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选择与士人通婚是商人家庭的婚姻特色之一。宋代商品经济观念渐入人心，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商人入任之途的开通，士人经商的现实存在，这些都使得士商交往较之从前有了更多的便利，商士婚姻更是双方密切交往的表现之一。商士婚姻中双方的期望如何?对商人的家庭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将是笔者研究的重点。
　　一 商人家庭“榜下择婿”
　　“婚姻不问阀阅”①是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重要变化，也是宋代婚姻制度的主要特色。在此风之下，“士人对俗人结姻”②在宋代已较为普遍，商人就是这些“俗人”中的一个群体，商士婚姻就发生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商人招登科士人为婿者不少，时人谓“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③“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他。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然而来，安以就之。”④
　　士人没有出身，只享有免除丁役和免纳身丁钱米的特权。宋代中下层士人家境寒微者不在少数，有士人“渊材游京师十余年。其家饘粥不给，父以书促归”。渊材回到家后，亲邻相贺时说道：“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虽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儿脱冻馁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之。”待到打开行囊，“乃李廷圭墨一丸，文与可墨竹一枝，欧阳公《五代史》稿草一巨束”⑤。这就是士人渊材口中念念有词的“吾富可埒国”之物，心酸之意溢于言表。为维持生活，成就学业，许多士人不得不俯首低眉，汲汲为稻粱谋，边读书边经营小本生意。有的在往返途中贩书：“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担。”⑥更有意思的是，四川的士人竟因此而耽误了来京应考的时间。南宋宁宗时，“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⑦。士人经商成为社会上可以接受的事情，士人经商客观上有利于商士的接近与进一步交往。士人参加科举寄予了他们人生的全部希望，富贵、功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尽在其中。科举中第被视为一生中的分水岭，无论其此前付出多少艰辛，只要中第则人生就此开启新的一页，士人期待中举的迫切心情可想而知。
　　然而，在士人汲汲求学的路上，首先要跨过另一道坎：财富，没有稳定而持续的经济来源支持，求学之路会变得难于坚持，因此，生计无忧成为中下层士人问学之路上的一件要事。
　　就商人家庭来说，家中的财富可以缓解士人拮据的经济状况，商士婚姻使得商人家庭“尚官”之门洞开，并由此播种下了由民而官的向往。商人用财富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投资，希望通过联姻的手段以家中财富周济士人，待到士人功德圆满时，再享受当初这份投资的回报。这也是一种交换，一种隐藏更深的交换，它不是以物易物，而是以财富换得一份看得见的“前途”。士人是以个人的前途作为交换的筹码的。双方互需又情愿，没有太多的牵强。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血缘关系是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一旦商人与士人联姻，而士人又飞黄腾达，那么商人的家庭中便流进了富贵的气息。
　　二 商人家庭“榜前择婿”
　　榜下捉婿风靡一时，择婿者既有富商，也有当朝的达官显贵，一些达官显贵竟然为了择婿而展开激烈的争夺，对此史书多有记载。与达官显贵相比，富商家庭在竞争中显然处于劣势，既然没有“权势”之优势，只好以“财富”相较量，富商家庭榜下择婿常常需要支出可观的一笔家产。除富商大贾家庭之外，对为数众多的中小商人家庭来说，榜下择婿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相比之下，榜前择婿则无须破费很多了。
　　于是，一些商人家庭不是榜下捉婿，而是榜前择婿，善于“知人”者往往能选到称心如意的佳婿。何为知人?“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必贵，方名为知人。”⑧朱熹的外公就因此而被人称为“知人”。朱熹的外公家为“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祝家’”，是当地有名的富商。朱熹的父亲就是在未成名前被外公祝确看中，并将女儿许配给他：
　　熹先君子于时亦为诸生，年甚少，未为人所知，公独器重，以女归之。后卒以文学致大名，世乃以公为知人⑨。
　　朱熹的外公祝确不仅仅为女儿榜前择婿，此前也曾为妹妹出嫁资，其中之一嫁给“同郡汪公勃。汪公后登二府，终身德公，不能忘，人两贤之”⑩。可见，祝确确实是善于识人。
　　祝朱两家缔结婚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以家产换前途，而是与祝家的尚读书之风有直接关系。朱熹的外曾祖父号二翁，“二翁诸子皆读书，外大父，其第一子也，讳确，字永叔，特淳厚孝谨”。由于尚读书之风相传，家中不乏学而有行之人，祝确由于好学高行得到了郡中士人的尊重。“乡人高其行，学试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请录其学事。时三舍法行，士子无不繇庠序以进公，从容其间，若无所为，而后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11)尚读书这一共同的志趣拉近了祝家与士人的交往距离，士子之中为女择婿也便顺理成章了。祝朱两家的婚姻反映了商人阶层中的上层与士人缔结婚姻的状况，富裕的家境和良好的儒学修养成为商士婚姻中的稳定因素。富有的商人家庭择士之贤者为婿成为准则之一。朱熹在《家礼》卷三《昏礼》一章专门转引司马光之说，谈到婚姻之事“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盛，安知异时不贫贱乎?”(12)朱熹父母的婚姻不啻为商士婚姻中稳定婚姻的一个典型。
　　与之相比，中下层商人尤其是小商人与士人之间榜前的婚姻则带有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焦大郎女儿的婚姻就是这样的情况。士人满少卿中举前穷困落魄，曾经接受过焦大郎一家人的周济，后来结为姻家：
　　满生少卿者，失其名，世为淮南望族，生独跅弛不羁，浪游四方。至郑圃依豪家，久之，觉主人倦客，闻知旧出镇长安，往投谒，则已罢去。归次中牟，适故人为主簿，周之不能足，又转而西抵凤翔，穷冬雪寒，饥卧寓舍，邻叟焦大郎见而恻然，饭之，旬日不厌。生感幸过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余，哀君逆旅披猖，故量力相济，非有他意也。”生又拜誓，异时或有进，不敢忘报。自是日诣其家，亲昵无间，杯酒流宕，辄通其室女，既而事露，惭愧无所容。大郎叱责之曰：“吾与汝本不相知，过为拯拔，何期所为不义若此?岂士君子之行哉!业已而，虽悔无及，吾女亦不为无过，若能遂为婚，吾亦不复言。”生扣头谢罪，愿从命。暨成婚，夫妇相得欢甚(13)。
　　故旧处难以容身，焦大郎家的周济对满少卿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如果没有焦家的周济，生计尚难维持何谈读书求仕。焦家周济贫寒士人只是“量力相济，非有他意”，因此，起初焦家与士人的往来与婚姻诉求无关，只是后来满生与焦氏女的私情暴露才使得双方的婚姻水到渠成。婚后两人情意相投，满少卿在焦家一直住了两年的时间，直至中了进士。中举后婚姻出现了变动：
　　居二年，中进士第，甫唱名，即归，绿袍槐简，跪于外舅前，邻里争持羊酒往贺，歆艳夸诧。生连夕燕饮，然后调官，将戒行，谓妻曰：“我得美官，便来取汝，并迎丈人俱东。”焦氏本市井人，谓生富贵可俯拾，便不事生理，且厚赆厥婿，资产半空。生至京，得东海尉，会宗人有在京者，与相遇，喜其成名，拉之还乡。生深所不欲，托辞以拒，宗人骂曰：“书生登科名，可不归展坟墓乎!”命仆负其囊装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壮而未娶，宜为嗣续计，吾为汝求宋都朱从简大夫次女，今事谐矣。汝需次尚岁余，先须毕姻，徐为赴官计。”叔性严毅，历显官，且为族长，生素敬畏，不敢违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惧。数日，忽幡然改曰：“彼焦氏非以礼合，况门户寒微，岂真吾偶哉!异时来通消息，以理遣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妆奁甚富，生大惬适。凡焦氏女所遗香囊巾帕，悉焚弃之，常虑其来，而杳不闻问，如是几二十年，累官鸿胪少卿……(14)
　　满少卿中举后首先返回岳丈家中，并答应得官后来接妻子和岳丈，可见满生对焦家是心怀感激的，这让焦家看到了富贵的希望，于是“不事生理，且厚赆厥婿，资产半空”，似乎全家人的幸福都抵押在了即将赴官的女婿身上。如果不是遇到了同宗的乡人，满生与焦氏女的婚姻也许会继续下去，焦家也就此圆了富贵的美梦，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焦家预料的那样。满生回乡后，叔父很快为他约定了门当户对的婚姻，满生最终“幡然醒悟”，迎合了叔父的意愿，抛弃前誓的缘由是与焦氏“非以礼合，况门户寒微”。
　　魏晋以来极端讲究门第的婚姻至宋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社会上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依然存在。满少卿出身“淮南望族”，焦氏女则生在“市井”人家，家庭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两人婚姻的直接障碍，但满少卿中举后，双方等级差别的骤然拉大，却成为婚姻的一道门槛。换言之，中举后士人的身价陡增，是满焦之间婚姻出现裂痕并最终破裂的重要诱因。
　　此外，士人离弃商人家女儿除去道义谴责这一层面外，还与士人从心底里始终难以摆脱轻视商人的心态不无关系。士人经商求利并不意味着接纳商人的身份，他们之中许多是慕财但不慕商的。“番阳士人黄安道，治诗，累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往来京洛关陕间，小有所盈，逐利之心遂固。方自赍货且西，适科诏下”，同乡人都责问他说：“君养亲，忍不自克而为贾客乎?”(15)最终他还是弃贾业儒，重拾举业。
　　在中小商人与士人的婚姻中，中举后士人常常握有婚姻的主动权。士人抛弃旧约另觅新欢，常常是锦上添花，家境更上一层。中小商人的家境却在婚姻变故中会出现大的波动，焦家就是如此。自满少卿离开后，焦氏女感到“满生受我家厚恩，而负心若此”，抑郁不得志，不久“抱恨而死”，焦大郎也“相继沦没”，对婚姻的无望彻底击垮了整个家庭。对中小商人来说，家有读书的士人为婿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富贵的希望，而自身处于下层的地位又是无法改变的，于是很自然地将未来的赌注下在了女婿的身上，而女婿终究是与自家血缘无关的“外人”，富贵之时是否眷顾旧情几乎完全取决于良知。正如在沙滩上建起的楼阁，水去无痕，美梦如镜中花、水中月般难以实现。
　　①(宋)郑樵：《通志》卷二五，中华书局，1987，第439页。
　　②(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九，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④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宋文鉴》第6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第573页。
　　⑤(清)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第571页。
　　⑥(明)陶宗仪：《说郛》卷四五下，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⑦(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77，第3638页。
　　⑧(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⑨(宋)朱熹：《晦庵集》卷九八，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⑩(宋)朱熹：《晦庵集》卷九八，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1)(宋)朱熹：《晦庵集》卷九八，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2)(宋)朱熹：《家礼》卷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3)(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650～1651页。
　　(14)(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650、1651页。
　　(15)(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6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