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人少牲畜多，社会不靖，“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千沟万壑。加上山高水深，征剿不易，管束鞭长莫及，使这里强盗蜂起，土匪横行，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
　　清代商人编写的《天下水陆路程》就对东西商路上的匪情有详尽描写：
　　“湖口至于康郎山，盗贼不时有之，江中强盗得财便罢休，唯此湖贼凶贪无厌，杀人常事。北入吴越，南入赵家围，风盗渐可省。下漳江，大风宜慎，瑞河口，象牙漳，老虎口，贼出早晚”。①由于道路不靖，商人财产、生命安全没有保证，所以涉远经营处处面临风险。清人编的《士商规要》就对商路的各种风险有详细的说明：
　　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资囊些少，必以趋疾为先。但凡远出，必须告行，搭伴同行，必以合契……未出门户，须仆妻不可近言。既离家庭，奔程途而贵乎神途。若搭人小船，不可出头露面，犹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之人。陆路而行，切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挚，岂宜相托舟子车家。早歇迟行，逢市可住。车前桅后，最要关防，中途逢花，慎勿沾惹，中途搭伴，切认提防。②
　　就这样，许多陕西商人还是被害死在经商的旅途之上。清代文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有一陕西商人，年少，早驱驮布驴趋市，不久，驴回而人已被土匪格杀路旁③。铁菴：《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也记载，有一西安商人在吐鲁番贩布有年，一日背褡裢骑驴外出，人驴皆被杀死在回庄外沟中④。陕西边商黄台子在草原经商致富，养了百余只羊，办了货店，人们称其富，便将此地命名为“黄台子”。可不久这一消息被草原深处的土匪知道，他们趁天黑杀了黄台子，劫掠了他的羊和货店，抢了他的钱，黄台子一生的辛苦一夜之间付之东流。⑤
　　这样被杀被抢被盗的悲惨经历在陕商身上发生的枚不胜举。
　　成化中朝邑布商冯翊眭父子“携祥行货过临清小滩，有盗诡为佣，任输于杭，既成券，忽有翁仗而告彼佣实盗也，将杀汝父子，翁忽不见。公大惊，故以少值购盗毁券”，才避免了一场财失人亡的悲剧。⑥朝邑商人张云商，在甘陇做生意，以财雄，后遭土匪抢掠，赀财几尽。⑦西康瞻化县有一商人姓高，陕西籍，壮年经商来此，做鹿茸、麝香生意，后因迭遭匪劫，资本耗尽，流落在瞻化以为人剃头为生。⑧
　　山西商人周某与一陕西金商王某同行，王骑一健驴，携一从者，并骁健有勇，拳技敌十余人。同宿可卡。王携金数百两，以驴载之，步行赶驴。一早过松林，匪出劫，王与之格斗，匪怒，肢解其人与徒”。⑨陕西西安巨商刘永泰与家仆进兴往广东发卖毡绒等货，大获其利，结账得银千两有余，遂与家仆收拾行李回家，被马夫杀死在回家路上。⑩
　　陕西某茶客，从江南贩茶，路宿阌乡旅店，东厢住山东两布客，晚膳毕，闭门睡矣。客见有人撞门入，手持铁索取东厢俩布商客锁之，遂锁陕西茶商，缚于门外柳树上。二布客铁链甚紧，不能动，陕西茶客链稍松，苦挣得脱。次日五更，店主大喊“东厢两布客死矣”。(11)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适应明清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持久的生存和发展。
　　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虎狼文化，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12)；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13)。入明清后，陕西远居边陲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粗犷强悍的性格。亦如顾炎武所言：
　　“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制，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区。”(14)这便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出没的漫漫商路上挟货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具有武装贸易的性质。
　　早在明清末年，倭寇骚扰海疆时，陕西商人就以其负气尚武的英雄气概而声震淮扬。
　　陕商何诚，榆林人，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以扬州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工竣，诚自为记勤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雉堞屹然，逡巡引却”，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15)
　　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郭，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日：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人，数千人赖以全活”，这是开城救民的义举，因此承渠“名已藉之广陵矣”。(16)
　　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躏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粟，时西北贾客在场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有郜某者连躬殪其渠魁，倭闻陴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遵宵遁”。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17)
　　并且，从明代起陕西商人为适应西部险恶的贸易环境，便组成马帮形式的驼队，每每一队几十头骆驼，几十匹马，再加上护家犬，一行数十人，在一向导的带领下，行进在茫茫的戈壁瀚海之中。如茶商马合盛，每次运茶的骆驼数百，每头骆驼背上插有“大茶商马合盛”的小黄旗，浩浩荡荡越街过市，翻山越岭。在康定运茶的陕西茶商，组成牛骡大帮，一次运茶的牛骡就有一两百头，并且组织严密，防御紧凑，还与“藏民结伴而行，藉其保护，藏民引走乘马，刀枪并随身携带”(18)。在经商途中，每遇土匪兵祸，陕西商人拔刀相向，奋力拼杀，使盗贼闻名胆寒，在中西部贸易商路上留下了威武雄壮的“西商形象”。
　　明代富平大商人李月峰有一身好武艺，往来于塞北荒野中，押运粮草，手提强弓，坐骑骏马，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不逞之徒，望见他纷纷逃匿，其他商旅也借用他的名号，保持旅途安全。(19)高陵巨商刘锡有一次经商于漳泉，夜宿蝎蛰岭被一群强盗围住，欲砍其兄。刘锡拔刀相向，与之拼杀，掩护其兄携带货物先走，由他断后，有两个土匪头子持刀来攻，刘锡与之交战不到两个回合，便连斩二人之首于刀下，其他匪徒一哄而散。(20)三原商人温朝凤经商于四川，有一次行商于三峡中，水深浪急，有大盗数十人将他的货船团团围住，伏在船上不敢动弹。温朝凤挺身而出，立于船头，连毙三人，其他匪徒作鸟兽散。(21)
　　三原商人刘志学经商蜀中，有一次行船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刘志学无所畏惧，大声问强盗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强盗说：“留下买路钱，否则休想保住性命。”刘志学回答说：“你们不过想要我船中的货物，这个容易，船中的货物任你们搬去，何必杀人。”(22)群盗反而佩服其有胆量，开路放行。
　　三原商人贾云山为武林魁首，他年轻时经商为贾，遍历大江南北，入武林浏览天下俊秀。武林大会壮士聚会，莫不闻公大名，纷纷交接贾云山。(23)
　　陕西商人这种负气尚勇的经商特点还表现在他们敢于冒险，一次次向官府政策划定的“红线”“雷区”进行冲击，敢冒杀头的危险，冲破“禁区”，驱车如雷，扬长而去。
　　在明代，边茶贸易实质上是由官府操纵控制的非自由贸易，为了确保军马供应并以茶羁制番族，明政府曾制定了极为严厉的“禁私”制度，私采有禁，私市有禁，通番有禁，出境有禁，私贩边茶往往要受到茶园茶叶“籍入官”人枷号甚至杀头的制裁。面对这种严厉的制裁政策，如果没有一点冒险精神，不敢跨越政策界限的雷池一步，明代的边茶贸易便不可能发展到那么波澜壮阔的程度。事实上整个明代，陕西茶商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顽强抗争，他们以陕西人素有的重死轻生、强悍不训的勇敢精神，冒死犯禁，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一次次冒死跨越政策法令的禁区，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推动着边茶贸易商品化的历史进程。这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商人地位低下社会条件下是十分大胆的举动。
　　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茶商首先对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24)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廷只得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25)。同时他们还不顾明廷不许私贩边茶的严厉规定，大量走私边茶到西部各地，其数量甚至是官茶的一倍以上，形成“私贩盛行，虽有抚谕之官，率莫能禁，坐失茶马之利，垂六十年的局面”(26)，遂使明政府不得不于弘治三年实行边茶开中“出榜召商，报中给引”，使私贩茶叶成为合法贸易。边茶开中后，由于西北各地对茶叶需求量增加，陕西茶产不敷供应，他们再次冲破明廷关于“越境下湖南者禁止”(27)的政策限制，大量贩鬻湖南安化茶叶到边地销售，推动明廷再次调整政策，允许湖茶加入边茶行列“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报可”(28)。在西北边地虽然明廷规定“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29)，但这并不能阻止陕西茶商经商贸易的步伐，他们往往“雇请土人，传译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往不出”(30)，搞得明廷虽三令五申仍不能查明禁止，“久而奸弊日生……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31)。这说明，明代西北边茶的繁盛完全是陕西茶商同政府限制贸易政策斗争得来的结果。
　　在西南边茶贸易领域，陕西商人也表现出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当明廷规定西南边茶只能以碉门、雅州为互市地点，不许通番贩鬻，陕西茶商不为所限，他们不走“天全六番故道”而是“私开小路经通嗒葛，而松、藩、黎、雅私商尤多”(32)，致使明廷只得“茶禁日驰”，“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33)。明中叶后，陕商又突破“明例茶不入番地”(34)的规定，为了远售求价，他们领引边茶后，直入藏区“皆于炉城设店出售”，推动汉藏贸易中心“自雅令嘉岩，渐至打箭炉焉”(35)。由于“唯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贸易”使打箭炉从一个荒僻的小山村变成了“汉番互市之所”，“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36)。入清后，一些陕商又突破“不入夷地”的禁令，到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37)。然后他们又应麻书土司之请“汉商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38)。这说明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是陕商取得西南边茶贸易胜利的重要保证。
　　清代陕西盐业掌柜，冒着财失人亡的风险，打开了自贡井盐的生产局面。在清政府“引岸专商”制度下，官府严格控制川盐，“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廛店发卖”(39)，不许越境贩卖，置腹地民众无盐可食于不顾，借以钳制边民。陕西掌柜负气尚勇，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深入腹地，“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40)，硬是一路凯歌。到雍正年间，把川盐的销区扩大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7/10，确定了陕西掌柜在川黔滇盐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41)
　　清代陕北蒙地边商也同样冲破内地商人不许擅入蒙地买卖的陋规，他们大量进入草原，携带砖茶、布匹、日用百货交换伊盟的皮毛产品。这些陕北蒙地边商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边商”，陕人叫“跑边”，蒙人谓“出拨子”或“货郎”。他们对蒙古人的嗜好和日常所需知之甚详，出发时将各种商品载于牛车，三五人一帮，自带食料、炊具、帐篷，一直向蒙古地方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到达蒙地后，展开帐篷，陈列货品。“把蒙人需要的货品带入蒙地，又把蒙地产的皮毛牲畜带回，反复买卖，往往转手即可获得数倍利润”(42)，这就是《神木县志》中记述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卖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43)。另一类是固定边商，陕北人称“边行”，他们是由边客发展来的较大规模的边商。这些大边商在蒙地经商年深日久，或在王府附近，或在大昭庙前设有商号，自身备有骆驼、驴骡，雇有脚夫伙计，从事边地皮毛贸易。当时陕北著名边商有黄台子“陕西北部人，十五岁就向沙漠讨生活，在沙漠里整整过了50个年头，凭着双手和一张能说蒙古话的嘴，在沙漠里开了一片不太小的杂货店，房屋四周，用柴草围成各样牲口的栏圈，那里喂养着很多牛羊……这个地方就成为附近五里的‘贸易’中心，按这里的习惯，人们以他的名字叫这里为‘黄台子’”(44)。还有“呼掌柜”为郡王旗首富，“神木人，开设天城商号，住赤老图沟，每年在旗下收购大批皮毛，运往包头出售”(45)；另一个仅次于呼掌柜的大边商叫王铁闩，“神木人，开一家大商号叫义聚成”(46)。像这样的大商号“各旗都有”。到清末民初，伊盟各旗有陕商商号232家，各县边商当在2万人以上。(47)
　　① 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② 吴中孚：《士商规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③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4页。
　　④ 铁菴：《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第71页。
　　⑤ 《西北论衡》第4辑第2期。
　　⑥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2。
　　⑦ 乾隆《朝邑县志》卷2。
　　⑧ 杨绍雄：《川藏茶马古道》，金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⑨ 任乃强；《西康札记》，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⑩ 《详刑公案》卷14。
　　(11) 袁枚：《新齐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12) 《渭南县志》卷2。
　　(13) 《宋史·地理志》。
　　(1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2，第4页。
　　(15)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第1页。
　　(16) 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7) 嘉庆《扬州府志》卷52，第10页。
　　(18) 《西康雅安边茶业概观》，《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
　　(19) 李因笃：《受棋堂集》卷4，第63页。
　　(20) 王恕：《王端毅文集》续文集卷197。
　　(21) 温自知：《关中温氏征献集》卷1。
　　(22) 乾隆《三原县志》卷4。
　　(23)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1，第29页。
　　(24) 张廷玉：《明史》卷80《食货》。
　　(25)(29) 《敕修陕西通志》卷19《茶马》。
　　(26) 《明经世文编》卷165。
　　(27)(28) 张廷玉：《明史》卷80《食货》。
　　(30) 《明经世文编》卷115。
　　(31) 《明史》卷80《食货》。
　　(32)(33) 《世宗嘉靖实录》卷24。
　　(34) 《打箭炉志略》第16页《土俗》。
　　(35)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2。
　　(36) 徐珂：《清稗内钞》卷5，第12页。
　　(37) 《边政公论》卷2，第11分刊。
　　(38) 《四川月报》卷9，第2期。
　　(39) 《盐法通志》卷10。
　　(40)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5。
　　(41) 《贵州资本主义萌芽》，第17页。
　　(42) 《西北论衡》卷9，第7期。
　　(43) 道光《神木县志》卷2。
　　(44)(45) 《西北论衡》卷9第1期。
　　(46) 《西北论衡》卷9第5期。
　　(47) 《西北论衡》卷9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