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意经商也从容
　　陕西也许是一个不该出商人的地方。可明清之际在这里却产生了一个名闻全国的大商帮，并驰骋中国商界达五百年之久，这个商帮就是陕西商帮。
　　陕西在唐以前曾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但唐代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陕西便衰落了。明代的陕西已是边关地区，明代的陕西布政使司领8州95县，管辖东起华阴、南起紫阳、北至河套、西迄肃凉的西北大部分地区，边地直到今天的嘉峪关。有一首《甘肃竹枝词》形容陕西的情形是：
　　天下车书一统同，
　　怀柔西域远从风。
　　番蒙回部通川藏，
　　都在三秦节制中。
　　清雍正八年(1730)，为加强对边疆的治理，实行陕甘分省，陕西辖区内缩，成为内陆省份，管辖着8府90余县的广袤领域，并对西北地区产生着深远影响。有一首清人写的《秦亭》诗中曰：
　　大道西来万岭横，
　　秦亭何处但荒荆。
　　洴西考牧方分土，
　　陇右山川尽姓嬴。
　　明清的陕西，作为边关洪荒，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边外少数民族的侵扰。这里山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兵连祸结，土匪出没，社会很不安定。明末的李自成农民起义，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啯匪起义，响马、刀客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持财辎重的商人成为兵匪追杀的对象，经商业贾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因此，陕西并不是产生大商帮的理想之地。
　　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厥土黄壤，有着发展农业生产良好的自然条件。自神农氏教民稼穑以来，陕西就有素称发达的农业。陕西人将自然经济的小农经营方式发展到极致，力农致富，耕读传家，“督仆隶耕作，教子弟读书”，“三间一院，马房偏岸；大妇小妾，一点点年纪；顷亩田地，雇两伙计”便是陕西人理想的生存方式。那首古老的关中民谣将陕西人悠闲的生活状况描绘得贴切恰当：
　　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娃娃热炕头。
　　一亩豆子换豆腐，
　　一亩芝麻够吃油。
　　在“秉耒耜以耕，力皆出诸己”的手工劳动生产技术条件下，人们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夜雨剪春韭，新饮间黄粱”，“养生送死之具已足，仅家无盐井耳”。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对市场需求不足，缺乏涉远经营的激情动力。明清小说《幻影》第二十一回“夫妻还假合，朋友却真缘”有一段夫妻对话，将农民惧怕涉远外出的心态描述得真实可信。其主人公李雨良对兄弟说：
　　“我与你终日弄这些泥块头，纳粮当差，怕水怕旱，也当不得财主。不若你在家耕种，我向附近做些生意。”其妻韩氏在一旁说：“田庄虽没甚大长养，却忙了三季，也有一季快活，夫妻、兄弟聚作一块。那作客餐风宿水，孤孤单单，谁来照顾你，还只在家。”
　　关中民谣《半截瓮》也道出了关中农民不喜抛妻别子、外出经营的恋家心态。其谣曰：
　　半截瓮，截蒜薹，娘让出门做买卖。临行前，娘安咐，回头看看我媳妇，擦的油，戴的花，看着看着放不下，不如在家做庄稼。这种自做自食、安贫恋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阻挡了人们出门经商、闯荡天下的脚步，自然不是出产大商人的地方。
　　陕西四塞雄风，左崤函，右蟠冢，雄关环抱、群峦耸峙的自然环境，亦使陕人形成一种封闭自守的心态，使人们缺乏创业开拓的心怀。家庭生活的自给自足放大到社会心态便形成慵惰自守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对经商业贾热情乏力，对海商风险充满了恐惧，不敢亡命涉险，经商自富。“金盔银盔，不如锅盔”，“买卖钱，几十年；庄稼钱，万万年”，就是关中农民对农商比较效益的结论性认识。而且涉商业贾，风险大，贫富不定，富贵无常，今日为富翁，明朝做乞丐，远不如经营农业、收取地租之利来得保险。求稳怕险本身就是小农保守心态的反映。明代的一首民谣《送亲》将这种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其谣曰：
　　劝乖亲，休在江湖上恋。纵经营千倍利，不如家里安闲，餐风宿水容颜易变。想茶，茶不到口；想饭，饭不周全。到夜晚要自展那铺陈也，到天明还得自家卷。就是那些为贫穷所迫外出经商的人，由于他们多为农民转化而来，依然无法割舍与土地的亲情联系，他们并不盼望财高北斗，富贵满堂，经商仅仅是他们的人生过程，而不是归宿，他们心中期盼的仍然是一份自足的田园生活。清代山陕商人的一首《归去来辞》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意愿：
　　归来重整旧生涯，潇洒柴桑处士家。草卷不用高和大，会清标岂在繁华。纸糊窗，柏木塌，挂一幅草条画，栽一枝得意花，自烧香童子煎茶。
　　这种缺乏追求财富的强烈冲动和安贫守拙的心理积淀，也使陕西成为很难出产大商人的地方。
　　但历史的发展常常是戏剧性的。偏偏是在这个不会出现大商人的地方，却因历史的发展，将陕西人推到了大规模经商致富的风口浪尖上。
　　二 全凭食盐开了中
　　在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到中国以前，对中原王权威胁最大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这实质上是草原经济与农耕经济两种生产方式的对抗。中国西北部的青藏高原，天苍苍野茫茫，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游牧而生，逐水草而居。相对于风调雨顺即可丰衣足食的中原农耕经济来说，草原经济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一旦遇见气候变化，草原枯死，牛马饿毙，少数民族便无以为生，只好南下中原，掠夺而食。而少数民族强悍的体魄和训练有素的马队，常常使中原王朝难以应付。中国自秦汉以来几次大的冰川期，均造成少数民族大规模的侵扰中原。明代新生的朱明王朝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明朝的三百余年，是中国气候从宋元的半寒半冷期向寒冷期的过渡阶段，天气转冷，植被减少，游牧民族频频南下抢掠。而政治上的麻烦更大，一方面元代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特别是扩廓铁木儿，拥有骑兵十万，步兵倍之，屡犯兰州，甚至兵临通州，直逼北平。另一方面西北的西番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心有疑虑，有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为了固守边地，拱卫京师，新生的朱明王朝不得不把边防的重点放在西北。中央政府对地处西北边防前线的陕西布政使司予以高度关注，帝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基本用在西北的边防建设上。他们沿长城设九边镇以拱卫关中，确保京师安全。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镇在陕西。而后又把陕西边防区扩大到“三边”，即东起延绥皇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洮岷，远接四川松茂，绵延数千里，总计兵20余万人，马10余万匹，并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
　　在边疆洪荒地区驻守数量如此巨大的边防军，仅“一岁刍粮数千百计”“布数十万匹”军队的后勤供应便成为朱明政权高度关注的军国大政。他们起初采取外方转输的方法，户部每年运江南储处折银十万两，河南大布十万匹前来凑用。但危途转输，路远费繁。一则人民不堪负担，从甘肃狄道运一石粮，路上要走六月余方到肃州，丁壮累毙，民多怨叹，许多富户宁肯自杀也不愿充任送粮的“粮长”。另一方面，政府财政不堪重负，难以支持。这种现实困难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想出一个既使“转输之费省”又使“军储之用足”的两全其美的法子来。于是便有洪武三年(1370)“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的出台。
　　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御史郁新的建议：
　　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引，商人鬻毕，即以所给引自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招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食盐开中”之所以是“新政策”，就在于它是明朝政府对食盐产销体系和军队后勤供应体系的创新性改革。政府将从春秋战国以来垄断经营的“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商人向边关输粮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政府让利于民，实行官、商利益的大调整，将军队后勤供应的政府行为转为社会化过程，运用民间的社会力量解决军需供应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国退民进”政策，国家从食盐产销领域退出，让民营商家以向边关输粮为代价，参与食盐贩运。由于“食盐开中”米由商出，商人有很大的选择余地，“率视时缓急，米值高下，中纳者有利否”而定。加之中盐利厚，“洪武永乐时，边商引盐一引输粟二斗五升，小米不过四斗，商利甚巨”。用大约30斤粮就可换一盐引，并且盐引又是质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淮盐引，“淮盐价贵，商多趋之”。商人中盐，上下交利，乐于转输；国家出引，军备充足，边备振举，实在是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实现了“盐法边计，相辅相成”的政策目的。因此，明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食盐开中”是明政府从陕西实际情况出发，为陕西量身制定的政策。这是因为：
　　第一，陕西路近费省。陕西本身就是边关地区，由陕西输粮到边关距离最近，无需舍近求远，符合交易成本最低化的商业经营原则。
　　第二，陕西产粮。“食盐开中”政策的核心是输粟换引，无粟何以换引，有粟方可得引，粮食是政策的关键所在。而陕西在明代恰恰是产粮地区。陕西的八百里秦川，厥土黄壤，沃野千里，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的主要产粮区。明代陕西的农业生产一直处在发展之中，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排在全国的中上位置，与河南、山东处在同一个发展梯度。因此，陕西在明代是遍地禾麦，收成丰稔，官则仓库足额，民则藏盖充盈。渭南民亦富庶，征粮10万石，7天便可完成。西安府更是位列全国产粮区前茅。万历年间，在全国按税粮多寡排名的260个府中，西安府位居第四，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永乐时仅陕西官仓存粮10984255石，足支官军俸粮10年。就是这个粮食，活脱脱在陕西造就了一个尔后在全国商场上驰骋纵横了五百年的大商帮。
　　而当时的山西却是缺粮区。山西地僻民贫，谷物不丰。由于人多粮少，明初山西是全国主要的移民区，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司是全国各地山西移民的出发点。陕晋毗邻，陕西是山西移民的首选之区，明初政府采取“有民往陕西者听”的鼓励移民政策，使陕西成为接纳山西移民的主要区域之一。山西缺粮，为维持民生，不得不向陕西输入粮食。因此，陕西又是山西的供粮大户。陕西渭水流域的粮食主要运往山西、河南，“东泛商船，米粟入晋”，山西孝义县粮食不敷，粮食多由延、榆、归化等处输入。山西缺粮，山西商人要搭上“食盐开中”政策的便利车，就得从别处搞粮食。事实上，明初的山西商人是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然后再贩运边关。山西缺粮的现实注定了晋商一开始就要比陕商走得远，他们属于买粮换引，是二传手，买粮贩引比输粮换引更费时日，这就是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相比起步较晚的重要历史原因。当陕西商人输粟换引，山西商人买粟换引时，徽商还远在江南积蓄力量，在“千里不贩籴”的古代商业传统下，安徽远离边关，山高路遥，基本上没有参与这一新经济政策过程。
　　“食盐开中”是明政府为陕西量身制定的政策，因此也最早实行于陕西。“洪武三年九月始募商纳米中盐。中书省言陕西河南军储请募商人输粮而于之盐……谓之开中”。在这一特殊政策感召下，陕西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趋中”，并且在市场利润“中盐利厚”刺激下，“争先趋中”，关中各产粮区出现了“疾耕积粟，以应开中”的活跃局面，各地涌现出积粟千石、输粟边关的力农致富之家。这些积粟趋中的陕西农民，当他们将粮食换成盐引赴食盐产地贩盐时，便转化为商人。因此，在陕西便掀起了一个“农民进城经商”的热潮，用《泾阳县志》上的话说，就是“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多以商起家，其家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其六……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
　　当然，陕西农民之所以能够抓住“食盐开中”政策提供的发展机遇期，乘势而起，又与陕西厚重的商业文化历史积淀有内在的联系。
　　陕西乃周、秦、汉、唐等十三朝的文明故都，从周设镐京以来，就积蓄了经商业贾的社会力量。周代的镐京已是一日三市，贩夫贩妇，声色犬马，皆列于市。秦统一天下，转徙六国旧贵族于咸阳，进一步培植了陕西的经商势力。汉承秦制，为了防范江东反叛，汉武帝曾五次将江东贵族迁徙于茂陵、兴平，高祖刘邦干脆将沛县移植于新丰，这又为陕西植入了以商求富的社会人才存量，使陕西自秦汉以来便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官商民贾，汇集咸阳，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到唐代，长安商人更是以“帝国商人”的姿态君临天下，出现了窦义、王酒胡、王元宝等富可敌国的大商人。王元宝曾向唐玄宗夸口说“终南山树尽而吾家绢不尽”，以致使唐玄宗不得不折服地说：“朕富不及元宝。”这种千年的商业文化历史积淀，使陕西商民形成了敏锐的市场目光，他们能够从政府政策的转变中，发现潜在的市场商机，并以苍鹰鸷鸟之发的迅猛运作，驱车牵牛，服驼格马，输粮换引，走上大规模参与商品流通的道路。同时，陕西虽然自古为农业之国，八百里秦川厥土黄壤，为陕西人力农致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在手工劳动的社会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绝不是自给自足的结晶体，仍然存在着生产的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使解决这一矛盾的市场交换不可避免，人们衣食住行“求之市者众矣”。就拿那首最能反映陕情的历史民谣说：“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一亩豆子换豆腐，一亩芝麻够吃油”。这里一亩豆子换豆腐，还是给商品交换留下了较大的缺口，农民还得赴市场去交换。而种植性农业的多样性，又为商品性手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市场的联接成为不可避免。陕西为古雍州，周代以来便是蚕桑之地。《诗经·豳风·七月》记载陕西“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使“秦绢”“汉绸”成为天下名品。元代后，棉花传入，陕西是中国植棉最早的地区。“三原大布”“礼泉五二布”“乾县查花布”“大荔换布”都是农家参与商业流通的知名产品，直到今天还在恢复这一历史传统。秦地种烟。明代的陕西烟草“黄金叶”是声闻全国的名贵品种。清代渭南、汉中更是全国烟草的主要产地，渭河、汉江流域，“绿野千里，皆此物也”。秦地无闲草，陕西是“西口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陕西的党参、红花、柴胡、黄芪是明清以来名扬全国的大路产品，全国三大药市——河北祁州、安徽亳州、河南怀川——若陕西药商不到便不开市。还有陕西的农家园艺业，临潼石榴、彬县梨、三原艽黄、凤县花椒、大荔西瓜、朝邑枣都是提供市场的四季果品。这些说明陕西人并非从来就是关起门来过日子，陕西农民始终是走着一条农商兼营的多角化经营的产业发展道路，从农业和商业的互相转化中获取多重效益，大致可以表述为“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以末尽财，以农守之”的农商兼利，“托畎亩鱼盐海市……儒与贾胤能常耕而神运”的最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这种农商兼利的多角化农业经营模式，亦使陕西农民很自然地在“开中”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换引进城经商的发展道路。
　　三 茶马交易陇上行
　　朱明政府为陕西量身制定的第二个特殊政策就是茶马交易的“茶叶开中”政策。它实质上是“食盐开中”政策的延续。
　　“食盐开中”满足了边防军的需要，巩固了边防，防范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也要使北方少数民族能够活下去，否则为了生存，他们还会再次南下，而当时他们最需要的则是中原的茶叶。这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吃牛羊肉喝奶酪，需要用茶来去油腻，助消化。加之草原菜蔬果品甚少，少数民族需要通过饮茶来吸收生命绿色。而且一些少数民族笃信佛教，“学禅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这些使得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巨大，形成“宁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方式，甚至到了“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边外少数民族必然要求明政府扩大对茶叶的贸易，并宣称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要南下抢掠。明政府无奈，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沿边镇开设马市，使边疆贸易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茶马交易又是明政府内需的要求。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的作战工具，而边外少数民族产良马，“天下腾骏者不逾陕西”。在这种情况下，用茶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既满足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利于边疆的安定，又满足了政府对马匹的需要，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军事实力，实在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对此，明人李时珍有中肯分析，他在《本草纲目·茶》中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
　　“茶马交易”是明廷针对陕西量身制定的又一特殊政策。明廷在全国实行“榷茶”，由政府实行茶叶专卖，唯独在陕西实行边茶贸易，是因为陕西既地处边疆，本地又产茶，将陕西所产之茶就近输往边疆，驾轻就熟，路近费省，符合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陕西是中国植茶最早的地区，到唐代紫阳茶区已成为全国有名的茶叶产区之一，到宋元时期陕南茶区所产茶品占全国茶叶产量的60％。到明代包括四川保宁府在内的紫阳茶区产茶110万斤，主要用于交换西番的战马，因而“中茶易马，唯汉中保宁”。《洮州厅志》亦载：“明制汉郡产茶，汉民不得自行贸易，于是立市茶法，命秦陇商领茶引，采茶于汉，运之茶司推其半，易马于番。”说明茶马交易是基于陕西设计的政策，他省不得沾光。
　　陕西边茶贸易最初实行“官办边茶”，有私人贩运边茶者杀头并抄没财产，连皇帝的女婿都不能放过。但官茶垄断，违背了经济规律，到弘治三年(1490)政府干脆将“食盐开中”的办法移植到边茶管理，对陕西实行“边茶开中”，即“令陕西巡抚并布政使出榜招商中茶，给茶引，巡茶御史中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并额定边茶53184斤。此外，为了鼓励商人运茶的积极性，除上述“正茶”外，又规定“每上引给附茶100篦，名曰酬劳”，这就是正茶以外的“副茶”。这种“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又一次惠顾在陕西人的身上，使陕西紫阳茶区的生产蒸蒸日上，“茶园增加不知几处”，年产量达到113万斤，并为陕西茶商大规模走上贩运边茶的经营道路提供了因利乘便的历史机遇。而那时山西并不产茶，山西商人大规模走上贩运江南茶叶，特别是湖北羊角楼茶叶到张家口外的蒙古边地，是清代以后的事情。徽商更没有参与西北边茶贸易的机会和条件。
　　四 随军贸易赶大营
　　在明代以前，中国西北的疆域没有超出过嘉峪关，故古人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到明代虽然朱元璋曾派都督宋晟、刘真统兵征哈密，破其城设哈密卫予以防守，至此再无力向西推进，致使新疆长期孤悬海外。入清后，为防止俄国人的侵吞野心，清廷对新疆用力最勤，在从康熙到乾隆的八十年中，多次举兵削平西域，直至同光初左宗棠统一新疆。而屡次用兵路线仍是沿陕甘的丝绸古道，出阳关、哈密向西推进，大军所需粮草兵饷主要靠陕甘转输。同时数十万大军需用十分浩繁，为满足军中所需，清廷允许商人携带货物，随大军出关，以资供应，史称“随军贸易”政策或曰“赶大营”。其作用如《新疆志稿》卷二“商务”所云：“清廷以兵力削平西域，汉番杂处，联系弥合，多籍商力。当西征之始……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行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会之娱乐，一切供取于商，无行贲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馕足，民不劳而军赡。”
　　而且，随军贸易利润丰厚“一猪价银十数两，小猪与鹅四五两，鸡鸭数两，酒一斤亦数两”，故“阿尔泰出兵处买卖人俱图重利将猪鹅鸡鸭烧酒之类贩运彼处”，商人亦有利可图，愿意前往，可谓“交相为利”。
　　在明清时代，从事嘉峪关至哈密西路贸易的主要是陕西商人。如《新疆图志》所云“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哈密“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因此，每一次平定西域的军事行动都为陕西商人在西部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大好机遇。如康乾用兵新疆时“清军以哈密为大本营，消费极多，有银无物，正以为苦……陕晋甘川之人亦闻风而起，争赴关外”。迄至清中叶，左宗棠用兵西域，“因当时消费者众，取用者宏，商随兵者无恐，兵有商以无缺，两相为例，不独两湖、陕晋之人，闻风兴起……挟商品，逐什一，往返于关外大军云屯之哈密，俗称赶大营”。待大军退后，此等商人有财力者，留守各地“成立市廛，以广招徕”，才带来了新疆各边境城市的繁荣。
　　这些都充分说明，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正是机智地抓住中央政府对陕西各项特殊经济政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并与发挥本地区的经济和资源优势结合起来，才在大力发展中西部贸易通商中迅速崛起，成为声震全国的著名商帮。
　　五 乡党联引结帮成
　　明清之际，在政府“食盐开中”“边茶开中”“随军贸易”等特殊政策引导下，成千上万的陕西农民走上进城经商的经营道路后，原先那种商人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经营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为主的狭小经营方式，已不能满足大批“政府订单”对巨量一般性民生日用品的需求，迫使商人不得不动员血缘家庭以外的亲族、乡党力量，联合走上集团化经营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这就是为什么商帮只能产生在明清时期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的陕西正是如此。
　　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为都会之地、首善之区，长期保存着“乡田同井”的古代遗风，加之商鞅变法，实行边户连坐，“令民为什伍(五家为伍，十家相连)而相收司连坐”，又进一步强化了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使陕西积淀了浓厚的村社成员宗族互助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历史传统，保留着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的历史习惯，更培育了陕西商人浓郁的乡土观念和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这种历史人文因素的积累，决定了陕西商人在从事明清边境贸易中崛起时，就带有明显的家族和地域性质。
　　这首先表现为明清陕西商人轻去其乡，经商远游往往呈现出父业子承、母命子贾、兄商弟随的家族共识。如三原石耆宾其父“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荚起赀淮上”；渭南刘香享“习贾雨金镇……子仲木，业盐荚于淮阳”；高陵程希人“祖以贸易起家……早年从父客城固”，张忠轩“父子商游岷州”，刘承渠“从父进渠公入广陵”；泾阳张巍“代父为贾……用盐荚便输粟塞下”。这都是父业子承的例子。母命子贾的例子则有，三原温朝凤“稍长，母若兄命之服贾”；罗隐“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王绩“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为商”。叔携侄贾的例子如三原梁竹亭“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徽仕公，徽仕公于盐荚利无遗衰然，魁师老而授荚君君筹划微”；高尧山“幼嗣叔父携资游蜀中”。兄领弟贾也有不少例子，三原王一鹤与弟一鸿、一鸣“俱以家窘故……市布邑及吴越无闲言，赀日起，犹共贾共居”；另有郭氏兄弟，长曰金，次曰荣，次曰镇，“三人者……以贾起家，累千金”；咸阳张臻“与兄弟泰风西走河东，东止辽阳……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
　　一家一族因商发家后，在合族同亲、祸灾相恤、资表比服的乡土宗族观念支配下，往往会带动四邻，惠及乡党，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因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商人……像他一切的同时人一样，本质上是结合主义者。”如三原“民逐末于外者八九，商贾远出，数年不归”。由于泾原商民多经商陇青，故该地多“西客”；渭南“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因同州府商民多贸易川省，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附近各村在炉(打箭炉)从事商业者，可以上溯约三百年的历史，在康定经营店铺者，户县人占十之八九，故户县多‘炉客’”。
　　这样，一个以陕西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陕西商帮，就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以后五百多年的岁月里，纵横捭阖，演出了威武雄壮的贸易通商历史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