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盐马古道的商贸经济和城镇发展 第三节 明清时期定边的商业家族
　　一、“偷盐换粮”与定边商人的兴起
　　对盐的严格控制并不意味着私盐活动的必然减少，相反，私盐活动成为历史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突出问题。“私盐越禁越好卖”成为古代的至理名言。
　　明清时期的定边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私盐活动频繁。“偷盐换粮”不仅是商人们的主要活动，也是当地以及周边地区农民的生财之道。种种原因致使他们不得不选择“偷盐”来换取“粮食”。
　　首先，盐法对于私盐活动的刺激。
　　《宋史·食货志》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从秦汉以来盐铁就实行专卖政策，政府对居民用盐实行食盐配给制度。食盐属于政府垄断商品，又是民生必需品，为了增加或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各朝统治者都会在不同时期增加盐价，居民用盐成为一大难题，尤其是在一些收入低下、粮食生产又少的偏远地区。
　　在生产领域，盐法的目的是控制生产者的数量、工具，从而控制食盐的产量，并再此基础上对居民用盐实行配给制度。这种平衡是暂时的，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盐的产量逐渐提高，盐法的相对稳定使得食盐的生产供给大于政府规定的需求，所以食盐的生产者有条件进行贩卖食盐的活动。
　　在运销领域，盐专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盐价从中获利。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这种垄断经营。官盐价格高昂，且远远超过成本价格，这高额的垄断利润吸引了大批商人从事私盐活动。
　　在经营领域，官府专卖的特点使政府的投入不断扩大，周转不灵活，腐败现象越来越多，这些都造成人民的生活痛苦。
　　总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的盐业经济尽管有严酷的法律作保证，但是其僵化的体制与模式越来越受到私盐活动的冲击。
　　其次，盐政对于私盐活动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盐政管理系统庞大且复杂。明代朝廷对盐务的管理是中书省，后设立巡盐御史、巡盐察院。这样随着历代盐法的发展，盐政管理系统越来越独立，权力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人员数量也就越来越多，贪污腐败现象也就随之而来，人民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明代，在边防实行的“开中制”，起初是巩固边防、加强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但是，权贵占中引窝、越次支盐、侵夺商利，商人们不得不走上贩卖私盐的道路。
　　第三，私盐市场的需求。
　　定边地区盐池较多，苟池、花马池等。这些地区的盐池所需产盐工序简单，成本低廉，日晒成盐。当地居民无需专业技术也无需成本就可以获取盐来贩卖。
　　在当地私盐较之官盐，销售成本和运输成本都比较低，经营方式又灵活。明清时期，盐法严格但是盐政繁琐且有贪污舞弊的现象，官盐在边防地区价格居高不下，而且盐引有限，周边居民食盐成为问题，私盐活动成为可能。
　　一般在古代食盐短缺的地方是内陆、经济不发达、少数民族、各省交界处等地区。①定边地处陕西、宁夏、甘肃和内蒙古的四省交界处，也是内陆经济不发达带的少数民族聚集地。所以官盐短缺成为主要问题，这样就为私盐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定边地处黄土高原、沙漠等地形区域，长期存在可耕地少的问题，在明清之际，人口的增多更是加重了土地问题。可耕地少，粮食产量低，所以许多居民铤而走险贩卖私盐，以获得换取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可能。
　　明朝中后期陕北地区的军事消费区日益腐化，“食禄之家子弟多好放鹰走狗，弹丝吹竹之事”、“不事耕织”、“以奢侈相尚”②，当商屯失败后，粮价暴涨，其他日常用品的价格也居高不下，影响了周边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
　　种种原因使得定边地区的老百姓开始“偷盐”贩卖。一些大户人家如者家、佘家曾经就是靠“偷盐换粮”起家的。定边商人没有关中商人有丰厚的农业生产作为其原始的资本积累，所以贩卖私盐成为他们的最优选择。定边的盐池多，而且产盐工序简单，成本低廉，日晒成盐，所以当地人偷盐贩卖是无需成本的。在明清之际，从定边经板窑到西峰再到关中或是甘肃的路上随处可见定边贩卖咸盐的商人。
　　“偷盐换粮”是定边商人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本积累，也许就没有后来繁荣的蒙汉互市，也不会出现当地商人与关中、晋商的互动，让定边成为东部与西北部经济交流的中转站。
　　“偷盐换粮”不仅满足了定边商人的原始资本积累，同时也稳定了周边地区的社会制序，满足了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从历代的发展来看，高价的官盐使得大批内陆、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等居民无力购买食盐或是食盐供给较少，这样导致的暴动以及起义颇多，如唐朝的黄巢起义等。
　　二、明清时期定边的商业家族
　　明清时期，由于陕北一带军市的开辟，以及蒙汉互市的开放，带动了当地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一些陕西商人、晋商纷纷加入商屯的行列，同时也从事边境贸易。这其中，就有许多是定边的商人。地少人多、少田可耕是推动明清之际定边人从事商业的主要原因，他们抓住当时政府对陕西实行的特殊经济政策，运用定边特殊的地理位置，游走于四省之间，从事盐马交易、盐粮交易、盐布交易。清末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定边商人适机用地区三宝“食盐、皮毛和甜甘草”换取粮食、手工业品。出现了不少富有的商业家族，其财富堆积如山。定边当地有“李、蔡、洪三大富户，者、佘、白、王四大家族”的说法。
　　定边镇者家。者家是定边在明清时期经营盐业并成为整个定边地区最富有的商业家族。者家曾居住在今定边镇，最早是靠背盐贩卖起家。主要是把偷来的盐运到包头换牛、马等牲畜，运回定边贩卖或是用于托运。也会把盐从板窑经羊圈山、西峰贩卖到凤翔、三原等地。返回时托运些麦子、豌豆等粮食以及日用品，走官道一路贩卖回到定边。清代，者家已经发展到有五六十只骆驼的驮队，几千只多的羊场。在当时定边最繁华的西正街开有盐店、百货店、米布行和油坊。还在商路沿线开有客栈。
　　者家的驮队雇有几十个伙计，专门从事驮运贸易。在几代人的努力下，者家家资数万。待到者家发家后，在定边大兴土木，修有房屋上千间。清末，者家四兄弟将者家产业发展到极致。四兄弟相互分工，老大跑山西；老二管驮队；老三在家种地，管理家业；老四在镇上管理油坊店铺等。完全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理念。几年的努力后，者家的银子多到堆积在柴房里，像一座小山，只用一块破旧的席子盖着；从包头贩卖牛马所得的金叶子多到无处储藏，就埋在者家地里或是房屋下。据者家后人讲，民国初年者家埋在地里的金叶子就有近20箱。
　　佘家。佘家与者家是老表关系。据者家后人回忆，佘家是在者家的帮助下发家的。主要生意也是开油坊、收购羊毛、贩卖咸盐等。也有一支四五十只骆驼的驮队。佘家生意没有者家的大，赚到的钱基本上用于购买土地和兴建房屋。佘家在清末民初的继承人被当地人称为“老佘丁”。虽然财产不及者家，但也位列四大家族之一。
　　白家。白家与者家几乎同时发家。最初也是靠背盐贩卖起家。赚得一些收入后就在定边明清时期最繁华的西正街开了六七家油坊，在盐路上开了三四十间客栈，还有后来定边地区最著名的榆阳宾馆。
　　王家。王家可能是四大家族中最穷的。发家很早，衰败的也早。到清末民初，家产只剩下三四个油坊。修建的宅院很是气派，内建戏院、花园等。但是当地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借钱修建的，所以定边人就给王家冠以“穷豪绅”的称号。
　　安边李家。安边曾是三边之首，是著名的消费区。对于安边人们有这样的形容：“驮不完的宁条梁，填不满的安边城”。李家是从山西逃荒到榆林，后又举家迁至安边。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在安边老街拥有八处油坊，著名的“泰和祥”、“泰和诚”老字号就是李家的家业。在清末，李家的羊绒毛生意已经东至太原，北至天津，西到庆阳。同样，李家发家后，也开始买地、建房。现在安边的老街上就有李家的房屋十几间。在李良成时，家业最为庞大。老大、老三和老五做皮毛生意和管理油坊，老二在家种地，老四主要是联系生意。李家现在的后人已经走出了商业家族的路子，成为著名的摄影家。
　　洪家。洪家祖祖辈辈做的是药材生意。定边地区盛产甘草等，洪家祖先最早是自己上山挖甘草然后卖给周边的关中商人和晋商。再后来就走街串巷收购甘草，再转卖给其他外地商人。到清朝后期就开了洪家的药材收购点，遍及定边、安边等地共几十家。洪家的药材直接与药店联系，少了中间商环节，在天津开埠后，洪家收购的甘草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走出了国门。洪家发家后，也同所有的商人一样，买土地大兴土木。近100年过去了，洪家的商业早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留给我们后人的只有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蔡家。蔡家最早是者家的长工，常年跟着驮队在外跑生意。者家掌柜对伙计们很好，出门跑生意时大家同吃同住，工钱按趟结算。蔡家人跟着驮队跑了几年后，有了点本钱，就自己经营了一支二三十只骆驼的驮队，买了土地，盖了房。
　　① 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9页。
　　② 《延绥镇志》，卷四，《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