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前言
“秦中自古帝王州”，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祥之地，十三朝文明古都所在地。陕西太古老了，因此，陕西的宝贝太多了。陕西有秦兵马俑、汉阳陵；陕西有雁塔晨钟、大唐芙蓉；陕西有大唐西市、明清城墙，说起哪一个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有一段陕西最辉煌的历史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埋没在历史记忆的尘封之中，这就是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陕西商帮。
陕西商帮是以陕西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以陕西会馆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人资本集团。它是充分利用朱明政府对陕西量身制定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特殊政策而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商帮。按照中国经济史权威吴承明先生的话说，陕西商帮与晋商和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产生“市场经济因子”的代表，是在中国产生最早的商帮，并且是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名列前茅的商帮。由于陕西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在西部，因而他们与山西商人一起被当时人称为“西商”。又由于陕商活动主要是内陆地区，是背向海洋的商帮，因而又被当时人称为与浙商、苏商、粤商、闽商等“海商”不同的“山贾”。就陕商与晋商的相互关系而言，明代前中期陕商势力盛于晋商，故而官私著作均称之为“秦晋大贾”。明末至清代，晋商势力转盛，压倒陕商，故官私著作又多称其为“山陕商人”，陕西商人屈居于晋商之后。
陕西商帮在明清近五百年的岁月里，主要从事沟通中西部的贸易联系。他们捆盐于江淮，贩布于江浙，运茶于川陇，制皮于伊蒙，鬻药于河溯，在关系民众“养生送死之具，日常生活所需”的领域奋斗了近五百年，为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满足西部各民族的生活所需以及西部经济的初步开发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以“骏刀快马英雄胆”的英武形象，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他们以诚信心实、简约朴素的诚商良贾形象在明清中国商界留下了良好形象；他们首先提出的“贾道”经营思想，将中国的传统管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他们与山西商人一起创立的“合伙制”企业经营模式，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制度创新和对欧风西雨冲击的本能反应；他们在各地建立的会馆既是当年工商贸易不可或缺之所。又为后人留下了可供瞻玩的文化景点；他们在家乡建立的商宅大院不仅从物象上表观了自身经营的成功，而且成为后人参观学习的旅游热点。总之，在15世纪以来商品经济全球化框架下所产生的中国商帮，既传承了中国数千年商业经营的传统，又承载了商品经济全球化冲击下中国商业经营的崭新变化，它们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的风向标与弄潮儿。
陕西商帮之所以解体较早，淡出人们的视线，不仅因为进入近代社会后外国洋货的冲击，也不仅因为1867年陕甘回民起义的扫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陕西商帮本身是背向海洋的内陆商帮，他们与晋商、徽商、鲁商、豫商、江西商帮同为“山贾”，而非浙商、苏商、粤商、闽商那样的“海商”，因而与海洋经济和15世纪以来的商品经济全球化接轨较晚，从而最终没有完成自身向现代化的蜕变，始终作为传统商人，以其内在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而没有走出“以商致富，以农守之”的历史宿命。他们是以黄河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河伯”，明清时期他们的经商脚步已经走到了上海、广东海边，听到了阵阵的涛声，却没有再走下去，而是转过身去，拒绝了“海神”的拥抱。却不像浙商、苏商那样勇敢地走向海洋，在面对欧风西雨的冲击下融入商品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转变。这是他们赖以产生的根深叶茂的黄土地对于他们的限制。他们的悲剧性命运昭示了传统文化积淀厚重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艰难与不易。
一地域历史文化的优势，不仅在于该地域传统文化本身的质量，也在于后人对它的整理与宣传。晋商之所以取得路人皆晓的文化覆盖成绩，不仅在于晋商本身的辉煌历史业绩，也归功于山西社会科学界下大气力对他的整理、挖掘和宣传。而陕商一方面因为他解体的较早，另一方面也同我们对陕商的整理宣传落后于山西有一定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陕西省各级政府部门和主管单位已经认识到陕西商帮的历史文化价值，重视对陕商的研究和宣传，一个“继承陕商优秀传统，再造陕商草根文化”的文化建设浪潮，正在三秦大地上骤然兴起，从而对于提升陕商研究在全国知名度和影响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历史既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就应当将历史研究的成果还给人民群众。因此，本书采取了通俗易懂的撰写方法，以专题形式从陕商的兴起原因、经营范围、经营形式、经营特点、经营思想、衰落原因等各个方面，全面总结和探讨了陕西商帮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对陕西商帮产生的原因、陕西商帮的企业组织形式、陕西会馆产生的内在原因、陕西商帮衰落的内在原因以及陕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核心价值观所形成的“陕商精神”等都做了新的探讨，反映了我们研究工作的进展和达到的新认识。同时，形式上也更加通俗和富有可读性，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陕西商帮，学习和继承陕西商帮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发展陕西市场经济，推动陕西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服务。
商帮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走出了历史舞台。但商帮的历史传统却被传承和发扬光大着，面对方兴未艾“新陕商”崛起的浪潮，我们更深切感受到从事陕商研究工作的意义。我和我的工作团队将继续在这一领域拼搏下去，用更好的工作成绩回报养育我们的这块厚重多情的黄土地。
作者
2012年5月于西北大学五车斋
陕西商帮是以陕西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以陕西会馆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人资本集团。它是充分利用朱明政府对陕西量身制定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特殊政策而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商帮。按照中国经济史权威吴承明先生的话说，陕西商帮与晋商和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产生“市场经济因子”的代表，是在中国产生最早的商帮，并且是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名列前茅的商帮。由于陕西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在西部，因而他们与山西商人一起被当时人称为“西商”。又由于陕商活动主要是内陆地区，是背向海洋的商帮，因而又被当时人称为与浙商、苏商、粤商、闽商等“海商”不同的“山贾”。就陕商与晋商的相互关系而言，明代前中期陕商势力盛于晋商，故而官私著作均称之为“秦晋大贾”。明末至清代，晋商势力转盛，压倒陕商，故官私著作又多称其为“山陕商人”，陕西商人屈居于晋商之后。
陕西商帮在明清近五百年的岁月里，主要从事沟通中西部的贸易联系。他们捆盐于江淮，贩布于江浙，运茶于川陇，制皮于伊蒙，鬻药于河溯，在关系民众“养生送死之具，日常生活所需”的领域奋斗了近五百年，为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满足西部各民族的生活所需以及西部经济的初步开发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以“骏刀快马英雄胆”的英武形象，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他们以诚信心实、简约朴素的诚商良贾形象在明清中国商界留下了良好形象；他们首先提出的“贾道”经营思想，将中国的传统管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他们与山西商人一起创立的“合伙制”企业经营模式，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制度创新和对欧风西雨冲击的本能反应；他们在各地建立的会馆既是当年工商贸易不可或缺之所。又为后人留下了可供瞻玩的文化景点；他们在家乡建立的商宅大院不仅从物象上表观了自身经营的成功，而且成为后人参观学习的旅游热点。总之，在15世纪以来商品经济全球化框架下所产生的中国商帮，既传承了中国数千年商业经营的传统，又承载了商品经济全球化冲击下中国商业经营的崭新变化，它们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初期的风向标与弄潮儿。
陕西商帮之所以解体较早，淡出人们的视线，不仅因为进入近代社会后外国洋货的冲击，也不仅因为1867年陕甘回民起义的扫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陕西商帮本身是背向海洋的内陆商帮，他们与晋商、徽商、鲁商、豫商、江西商帮同为“山贾”，而非浙商、苏商、粤商、闽商那样的“海商”，因而与海洋经济和15世纪以来的商品经济全球化接轨较晚，从而最终没有完成自身向现代化的蜕变，始终作为传统商人，以其内在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而没有走出“以商致富，以农守之”的历史宿命。他们是以黄河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河伯”，明清时期他们的经商脚步已经走到了上海、广东海边，听到了阵阵的涛声，却没有再走下去，而是转过身去，拒绝了“海神”的拥抱。却不像浙商、苏商那样勇敢地走向海洋，在面对欧风西雨的冲击下融入商品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转变。这是他们赖以产生的根深叶茂的黄土地对于他们的限制。他们的悲剧性命运昭示了传统文化积淀厚重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艰难与不易。
一地域历史文化的优势，不仅在于该地域传统文化本身的质量，也在于后人对它的整理与宣传。晋商之所以取得路人皆晓的文化覆盖成绩，不仅在于晋商本身的辉煌历史业绩，也归功于山西社会科学界下大气力对他的整理、挖掘和宣传。而陕商一方面因为他解体的较早，另一方面也同我们对陕商的整理宣传落后于山西有一定的关系。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陕西省各级政府部门和主管单位已经认识到陕西商帮的历史文化价值，重视对陕商的研究和宣传，一个“继承陕商优秀传统，再造陕商草根文化”的文化建设浪潮，正在三秦大地上骤然兴起，从而对于提升陕商研究在全国知名度和影响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历史既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就应当将历史研究的成果还给人民群众。因此，本书采取了通俗易懂的撰写方法，以专题形式从陕商的兴起原因、经营范围、经营形式、经营特点、经营思想、衰落原因等各个方面，全面总结和探讨了陕西商帮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对陕西商帮产生的原因、陕西商帮的企业组织形式、陕西会馆产生的内在原因、陕西商帮衰落的内在原因以及陕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核心价值观所形成的“陕商精神”等都做了新的探讨，反映了我们研究工作的进展和达到的新认识。同时，形式上也更加通俗和富有可读性，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陕西商帮，学习和继承陕西商帮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发展陕西市场经济，推动陕西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服务。
商帮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走出了历史舞台。但商帮的历史传统却被传承和发扬光大着，面对方兴未艾“新陕商”崛起的浪潮，我们更深切感受到从事陕商研究工作的意义。我和我的工作团队将继续在这一领域拼搏下去，用更好的工作成绩回报养育我们的这块厚重多情的黄土地。
作者
2012年5月于西北大学五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