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变迁视野下研究宋代的商人家庭，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的选题，与家庭史研究，尤其是宋代家庭史研究息息相关，既有的家庭史研究成果是开展这项研究的基础。选择商人家庭作为研究题目首先要弄清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对这一题目下的家庭应当如何理解?二是什么样的家庭才是商人家庭?澄清这两个问题是全书的逻辑起点。
　　首先要给“家庭”一个确切的含义，这对于家庭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古代的“家”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古代的‘家’既指家庭，有时又指家族，这反映了‘家’的内部的复杂关系。”①目前，学界多数人认同将个体小家庭——同居共财的以婚姻为基础的由血亲和姻亲关系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作为研究的基本对象。个体小家庭是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元，婚姻关系和直系血亲关系是个体小家庭成立的基本要素。因此，个体小家庭“既是一个血缘和亲缘组织，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组织”②。以宋代为中心考察商人家庭就是以个体小家庭为基本单元并由此展开相关论述的。
　　宋代兼业现象比此前更为普遍，除了专职的商人以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兼职商人，将专职商人和兼职商人都纳入研究的视野是很有必要的。宋代的商人家庭应当涵盖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全体家庭成员都从事商业经营的家庭；二是部分家庭成员经商，经商收入成为家中主要生计来源的家庭，即家庭成员中部分以经商为主，其他家庭成员从事农、工等其他经济活动，在家庭经济中经商的家庭成员与其他家庭成员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三是家庭成员中有的“身兼二任”，即在经商的同时又从事其他职业的家庭，如亦官亦商者、亦工亦商者、亦农亦商者、亦士亦商者的家庭。对于第三种情况需要说明一点：并不是所有的“身兼二任”的家庭都列为商人家庭，只有那些经商在家中成为主业之一，“商”的身份明显比其他身份更为重要的家庭才被视为商人家庭。上述三种家庭都属于本书的考察范围。
　　就选题意义而言，近年来中国家庭史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张国刚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家庭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勾勒了历史上不同时期家庭的大致轮廓。总体来说，家庭史研究依然有着较为宽广的学术空间。家庭史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应该采用怎样的新角度?这些新问题放在怎样的叙事框架之中?这些都依然在研究者笔耕不辍的尝试性研究之中。正是由于家庭史研究“无定法”，所以给研究者留出了较大的自由拓展的空间。此外，目前的家庭史研究还没有对某一阶层的家庭展开成熟的研究，仅有为数不多的论文若干，商人家庭研究在家庭史研究的苗圃之中，也应当是尚待开垦之地。
　　从阶段性研究来看，既有的宋代家庭研究主要侧重于乡村农民家庭，虽然注意到了乡村民户与市场的交往，对商人家庭则一直很少提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商人的研究成果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些成果多集中于对宋代商人的群体性研究和内部职业分层的研究，以商业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围，对商人的家庭问题则很少关注。“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职业，也是应当考虑的问题。……至于不同职业的家庭的考察，只有少数论文附带谈及，可能与资料的限制有关，全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③
　　就普通民众这一层面而言，如若按照职业划分，除了农民、商人阶层外，还有手工业者阶层。古代往往是工商不分家，许多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这就是亦工亦商的家庭。然而亦工亦商的家庭既不是典型的商人家庭，也不是典型的手工业者家庭，专职的手工业者家庭和商人家庭有着很多的不同：一是与市场的关系密切程度不同。商人家庭的生计对市场的依赖性极强，手工业者家庭虽然也与市场发生联系，但依然是以“做”为主，而不是以“卖”为生，因而商人家庭受社会外部因素的制约较大，手工业者家庭则较少受到这方面的制约；二是商人家庭富于流动，而手工业者家庭则相对稳定。为了接近市场，获取差价，商人家庭成员常常需要奔波于异地他乡，手工业者家庭则更倾向于依托固定的场所，或者就近取材，或者依托商人获取原料和出卖产品；三是商人家庭相对开放，而手工业者家庭则相对封闭。商人家庭依托外部生存，因而必须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既有利于吸纳当时社会的风气之先，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社会的沉渣。手工业者家庭为了守住祖传技艺更倾向于保守和封闭，因此，很难将工商业者家庭一并考虑而作为研究的选题。
　　①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2页。
　　②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3页。
　　③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8页。在其另一部专著中专门论及了工商家庭中的家产继承问题。参见邢铁《家产继承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132～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