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价值目标和建设的价值目标很不一样，两者的地理概念也完全不同。革命时期，党中央可以在延安驻扎13年；建设时期，这就变得几乎不可想象。对此重大区别，认识最早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从1949年离开延安，到1976年逝世，整整26年，从未再踏上延安的革命圣地。由此可见，革命时期的圣地和建设时期的福地，是多么不同啊!对此不同，国内学界最早的摸索者是唐晓峰教授(《毛泽东的革命地理》)。一直以来，人们对此缺乏理解，学理知识的把握更谈不上。陕甘宁边区稍往南，越过渭河，就是华夏文明的革命圣地和“总后方”：秦蜀古道!
　　陕甘宁边区是以红色延安为象征的革命基地与战略后方，其作用在毛泽东《给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的一封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在华夏历史文明的早期，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陕甘川边区”的地理实体：周人的连蜀立国，与此有关；秦人的南下伐蜀，与此有关；唐朝的陇右集团，也与此有关。探讨秦蜀古道，离开陕甘川边区的特殊地理实体，难免误入歧途而找不到“北”。更有甚者，离开陕甘川的特殊边境形势，将“三点”弄成“两点一线”，继而以蜀独称——最终完全倒向以四川为中心的蜀境概念，使蜀国在两千年之后，终于对秦人获得一种胜利。重申陕甘川边境区域概念，是深入描述秦蜀古道的出发点，如同它是历史的出发点一样。在秦岭文化地理的秦蜀古道谈论中，强调“甘”——提出陕、甘、川边境概念，至少有以下根据：
　　首先，秦人祖先即起步于陕甘边境。司马迁写秦人祖先：“中谲，在西戎，保西垂”“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史记·秦本纪》)。现代考古发现的甘肃礼县大堡子秦王墓，对此已经完全证实。陕甘边境——即秦人革命的故乡和总后方。其二，陕甘边境处于农业文明(边境以东)和草原文明(边境以西)的分界线上，或曰：它就是两种文明的分界和标志(史念海《河山集》九)。历史的演进即文明的融合，历史的业绩即文化的开放。秦国拥有关中之沃和成都之肥(农业优势)，加上“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牧业优势)的牧草气息，最终能够统一六国，看来也颇为符合文明综合的优势原理。其三，与农牧分界相对应，但不等同的：从政治和疆域眼光来看，这里长期(周秦)是“夷夏之界”——华夏西部边境。汉武帝时代虽然开拓出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但军事探险的色彩浓郁，文化心理的整合有限。从文化心理看，这里是“神文地理”和“人文地理”(唐晓峰)的西境分界。著名的穆天子和西王母就相会于此。从王朝地理看，秦人如何利用故乡(陇西南)的山川地理优势，史籍不详。然而，被后世广为宣扬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在秦人的老家转悠，也自然不出秦人的用兵常法。《三国演义》中魏国将领邓艾奇袭蜀国成都的阴平道，也在这里。秦人深藏陇西，越过宝鸡峡，始为人知；击戎护周，方为世重。“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秦王扫六合》)——陇西“甘”的因素不容再小觑了!秦蜀古道中的“秦”，应该有陇西之“甘”的草原气息和密集马蹄声。其四，历史上的秦蜀古道，本来就一直沿着陇西边境延伸，千里梭巡。把秦蜀古道称之为陕甘川边区之路，应该不是虚妄之议吧。
　　引人深思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的最后路线和归宿，即秦蜀古道——陕甘川边区之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5000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毛泽东主席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其中的“望断南飞雁”，意味着长征的结束——陕甘川边区之路的结束，陕甘宁边区时代的开始，它以红军渡过渭河为标志。陕甘宁边区，正是周人的老家，正是周人取天下的根据地。牧野之战，周人打败了7倍于自己的殷商部队。毛泽东主席太熟悉历史了!站在“六盘山上高峰”，他已经胜券在握，成竹在胸：“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夕阳几度，在21世纪，处于建设时期的国家和中央政府，终于把战略眼光开始放到了“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和陕甘川边区，明确提出了“天水—关中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当年的革命圣地也会是建设福地。秦蜀古道加上陇东之“甘”，就不再仅仅是加上了一种荒凉背景，也增加了现代建设的宽度和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