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前 言
明清时期陕西及西北地区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区域市场网络历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东部和中部市场网络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呈现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但是，对于明清时期陕西及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研究却比较寥落，整体落后于全国水平。表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少，至今未见一部这一研究课题的专著问世。虽然王致中、魏丽英关于明清西北经济社会史的研究①、李清凌关于西北经济史研究②、魏永理关于西北近代经济发展史的研究③，特别是田培栋关于陕西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④成绩斐然，但是他们都偏重于对陕西或西北社会经济史的宏观分析，而没有就明清以来陕西及西北市场网络和运作方式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同时也表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明清以来陕西及西北地区市场网络的描述很模糊，甚至不正确。如作为中国宏观市场史研究标志成果的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就对陕西及西北的市场网络作出了如下不够准确的表述：“明清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区内，真正一直由省会城市承当市场中心城市者，大概只有陕西的西安……”⑤这显然是作者对明清时期陕西及西北地区市场发育情况不够熟悉所作出的常识性错误判断。1935年陇海铁路没有延展到西安之前，陕西西安仅仅是省会政治中心，而不是“市场中心城市”，作为陕西及西北地区“市场中心城市”或龙登高称之为“中心高地市场”的是距西安五十余里，被称为西北市场总汇的三原和泾阳两县。这些都反映了学者们对明清西北地区(包括陕西)市场发育状况的隔膜和生疏，也反映了西北学术界对陕西及西北市场网络研究落后于全国水平的不平衡状态。
陕西在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据田培栋先生研究：“在明清时代西安府与山东济南府、河南开封府、山西的平阳府相比较，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是不相上下的，直到明清其情况大致上下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在明清时期，陕西省尤其是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北方各省中也是不落后的。”⑥特别是在明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等特殊政策的刺激下，陕西发挥产粮出茶的资源优势，人们“疾耕积粟，以应开中”，形成从明初到清末五百余年“走西口”的经商浪潮，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发育生长，使陕西形成以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延安、汉中为纵坐标的次级市场，以广大县城市镇村集为基层市场的网络体系，承担着沟通三秦大地不同经济区域之间调剂余缺的物资流通任务，为陕西在明清时期五百余年间，保持“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⑦，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发展空间。陕西这一市场网络体系，又因陕西上连陇青，下接巴蜀，东近洛汴，北衔湖楚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具有的周秦汉唐等十三朝皇都的历史积淀以及沟通西域的丝绸古道的存在，又形成了以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兰州、西宁、宁夏、乌鲁木齐为次级市场，以西北广大城镇集市为基层市场的西北地区市场网络体系，承担着沟通中西部贸易通商联系，保证数千万西部各族人民生活所需和边疆安全的繁重任务。明人张瀚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网络状况：“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西，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凉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地之利途。”⑧其作为西北市场网络体系的另一标志就是西北商界每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的走标之期，从西北各地流入三原、泾阳的标银不少于2000万—3000万两⑨。这种以三原、泾阳为中心所形成的双层次市场网络为祖国西部经济的初期开发，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本书正是沿着这种“双层次市场网络结构”展开论述。第一章是对明清陕西及西北双层次市场网络体系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使读者建立起整体概念。第二、三章是对关中地区市镇、专业化市场及其技术开发带进行历史考察，以确立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中心的地位。第四、五章是对汉江、丹江流域的汉中、安康、商州市场网络的分析，因为这一网络既是陕西及西北连接汉口中部中心市场的网络末端，又是东部商品进入陕西的主要通道。第六、七章是对以延安、榆林为次级市场的陕北市场网络的分析，从而完成对三秦大地市场网络的描述。第八章是对陕西及西北地区市场网络连接点的陕西会馆、山陕会馆在西部分布情况的分析，因为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和庙会活动本身就是基层市场。第九章则是对陕西市场网络与西北地区市场网络连接的整体分析，完成“双层次市场网络体系”的理论构架。最后附录中对三原龙桥桥市这一西北地区特殊的市场景观，进行专题分析，以提升人们对陕西市场网络研究的兴趣。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有限，承担这样创新性课题力有不足，在资料选取与观点论述中难免有疏漏之处，请诸位贤达与同仁见谅。
作 者
2004年12月21日于西北大学
① 王致中、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经济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
⑥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⑦ 《货殖列传》，《史记》，第129页。
⑧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⑨ 刘迈：《西安围城诗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区域市场网络历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东部和中部市场网络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呈现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但是，对于明清时期陕西及西北地区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研究却比较寥落，整体落后于全国水平。表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少，至今未见一部这一研究课题的专著问世。虽然王致中、魏丽英关于明清西北经济社会史的研究①、李清凌关于西北经济史研究②、魏永理关于西北近代经济发展史的研究③，特别是田培栋关于陕西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④成绩斐然，但是他们都偏重于对陕西或西北社会经济史的宏观分析，而没有就明清以来陕西及西北市场网络和运作方式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同时也表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明清以来陕西及西北地区市场网络的描述很模糊，甚至不正确。如作为中国宏观市场史研究标志成果的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就对陕西及西北的市场网络作出了如下不够准确的表述：“明清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区内，真正一直由省会城市承当市场中心城市者，大概只有陕西的西安……”⑤这显然是作者对明清时期陕西及西北地区市场发育情况不够熟悉所作出的常识性错误判断。1935年陇海铁路没有延展到西安之前，陕西西安仅仅是省会政治中心，而不是“市场中心城市”，作为陕西及西北地区“市场中心城市”或龙登高称之为“中心高地市场”的是距西安五十余里，被称为西北市场总汇的三原和泾阳两县。这些都反映了学者们对明清西北地区(包括陕西)市场发育状况的隔膜和生疏，也反映了西北学术界对陕西及西北市场网络研究落后于全国水平的不平衡状态。
陕西在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据田培栋先生研究：“在明清时代西安府与山东济南府、河南开封府、山西的平阳府相比较，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是不相上下的，直到明清其情况大致上下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在明清时期，陕西省尤其是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北方各省中也是不落后的。”⑥特别是在明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等特殊政策的刺激下，陕西发挥产粮出茶的资源优势，人们“疾耕积粟，以应开中”，形成从明初到清末五百余年“走西口”的经商浪潮，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发育生长，使陕西形成以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延安、汉中为纵坐标的次级市场，以广大县城市镇村集为基层市场的网络体系，承担着沟通三秦大地不同经济区域之间调剂余缺的物资流通任务，为陕西在明清时期五百余年间，保持“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⑦，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发展空间。陕西这一市场网络体系，又因陕西上连陇青，下接巴蜀，东近洛汴，北衔湖楚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具有的周秦汉唐等十三朝皇都的历史积淀以及沟通西域的丝绸古道的存在，又形成了以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兰州、西宁、宁夏、乌鲁木齐为次级市场，以西北广大城镇集市为基层市场的西北地区市场网络体系，承担着沟通中西部贸易通商联系，保证数千万西部各族人民生活所需和边疆安全的繁重任务。明人张瀚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网络状况：“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西，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凉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地之利途。”⑧其作为西北市场网络体系的另一标志就是西北商界每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的走标之期，从西北各地流入三原、泾阳的标银不少于2000万—3000万两⑨。这种以三原、泾阳为中心所形成的双层次市场网络为祖国西部经济的初期开发，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本书正是沿着这种“双层次市场网络结构”展开论述。第一章是对明清陕西及西北双层次市场网络体系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使读者建立起整体概念。第二、三章是对关中地区市镇、专业化市场及其技术开发带进行历史考察，以确立陕西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中心的地位。第四、五章是对汉江、丹江流域的汉中、安康、商州市场网络的分析，因为这一网络既是陕西及西北连接汉口中部中心市场的网络末端，又是东部商品进入陕西的主要通道。第六、七章是对以延安、榆林为次级市场的陕北市场网络的分析，从而完成对三秦大地市场网络的描述。第八章是对陕西及西北地区市场网络连接点的陕西会馆、山陕会馆在西部分布情况的分析，因为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和庙会活动本身就是基层市场。第九章则是对陕西市场网络与西北地区市场网络连接的整体分析，完成“双层次市场网络体系”的理论构架。最后附录中对三原龙桥桥市这一西北地区特殊的市场景观，进行专题分析，以提升人们对陕西市场网络研究的兴趣。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有限，承担这样创新性课题力有不足，在资料选取与观点论述中难免有疏漏之处，请诸位贤达与同仁见谅。
作 者
2004年12月21日于西北大学
① 王致中、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经济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
⑥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⑦ 《货殖列传》，《史记》，第129页。
⑧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⑨ 刘迈：《西安围城诗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