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盐马古道对三边文化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三边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一、三边文化的内涵
　　三边，最早是指明代陕西三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明正统年间(1436—1449)，朝廷为抵御鞑靼的入侵，在白于山(今定边县境)与毛乌素沙漠的走廊地区设置了定边营城、安边营城、靖边营城，三边始成为固定的区域地理名词。清晚期，安边经济贸易发展迅速，旱码头随之形成，“三边”广为人知，因为这里是三秦要塞。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在位置上居明清两朝的边塞重地，明长城横亘东西，城堡连绵，墩台相望，兵寨棋布，为兵家必争必守之地；在经济上，这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之处，战争在让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兵戎相见的同时，也促使了多民族融合和地域性多元文化的激荡与融通；这里还是沟通内地与草原物资交流的通商重地；在人口构成上，这里经漫长岁月磨洗，从古到今，各民族流播迁徙，形成了汉、蒙古、回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格局。正因于此，三边之地在文化形态上必然呈现出地域色彩鲜明的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特色。
　　如果要对三边文化进行定位的话，那么三边文化属于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复合体，其中以黄土文化为主体。
　　(一)黄土文化
　　所谓黄土文化，是由“黄土地”这个习惯性称谓而得名。黄土地，本来是对整个黄土高原的一个代称，然而这个区域太辽阔了，包容了众多省区、众多民族，而这众多省区、众多民族的文化形态是不尽相同的，更无法用一个概念去概括之。那么，“黄土地”是对何而言的呢?按照人们习惯性概念和文化内容的属性及特点，黄土地专指黄土高原西部这一特定区域，这个区域，以陕西北部为中心，包括与之相接的晋西北山区、内蒙古河套南部以及甘肃、宁夏靠近陕北的部分。这个特定的区域，我们权且称之为“陕北黄土高原一带”。这就是黄土文化的区域范围。
　　之所以将这个区域从黄土高原的地理范围内分离出来，将它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来看待并冠之为“黄土地”，乃出于文化方面考虑。在长期的文化演变过程中，黄土高原的大多数地方，其文化形态或稳定于某一模式，或完全被同化，至今已少有变异、少有特点了。比如黄土高原北部接近蒙古草原地区，已基本为草原文化，而黄土高原东部及南部，则早已被中原文化所同化；陕北黄土高原一带却不然，从历史上看，这里是一个对外相对封闭而内部结构紧密的区域。它北连鄂尔多斯草原，南接八百里秦川；东面，是人口密集的晋中平原；西面，又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这块南北和东西走向均在1000公里左右的黄土地，虽然处于关中、晋中、草原、河套几个大的地理构架的中心，却又恰巧相对独立与封闭，成为一个“四不沾”的地方。除战争需要和戍边而外，此地很少受外界影响。从内部来看，几千年来形成的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又使它产生了极大的内聚力，继而增强了这个地域的独立性。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自然环境中，其经济方式、交通方式、居住方式、饮食习惯等风俗均大体相同，连语言都基本一样；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也往往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这多方面的共性，既增强了这块土地的有机性和统一性，又增强了它的独立性，逐渐形成了它自己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属一种综合性文化模式，与畜牧文化、农耕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它区别于黄土高原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自成一家，成为中国北方文化一个突出的典型。
　　黄土文化本属于地域性文化，但由于它具有以上所说的独立性、特殊性和典型性特点，使它大大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具有了某种探示和涵盖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黄土文化的价值主要显示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在民族文化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一是它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探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概括黄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点，这些特点，又反映在经济、心理等方面。
　　1．黄土地自然环境与经济模式
　　近代的黄土地高原与古代的黄土高原，在地理环境上是不一样的，从地质构造来看，陕北黄土地属于鄂尔多斯地台的一部分。鄂尔多斯地台，也称为陕西构造盆地，属温带气候，海拔在1200—2000米之间。二三百万年前，在这里相继堆积的午城黄土、离石黄土，使这里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黄土，其厚度平均在70米左右，厚者达200米。大约5000年前，这里的气温还相当暖和，茂密的植物覆盖着大地山峦，野生动物也十分丰富，这些为我们的祖先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分布在这里的大量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遗址，向我们展示了黄土地昔日的繁荣。直至汉代，这里还是个水草茂盛的地方。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秦末汉初时，陕北一带为翟国)。汉代的一个《复议三郡疏》中描写这片土地是“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产丰美，土宜产物；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当时这里是汉武帝的六个大养马场之一。看来，至少在汉代之前，这里的气温还较湿润，森林植被较好，畜牧业在这里的经济中还占有极大比例；农业方式虽已普遍采用，但范围还不甚广泛，主要集中在川道平地，几乎没有山地耕种。然而后来的变化却改变了这种环境。首先就是战争。连绵一千多年的民族之争、内乱，将这里变成了一个战争的漩涡，一个边关要塞。为了充实边关，从汉代起，历代王朝都在这里大量设兵屯田。据《汉书》载，汉代曾先后七次向这里移民，仅公元前120年一次，就迁徙关东(潼关以东)贫民70余万人到这一带安家；仅一次就将60万士卒迁到这里戍田。据载，明末清初之际，清王朝曾将江浙、金陵一些大官宦、大富商合家流放至陕北一带屯田。明代永乐三年(1405)，朝廷曾将大批耕牛运往这一带，规定每百名军士必须配备到耕牛40头，用于耕作；明代成化九年(1473)，陕北一带长城修复竣工后，朝廷向这里广集劳力，对“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到了清代，清政府更以优厚的奖励鼓励长城外的人入内垦荒，并宣布三年不纳粮，这样大量发展农业的结果，眼下确收到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政策却破坏了陕北一带的生态平衡，大量植被、草地、森林被毁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致使沙漠滚滚南下，吞没耕地，填塞湖泊河流，这片黄土地逐渐变成了一个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的贫瘠之地，自然灾害频频，黄土层被冲刷得越来越薄。时至今日，靠近黄河沿岸的山峁已几乎变为石山。
　　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了这里经济方式的改变，失去了草地、森林，使畜牧业失去了长期维持的条件，而农业逐渐在这一带的经济中占据了主要位置；畜牧业退居二线，成了一种“副业”。然而，这一带的农业还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比人类初级阶段的农业强不了多少，几千年的耕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除极少的川地外，一般没有灌溉，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生产工具和方式也很原始，老镢头是每个农民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传承着牛踩场、羊种谷的传统方式，由于肥源缺乏，施肥也仅仅是象征性的。据《延安府志》说，这里的“一寻地(三亩)施肥不过百斤”，“又耕之不力，鲜施人力，翻耕播种便属勤农，过此即属坐待雨泽，每有下种后趁食他乡至收获始回者”。以上记述，多少反映出了这一带农业的基本状况。总的来看，很大程度还保持着人类初级阶段农业的特点，发展不大。至于畜牧业，至今仍是这一带普遍保留着的一种经济手段，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畜养，但与昔日那种“群羊塞道”、“牛马衔尾”的景象相比，已相去甚远了。这里的生产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一般人家大都以种地为本，在可能的情况下再牧养少量牧畜，狩猎遗风普遍盛行，但季节性很强，一般在冬季农闲时进行。劳动分工，大体为家庭主要劳力(成年男子)专门种地，牧畜交由小孩或老人放牧。这就是陕北一带经济结构的多元性、经济方式的传统性和经济形态的封闭性特点。但是，近代的多业并举与古代的多业并举还有着一些形式的不同，这里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单位。在古代，一般家庭或务农、或放牧，形式较单一；发展至近代，已少有专门从事畜牧或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户，统一变成了以农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综合型经济模式，游牧的形式几乎完全灭绝了。由此，人们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着小生产经济，一般没有专门的劳动结社。
　　2．黄土地生活状况
　　在黄土地的自然条件下采取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生产效率很低，收获也微乎其微。过去一般年景，川道地亩产只有百多斤左右，山地产量更低，一般只有三五十斤。若遇荒年，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然而，越是亩产低，人们越是多开荒、多种地，以弥补亩产低所欠。陕北有句俗话，“掏一个坡坡，多吃一个窝窝”(掏：即挖、开荒；窝窝：指窝头)就是这个意思。而越是种的地多，亩产量就越是无法保证。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使得这一带全成了光山秃岭，凡是人能站得住的地方全被开垦了。但人们的生活，几千年来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吃的是小米糠菜，穿着破衣烂衫，衣不遮体是普遍现象，贫穷、落后成了这块黄土地的一个象征。清代一位名叫许瑶的延州知府曾在他写给朝廷的一篇纪实性文章中，记录了陕北一带的生活状况。他说：“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天下之赋莫重于延……。延安府九州县，荒府伤惨之状通古史传所未闻……千里顽石，四围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乡。以此，经营之路既绝，有力难以催清而得财，有粟难以货卖而得银；毕世穴居，豕游铢罕，此其独穷于天下之民也，地实为之也……。民生莫不有居室，而延民独瓦砾荒丘而处；民生莫不有衣食，而延民独赭百结，肘露踵穿……”①这位知府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贫穷状况。只是有一点需要更正，即文中所谈延民“毕世穴居”、“窟土而处”的问题。他所说的，无疑是这一带的传统住宅——窑洞。这涉及黄土地的住宅文化。这位知府认为，陕北人住窑洞是因穷而致，执该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其实，窑洞是黄土高原西部的一种传统住宅，历史已十分悠久了，原始的先民们大都以此为居。《山海经》中那段关于二负的传说：“汉武帝发盘石，石屋中得一人”，其中的“石屋”，恐怕就是一种石窑洞。据专家们考证，陕北的窑洞建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那就是说，周代时期，陕北一带的居住模式就已经形成了(这也可作为黄土文化基本模式形成于周代的一个例证吧)。这里的人们选择窑洞作为他们的住宅，在于窑洞有着它多方面的优点：一是可以就地取材，免去材料的劳集之苦；二是随意性强，想在哪里住，看好地方用镢头挖即可，适合于这里社会不稳定、居民流动性强之特点；三是修造简便，成本较低；四是经久耐用，一般土窑洞可居住百年以上不用修缮，石窑洞的寿命更长，一般都在三百年左右；五是保温性能和隔热性能好，本地人谓之“冬暖夏凉”。如此看来，窑洞实为陕北一带最为理想的住宅了，即使是在现代陕北人的印象中，窑洞也好于一般楼房。陕北黄土高原一带人口分布一直很稀疏，无定河流域是这一带人口较密集的区域了，到20世纪初，大的村子不过二三十户人家。有首民歌叫《蟠龙街》，开头唱道：“孙家崖，庄子大，十五户人家盛(方言，居住之意)的拉撒(方言，分散之意)”。大庄子才15户，小庄子就更少得可怜了，往往三户五户便为一村。据统计，70年代初，甘泉县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2人。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全镇才有17户人家。这些村庄零零星星地分布在这沟沟岔岔之中，村与村之间距离较远；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乡间小路，窄者仅一尺来宽，沿沟坡而上，曲曲折折，俗称“羊肠小路”；交通方式以步行为主，有条件者以牲畜代步。即便是娶亲，山里人一般不坐轿子，而是骑牲口。民间有个讲究，新媳妇在迎亲的当天不准吃饭喝水，有的从迎亲前一天下午就开始节制饮食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途中不用解手。因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又造成了这一带社会交往的缺乏。人们少有外出的机会。过去农村的男人们一生的活动范围限于本地几十公里范围之内。女人们则更少出门，有一生未进过县城者。这样，社会交往大多是通过当地民俗活动进行的，如春节期间的拜年等。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邻近的亲友们则聚到一块，相识的叙旧，不相识的便展开社交活动，包括相亲在内。如此，人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封闭型生活模式。他们终日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延绵不绝。这是中国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因自然条件差，人们付出的劳动代价是巨大的，身背肩扛，体力劳动成了最主要的劳动形式，这里有句俗话“糠菜半年粮”，“喊得响，跑得快，肚子里装的酸白菜”，民歌中唱道“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些烂皮袄”，“红格丹丹的日头照山畔，艰难不过庄稼汉；庄稼汉吃饭靠血汗，又有苦来又有甜；白白里山上淌大汗，到夜晚抱上婆姨(对妻子的称谓)当神仙”，“东山上糜子西山上谷，咱们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这就是黄土地人们千百年来生活的真实写照。
　　3．对立、统一的黄土文化结构
　　黄土文化，又是一个由多方面的对立而形成的统一体。这仍然是由于多民族的融合造成的。有史以来，先后有近20个民族在这里错居杂处，其中一部分本属陕北族民之一支，是这一带的土著，比如狁、大戎、白狄、党项等；一部分则来之较远的地方，如女真、吐谷浑、高丽、龟兹等；甚至有的来自于中亚(见前秦建元三年《邓太尉祠碑》)。这些本地的或外来的部族，后来几乎都成了这一带的长期居民。多民族文化汇合一起，许多方面就形成了对立，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时间是真正伟大而万能的，它像一剂黏合剂能将对立双方慢慢溶解在一起，并再塑出一个新的形态来。当然，这个溶解再塑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一个民族突然闯入了另一个民族的领地，首先引起的便是社会的动荡和你死我活的拼杀。然后，战胜者同战败者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下来，年复年、月复月，渐渐的，历史的冲突在双方的心目中已成为过去，于是，他们开始贸易，开始谈论生产，开始民俗社交，开始通婚联姻——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与取长补短。
　　这就是文化的交融。在这个交融中，各民族又依照生活的客观需要，在极力发挥各自文化长处的同时，又极力吸取接受别人文化的长处，以弥补自身之不足，以适应民俗社会，就这样，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一个从相互对立而形成的统一的文化模式被再塑了出来。然而某一天，又一个民族的铁骑踏上这块土地，于是，对立消融再塑又重新开始……千百年来，众多的部族就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出历史悲喜剧，再塑着一个包容多民族文化特点的、却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黄土文化。
　　(二)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进步的历史。对此，草原文化研究学者乌恩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统一到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逾1000余年。”
　　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做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做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做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这一点，在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少儿教育领域(儿歌中有大量保护生态的内容)中都有广泛的体现。例如，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灵”、崇尚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宗教。在这种宗教看来，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神灵，或是神灵的化身，人们都应当顶礼膜拜。如果随意破坏，将是对神灵的不敬。如果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和思想萌芽。而这种宗教生态观，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生态观，也是催生草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抱着敬畏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自然，是草原生态文化区别于其他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富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当然，我们如此界定，不是说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观比唯物主义自然观更进步，而是说这种自然观在保护生态方面，客观上具有内在的“强制”优势。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人们经常会问，草原民族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豪放的性格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坚韧的品格和勇敢的气质?其实，这同他们践行自由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是草原文化践行自由的特质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上的反映。在草原民族那里，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必理论，不必言说，完全熔铸在民族性格之中。这是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最富个性的地方之一。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做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籍描写草原民族“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草原民族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蒙古民族中，人们至今喜欢用“英雄”(巴特尔)这一词汇作为自己的名字。蒙古族还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这些英雄史诗，如《江格尔》等通篇闪耀着英雄主义精神。草原民族对英雄的崇拜，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对“力”的崇拜、对“勇”的崇拜、对“王”的崇拜。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这种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像一种无形的力量，为草原民族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英雄人物，为草原民族锻造出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民族性格。
　　在这种多元文化融合条件下产生的三边文化便有了自己特定的含义。
　　三边地区在经济结构上，在明朝以前已经形成了农耕与畜牧并存的经济格局。明清两朝期间，农业较以前有所发展，但仍然是耕畜兼营的经济格局，其中，畜牧业的产值较农业为大。同时，由于三边地区盛产盐、毛皮和药材，又邻近数省边地，遂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商业。
　　据《定边县志》记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定边南部山区已出现了原始农业生产，先秦至明末清初的两千余年间，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互有进退，农业亦从明清之际，亦时兴时衰。即如明代洪武初，军屯遍及九边，定边境内土地开始大面积垦殖，但“正统后，屯政稍弛……而边外数扰，弃不耕。”嘉靖年间(1522—1566)，三边总制杨一清上奏“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至隆庆年间(1576—1572)，更因屯田征粮过重，屯丁多有逃亡，加之蒙骑时扰，故虽有屯田之治，农业始终得不到大力发展。
　　清朝初年，仍大兴屯田，沿边滩区碱荒沙碛之间散布的小块可耕之地，多被开垦种植，尚有不足耕之势，遂有近边部分汉民出边开垦蒙区荒地之举。雍正九年(1731)置县时，边外新垦耕地0.537万公顷。乾隆初，出边垦植者益多，遂出现草原大面积破坏，农牧矛盾出现。乾嘉时期，县内升平，今属贺圈、红柳沟一带已有引洪漫地之举。咸丰年间(1851—1861)，安边东滩八里河灌区形成，遂形成膏腴之地，岁收倍于他处。春小麦、糜子、谷子、麻子已成县内主要经济作物。②可见，三边地区自古以来即形成了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农耕经济方式。
　　定边县土地辽阔，过去水草丰美，历来畜牧业比较发达。《定边县志》记载：大约在奴隶社会后期，定边县境已有畜牧生产，秦统一六国，县属仍为牧区……至于元明清三代，县境畜牧业更显发展，各朝均在这里设置牧场，大量发展畜牧。县境长城内外之地名以井、圈、场等命名甚多，无不是往昔牲畜繁盛之佐证。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县境仍属半农半牧区，主要有牛、马、驴、骡、骆驼、羊、猪、狗、鸡、兔等。
　　畜牧业在全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占重要比例，特别是皮毛，一向为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畜牧业的年产值基本是以20世纪40年代初为分水岭，此前是越早占的比重亦越大，此后比例逐渐缩小。③
　　定边县由于地处陕、甘、宁、内蒙古四省(区)交界地区，又有食盐、皮毛、甘草等丰富的特产，商业贸易在陕北独享优势，早已有“旱码头”盛名。
　　据《定边县志》记载：定边县的商业，明代繁荣于砖井，清时昌盛于安边。1936年红军解放了定边，工农民主政府实行保护、鼓励和扶助商业的政策，使定边商业迅速举起。④
　　早在明清时期，定边一带汉、蒙古、回各族民间贸易已频繁。尤其是蒙古族牧民，每年都要将大批牛、羊、马匹赶来交易，换回茶叶、布匹、丝绸等生活用品。旧志记载，明清时期，宁夏稻米、小麦、瓜菜、鱼鸭、石灰、煤炭等并环庆一带的冬小麦、小米、果品等经常运来定边销售。定边的食盐、皮毛、甘草等土特产品则远销到川、滇、黔、粤等省，甚至出口。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定边县知县吴命新在为自纂《定边县乡土志》所作的序言中，称赞定边“可敬可爱之故迹，取多用宏之物产”，且云：“以商业论，制造品有麻油为大宗；原料品有羊毛、羔皮为特产……”以此，清朝后期，定边已逐渐形成东晋太(太原)、西甘凉(今武威)、南延庆(延安、庆阳)、北包绥(包头、归绥)之商贸通道，并有集散市场之称。到清朝后期，定边的商贸业无论是贸易联系，还是转输数量，皆具相当规模。可以说，在陕北黄土高原经济带中，商贸之繁盛，是三边经济的最突出特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三边文化的内涵加以概括和总结。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三边地处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汇融通地带，各民族人民长期杂居融合，逐渐形成了以黄土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草原文化的有益成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以黄土文化为主体的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复合体。一个地区的文化，最能从这个地区人民的性格特质中体现出来。清嘉庆《定边县志》记载：定边人民“尚气概，先勇力”、“人性躁动，风习果决，尚淳质，好俭约”，这些评语显然表现出中国西北人的典型性格特质；县志还写道，“近边尚刚武”⑤，则反映出定边人深受草原民族影响的性格特质。
　　二、三边文化的特点
　　三边文化既然是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复合体，那么它在形态上即呈现以下特点：
　　(一)地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正如黄土文化和草原文化皆具有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特色一样，三边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较陕北、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其他地区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其文化特点在具有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复合性特点之外，亦有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特点。从历史的视域看，三边地区在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交通方式、民居民俗等方面都与黄土文化圈存在着很紧密的关联度甚至很高的同质性，与草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度和同质性。同时。三边文化在上述方面亦有相对于黄土文化圈相对独立的地域特色。比如，在经济结构上，三边地区有以食盐、皮毛和甘草贸易为代表的地方特色；在宗教生活中，由于回族相对于陕北其他地方为多，伊斯兰教文化特点相对突出，近代西方传教士较早来到定边传播天主教，天主教的影响较陕北其他地方为盛；即使是在方言用语方面，三边地区与榆林、延安也有不小差别；在饮食习惯方面，在与黄土文化圈地域范围内相同的饮食烹饪方式中亦有不同的饮食品种和饮食方式；在民间艺术方面，三边的剪纸、道情等形式在陕北更是独树一帜；至于三边地区的长城、城堡、要塞、大漠等极具旅游文化价值的地方特色，不但在陕西，即便在全国，也具有不凡的魅力。
　　地域性文化虽然具有封闭性，但是，应该看到，三边文化不是在封闭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形成的。三边地区，四省(区)交界，汉、回、蒙古各民族杂居聚居，自古交往频繁，多种文化交汇融通，在开放包容的条件下，才形成了独特的三边文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文化的积淀，三边文化已经形成了地域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体。要特别说明的是，三边文化的形成尤其与三边与外界的商贸有关。明清两代，三边地区即形成了通往陕西腹地和内蒙古、宁、甘边境的重要商品集散地，以“旱码头”之称享誉黄土高原。各地商贾云集，货流聚散，开放的商路自然把各方文化输入三边，使三边成为陕北高原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大的区域。再加之明清政府曾经推行过的移民实边和军屯政策，尤其是有清一代，大量内地省份移民涌入，在带来农耕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内地文化，久而久之，必然使三边在开放的环境下，形成鲜明地域特色的三边文化。
　　(二)多元多样的有机性统一
　　从历史渊源上讲，三边文化主要有两大干流，即黄土文化和草原文化，前文所及，不再赘述。从民族文化构成上讲，黄土高原自远古洪荒时代即是黄帝轩辕部落发源之地，华夏农耕文明源远流长；两千多年间有匈奴、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甚至西域某些民族皆长期占领或统治过三边地区，古代各少数民族文化必定沉淀累积了丰厚的属于草原文化的因子。至近现代，汉、回、蒙古等民族杂居于斯、生长于斯，多样的经济结构、多样的宗教信仰、多样的民间艺术、差异性的民风民俗等。然而，这些文化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何种多样性、差异性，但这些多样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联系却是浑然天成，和谐统一。这里，不同信仰的民族可以喜欢同样的饮食、同样的民间艺术，说同样的三边方言，遵循大同小异的婚丧嫁娶习俗等。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三边地区所独有，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多样性文化有机统一的现象，这是文化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和动力。因此，可以说，三边文化也是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
　　(三)传统与现代的交互融合性统一
　　地域性文化具有封闭性的同时，也有其保守性，三边文化应该也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三边地区的文化也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三边，使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三边人民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革命的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三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三边地区亦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快速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决然不同于传统旧时代的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等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教育文化事业体系，为三边地区的现代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三边地区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石油、天然气生产已成为主导产业，三边的经济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三边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石油、天然气为主导的重工业今后必将带动石油重化工产业、生态产业、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在这些气势如虹的发展势头面前，三边地区的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亦日益突显。如今，三边人民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更趋多样化和现代化。从繁华街头上的林立高楼，到装修精美的酒家店铺，从奔流不息的私家轿车、摩托车，到新潮时尚的服饰穿戴，他们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人生取向在不断地求新求变、昂扬向上。传统的文化也在不断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地在提升。人们可常常见到，古老信天游的伴奏加入了电声乐器，传统的陕北民歌演唱会中加入了时下游行的摇滚节奏。西方流行音乐与中国的流行歌曲在这里交汇冲撞，传统的民间工艺在汲取了丰富外来文化影响进行了再创造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这里，感受到的三边文化，既是传统的，又与现代文化同步的，它是古老的，又是新鲜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有差异性的，又是内在协调和谐的。
　　(四)三边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
　　文化也是一种生态，当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发生改变时，文化也会随着改变、流失或消亡。因此，文化，特别是我国西部偏远地区的文化，由于文化生成的脆弱性，一旦流失或消亡，就不可再生。我国西部地区的地域文化遗存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而消失的例子已有很多(如古楼兰文化)；还有些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忽视保护和开发文化，致使部分民间文化处于濒危状态。
　　三边地区也存在着类似情况，随着三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三边地区的古老文化遗存也有可能在保护不力的情况下而出现消失或流失。如盐马古道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笔者沿定边境内部分盐马古道考察，发现沿途的某些长城遗址，古驿站、客栈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或保护状态。尽管我们通过县文化部门同志的介绍，知道县里已经做过文物普查工作，对文物保护工作也非常重视，但在具体措施上还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工作。
　　① 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七十四，《文征》，《条议》，许瑶：《延民疾苦五条》。
　　②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版，第126—127页。
　　③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版，第192—193页。
　　④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版，第364—365页。
　　⑤ 《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2版，第9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