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曾经是一个被掩藏在历史记忆里的“符号”。十多年来，在省、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的关怀下，经过广大秦商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幽灵”了，而是已有数千年发展历史，并一直活跃在中国今天的舞台之上。以至于我们可以以欣喜的心情向党和全国人民做出我们的《发展报告》。
　　秦商有着悠长的历史发展。从周、秦时期它在陕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产生以来，就成为中国商人的最初代表。秦汉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登上历史舞台，秦商也随之经历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使秦商经历了第一个低谷；经过隋唐的恢复和发展，当中华民族迎来盛唐时期后，秦商也经历了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宋元以后的民族纷争和战乱，陕西被边缘化，秦商也呈现出衰败的迹象。进入明清以后，由于陕西特殊的区位环境，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和“茶马交易”政策，秦商乘势而起，成为明清时期在中国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经历了将近500年的第三次发展高潮。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尽管战争和清政府的搜刮政策，使秦商元气大伤，但它依然在民国初年有过一段不小的发展余波，尤其是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又破天荒地产生了“红色秦商”，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的贡献，并为新中国商业的诞生和发展做了历史的准备。新中国建立后，陕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西部的交通枢纽和轻工业基地，为全国人民提供了满足需要的大量生活日用品。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秦商又一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新秦商以全新的形象和姿态在全国各地和陕西各地投资办厂，贸易通商，许多陕西籍企业家开始成为中国商业的领军人物，展现了21世纪秦商的风采。数千年商路漫漫，数千年商脉永续，不曾断裂，是秦商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秦商最大的特点是：一曰“国”，二曰“大”。
　　首先，秦商“一国二大”表现为“秦商”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具有“国商”的地位，承担着“以商事国”“以商兴国”的历史担当。
　　这是由陕西特定的地缘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与其他地区不同，陕西是处于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结合部这一交换发展的高端地区。这一地区，身后是以关中平原、江汉平原、豫中平原和冀中平原为代表的以精耕农业为核心的农耕经济；身前是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为代表的以游牧为生的畜牧经济。两种经济结构本身都有着明显的产品单一性和对对方产品强烈需求的急迫性。拿高原上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逐水草而居，游牧为生，食牛羊肉，喝奶酪，需要饮茶来化解油腻和帮助消化，形成“不得茶，则困以病”和“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方式，可他们处于高寒地区，本身并不产茶叶，这便使得他们对内地农耕民族的茶叶有着无法遏制的巨大需求；而他们“满身兽皮野人家”的装束，也使得他们需要中原精美华丽的丝绸，来满足贵族的奢侈需求和从中亚西亚人手中换取黄金。这种对他们不能生产的生活品的巨大需求，使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从中原获得茶叶和丝绸，当以正当贸易形式不能进行时，他们便采取战争的形式来强行地获取这些物质。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与他们要从中原获得丝、茶的生活必需品有关。
　　相对应的，中原农耕民族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最基本的作战工具和军备物质，而良马都在西部的高原和草原上，从秦汉时期的大宛马、汗血马，到明代的西凉马，以陕西为界呈现着“天下腾蛟可用者不逾陕西”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的农耕民族为了加强国防力量，抵御边疆少数民族彪悍马队的侵扰，也需要从草原获得优质良马。所以秦汉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性雕塑，都是以良马作为表现的主题，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原民族对西部良马的渴望和需求。
　　在这种地缘经济结构所形成的产品单一性极为突出的情况下，二元化的经济结构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交换性最强的地区，也是极容易产生大商人的地区。因为这种经济结构之间差异所造成的交换性，决定了他们的交换量一定是满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巨大需求。这便决定了秦商不可能做小敲小打的小本生意，他们一开始就是代表着国家从事着大规模的商品经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准确地把握了这种历史特性，他说：关中“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栎邑(今临潼)，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因此，秦代陇上巨贾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当乌氏倮想方设法与边地的戎王交好关系，用贡献物品来取悦戎王时，正好适应了一个巨大贸易链条的需求。因为戎王得到乌氏倮贡献的丝绸、农产，除了自己享用外，更多的是依此来从河西走廊的塞人手中交换金币和西方产品，塞人又转手将其贩运到中亚西亚乃至罗马换取金币，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外贸易链条。通过这个链条，罗马金币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而当时崛起的秦国，地处中原，正需要内敛钱财，外拓疆土，乌氏倮的活动恰恰适应了这种国家需求，因此，他才被秦始皇看重，“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活动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和今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起了历史的前驱作用。这就是秦商贸易活动的巨大历史意义。所以，后来司马迁在记述汉长安的商业活动时，多采用动辄“千”或“万”的计量单位，“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就说明秦商做的已经不是个人的小生意，而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买卖。
　　秦商“一国二大”具有“国商”的地位，还表现在他们“守法护国”，经营中以“国是为重”，将商业“上利国家，下济黎民”的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陕西是中国儒家思想基础的发祥地和道教思想的传播地。周人“忠、孝、节、义”的人格修养和道教“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对秦商影响很久。陕西又是中国法家思想的践行地，秦商鞅的变法，强调依法治国，按法行事，对秦商培育很深。加之，陕西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几千年首善之区、国都之民的历史地位也养成了秦商以“国是为重”的思维定式和形成了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人文情怀，使他们在商业经营中，道法自然，按照商业规律办事；依法经商，不以身试法，规规矩矩做生意，堂堂正正做商人，表现了很高的职业自觉和人格操守。当年司马迁写《史记·货值列传》，为52位包括秦商在内的商人树碑立传时，就特别强调，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皆非有爵邑奉法犯奸而富”，而是“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盈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按商业规则办事而富。所以，还在15世纪，陕西武功秦商康銮，就在中国商业思想史最早提出了“贾道”即“商业经营之道”的概念。他在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术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这里他已经把“贾道”提升到工具理性的高度，对后世的中国商业思想产生过深远影响。秦商按商业规律办事，依法经营的特点，在唐代秦商赵意满和明代秦商梁选櫲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据大唐西市《唐故处士赵府君(意满)墓志铭》载：“公讳惠满，字阿四，天水人也。少遭闵凶，七岁丧父孤孤孩骇。兄弟五人负担相依。枕块无力，隙服未几，亲又长辞，姊妹又种。公年十一，天灾关辅，岁号永淳，骨肉相捐，贵及于残，死弃道路，少及于长……公于是协力西土，提携京东，无所不逮。兄弟因免于委弃，姊妹赖是从夫。光荣里闾，悦怡宗族，受道不士，安贫宴如……夫在白屋奉王税，自幼及长，不求减免，谓之忠；少不失义，长能抚孤，岁寒不移，荣枯若壹，谓之孝；不文不武，不隐不吏，不远王城，不居他职，无忧无惧，非贤非愚，日出而出，日入而入，谓之贵；不汲汲，不惶惶，临财能廉，处均不滥，家有余积，衣服鲜明，谓之富；学荣期之独舞，乐知命之天年，知正足之源，守生死之分，谓之寿；壮年荒荡，晚岁归真，觉今是而昨非，将言行而皆变，祛邪就正，回向释门，依止师僧，存念儿女谓之正；平生口业，临终守诚……兼此七善。”
　　这一大段文字，将一个守法护国、诚实经营发家的秦商跃然于纸上，并详细刻画了传统秦商“忠、孝、贵、富、寿、正、善”精神风貌的历史元素，为我们解读秦商“守法护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佐证。
　　明代三原商人梁选櫲依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梁选櫲业贾淮扬时，守之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以身偿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筴”，很是表现了陕西盐商依法行贾，具有远见卓识的经商才能。
　　秦商道法自然，依法经营，绝不是为了个人区区微利，而是将“守法”与“护国”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很高的爱国主义内涵。清末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狩”长安，秦商闻讯，不计当年在扬州被清军杀得血流成河的前嫌，闻风而动，慷慨解囊，捐钱捐物，资助政府渡过难关。泾阳商人周颖还专门买了五头硕壮的奶牛，连夜从泾阳驱往太后的“行在”，第二天挤上一桶热腾腾的鲜牛奶并捐银700万两，进献太后。慈禧太后泪流满面地说：“看来，只有陕西人才是和朝廷一心的呀!”陕西渭南商人曹元坤，一次给政府捐银1000万两，当官员提出要给他打借条时，曹元坤慨然说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怎能要政府写借条，这大怪我捐银之本意!”表现了很高的爱国主义情愫。
　　其次，秦商“一国二大”还表现为秦商做生意的气势很大。
　　秦商来自于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这里天苍野茫，一望无垠，羽化了秦人博大劲直、慷慨畅爽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做生意，大处着手，不拘小节，富有浓郁的雄性文化气场。秦汉以来的秦商，一个个莫不气势若虹，张扬夸耀，秦国女秦商巴清，家财巨万，约合5亿元人民币，一次性给秦始皇陵提供的水银就高达100吨。陇上巨富乌氏倮家里的牲畜多得数不过来，只好用山谷来量。秦国商人吕不韦，早年在邯郸遇见作为人质的异人，认为“此奇货可居”(“奇货可居”的成语，就出自此典)，他回家请教经商多年的父亲“耕田能获几倍利?”父亲回答说：“能获十倍利。”又问“经营珠玉又能赢几倍的利?”回答说：“能赢百倍的利。”再问“帮助立一个一国之主，能赢几倍利?”父亲说：“那就无法算得清楚了。”做生意追求的是“无算”的利益，这就是秦商的勃然大气。
　　到唐代，秦商更成为“帝国商人”，做的是全国的大生意。他们更是气贯长虹。长安商人王元宝是长安城里从事房产和商贸最富有的商人。据说他用金银装饰居屋，墙壁上涂以珍贵的红泥，时人称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于王公”。有一次，玄宗问他：“你到底有多少钱?”元宝悠悠地说：“皇宫的后面有一座终南山，我用一匹绢捆一棵树，树捆完了，我的绢还没有用光。”绢在唐代可以当货币使用，一匹绢在开元年间可换得十多石粟，元宝之富可以想见。唐明皇见状，不得不感叹地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长安商人王酒胡，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撞，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他的两次捐赠加在一起一共是40万贯，几乎相当于唐政府一年的茶税。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替全国人民交了一年的茶税。
　　就是到明清时期，秦商多做加工、贩运的长途调剂生意，一般生意做得都很大，做事明快，出手大方，在明清中国商界被冠之以“陕棒槌”的雅号。
　　明代秦商到江南做棉布生意，一个商人动辄携银千万两乃至千百万两，购布上千万匹，被江南人们视之为财神爷，“待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而且不纠缠价格的高低，明代松江府嘉兴镇就有“机声扎扎连夜操，关中贾来价更高”的歌谣。清代他们到苏州做草帽辫生意，一次将全苏州城的草帽辫都收完了，引起了纤细多疑的苏州人的怀疑，诬告他们是结党造反，差点形成冤狱，后来在乾隆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才一洗清白。清代以后，秦商转向豫楚收购棉布，他们一个人就携带一大板柜银两，白天在板柜上吃饭，晚上在板柜上睡觉，当地的湖北人惊讶地称他们为“一大二土”。在沙市，他们气势恢宏，修筑的“山陕会馆”规模庞大，可以驻扎一团军队，出门做生意排场宏阔，一般坐的都是八抬大轿，沙市的沙洋镇就有秦商“半副銮驾赶布场”的记载。在襄阳两河口他们修筑的会馆华丽无比，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形象地说：“陕西会馆铁旗杆，山西会馆金銮殿，江西会馆像个瓷器店。”
　　陕西秦巴兀立，群山对峙的自然风貌又羽化了秦人骨鲠成性，强毅果敢的性格禀赋，使他们做生意，贵在机遇，傲视金钱。清代光绪年间，陕西千阳县永丰布店掌柜李永标率布驮到江南贩布，返回到黄河边，恰遇河水暴涨，众商家争相竞渡，船家无奈说：“谁向河里撂50两银子，谁先渡。”话音未落，李永标掏出50两银子对众商说：“看好，这是50两。”说完就扔到了河里，结果千阳布驮子由于抢先过河，没有耽误市期，一次就赚了1000两银子。同治年间，在河南社旗镇做生意的陕西党家商人与一王姓山西商人发生同地市场恶性竞争，两家提出朝唐河里撂银子的实力竞争。当王姓商人扔1000两时，党家一出手就将3000两银子扔进河里，王姓晋商自知实力不支，自动退出了社旗市场。进入近代后，有一年捻军包围了社旗镇，镇中砖石扔砸净尽，社旗秦商党玉书召唤伙计们用银两朝外砸，才保住了社旗镇。因此，党家还受到清政府的褒奖。明末清初，陕西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一日过扬州城门，突发奇想：“男儿立于天地之间，不挣官印如斗大，何不闭门读书!”遂散尽金银，在所购“溉园”发奋读书，成为清初著名诗人。所以，清代陕西流传的一句歌谣就是：“生儿不如我，要钱干什么；生儿胜过我，要钱干什么!”表现了陕西商人对金银财富的哲学思考和大气胸怀。
　　其三，秦商的“一国二大”还表现在其发展中伴随着历史的跌宕起伏而表现出大起大落、连绵不绝的态势。由于秦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国都商人，作为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商人，秦商既可以优先享受京畿皇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获得全国资源供应的优越条件，这是其他地域商人所无法比拟的。但也使得秦商处于全国矛盾漩涡的中心，福兮祸所伏，中国历史上矛盾的尖锐又首先在国都地区表现出来，陕西作为十三朝皇都，正说明陕西阶级斗争的尖锐。因此，每一次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秦商都必然首当其冲，深受社会动乱之苦，使几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这就使得秦商发展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王朝更替相重合，表现出大起大落、连绵不绝的态势。
　　尽管周王朝的“工商食官”体制，使秦商在国家严格统治下得不到自由发展，但西周末年的“国人暴动”阵前倒戈有秦商的身影。春秋战国，军阀割据、列国变法，“工商食官”体制土崩瓦解，秦商作为独立自由商人登上历史舞台，但战乱使商人“宁做太平犬，勿作离乱人”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秦统一后，统一道路，权衡丈尺，统一货币和文字，商业的发展才获得了正常的条件，秦商异军突起，奔走于道。但秦行苛政，“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天下苦秦久矣，秦商亦在其中。汉初，生产力大破坏，刘邦都坐不起四匹马拉的车子，只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秦商获得大发展，“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生活得到了大改善，“食必粱肉，衣必文采，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引起政府嫉恨，汉武帝的“算缗”“告缗”主要打击商人，商人中家以上皆为破产，跌入万劫难复的深渊。魏晋南北朝外族入主，南北混战，天下无宁日，商人流离失所，谈不上正常发展。隋唐后海内晏然，政府励精图治，发展内商外贸，秦商又一次获得了大的发展，长安城的“东市”“西市”都是秦商的天下，连大唐天子都与秦商做朋友。可也好景不长，唐中叶“安史之乱”后，举国萧条，“黄河上下，鞠为茂草；千里关中，杳无人烟”，繁盛数千年的北部中国不可遏制的衰落下去。宋元后，陕西是宋辽金战争前线，“西向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商人们支军粮，避祸乱，苦累不堪。明代的276年，自“隆庆义和”后，国内没有太大的战事，天下平安，秦商利用“开中制”再度崛起，纵横海内，以“西商”的粗犷，书写春秋。但明末农民起义后，全陕溃烂，灾害频仍，秦商纷纷破产。入清后，休养生息，开发秦巴，征剿西域，大军供应皆由陕西支给，秦商获得了新的发展，关中遍地佳禾，渭北大户繁衍，但1867年的陕甘回民起义，秦商是重点打击目标，清军入陕征剿，秦商又是搜刮对象，使秦商500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处处“家产荡然”，个个“资产荡然”，陷入了长久的萧条之中。进入民国，尤其是抗战初期，开发西北，陕西作为“陪都”之说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陇海铁路延展，工厂西迁，秦商随之有不小的发展起色，但不久后方重点又移向西南，秦商与发展的机会擦肩而过，再一次陷入了萧条。这也许就是国都商人的历史宿命。这种大起大落、连绵不绝的发展态势和历史境遇，是造成秦商务实无华，不喜张扬的历史积淀。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新秦商借助改革开放春风，再度崛起。新秦商既传承了老秦商的优良传统，身上又带有新时代的烙印。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一般都能够对中国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行理智地判断；他们一般都能够对新技术的兴起充满新奇和预期；他们一般都能够运用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思想对企业进行管理，经营几十亿资产得心应手；他们一般都能心怀不断的乡愁，热心家乡的经济社会建设，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他们比老秦商更机智沉稳，更有理想和创业的冲动，更具有鸟瞰世界的眼光，他们是秦商的希望，代表着秦商发展的方向。
　　陕西省秦商联合会成立后，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抓住机遇，乘势发展，召开了五届“全球秦商大会”，整合了秦商力量，建立了“全球秦商商会会长圆桌会”的工作平台和“全球秦商机构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使秦商开始走上有组织抱团发展的道路。同时，秦商联合会重视秦商文化和精神建设，在文化宣传和扩大影响力方面不遗余力，创办《秦商》杂志、设立《全球新秦商网》和微信、微博等宣传平台，使各地秦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这些努力，使秦商在短短几年间，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各地陕西商会从最初的二十几个商会，上千会员，发展到今天全球各地109个陕西商会，会员3万余众，在全国和世界各地都有秦商的身影和他们创造的业绩。是到了应该将秦商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状态以及秦商的发展理想公之于众的时候了。应广大秦商要求，我们编写了《秦商发展报告》，对2014年以及2014年以前的秦商发展脉络，做出了详细的爬梳，总结秦商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路径的选择。
　　由于我们学术水平和资料搜集的局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存在不周和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有人曾质问说：“狮子虽是‘万兽之王’，但是今天，亚洲狮几乎灭绝。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秦商，是继续躺在‘光阴的故事’里沉睡，还是激情地吼上一曲‘梦回大唐’?”2009年当“首届全球秦商大会”召开时，我们曾经充满激情地预言：“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秦商这个商业军团的复活吧!”那么，今天我们更要满怀信心地说“让我们振臂欢呼秦商这个东方睡狮的苏醒，预祝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创造更加卓绝的辉煌吧!”
　　刘阿津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