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古道探寻

古道探寻

[上一记录] | [下一记录]

3.1古道上的茶马交易

第三章 盐马古道的商贸经济和城镇发展 第一节 古道上的茶马交易
  一、陕北行茶的开始
  茶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茶法中马”对定边的“盐马古道”来说,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鄂尔多斯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逐水草而居,放牧为生,吃牛羊肉、喝奶酪、熬茶饮茶成为基本生存方式,甚至达到“无茶则困以病”的程度。这是因为:
  (一)茶为文明饮料
  茶叶的主要成分是茶素、茶单宁、茶香油。茶素有清神醒脑利尿的功能,茶单宁有杀菌止泻之效果,茶香油则芳香沁人心脾,有利于身心健康,饮茶既具有上述良好功能,为世界文明民族所喜欢,西部的蒙古、藏等少数民族亦不能例外。
  (二)茶与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关系
  西部边外藏、蒙古等少数民族信仰佛教,而佛教主清净,《封氏闻见录》说,“(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熬效,遂成风俗。”①茶与佛教的关系如此密切,信奉佛教的藏、蒙古等民族自然喜饮茶,茶叶在他们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藏谚云:“茶是血,茶是水,茶是生命”,藏民认为茶叶是很贵重的东西,男婚女嫁习惯以茶叶作为聘礼,结婚时要熬茶待客,红艳的茶汁象征婚姻美满幸福;生儿育女要熬茶,红艳的茶汁保佑儿女英俊美丽,所以《西藏图考》载:“西藏婚姻……得以茶叶、衣服、牛羊肉若干为聘焉……人死吊唁,富者以哈达问,并献茶酒”。
  (三)更因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
  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气候寒冷干燥,禾麦生长困难,而水丰草茂却使畜牧业发达,藏族、蒙古族人民日食牛羊肉为生,为了解油腻助消化,须大量饮茶,因茶有分解脂肪、帮助消化的功能。同时,青藏高原空气稀薄,人们呼吸困难,气躁干热,身体又需大量水分,而茶叶所含的茶多酚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为理想饮料。加之,生活在高原的人们以牛羊肉为食,蔬菜稀有,体内绿色素不足,需饮食茶叶来补充维生素,维持一定的营养。这些使得茶叶成为西部边疆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牧区广泛流传着“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的谚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可是广大西北牧区却“素产马,不得茶”,他们需要大量从中原输入茶叶,这便为陕茶在西北的销售准备了广阔的市场。因此明人所著的《谷山笔尘》中说:“西北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本朝以茶易马,西北以茶为药,疗百病皆瘥,此亦前代所未有也。”②李时珍《本草纲目·茶》中也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薄哉”③。这说明西部少数民族对茶叶的巨大需求,为明代陕西茶商大量贩运陕川茶叶到西部各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市场条件。
  二、陕北行茶道路的变迁
  明代以来,陕北引茶、靖定二县运茶旧路自山西蒲州起,由襄陵县属白子源渡河,经保安县侯家河至靖边,再经顺宁堡、宁条梁入定边城,计程1300里,比靖边茶路远两站。路程既远,成本增加,卖家应昂,蒙古族人为价格所困,致使定边不能行销,引积课亏。乾隆二十五年(1760)经定边茶商雷庚韶奏请,定、靖两县茶务从道亦可分途,使定茶更改新路。自山西蒲州府起,由陕西同州府所属上新庄渡河,经澄城、洛川、鄜州、保安,至靖边马营入吴旗进入定边县,计程1100里,较老路近了200余里,使定茶费轻价减,有利地促进了定边县茶叶贸易的开展。
  三、陕北马市的开放及其变化
  在明清时期沿边墙各口开设马市是陕北边城贸易的重要特色,它对于联结定边与鄂尔多斯草原的经济联系,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隆庆四年(1570)蒙古俺答汉诸部降明,成为“大明金国”。明政府为了对藏、蒙古诸族分而治之,在陕北边境开放七大“马市”,与诸番交易,并对互市商品作了严格规定,陕北马市只许以马易布,并规定“梭布马,每匹梭布四十匹……官货马……青梭布一匹,蓝白梭布十匹”④。这些都极大增加了陕西对布匹的需求量。由于陕甘缺布,棉布的地区差价很大,从江南贩布到陕西往往是“价昂数倍”,从而为陕西商人贩布江南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市场机会。在这一市场利润刺激下,陕西商人“挟资千亿,券驴市马,日夜奔腾,驱车冰河,泛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⑤,大量贩运江南标布北上陕陇,使西秦大贾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整垄断了江南标步运销达300年之久,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棉布贸易集团。
  四、明清时期定边的茶马交易
  在中国西部草原,游牧民族素产马却不产茶,而广大中原农耕地区素产茶却乏战马,这种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得唐宋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以马从中原换取茶叶和中原汉族以茶叶从西部博马的“茶马交易”,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行为。“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⑥,明王朝自然继承了这一经济制度。问题在于,明王朝所实行的“茶马交易”除上述经济上的作用,更有其深层次的政治需要。因为,整个明代,对明王朝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盘踞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和西部散居五千里的西番羌戎,他们善骑射,作战能力强,常常扰乱边疆,兵临中原,搞得明王朝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因此,他们便想通过利用边外少数民族“不得茶则困以病”的弱点,以茶叶作为羁制少数民族的手段,同时用茶来换购战马,即以茶作为剥夺少数民族作战能力的手段,使其通过“输马”作为臣服明王朝的“纳差”形式。这便使明朝在西部实行的“茶马交易”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即为治边之策。所以,“茶马交易”只是在明代的西部才具有“边茶”贸易的特殊性质。对此,明朝主管茶马交易的御史杨一清曾讲得很直接。他说,前代称茶马交易为“互市”、“交易”,是“大不相侔”,没有说中要害,茶马交易的实质应是“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佣也。彼既纳马,我酬以茶,我体既尊,彼欲亦遂……且金城以西,绵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⑦。因此,茶马交易也只有在明代才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形成完整的管理体系,故“明制尤密”,茶叶贸易虽“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⑧,这便是明代边茶贸易的由来。
  明代的边茶贸易主要行之于陕西、四川两省。明王朝在陕西实行的“边茶贸易”政策,为陕西茶商在边茶贩运领域乘势而起提供了历史机遇。陕北的“三边之茶”又成为明代陕西“茶马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作战工具,养购战马是巩固国防的军国大政。而“西番素产马”⑨,陕西“洮、泯、河州、西宁等处所沿边夷即古之土蕃”⑩。因此,陕西是当时军马的主要供应地,“骁腾可用者无逾陕西”(11)。同时散居在陕西边外的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是“西番”的藏族,对明政权疑虑观望,明王朝担心他们与元朝残余势力联合起来对抗明军,因之对其采取了笼络控制政策。而当时“西番”对中原在经济上的依赖主要是茶,他们游牧为生,嗜奶酪,绝蔬菜,主要从茶叶中摄取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绿色物质,因此“不得茶则困以病”(12)。为了从其手中获取战马并从经济上制羁其侵扰中原,明政府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唐宋以来用茶马交易作为安抚少数民族的“以茶易马法”,通过“茶马交易”把边境贸易和边防建设结合起来,以边境贸易来促进边防建设,“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13)。所以,“明制尤密”(14)。
  西北边茶主要是针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明初首先行于陕西。洪武初,明政府在全国实行了“榷茶”的茶叶专卖,他人不得染指;在陕西实行“边茶”,即茶叶作为军事物资专项经营,只许转运边境交换战马,不许民间自由买卖。洪武三年(1370)规定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处茶园“民所收获,官给价……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换马”(15),并规定“民间畜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户私者籍其园入官”(16)。洪武三十年(1397)又重申:“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数尽数入官”(17)。西北边茶曾有一段非商品化的官运官销时期。明廷在河州、洮州、西宁等地设茶马司,在巩昌府设茶叶批验所,陕西产茶各县由茶户将茶自行解运到汉中府领银,再从汉中由官领军夫挑至巩昌后分途运至各茶马司,由各茶马司按额定比例与西番交换战马。洪武三十年,额定陕西办茶26000斤,四川办茶100万斤(18),并于正统九年(1444)令四川将候西番易马茶“四十二万一千五百三十斤陆续运赴陕西接界褒城县茶厂”(19),为川茶入陕之始。当时官办边茶有一整套体系,“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验茶有批验所,岁……悬式禁约私茶出境……但有私茶即拿解治罪”(20)。这一套官茶垄断经营制度,既使人民种茶不能获利,又因贩茶利薄私茶不能禁绝,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到成化年间只好放宽政策。成化五年(1469),“提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21)。这一政策的转变,使一部分茶叶进入商品流通,成为“商茶”,这无疑是对陕西商人网开一面,使其走上贩卖茶叶的经营道路,应视之为陕西商人参与茶叶贸易的开端。
  明廷既准商人贩茶,边茶私贩便在所难免,且不说早在洪武年间就有“陕西各处军民往往有过河贩马匹”(22)的私茶存在。明政府只好顺乎自然,于弘治三年(1490)实行“边茶开中”的政策转变,变官收官销为官督商销,使西北官茶进入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弘治三年,“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23),并且还规定“每引仍给茯茶700—420斤,名曰酬劳”(24)的物质刺激。这些特殊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商人贩运边茶的积极性,促使陕西商人大规模走上边茶贸易的经营道路,并在西北边茶贸易中一开始就居于“通行领袖”的主导地位。当时从湖南到陕西,在从陕西到甘肃、宁夏、青海的各大中城市,经营茶叶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帮商人。
  因此,定边之茶应从弘治三年招商中茶始,故御史姜图南才说:“茶法中马,故明旧有川茶、汉茶、湖茶”(25)。最初开中“汉茶”即陕西陕南紫阳茶区所产“绿茶”。由于绿茶味淡,不适合草原民族吃茶味重的习惯,又是散装茶,不适运输,不宜保存,加之“汉南州县产茶有限,且层岩复岭,山程不便”(26),从明中叶起,陕西茶商“浮汉江于襄阳接买”湖南安化红茶,赴边贩卖,即为“湖茶”。所运茶斤,“商官对分”,官茶用于“中马”,商茶听商自卖,这就是姜图南所说的“以供招中耳”(27)。
  入清后,顺治十一年(1654)陕北行商茶法,分为榆林、神木两道。中路红山市口,额发茶引1000道,东路神木皇甫川,额发茶引334道。至乾隆年间(1736—1795),定边从榆林道分得每年销茶引100道,征银3990两,这便是定边之茶的由来。到乾隆十三年(1748),靖边与定边从榆林道分茶,“各分销引一百道”,“每引运茶一百斤,茯茶一十四斤,连包皮六斤,每引合计一百二十斤”,由当地土商赴湖南安化县,照引购买茶斤,由水路至襄阳府,挂号截角,又由陆路入陕西境至邠州府河西驿过河,即陕西绥德州,然后运往口外鄂尔多斯地方行销,这就是定边“茯茶”贸易的由来。
  ① 封演:《封氏闻见录》。
  ② 《饮食起居编》第124页。
  ③ 《饮食起居编》第48页。
  ④ 王云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
  ⑤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
  ⑥ 《明史·食货·茶法》。
  ⑦⑧ 《明史·食货·茶法》。
  ⑨ 《明洪武实录》卷一百。
  ⑩ 《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二。
  (11) 《明洪武实录》卷一百五十一。
  (12)(13)(14) 《明史·食货志》卷八十。
  (15)(16) 《钦修陕西通志》卷四十二,第14页。
  (17)(18) 《钦修陕西通志》卷四十二,第15页。
  (19) 《钦修陕西通志》卷四十二,第17页。
  (20) 《甘肃通志》卷十九,《茶马》。
  (21) 《钦修陕西通志》卷四十二,第18页。
  (22) 《明洪武实录》卷二百三十。
  (23) 《钦修陕西通志》卷四十二。
  (24) 《甘肃通志》卷十九,《茶马》。
  (25)(26)(27) 《定边县志·艺文志》,第163页。
盐马古道与定边的发展/曹钢主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