缎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铁制家具等,大部分来自关中地区及山西等地,商业贸易到明朝中期有了大的发展。
  万历年间(1573—1619),明政府在陕北边墙一带设立了花马池市、红山市与蒙古族互市,“颇有利”。到了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由于全国统一,边墙不再成为商业贸易的阻碍了。据载,“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⑦。可见蒙古人民与陕北地区的贸易已经十分发达了,于是陕北的红山市、神木市、皇甫川市都成为蒙汉贸易的中心。康熙《延绥镇志》卷二之四《市集》记载了当时互市的盛况。
  “边市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皇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掏穴以居,或施帐篷。其货则湖茶、苏布、草缎、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镇城及营堡俱布市,而沿边村落亦间有之,如皇甫川王呆、黄坪,清水营之尖堡子,神木营之红寺儿……其税少至数钱,多不过二两而已,各堡之守备总司之,于春秋两季解布政司充饷”。
  蒙古、汉两族人民在陕北的互市,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保持了不断扩大的势头。例如,陕北各地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变”。这样扩大了陕北商人的贸易范围。
  三马路就承担着这样的任务。定边的盐商来往于定边、内蒙古古和榆林之间,发生着频繁的贸易。马自蒙古来,年前余匹,大半由商贩至陕、晋、豫者多;牛来自蒙古,商贩至晋;绒毛来自蒙古,远至泾阳,近有运至晋、直隶,年万余斤。更突出的是陕北商人携带生活用品深入河套的伊盟各旗,换取羊毛,然后转驮运至榆林,再加上陕北各地的羊毛也集中在榆林,所以逐渐使得榆林在北方的皮毛市场上居于重要地位。陕北的羊毛商再把集中于榆林的大批羊毛运至包头,经平绥铁路运往天津,卖给洋商,转销海外。
  四、四马路
  从定边县城东北出发,有这样一条道路经白泥井、海子梁出境,过内蒙古古召皇、哈拉滩、花滩入耳林去榆林,计程260公里。三边地区自明清以来把长城以内的东西大道叫“塘路”,把长城以外的道路叫“草路”,因此四马路又被称为“草路”。由于这条路一路水草丰足,因此多为商贾驮道。
  四马路主要是“输盐易马”的道路,由于水草丰富,成为陕北马帮常走的一条道路。古代马帮都是有组织的。马帮的组织形式与马帮的大小有关。马帮的大小是以骡子的多少来决定的,陕北的马帮大致可以分为大马帮和小马帮两类。
  大马帮又分“旗帮”和“镖帮”。两帮各树旗帜,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大马帮一般都拥有数十头骡子,组织比较严密。一般是五匹马称为一把,配一赶马人,五把为一小帮,设一小马锅头,十二个小帮设一大马锅头。马帮成员由管事、马锅头、伙夫、钉马掌人、兽医、赶马人组成,有的甚至还有武装押运。过去大马帮的组织者,多数是有钱有势的官商。
  小马帮又称“搭伙帮”或“驮脚”,是由职业赶马人或季节性赶马人自愿组织而成的。少者只是二三十头骡子,多者六七十头骡子。小的马帮一般只设马锅头和管事各一人,有的不设管事,由马锅头兼任。马锅头是马帮的首领,也称“帮主”。马锅头意为掌管马帮吃饭的人,马帮都用锣锅煮饭,故谓之锅头。赶马人赶马、运输挣到的钱,由马锅头分给大家。
  马帮的领头骡叫“头骡”,挂大铃,额上系一面小圆镜;二骡挂串铃。头、二骡都头戴花笼套口,身披彩带,十分漂亮。山间铃响马帮来,叮当之声可传三里之外。头骡、二骡构成了马帮的一道风景线。头骡、二骡是马帮的门脸,所以一般都要选有灵性、机警、识途、勇敢、温驯的马做头骡、二骡。
  各地各族马帮都有各自旗号。头骡鞍心插有一面红底白边、中间绣有字的锦旗,那就是马帮的旗号。如马字代表马家帮,杨字代表杨家帮,木字代表木家帮等。旌旗猎猎,招摇过市,一看旗帜,就知道是谁家的马帮来了。
  马锅头骑在马上,手持一面锣,每逢进村庄、集市或马道转弯处,马锅头就有节奏地敲锣,提醒人们注意让路。有的马帮还设专人敲锣,用锣联络马群,以免骡子失散或发生意外。没有马就没有马帮,如同种田人离不开土地一样,赶马人也离不开马。马帮使用的马都叫骡子。赶马人说:“马里头挑马数骡子好,人里头挑人数赶马人好。”他们还说:“骡子最通人性,勤劳,不背主,你善待它,它就会千百倍地回报你。”因此他们对马特别关爱、特别呵护。
  买马的关键是相马,相马主要是看牲口的好坏,什么样的牲口值什么价钱。看马先看个头,再看体形。看牙口是测试相马人水平高低的标尺,牙代表牲畜的年龄,而年龄又是直接关系到对马的役使年限。马的毛色很重要,俗话说:“先看一张皮,再看四个蹄。”一般毛色为枣红色,油光发亮,个头大,腰身好,四蹄柱,臀沟深,眼明嘴小,即为良马。
  马帮对头骡、二骡要求就更为严格。除体形、毛色、年岁外,还要求有灵性、会识途。因此买头骡、二骡常常百里挑一。《赶马调》唱道:“头骡要买四蹄白,二骡要买菊花青。”买马不易,买好马就更不易。头骡、二骡的价钱,比普通马贵得多。
  因为有了运盐的需要以及盐马间的交易,所以才有了马帮,盐对于马帮与古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盐和马的贸易,马帮也许就不会出现了。
  五、北官道
  北官道包括从定边县城出发北去包头的交通要道和西北前往宁夏灵武这两条路。前往包头的这条路,途经周台子乡、金鸡湾出境进入内蒙古丹噶尔,这条路主要为骆驼驮运大道,主要是运出皮毛、甘草,运入生碱和日用百货,承担着定边县的主要物资流通,也是定边县和外省贸易的重要通商码头。
  在花马池盐的运输上,处在农牧边境的河湟重镇丹噶尔可谓是一个中转站、旱码头。花马池盐的运输以丹噶尔城为界分为两段,第一段从盐池到丹噶尔城,第二段由丹噶尔城到河湟各城镇及中原地区。
  首先看从盐池到丹噶尔城的第一段路程。由于盐池距河湟农业区有240多公里的路程,农业区的脚户到盐池运盐根本不可能,沿途又没有人烟和旅店,还不断发生劫车、杀伤事故,即便是支付较高的费用,应者也寥寥。那么这一段的运输主要依靠本地的蒙藏牧民来完成,其运输工具使用“高原之舟”牦牛,还有少量骆驼,“民间所食青盐出于青海地方,距宁五百余里,内地人不能前往,唯蒙古驮载至县属之丹噶尔地方,与汉、番民易换布匹、炒面等物”⑧。也有实力较大的回商组成藏客,并“有认识青海王公者,送以菲礼,来往转运贩”⑨,再“经商贩运到西宁、碾伯一带销售”,“每年约盐升三百余石,每升官价二钱三分,其银八千两”⑩。这一段使用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牦牛、骆驼及强壮的骡马。“诚择青海东南盐池与内地适中之区,广畜牛马骆驼,兼及绵羊、牛与骆驼,驮运青盐,更番迭休,时其食而恤其利,其剪毛取乳之利,足以养牧丁运夫而有余,则盐既可源源而来,诸畜亦无倒毙之虞。”(11)“运售货物,番人用牛与骆驼,汉人用骡马驴,亦有肩挑者,故货价每增于运脚焉。”“马骡鲜有出界,车行尤非所宜,唯健驴可送出镜,而驮负又不过数十斤。行过界口,遇有插帐之蒙番,即行交即接替,易以骆驼牛替,每驮重在二百斤以内复送至下站之番帐,再用牛驼更换”(12)。
  第二段路程则是从丹噶尔城到河湟各城镇,这一段的运输主要靠河湟的回族商人完成。河湟各镇之间以及南下中原则一般使用马骡驴等。河湟山高路危,路道狭窄,交通十分不便,主要使用马牛驮运,“陆地崎岖,车亦罕及”,“自内地运入本境之货,运货皆资马驮,车亦罕有用者”。在各条商道上,回族“脚户”来往驮运人民所需的青盐。
  由于道路的不便,运输费用也较高,故而“货价每增于运脚焉”。由于使用运输工具的不同,路道危易不同,以及生活需要之不同,驮价也各异。“内地行路,每日每驮银七钱,两驮需一两四钱”,藏区“驮价较内地几昂两倍”。如果有歇家的凭证“处处可得蒙番优特,行程不致迁徙,驮价不致昂贵也”(13),故而“番地两驮仅费二号茶砖一封,已足相抵矣。茶之重仅三斤,计价仅七钱,是两驮发一驮之价也”(14)。足见在藏区生活日用品的急需,驮价也是以物相抵,双方齐便,而河湟各镇驮价则以银为抵,且便宜。
  另外一条道路是前往宁夏灵武县的道路,这条道路从秦代开始就沟通着古盐州和古灵州,历史悠久。这条路从定边县城起经过八里塘房、盐场堡、北畔出境。经过盐池县城到达灵武,再到银川,与现在的定银公路基本一致。这条路路面平坦宽阔,主要是商运驮道或马车道,全程大概205公里。
  从古盐州到古灵州的大道,东西三百里,上下两千年。从秦惠文王游“北河”,到公元1697年3月清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路过花马池、兴武营等地(15)(《宁夏府志》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纪要》。噶尔丹,新疆准尔部落首领,勾结沙俄制造分裂,先后攻占新疆、内蒙古大片土地。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来宁夏指挥平叛战事,噶尔丹兵败自杀),历史的车轮驶过了两千余年。
  太平真君七年(446),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令刁雍由统万、高平等四镇调牛车五千辆至薄骨律镇(今吴忠市西南),将屯谷50万斛运往沃野。统万至薄骨律镇,盐池县系必经之地,说明当时盐灵大道可供大量车辆通行。(16)两千多年间,盐灵道上发生过无数次征战,时常成为行军大道和军饷供给线。其间,也偶有交通阻隔之时。据《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八年(792)五月,因吐蕃围灵州,唐守军缺粮,派郑克钧为灵、夏二州运粮使,以水陆两路调运军粮。其中陆路使用的就是盐夏、盐灵路。大统二年(536)正月,西魏(都长安)灵州刺史曹泥叛归东魏,高欢(即后来的北齐神武帝)派大将阿至罗率领骑兵三万,由山西到灵州接应,保护曹泥部下及居民5000户,经盐灵路长途跋涉而抵隰城(山西汾阳县)。“(党项)至开成末,种落愈繁,富贾人密缯宝鬻羊马,藩镇乘其利,强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为乱,至灵、盐道不通。”(17)官军以买卖为名,侵夺党项民族,直接导致了交通路线的中断。
  盐灵道在唐代又有两种走法。盐州“西北至灵州三百里”,“西北取乌池、黑浮图堡私路至灵州四百里”(18)。后者是私路,即小道;前者当是“官路”。即大道。小道迂回,大道捷近。宋代以后,盐灵道已变成一条驿道,其中明代演变为长城内侧道。成化十年(1474),徐廷章修筑边墙387里,从定边县入境,经盐池县城北面的柳杨堡、兴武营等地。这时的交通大道,由边墙内侧而走。“宁夏镇城至花马池三百余里,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息”。仅嘉靖八年(1529)七月,即运“麦、豆二万六千石”。就是内地的交通大道,也未必有如此繁忙。到嘉靖十年(1531),王琼放弃淤塌了的旧边墙,另筑360里新边墙。这段长城在盐池县境内稍向南移了,而盐池到宁夏镇的大道也随之南移,“商旅游行”,即顺着新边墙“循沟垒而行”。沿长城内侧行走,可以保证行旅、货物的安全。
  ① 《山西通志》。
  ② 《武经总要》。
  ③ 《汉中府志》。
  ④ 《松窗梦话》卷四,《南贾纪》。
  ⑤⑥ 张精义:《庆阳县志》。
  ⑦ 李云生:《榆塞纪行录》卷一,《康熙至榆林出塞诗》。
  ⑧ 乾隆版《西宁府新志》卷一七。
  ⑨ 《西宁府续志》卷一。
  ⑩ [清]《丹噶尔厅志》卷五。
  (11) [清]《丹噶尔厅志》卷四。
  (12) [清]徐珂:《清稗类钞·青海歇家》。
  (13)(14) [清]徐珂:《清稗类钞·青海歇家》。
  (15) 《宁夏府志》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纪要》。
  (16) 《魏书·刁雍传》。
  (17) 《新唐书·党项传》。
  (18)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
盐马古道与定边的发展/曹钢主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