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因其物产丰盈、交通发达而成为中国商业的发祥地和中国商人的故乡。潘岳《西征赋》概括陕西的经济优势是“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邪界褒斜，右滨阡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面终南而北云阳，跨平原而连潘冢……南有元灞素浐汤井温泉，北有清泾溺渭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户之竹山，挺蓝田之玉，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这种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决定了陕西“上溯文丰武稿，下逮杨隋李唐，十朝建都，推为极选”。神农氏“日中为市，招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发生在豳岐大地上的中国最早的商业市场。西周都丰镐，城中设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并且一日三市，各有归属。“大市，日昃为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商人已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秦代是陕西商业发展的奠基时期，“孝文、德、缪居雍(今凤翔)，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今临潼)，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后，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业”，并且出现了乌氏倮、巴寡妇清这些闻名天下的大商贾。倮为上郡大畜牧主，以牲畜交换珍稀绮丽献于周边戎族君主，戎王以价值十倍的牲畜偿之，如是几番，他的牲畜多到以山谷来计算，因其富埒王侯，秦始皇特敕令他以照封地贵族，定期入朝觐见。清寡妇，秦属巴国人，其祖先以冶矿致富，获取了巨额利润，家产多得无法计算。清有头脑胆识，虽为寡妇，懂得以钱财为武器保护自己的清白，深得秦始皇褒扬，曾召入宫见驾，优礼款待，还为其造”怀清台”，使其名扬天下。
　　汉兴，徙天下高赀富人子长安，进一步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并形成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高峰。汉高祖九年迁原六国旧贵族后裔及强豪富户人家十余万口“齐田、楚昭、屈、景、怀及诸功臣家于长陵”；武帝元朔二年，“又徙郡国豪杰及高訾富人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致使陕西“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新都长安，人物殷富，规模庞大，“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内则街衢洞达，闾且千，九市开场，货列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羸，日游都市”，“熙熙而来，攘攘而往，皆为利焉”。这些垄断了帝国首都的商贸活动，使陕西“多大贾”，秦商汉贾成为当时极有实力的关中商人集团。司马迁说，汉代前期仅“章章尤异者”的关中富商大贾就有“诸田、田啬、田兰、韦家粟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并指出他们发财致富“皆非有爵邑奉弄法犯奸而富”，而是因为掌握了商品流通规律，形成一套“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的经营经验，才得以“千金之家比一郡之邑，巨万者乃于王者同乐”。详细而论，汉代陕西被列入史册的富商巨贾人数不少，以此可窥见那时陕西商人第一个发展高峰的概貌。其佼佼者计有：
　　任氏，陕西宣曲(在关中)人，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珠玉，而任氏独窖藏粟。楚汉相距荥阳时，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
　　无盐氏，长安人，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圭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
　　雍伯，长安人，以贩脂而倾郡县，家有万金，富比封君。
　　张氏，长安人，靠卖水浆，做小本生意而起家，因经营有方，终至累财千万。
　　袁广汉，茂陵人，以经商成巨富，家有钱财无数，僮仆八九百人，曾在北芒山下筑以花园，占地方圆20里，备极奢华。
　　张安世，字子瑞，杜陵人，昭帝时任右将军，封富平侯。时任大将军的霍光因拥立宣帝，任大司马，家有僮仆七百人，使张安世从事手工业生产。后家财富厚，超过霍光。
　　焦氏、贾氏，茂陵人，昭帝末年，二人探听到宫中秘事，得知昭帝病重将不久于人世，遂预先囤积了大量为昭帝丧葬之用的物品，价值达千万钱，以备到时居奇致厚利。
　　樊嘉，杜陵人，资财达五千万。
　　挚纲，茂陵人，富有资财数万。
　　如氏苜氏，平陵人，拥有资财数万。
　　王君房，长安人，以经营朱砂成巨富，家财无数。
　　王孙大卿，长安人，以经营豆豉致富，家资数万。他以财养士，喜与英才人杰交往，王莽时为司市师，总管京城市场。
　　翁少翁，长安人，以经营豆豉致富，家资数万。
　　土孙奋，字景卿，扶风人，年轻时做过郡中小官，后迁居长安，经商兼营高利货，家财多至一亿七千余，富闻京师守。
　　马援，茂陵人，少时立志走边塞从事农耕畜牧，后因故逃亡北边牧区，经营畜牧生产，各流佃客多归附马援门下，后属客户达数百家，因其经营有方，致使牛、马、羊畜数千头，积谷达数万斛。而其重义乐施，粮食畜产尽散亲朋故友，自身却身衣羊裘皮绔，极为简朴。
　　罗忠，长安巴蜀间大贾，早年已是中贾，赴京师做生意，持钱十万至数百万，后与长安大贾石氏合伙，为石氏作掌财主人，往来巴蜀间，又利用小商人帮他增殖财富，终至巨万。
　　魏晋南北朝后，关中因战乱频仍，商业一度萧索，长安城里“街里萧条，邑居败逸，营字、寺署、肆廛、管库、菽芮于城偶者百不处一”。但迄至隋唐，由于海内统一，生产发展，“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使陕西商业得到很快恢复。关中地区“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千里”。唐长安更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市，城中设东西市，市中有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语)，每街长十数里，市肆相连，“十里长街市井连”(张佑语)，街中设行，行中有邸店市肆，“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多说客，多财为势倾”(元稹语)。东市“市内财货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收集”；西市更繁华，不仅“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而且有胡商聚居的商业区，“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语)；并且还有夜市，《唐两京城坊考》载“一街辐辏，遂倾两市，尽市呼喧，灯火不绝”，而王健更将其文学化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
　　由于唐王朝励精图治，使陕西的商品经济获得新的飞跃，“是时中国强盛，自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特别是内商外贸的发展，北有丝绸之路，由开远门直通西欧，“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南有广州通海夷道，达于波斯、大秦，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使他们在更广大的时空里长途贩运，周流于下。元稹《估客行》形容他们是“估客无往著，求利无不营……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遍天下，却到长安城”。长期的贩运经商，使陕西商人形成“慕懋迁之美富”的经营思想和不恋故土亲情、抛妻别子、闯荡天下的经商意识。唐代诗人吴融形容长安商人的经营形象是“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阳暮看花。蹭蹬也应无陆地，团圆应觉有天涯。随风逐浪年年别，却笑如期八月槎”。这里一个“随风逐浪年年别”“此生何处不为家”充分表现了皇都商人才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那一股豪爽气概，而白居易《琵琶行》所咏叹的“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则表现了商人妻妾盼望夫婿归来的眷恋情怀。
　　唐代以长安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的繁盛，使陕西商人近水楼台，首获其利，涌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贾，成为历史上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兹举其著名者为例：
　　窦某，西市买油靛数石，雇人执爨，佣人剉破麻鞋，制为法烛，鬻之，获无穷利。先是西市称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窦某遂求买主，其主不测，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标，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两街小儿掷瓦砾击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昭。不逾月两街小儿竟往，计万万，所掷瓦砾已满地矣。遂经度造屋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大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
　　邹风炽，长安人，其家巨富，邸店园宅遍布各地，四方所产应有尽有，金玉珠宝不可胜计，堪与古代富商猗顿、白圭媲美。生活备极奢侈，家中仆婢均锦衣玉食，其嫁女时，邀请来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数千人饮宴。待新娘出来时，但见周围环绕数百衣着华丽、仪容动人的侍婢，令宾客分不清哪位是新娘。
　　王元宝，长安人，其家财无数，时人视为天下巨富，与富商杨崇义、郭万全相延纳四方有才学之人，供其求学做官。天长日久，朝中有名望之人均出此三家门下。生活奢侈，挥金如土，常以金银叠为屋，以红泥泥壁。宅中设礼贤堂，以玉之石铺地，彩纹之石做柱础。又以铜线穿钱铺于后庭，以使雨天行走不滑，人呼其家为“王家富窟”。每大雪之际则令仆夫扫雪开经通缉宾客，欢宴为暖寒之会。唐玄宗曾问他：“家私有多少?”他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玄宗慨然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
　　王酒胡，长安人，唐末朝廷命商贾捐资修葺城池，王氏遂纳30万贯助修朱雀门。以后要修安国寺，僖宗令能舍钱一千贯者，撞钟10次。“王酒胡半醉入来，经上钟楼，连敲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市”。
　　王存处，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其父“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侯，仕宦因资而富，侯服玉食，僮仆千指”。
　　罗会，长安人。以剔粪为业，家财巨万，馆舍华丽，入内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
　　裴明礼，长安人。善为商，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财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之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的者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者，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年而鬻，所获复至巨万，连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完全是一个多种经营、以智求富的行家里手。
　　宋清，长安西药市人。善经营药材，有药农自山泽采药来，必卖于宋清。长安医生得宋清药辅其方，病痊愈，名满京都。有疾病者，亦乐去宋清药铺求药，因品质优良，而病去速，宋清都乐于接待。有无钱问药者，宋清都赊药而不急取其值，积券如山。有不识宋清者，也赊药于他，年终不能酬值者，辄焚其券，终不复言。市人见而异之，都笑宋清是“妄人”(傻瓜)。宋清闻之说：“清开药铺，逐利活妻子，非有道，说我是妄人者，是他们不懂经营之法。”宋清经营药铺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州县，感清恩，馈赠清者相属于户。就是那些不能立报的人，也感激宋清的忠厚而不害宋清。宋清因此而取利远，远故大，非一般市井小儿所能比拟，成为唐长安诚商良贾的代表。写《宋清传》的著名唐代诗人柳宗元总结说：“宋清是以诚信得大利，又不妄自尊大，是深得商家经营之道，所以终生为富。”
　　这些千百年商业文化的积累，为陕西商帮的产生准备了人文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