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使独立的中国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从此以后，列强在不断攫取中国利权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倾销商品，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及其产品受到日趋严重的打击，也引起了中国工商业者日益强烈的危机感和反侵略斗争，这种以经济上的侵略与反侵略为核心的中外商务之争——“商战”，在中国大地愈演愈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列强对华的军事和政治侵略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中国的门户已被完全打开，列强侵华的重点开始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经济方面。从此，列强不仅进一步扩大对华商品倾销，而且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权利，使中外商战更趋激烈。从1895年到1905年的10年中，列强在中国开辟的通商口岸从34个增加到50个；各国商人在华设立的从事商业贸易的洋行，由603家激增至1693家；在华外国人数从10991人增加到38001人，中外贸易总值从31499万两增至67499万两；外资在华工厂数从10家增至74家，并夺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从近3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1902年数)。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侵华特权为依托，以通商口岸为基地，以外商洋行和外资工厂为堡垒，以外国商人为战斗部队，以输华商品和在华制造洋货为炮弹的强大的对华商战阵营。
　　来华的外国商人还在主要的通商口岸成立商会等团体，以集体的力量进行对中国的经济扩张。早在1834年8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就成立了英商商会，1836年又进一步组成了包括在广州的全部外国商人企业在内的洋商总商会。在上海的各国商人于1847年成立了上海洋商总商会。在香港的60家洋商行号于1861年组成了香港洋商总商会。天津的各国外商亦在1887年组织了天津洋商总商会。这些洋商商会力图以商人的一致行动配合其本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扩张，旨在保护和推进他们国家在华的商业利益。它们在各国商人中居有中心联络站或协调机构的地位，并可随时将其所征集到的有关各国商业利益的意见向中国政府和各国驻华使节们反映。据此，在华外商既可以联合一致地与中国政府和商界交涉商务，以维护和扩展他们的在华经济利益，又可以与各国驻华使节乃至各国政府互相密切配合，共同进行对华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如果说列强驻华使节是其对华商战的最高指挥官，那么各洋商商会就是其对华商战的参谋部，它们一方面给各国驻华使节出谋划策，一方面组织各国商人开展对华商战。
　　列强官商密切配合，以商品和资本为武器，把他们的经济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领域，甚至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遍及各通商口岸的外国洋行，不仅把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推向中国各地，而且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无论是洋货进口还是土货出口大都离不开洋行。外国资本已渗入到中国的金融、铁路、航运、矿冶、机械、纺织、食品等行业，乃至政府的财政，列强还强行夺取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和关税主权，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全面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上海商务总会有一位名叫江义修的议董曾这样说：环视我国各通商口岸的华商，一个个僵如木偶，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洋货潮涡卷入饿鬼道中，柴立待毙。
　　面对列强疯狂的经济扩张，中国的商人们开始认识到商战的重要性。著名的绅商兼维新思想家郑观应首先提出了“商战”的口号，他说：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并吞，其祸害显而易见，商业侵占则使中国在不知不觉中衰败。我国的商务一日不兴，列强的贪婪阴谋也就一日不息，即使我国猛将如云，军舰林立，也对列强的侵略无可奈何。商战比兵战更复杂，更难对付，危害更深。所以一言以蔽之曰：讲究兵战不如讲究商战；要想阻止列强的侵略，以达到中国的自强，除振兴商务之外，别无他路。1901年上海出版的《选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自由权与商战之关系》的文章，也指出商战的重要性说：商战的胜败所带来的利害得失关系，比兵战更为重要，因为兵战不能取胜，还可以养精蓄锐，逐渐争取恢复；如果商战失败，那么民脂民膏枯竭，虽历数十年也不能恢复元气。外国人一旦掌握了我国的国计民生之权，就可以以此致我于死命，即使有志士仁人，也无能为力。当时，这种只有发展工商经济，才能真正抵制列强侵略，挽救国家危亡，达到民族自强的商战见解，日益成为广大绅商的共识。
　　在这种商战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商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或改良旧有商业的经营方法，或设立各种新的商业行号与洋商争夺国内市场，或努力开辟外贸途径与洋商争夺外贸主权，或开办各种新式工厂与外资争夺利源，或开展提倡国货运动抵制洋货倾销。但是，由于中国商人势单力薄，工业落后，又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难以抵抗列强的经济扩张，往往在激烈的商战中败下阵来。正如中国绅商所说，凡涉及商务事端，都以西商为主，而华商听其调度，凡市面行情，银价一概操纵于西人；所办工厂，都因出品不能畅销，困惫而闭歇；抵制洋货，则因本国缺少替代之物，而难收实效。
　　这种商战观念还赋予商人们重大的社会责任。改良思想家何启、胡礼垣说，振兴中国，主要要依靠商民。今天的国家如果有十万之豪商，就能胜过百万之雄兵。将来中国能使外国人信服，维持全局者，必在商民。如果华商能够联合起来，那么其力量就足以当做长城，隐若敌国。也就是说，中国要增强商战的能力，关键在于造就一支强大的商人队伍，在于商人的自身素质、经济力量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但是，在商会诞生之前，中国的商人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难以承担起商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