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地确定后，对店铺具体位置的考虑则须提上日程，位置选择得当，对于经营自然大有裨益。
　　以明代城市为对象，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店铺多集中在闹市区或者各门内外。在南京，城中商业活动最繁盛的地方当推行口，明人说：“南都大市为人货所聚者，亦不过数处，而最伙为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门桥而已，其名曰‘果子行’。”①(卷一，《市井》)在这一路段上，“民之居肆者，增置篷搭，以便贸易，……于是层垒构架，曩之通衢，化为夹巷，不可方轨”，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出三山门，所经皆通衢，可容九轨”②，交通十分便利。在北京，“城中市肆，北最盛，次则东牌楼街，西不及东。……城外市肆人家，南最繁华，正阳门外为上，崇文门外次之，宣武门外又次之。东不及南，西不及东，北不及西焉。”原因何在?举明代北京最繁华的棋盘街、正阳门外为例，这里店铺之外也盖有大量的棚房，就是因为“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③，交通及客源较他处优胜。在苏州，则是阊门外经虹桥至枫桥，浒墅、拱辰桥一带市肆最胜，原因是这一带临近苏州城，且是水路往来苏州的要道，船来人往，终日熙熙攘攘，明人描绘为：“旅错趾骈，无问昏旦……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④(卷二九，《津梁》)，拥有相当明显的人地优势。同时，商人们也会注意尽量靠近消费者聚集的区域。最典型的如两京书肆。北京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南京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另如苏杭书肆，因没有两京学人众多的优势条件，遂更加注重位置的选择以获取客源，所在“皆四达衢也”⑤(甲部，《经籍会通》四)。
　　关于这个问题，史料对商人个体情况的记载很少，仅就所见列举如下：正嘉间洞庭翁笾，“客清源，清源百货之凑，河济海岱间一都会也。乃治邸四出临九逵，招徕四方贾人，至者镪属，业蒸蒸起。”⑥(卷一三，《人物·货殖》)文中“九逵”，即都城的大路之谓。陆人龙《型世言》中的苏州商人周于伦，“他积祖在阊门外桥边，开一个大酒坊，做造上京三白、状元红、莲花白，各色酒浆。桥是苏州第一洪，上京船只必由之路，生意且是兴。”⑦(第三回，《悍妇计去孀姑，孝子生还老母》)万历时休宁汪一龙，“迁居芜湖西门外大街，创立正田药店……海外藩入贡者多取道于芜，市药而归。”⑧(卷五八，《杂识·遗事》)可见，地理位置的便利，为商品畅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此外，明代一则关于香蜡铺的歌曲中唱道：“向通衢物攘人稠，手脚不停，包裹如流。”⑨从侧面反映了店铺位置选择得宜的重要性。
　　如此可知，明代商人们对店铺具体位置的选择，其基本原则有二：一是位于交通要道、位置明显的地方；二是位于人口稠密、便于买卖的地方。⑩而正因为明代商人们对于店铺具体位置的考虑日趋成熟和理性，所以明代中期以后，店铺的开设突破了唐宋以来、甚至直到明初，按行业划分地点(即要求同类商铺必须集中于同一区域)的限制，分布日趋分散和合理。顾启元《客座赘语》载：万历时北京城内，“(作坊店铺)沿旧名而居者，仅此(指铜铁器在铁作坊，弓箭在弓箭坊等)数处，其它名在而实亡，如织锦坊、颜料坊、毡匠坊等，皆空名，无复有居肆与贸易者矣。”(11)(卷一，《市井》)就证明了这一点。
　　①(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雪堂随笔》卷三，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③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1页。
　　④道光《苏州府志》，清刻本。
　　⑤(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清)翁澍：《具区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明)陆人龙：《型世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⑧民国《芜湖县志》，《中国地方志丛书本》，台北：成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印行。
　　⑨路工：《明代歌曲选·香蜡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⑩当然，若是已经建立起顾客网络和影响力的商家，如果能够采取更加吸引顾客的经营方法，店铺位置所造成的劣势对于经营的影响就可能会被最大程度地削弱。如嘉万间歙县郑次公萼，与兄郑长公析产，“长公居肆而享其成，次公徙之委巷，益减岁息且自什一轻之，于是质者阗门，即境外子钱家争来集，于是次公倾郡力足以役仆。其曹人言：‘公昔近市而今巷居，昔薄息而今滋薄，卒之赢得过当，何术哉?’次公笑曰：‘夫人见利必趋，萼宁讵能与众争利。萼昔为中贾，非近市无以杓之人。乃今藉吾父宠灵，贾道浸广，非杀岁息，有众胡来?息浸杀则众必归，毋委巷以也。’”(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九《明故处士洪桥郑次公墓志铭》，四库存目本)即是以价格的手段，来弥补位置偏僻的不足。
　　(11)(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