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在河南陕原以西，元代至元三年改安西路为陕西行省，故而名为陕西。明代为陕西布政使司，辖西安、同州、凤翔、延安、汉中、兴安、庆阳、皋兰、宁夏、西宁府县的广大西北地区，有诗曰：“天下车书一统同，怀柔西域远从风。番蒙回部通川藏，都在三秦节制中。”清康熙五年陕甘分省，陕西内缩，成为西北重地，对整个西北乃至西部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又有诗曰：“大陇西来万岭横，秦亭何处但荒荆。汧西考牧方分土，天下山川尽姓嬴。”
　　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长，陕西的历史就有多长。因为陕西是中华民族的祖宗发祥之地，从蓝田猿人到半坡母系氏族遗存，再到姜寨齐家文化，一路记述了中华民族早期发育的历史风尘。每年清明节，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向着陕西朝拜，昭示了全体华夏儿女共仰同一祖宗轩辕黄帝的龙脉所系。从那时候起，陕西就成为历朝历代成就伟业的根基所在。“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得关中者得天下”。北控陇右、西制巴蜀、南达湖襄、东制关东的区位地理优势，使陕西自然成为天下皇都极选。周秦汉唐十三个王朝在陕西立都。陕西的砖是秦砖，陕西的瓦是汉瓦，陕西的风是唐风，陕西的空气都凝结着浓郁的历史文化。陕西是养人的地方，养皇上爷的地方。陕西的女人贞节婉淑，沉静秀丽，姜源、嫘氏给了陕西女人健康美丽的身躯，秦始皇统一六国，聚天下美女于咸阳，使陕西女人又糅合了江南女子的婉约秀气，中国四大美女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贵妃都是被陕西的水土所滋养，才绽放出绝世的美丽。陕西是养女人、养美女的地方，当年阿房宫美女如云，“晓星莹莹，开妆镜也；渭河涨腻，弃脂水也”，宫女秀娥泼的洗脸水将渭河都漂涨了。厚德载物，就是这些伟男倩女，一代又一代在他们脚下的这一方土地上，演出了中华民族上半期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汉唐盛世是由陕西的男女一手托起来的。
　　陕西为古雍州，沃野千里，厥土黄壤，有素称发达的农业文明。半坡母系氏族遗址地窖里的谷种，是中国原始农业发祥的铁证。杨凌教稼台是神农氏带领陕西先民们收获丰收的地方。从那时起陕西几千年力农稼穑的农耕文化，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一路领先。就是在走出汉唐盛世的明代，陕西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保持着全国中游的地位，与山东、河南处于同一个发展梯度上。明代隆庆年间，陕西官仓储存的粮食1000多万石，可供边地军民食用3年；同州府税粮10万石，7天时间就征收完成。产粮的关中，县县仓满，粟米流脂，水土肥美，官藏民丰。可别小看这些官仓、民窑里的粮食，它们后来被派上了大用场，活脱脱造就了一个全国著名的商帮。可以说没有粮食就没有陕商，陕商是靠粮食起家的中国商帮。
　　粮食可以造就农民并不必然产生商人，是商人把产品变成了商品。陕西自古物产丰盈，古雍州乃蚕桑之地，嫘氏兴蚕，《豳风》中的陕西姑娘，春日载阳，女执懿筐，使陕西手工业从母系氏族公社制陶的转轮中走上了历史舞台，略阳铁、耀州瓷、富平纸、泾阳皮、凤翔筐、泾阳茶、三原烟都是名闻全国的名特产品。古代的陕西人把手工业技术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发展到极致。有粮、有手工业品，解决生产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矛盾的商人就必然走上了历史舞台。从秦岭山中“雍市”的天下第一市走出的第一代陕西商人，一路潇潇洒洒，十三朝京都的繁华之地，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帝都商人，豪气贯虹。秦商清寡妇、吕不韦、乌氐保，汉商长安杜氏、雍伯、袁广汉等，唐商王元宝、郑凤炽、王酒胡，都是名垂青史的大商人，使陕西有了悠长的商业文化积淀。陕西人身上流淌着商人的血，这为他们后来抓住商机走向全国作了历史文化的准备。
　　陕西地处西部，风刚土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陕西人刚毅果敢、不畏艰险的倔强性格。西部山高水遥、土匪没道的生存环境又形成了陕西人崇义尚武的精神风貌，使他们视西部险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若比邻，趋死地如鹜。而陕西生活简约的朴素民风，又为陕商练就了吃苦耐劳的好身板，使他们把南方人视为畏途的西部看作是自家的后院，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服牛格马，驱车如雷，豪情万丈，周流天下。
　　机会总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朱明政府为了防止边外鞑靼蒙古族的反扑和扼制西番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沿边疆的长城一线设九边镇保卫边疆安全，拱卫京师。其中有4边镇在陕西，驻军24万，马3700万匹。保证边防军的军备所需就成为明中央政府的大政所在。靠税粮转输，每年从江南协饷10万两，从河南调大布10万匹，政府把大把银子花在陕西，被称为“边防重西北”。但因路远费繁，政府不堪负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洪武三年明政府从陕西存粮丰厚的实际出发，为陕西量身制定了一个特殊政策，即“食盐开中”，政府将长期垄断的食盐专卖网开一面，允许和鼓励陕西商民将家中窖藏的粮食贩运到边关，换取经营食盐的许可证——盐引，再到食盐产地贩盐赚利。这种政府对陕西的特殊政策和利润刺激，使陕西商民一方面输粟换引，种粟塞上；另一方面“疾耕积粟，亦应开中”，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一个力农经商的热潮在陕西兴起。许多陕西农业大户将家中粮食贩运到边关再去淮盐产地的扬州贩盐。仅一个输粮大户富平的李月峰就供应了延绥七八千军队的军粮所需，在将粮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利润的效益优势过程中，从八百里秦川走出了新一代的陕西商人。他们同历史上的秦商不同，他们不是贩运奢侈品的专业商人，“人参古玩好生涯，交易无非帝宦家”，而是力农致富的农民转化为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走上农商结合的新式发展道路，这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农民进城经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陕西商人去扬州贩盐，回程中又贩运江南棉布到西北，盐商又转化为布商，早期的陕商完全是盐布多元化经营。而盐布这些大宗商品，量巨路远，一家一户的个体商人无力承担，只好动员同族同乡加入商品贩运，以血缘乡党关系而互相联引的陕西商帮就这样很自然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陕西商帮是明代十大商帮中产生和形成最早的商帮，是资格最老的商帮。因为“开中制”应该是为陕西量身制定的政策。其一，陕西本身是边关地区，由陕西输粮路近费省，交易成本低，符合经济规律。其二，陕西粮丰。“开中制”的核心是输粟换引，陕西明初藏粮丰盛，有大量可输之粟。而山西虽说也是边关，但山西是缺粮省份，明初之所以从山西移民，就是山西人多粮少，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口，虽说晋商也是趁“开中制”之机而起，但山西商人得推上独轮车到山东买粮，然后再经山西贩到雁门关以外的边地，晋商实际上是二传手，买粮贩粟比陕西产粮贩粟成本高而且多费时日，所以陕商比晋商历史起点要早。而徽商远离边关，山高水远，“千里不贩籴”的古训使徽商不可能染指边关。因而陕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沾了中央政策的光。但是正因为晋商在买粮换引方面比陕商吃的苦更多、走的路更远，才使他们后来创造的业绩比陕商更辉煌。而徽商后来“买引贩盐”，吃苦不多，注定了他们的奢侈性比陕商与晋商更甚，封建性比陕商与晋商更浓。三大商帮的历史特点从他们起点上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这是历史的安排。
　　大多数由农民转化而来的陕西商人，一登上商品经济的舞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八百里秦川赋予他们的雄浑气势被一下子释放出来，从而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商人的历史特点。他们大胆肯干，他们不惧艰险，他们退守可据，他们心怀荡然，为盐都扬州带来了许多新风气。当年在扬州做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有500多人，他们所具有的西北汉子的强悍粗犷、大胆雄浑的性格特色，使玲珑秀气的扬州耳目为之一新。陕商最早聚居的东关是扬州最繁华的市场，陕西会馆所在的扬州东关是扬州早年最热闹的中心市场。以守业稳健见长的陕西人在扬州另置办了许多产业，扬州的许多著名景点就是陕西人的产业。扬州大月寺的大雄宝刹为陕西泾阳商人赵运所盖，扬州的张园是富平庄里张臻家的别墅，蜀岗最早是陕西临潼张家的产业。陕商奔走江湖，千里贩粮，商海寂寞，生命里不能没有女人。而陕西男人的强悍与扬州女子的柔弱形成绝配，许多扬州女子投入了陕西商人的怀抱。陕西巨商孙豹人把大把金钱花到了妓女美凤身上，陕西商人康海与美妓共骑毛驴招摇过市成为扬州的佳话，连《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富商孙富，都是以陕西人为原型。所以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一手促成了秦淮河畔青楼文化的繁荣，扬州以养“瘦马”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兴起有陕西商人的一份功劳。由于陕西商人在明初实力强盛，明政府不得不在扬州专门设立允许山陕商人子弟就地赴考的“商科”优待政策，使陕商子弟学而优则仕，徽州人当时眼红得不得了。当然，当扬州被倭寇袭扰的时候，陕西商人又挺身而出，慷慨赴死，陕商闫金，英勇威武，多次登城参战，挽弓举枪使倭寇闻声胆寒，保卫了扬州安全。
　　进入明末清初，徽商由于买通官府“输银换引”而在扬州势力大增。晋商又因贴近清王朝而受到偏爱，势力压倒了陕商。陕商以汉族正统自居，壮怀激烈，大量从扬州撤资，实行战略转移，“弃淮入蜀”，在四川的大地上又刮起了商品经济的“西北风”，搅得四川自然经济秩序乱了套。陕商最初在四川办钱庄、办典当、办商号积累资本，“川省正经字号均属陕商”，到乾嘉年间利用“招商认引”的政策机遇，又一次进军井盐贩运，使川盐贩运大部分掌控在陕商手中。然后以借地入股的方式进入井盐生产，使“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成就了四川井盐的历史辉煌。四川自贡的井盐是陕商一手搞起来的。自流井的磨子井、耳勺井、源发等高气田盐井都是陕西人开的，陕西商人创造的用竹筒输盐水的“竹枧”如同今日的输油管道一般将自流井与贡井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自贡的由来。当年自贡的八店街就因八家陕商字号掌握着自贡的金融流通而得名。乾隆二十五年在自贡设立的“西秦会馆”，被当地人称为“陕西庙”，至今仍是自贡著名的文化景点。陕西商人刘绍棠开办的“协兴”盐号，拥有七十二家分店，从自贡一直排到贵阳，沿途可以不入别家分店，使贵州的不毛之地因陕西商人的到来而迎来经济发展较快的历史时期。开中制成就了一代陕西盐商。
　　陕西商人是边关商人。边关所需就是陕西商人的经营方向。
　　边关天寒地冻、六畜不全，军民需要棉布御寒。陕西商人就贩布。他们或是领取官银，或是集资，或是合资，携银千里迢迢到江南苏松嘉杭的棉布产区贩运标布，一次携带千百万两白银，贩布动辄千万匹，他们简直是江南人民的财神爷，江南人民尊陕西布商为王侯，争陕西布商为对垒。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财富带到哪里，江南民谣中唱到“更长经短连夜缫，关中贾来价更高”，他们还在江南设布庄坐庄收购布匹，压制布匹。由于陕商收布量大，江南人民投其所好，干脆用陕西话为其布命名，如嘉兴七宝镇所产的梭布就命名为“七宝尖”。“尖”是顶极的意思，是陕西话，陕西人把能人称为“人尖”，将好水称为“尖水”。“七宝尖”就是七宝产的顶极好布，完全是为了迎合陕西布商的需要。陕商每年从江南贩运的布匹占到当年江南布匹产量3600万匹中的2700多万匹，占总产量的80%强。当陕西商人携布踏上归途的时候，留给江南的是一片繁荣。明人徐光启讲过一段公道话，说明代江南田赋很重，占全国田赋的七成以上，这些巨额田赋主要是江南人靠纤纤素手织布纺纱赚取陕西边商的银子交纳的。入清后，陕西布商步伐不逾长江，“山陕标客罕至”，江南棉纺织业就很快陷入了停滞。
　　这是因为入清后，湖北、河南的棉纺织业因用地窖织布解决了空气高亢断头太多的难题而迅速勃兴。湖北、河南与陕西毗邻，路近省费的节省交易成本规律，使陕商主要贩运湖北的“府布”、河南的“颍布”到西部，又一手促成了湖北、河南纺织业的繁荣。湖北德安府所产的“府布”基本上都是由陕西商人收购的，许多陕西商人就住在当地经纪人的家里，买一个大板柜，里边放着购布的银子，陕西商人吃睡都在柜上，这就是“陕西掌柜”一词的由来。河南的周口、怀川、豫中和豫南大都产布，陕西布商的足迹可以说踏遍了豫中平原，河南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山陕会馆”就是最好的说明。由于陕西人的生意做得很大，使中间利润大量落入陕西人的腰包，河南人很不服气，气急败坏地说：“陕西人把土地买完了，把银子搬完了。”河南唐县的人为了阻止陕商在河南的胜利进军，用铁锅装上沙石堵塞了唐河，使下游陕商聚集的赊旗镇因河水流浅而无法行船。
　　边关地区是畜牧地区，少数民族兄弟以吃牛羊肉喝奶酪为生，为了帮助消化和摄取绿色，他们需要大量饮茶。茶是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无茶则难以为活”，陕西商人就贩茶。起先是服从官府需要，贩茶换马，“茶马交易”，后来干脆全部商茶化。他们将陕西紫阳茶区所产的绿茶经汉中、徽县、天水贩到兰州、宁夏，每年不下1100万斤。后来发现绿茶味淡散装不便于运输和保管，而湖南安化的红茶枝粗味重便于挤压成砖，便赴安化贩运红茶到泾阳压成茶砖再贩运到西部，这就是“湖茶”的由来。当年驻在湖南安化茶区收茶的主要是陕西商人。泾阳更是茶叶加工中心。每年仅在泾阳捡茶的临时工人就“不啻千百人”，泾阳茶号七八十家。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回民义军攻打泾阳县城，各家茶号将装茶的木箱垒在一起，泼上水冻成冰，便在平原上顿时造就了一座新的冰城墙，可见茶叶贸易量之大。那些经营茶叶的大商号在西北都很有名，茶商巨擘“马合盛”光运茶的骆驼就千余头，每次出发峰峰骆驼相连，蔚为壮观，连慈禧太后都亲口封他为“大茶商马合盛”。泾阳“裕兴重”的东家是泾阳的安吴寡妇，“裕兴重”每年贩茶占全县城茶的一半以上，后来慈禧还认当家人为干女儿，入宫闲话，足见财力之盛。这是西北边茶。
　　在西南，陕西商人又将川南名山、射洪、邛崃、雅安、天全五县所产的茶叶贩运到西藏、青海和云南，漫漫茶马古道是陕西商人一步一步踩出来的。五属边茶最初的中心在黎州，入清后移至打箭炉，就是今天的康定，当年在康定贩茶的主要是陕西商人。康定的一条街叫“陕西街”，就是因为有80余家陕商茶号在那里集结而得名，当时陕商在沪河之南的叫“泾阳帮”，在河北的叫“长安帮”。户县宋村宋家开的茶号“德泰合”有600余年历史，资产最盛时达千万两白银，后来因为少东家迷上了一位藏族姑娘无心经营生意才一落千丈。那些在松潘、果洛经商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人，最早闯入拉萨做生意的汉族商人就是陕西商人。有史料记载清代拉萨城内所驻商贾，唯秦晋两帮最火。这叫“西南五属边茶”，经营茶叶贸易的陕西商人被称为“炉客”“川客”和“藏客”。
　　清末陕西商人又随左宗棠入疆，叫“赶大营”，将贸易范围又扩大到新疆。陕商以古城为中心分南北两路深入到新疆腹地，将新疆商务掌握在自己手中，乌鲁木齐就是因陕西军人和商人共筑的“红城子”而命名的。那时在边疆经商的一半是陕西人。边关产皮。陕西商人回程时便将边关各地产的羊毛、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硝制，使陕西泾阳、大荔羌白、礼泉百屯成为关中三大皮货中心，当时每年从西北各省运回陕西的皮张动辄以千万数。那时在湟源，也就是在准格尔经营皮货的陕商就有五六百人，现在湟源的一半人说的是陕西话，他们就是当年陕商的后裔。湟源西大街有“陕西会馆”，是湟源“文革”前百年间唯一的娱乐场所，湟源后山有陕商义地，埋的都是陕西商人的遗骨。当年青海经营皮货的38家货栈，当地叫“歇家”，都是陕西人开的。从青海、宁夏、甘肃贩回的皮张在泾阳、大荔硝制成皮袄、皮甬、皮摔，最有名的叫“二毛皮甬”，是全国人最喜爱的皮制服装，旧社会有钱人家常以家藏皮甬作为财富保值的重要手段。大荔县城的“裕宗敬”皮货庄每年生产的皮甬上百件，扬州由陕商开的“伍少西皮货店”在江南很有名，各地都有分店，所产皮袄被列为贡品，连店名都是由明代嘉靖皇帝亲笔题就的。
　　说皮货贸易便不能不说陕北的边商。明清时期在伊蒙草原做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延安和榆林的边商，当时叫“跑边子”或“出拨子”。有统计当时仅在榆林、神木两地跑边的商人就有两万余人，他们赶着牛车，携带百货深入到伊克昭盟草原，先在王爷庙前摆摊设点，后借钱给王爷取得好感，租地盖房，开店经商，使草原的很多地方用陕西商人的名字来命名。黄台子就是因一名叫黄台子的陕西商人在那里开皮货店收购皮货而命其名。河套永洛渠有个强家地方，就是以一家榆林人开的油坊而得名。许多陕西边商因跑边而成为大商人。神木的呼掌柜、靖边的王铁闩都是草原上受人们尊重的陕西客人，由于他们借钱给蒙古王爷，王爷便将大片土地租给陕商，使陕商几乎可以左右伊蒙草原的经济。皮毛贸易使陕北形成羊毛经济的区域特色，形成陕北经济的盛衰以皮毛贸易的逆顺为转移的局面。
　　边关山高水长，水庞泉甘，盛产各种奇花异草，成为中药材的主要出产地。陕商又贩运药材，西藏、西宁的冬虫夏草，甘肃岷州的枸杞，陕西秦巴的党参、柴胡、秦艽，兴平的红花都是药力强劲的名贵药材。陕西商人将西部药材贩运回三原，加工炮制成著名的“西口药材”，使三原东关药店林立，除了药店没有别的店，经营药材的有名店铺就达300余家。这些药材被陕商输送到全国各地，在各地药市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河北祁州药市、河南禹城药市唯陕商马首是瞻，安徽亳州、江西樟树镇都是陕西药商很有势力的地方。陕西华阴赤水镇党家是专门做药材生意的。他家的字号“凝德堂”在全国有十大分号，其中乌鲁木齐东街十字最有名的“凝德堂”药材铺就是他家在新疆的生意。
　　边关产水烟叶，陕西商人就贩运水烟。水烟是陕西商人一手开发的新兴产业，是陕西人最早将水烟带入西部。当年明政府设边镇驻守边疆，一些陕西军人为抗苦寒，靠烟草驱除瘴疠，遂吸食水烟。陕西商人便在兰州的五泉山下培植烟叶种植，使“五泉水烟”成为全国名贵产品。陕西商人将烟叶贩回泾阳加工炮制，由富平的技师推刨成烟丝，连推刨烟丝的刨子都只能由富平所产，别的地方出产的都不能用。然后贩运南北各地远及南洋。水烟为西北特产，由陕商垄断，当年渭南孝义镇赵家在泾阳开的“一林丰”烟坊垄断着陕西水烟产量的一半以上，他家的烟铺开遍江南，仅上海就有五大分号，专门作南洋的生意。上海五码头就有赵家的生意仓库。有一年赵家的一位少东家在上海泡舞女，被黑社会绑架，轰动全国，成为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绑票案之一。水烟产销给甘肃带来了致富的希望。近代兰州城二分之一的人就业与水烟有关，水烟经销带来的税收占到甘肃财政收入的70%以上，使兰州经济基本上是水烟经济。以至于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逃往西安，路上心情烦躁，吸食的水烟就是陕西产的“泾烟”。
　　陕西商人是借边关一块宝地，力农致富，经商发家的商帮。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业经营，货贩两头，大利所在。大量商业利润像潮水般流回陕西，明清时期每年由西部流回陕西三原的标银就不下两三千万两，占到清廷每年财政收入8000万两的三分之一强，极大地增加了陕西的经济实力，使陕西渭北各地出现了许多富埒王侯的盖省财东。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区。周公旦所创立的周文化深深铸造了陕西人的灵魂，家族亲缘关系的血肉联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宗法村社制度是陕西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加上陕西商人多以中小商人为主，资薄力单，这便注定了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外帮商人的欺辱，发展自身的商贸业务，抵御商海的不测风险，化解背井离乡、闯荡江湖的缕缕乡愁，而抱团形成以陕籍乡土亲族关系为纽带、以会馆为办公地点和标志性建筑的商帮，形成松散联系的陕西商业资本集团。“会馆最多数陕西”，会馆是陕西商人在茫茫商海中遨游的避风港、安全岛、指航标和不安灵魂的慰藉所。陕西商人外出经商，异地投宿要靠会馆，堆放货物要靠会馆，开店觅资要靠会馆，厘定行规要靠会馆，抵制外帮和官府的侵扰要靠会馆，化解不尽的乡愁要靠会馆，疗伤寄柩要靠会馆，陕西商人走到哪里就将会馆盖到哪里，陕西商人最爱盖会馆是明清商界的共识。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文字记载和历史遗存的陕西和山陕会馆多达274所，分布全国各地。沿会馆可以耙梳陕西商人的足迹。其中最著名的有：
　　北京关中会馆：温纯任御史大夫于天启年间捐修。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以京职，法备财饶。
　　自贡西秦会馆：坐落于自贡市自流井区解放路东段，后倚风景秀丽的龙凤山，前临繁华热闹区，殿阁巍峨，造型奇特。西秦会馆，寺名武圣宫，主供关帝神位，亦称关帝庙，俗称陕西庙。清初，陕籍商人来自流井经营盐业，发家致富。为了“款叙乡情”，并显示豪华富有，于清乾隆元年(1736)动工兴建，历时16载，于乾隆十七年(1752) 竣工。道光七至八年(1827～1828)，又进行大规模培修与扩建，共占地3451平方米。这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建筑，平面组合，总体方正，强调对称，中轴明确。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四周以廊墙及其他建筑组成有纵深、有层次、有精华的5个大小院落群体。
　　四川叙永陕西会馆：位于叙永县城西大街，建于光绪二十六年，有乐楼、走楼、正殿等，面积2500平方米，曲池跨以石桥。该会馆由戏台、回廊、大厅、正殿、三官殿、暖阁、后院等组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祠宇坐南向北，为山西、陕西盐商集巨资，拆除关帝庙而重建。主要供奉关羽，因关羽喜读《春秋左氏传》，故又名为春秋祠。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该会馆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古运河西岸，是山西、陕西客商集资合建的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至嘉庆十四年方具有现在之规模，共耗银49643两。会馆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占地面积3311平方米。保留至今的有山门、戏楼、夹楼、钟楼、鼓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关帝殿、财神殿、火神殿等160余间。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位于社旗县城中心。秦晋两省富商大贾，为了叙乡谊，通商情，接官迎仕，祭神求财，积资建造这座会馆。会馆分照壁、悬鉴楼、大拜殿、春秋楼四个主体建筑。“运巨石于楚湘，访名匠于天下”，连烧制的玻璃瓦也是来自秦晋。从乾隆二十年开始，至光绪二十八年建成，历时137载。
　　陕西丹凤船帮会馆：又名“明王宫”“平浪宫”，始建于明代，嘉庆年间重修，位于丹江北岸，建筑群占地5640平方米，有房屋20余间。龙驹寨自古是“北通秦晋，南结吴楚”的交通要冲，久有水旱码头称誉。而此地因丹江水运，船帮势力很大，众水手和搬运工每运一件货物都从中提取三个铜钱聚资建馆，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建起这座宏伟壮观的会馆，以供帮员食宿、聚会、娱乐之用。其戏楼工艺精湛，堪称一绝，因此有人美其名曰“花庙”。
　　兰州陕西会馆：建于咸丰五年(1855)，位于兰州市区贡元巷口。这是一座别具一格建造奇特的会馆戏楼，它不仅建筑秀丽玲珑，雕绘精湛，更令人称奇的是，戏台两面开，一出戏可以同时在一台的两台口演出，朝北可对会馆内观众，朝南可以对街道游人演出。1991年8月，刘厚生、薛若琳等首都及各地专家参观此戏楼时，皆称这是至今在全国发现的唯一的一座两面开戏楼。
　　陕西商帮是明清发展最早、资格最老的著名商帮。但由于陕西商人多为农民进城经商，这便注定了它无法与农村相脱离的历史命运，从乡下来又回乡下去，他们最终没有融入城市的主流人群，始终徘徊在城乡的边缘，处于边缘人的悲凉地位。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以农守财是陕西商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心路，加之陕甘回民起义的打击和扫荡，清政府的无休止搜刮掠夺，到清末民初陕西商帮作为一个整体已过早地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只留下寂落的宅院、会馆在诉说着陕西商人往日的辉煌。
　　陕西商帮虽然解体了，但留给陕西的历史遗产却是隽永和极为珍贵的，特别是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更应总结和继承这些历史遗产，再造新陕商，谱写陕商新的篇章。
　　我们应当学习陕西商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乘势而起的时代精神。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西商人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就是进入近代社会后，陕西商人依然能够充分利用边区割据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公营、私营商业，为新中国商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说明在公平竞争、协调发展的共同条件下，谁抓住机遇，谁就能优先获得发展的资源和时机，谁就会创造历史。
　　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祖国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冬长夏短，生活艰苦，南方商人一直视为畏途。但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在天苍野茫的西部广阔天地里如鱼得水，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这就是陕西商人的开拓精神。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不恋家舍、锐意经营的求富精神。在自然经济社会里，恪守家园，“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常常是束缚人们闯荡天涯、奔走江湖、客外求富的思想阻力。清代有一首民谣形象表现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其歌曰：“半截瓮，栽蒜薹，栗子花儿长上来。儿出门，娘安咐，接窗看看我媳妇。白白脸，黑头发，梳的油头戴的花。看的看的舍不下，不如在家做庄稼。”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陕西商人郑绍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经月余绍曰：‘我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女曰：‘鸳鸯匹配，未闻经月离也。’绍不忍矣。经月余绍复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益是常分，虽深诚见挽，若不出行，亦也有不乐。’女见绍言切，方许之，乃橐货就路。”新婚娇妻尚且不能留住陕西商人求富的脚步，这不正是今天我们应当学习的吗！
　　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不辞劳苦、奋力经营的创业精神。人生最苦为行商，异地求财，客地经商，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和艰辛。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西商人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西商人不为所动，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这种毅力汇成的创业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么！
　　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经商业贾同其他行业一样，需要用心经营，有人解释“生意”两字中的“意”字是从立、从曰、从心。从心就是说做生意要用心，不能见异思迁，三心二意。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的诗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饔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的敬业精神。
　　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信精神。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市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这是陕西商人诚信精神的物象反映。三原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规利往外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偿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筴”，很是表现了陕西盐商依法行贾，具有远见卓识的经商才能。三原王勣与梁选橡相同。他治盐淮扬时，“治盐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以营私，名曰超掣，或拉君，君谢不往，诸君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厚利，君笑应曰：‘吾不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悉不得鱼也。’有识者以君言为是”。也很能反映陕西盐商不违法图近利，而是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作风。又如蒲城雷太初，成化后，边疆屡屡告急，商屯亦坏，为转输军粮由官府先“贷金给商，购粜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公独不领金。众曰：‘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不答。逾年征粜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徒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公独斋本色，同行者笑其拙，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亦同样反映了陕西盐商不为急功近利所动，人趋我避、独立审慎的沉稳经营风格。
　　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富而不奢、生活朴素的厚重精神。一部分陕西盐商居扬州贾盐富厚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的淳厚民风，淡泊自守，不为声色犬马所动，在扬俗奢侈的风气中亦属难得。如三原贠维新“贾淮扬治盐筴，扬俗侈，他贾日高会醵饮声妓间，伯子独淡泊自守，即众嗤听焉，珠累寸积不数载赀起万……自是益菇苦殚力或废食恶衣，不数载赀又起万余”，可称之为勤劳节俭致富。梁竹亭虽号称梁巨万，居扬州时“广陵富贵鳞集，俗颈侈务以衣食居室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娼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也”。还有三原石象“用盐筴起赀淮上，俗争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衣蔬食，不啻一窭人”。
　　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历史上陕西商人富而不狂、施予扶贫、热心公益、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三原友槐公“座之前亦出数百金，分散三党之戚”；师庄南“以百麦输泾阳，以糈百二十石输三原，又输谷种数十石，输缮城二百金，缮河桥二百金”；贠维新“万历壬辰葺邑城郭，癸已建石梁，捐助几二百金”；富平李月峰“捐赀辇石”重葺县北石桥，乡党皆碑；而三原商贾捐资修建三原城中龙桥更被称为古今佳话。据李维祯《创建龙桥碑记》载三原“邑南北两城，清河贯其中，故架木为桥，不可久，水涨桥败”，盐商后裔太子太保温纯倡为石桥“计度费可五七万金，先以千金为倡，邑人及监司守令各捐助有差……继之厥绩而成”。其中贠维新捐近“二百金”，师从政捐“二百金”，王一鹤亦捐了不少钱。凤翔的塔寺桥亦是由商民1520余户，集资1600余缗，重新扩建而成的人车分道、三轨行驶的石拱桥。对于陕西盐商这些惠及故乡的善举，《两淮盐法志》曾有总结性说明，该志编者按曰：“两淮商人籍隶徽西，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夫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务有其郡志可考。”
　　有了这些力量的支撑，陕西之发展，社会经济之复兴难道还用怀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