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制度不断创新和完善的历史。因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动物只是本能地适应自然，而人则是能动的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人必须最大可能的理智地调控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理性调控的成果，就是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项经营事业必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和维护，陕西商人亦是如此。明清时期机智利用明政府对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机遇趁势而起的陕西商帮，面对自己“千年未有之变局”环境下的经营困难，为解决资本存量稀缺与资本用量巨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家庭人力资源稀缺与全国经营人力资本浩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商人个体经营智慧稀疏与商业集团化经营智慧聚合之间的矛盾，他们发挥陕西人特有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大胆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与山西商人一道创造了“合伙股份制”企业经营制度以及“联号制”企业经营模式。进入清代后，他们在四川自贡盐场又独立创造了“契约股份制”这一更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为保证制度运行的顺畅和效率，他们又配套创造了“契约化经营机制”、“商业风险防范机制”、“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及“经理人市场运作机制”，使“陕商制度之整齐”在明清中国商界有口皆碑。同时，面对明清时期中国商人走上集团化经营的新态势，他们对作为自身异乡办事机构的会馆进行细密的制度安排，使会馆逐渐走上市场化运作的轨道，保证陕商集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加价值增殖、加强团队管理、张扬文化价值取向以及保证经营成功，使“天下会馆数陕西”成为明清中国商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这些经营制度的厘定及其成功运行，体现了明清陕西商人的经营智慧。这些智慧不仅是陕西商人个体的，也是家族的，进而成为陕西商人整体的，充分显示了“商以察尽财”的社会职业分层和“无商不巧”的个体生命价值取向，成为中国古代制度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极为可贵的是，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制度创新，是在没有任何外来文化影响下独立的历史创造。当明代初年，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以集团化的风采登上历史舞台时，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还刚刚在地中海的资本主义摇篮中缓缓蠕动。因此，陕西商人当时不可能借鉴任何外来文化，他们凭借十三朝文明古都的厚重历史积淀和质本天成的个性智慧，本能地感应了“市场经济因素”萌生的时代风云，率先振翅高飞，创造了比西方“股份制”要早300余年的中国特色的股份制，引领着那一历史时期世界经济的发展，深刻反映了人类经济思维的智慧同等性。人类的经济智慧并不与肤色成正比。陕西商人所创造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制度，是陕西商人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历史遗产，它不仅是属于陕西的，更是属于世界的。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陕西商人的经营管理制度安排，并不是个人智慧对生活实践的灵感闪光，而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深层次的把握和理性思考。因此，在明清中国商界，陕西商人是最早提出“贾道”和按“贾道办事”的中国商人。15世纪，陕西武功商人康銮就明确提出“贾道”的概念，并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秘诀是按贾道办事。这是陕西商人对中国商业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主流传统商业文化的品味和理性质感，使陕西商人的经营制度安排呈现着理性思考的智慧之光。而西方人在产业革命之后，才达到了这一认知水平。所以中国人完全不需要在追随西方人的脚印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现实的选择”，后发的西方人诺恩聪明地说出了其中的道理。
　　因此，总结陕西商人留给我们的制度遗产远比诉说陕西商人的经营故事更为重要。这是将商帮研究引向深入必须在显微镜下所做的琐事，科学正是在烦繁的事物中发现简单真理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意义。
　　当然，尽管追求科学的天堂是我们美好的目标，但任何科学的研究和发现都是极其艰难的，都是经历知识炼狱的过程。所以这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还请读者多多原谅。
　　科学的入口处是地狱，而炼狱的出口处便是天堂，感谢佛罗伦萨诗人给我们的启示。
　　李 刚
　　2010年5月于西北大学五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