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单一性粮食生产的发展，还不可能使将要登上商业舞台的陕西商人把生意做强做大。明清时期陕西茶叶的种植与贸易又助了即将登台亮相的陕西商人一臂之力。
　　宋元以来陕西茶叶种植和茶叶贸易的发展是明代陕西茶商西部边茶贸易中崛起的物质基础。陕西植茶甚早。《华阳国志·巴志》说其他“园有，香茗”。香茗就是茶园。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兵入蜀，灭巴国，并徙秦民一万户到蜀地，秦属巴国就成为陕西茶叶的主要出产地。魏晋南北朝以后，大量流民涌入大巴山区，使汉水流域的茶叶种植得到有力开发，唐代金州是全国茶叶有名的产区之一，陆羽《茶经》中指出金州茶叶“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间，即今天紫阳、安康、岚皋一带，该地区所产的“茶芽”被列为仅次于金的第三位贡品。宋代包括陕南诸州县的金州属京西南路，由于宋王朝实行的以茶博马政策，就近取川茶(包括陕南茶)往西北换马，使陕南茶叶种植又获发展，当时陕西有茶场332个，产量亦巨。有人估计当时全国茶叶产量35000吨以上，而包括陕南茶区在内的利州路和成都府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产量的60.1％。进入明代后，为了巩固边防，明政府在陕西、四川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主要用陕川茶产交换西番战马，“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有力推动了陕西茶叶生产的勃兴，陕南兴安、汉中两府明中叶后茶叶生产使茶园增加不知几处，开垦日繁，栽种日繁。为此明廷于正德三年专门设立紫阳县加强管理，于是包括四川保宁府在内的陕西紫阳茶区逐步形成，并从川茶中分离出来成为备受重视的独立茶区，“巴陕之茶”“秦蜀之茶”的并列称谓在当时已不绝于书，《明史·食货志·茶法》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的是陕川茶叶的史事。到明中叶，陕西紫阳茶区产官茶5万斤、商茶8万斤，尚不论走私茶叶的数量。陕西茶叶生产的发展，为陕西茶商就近贩运陕茶到西部各地准备了得天地之利的物质条件。
　　而唐宋以来陕西茶叶贸易的繁盛又为陕西茶商在西部边茶贸易领域迅速崛起提供了历史基础。茶叶作为商品性经营在唐代进入普遍化时期，唐代各地“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京师长安更是“多开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里的“茗铺”就是茶馆，原西安鼓楼“清魁盛”茶店的账本上据说还载有秦琼、敬德买茶的账目。由于本地茶叶供不应求，茶商只好“前月浮梁买茶去”，害得茶商妇“来去江口守空船”。到了宋代行榷茶法，分全国茶区为六茶务十三茶场，由国家派官吏实行“茶叶专卖”。民植茶者售于官，给其食用者，叫食茶，出境者，给“食券”，“商贾贸易，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但由于陕西地处西北边陲，宋朝国势衰弱，常受来自北方金国的侵扰，需从北方草地换取战马，因此对陕西实行了准民自由贩茶的通商政策。《宋史·食货志·茶》中载“天下茶皆禁，惟川陕广南听民自卖”，又因西部“乏茶”，茶之利甚厚，以致“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数倍”，这便刺激陕西茶商纷纷转输本地茶产到西北贩鬻，获取“陕路民茶息什之三”的厚利。当陕西茶叶不敷供应时，许多“陕西客人兴贩解盐入川买茶，于陕西州郡货卖，获利特厚”，所以宋人陈师道在其《茶经序》中说种茶贩茶是“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西者也”。至神宗熙宁七年，因西北羌人“颇以善马至边交易，所嗜唯茶”，朝廷便派李杞、蒲宗闵入蜀“经画买茶”，他们令将“川陕民茶尽卖于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尽榷”，川陕茶叶贸易又进入官营时期，压抑了陕西茶商输茶谋利的积极性。进入金元时代，虽曾实行“禁茶”制度，不许官民饮茶，但却无法改变人们喜嗜茶的习惯，到宣宗元光二年“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都郡，日食茶率二十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间三十余万也”，这里的“日食茶二十袋，直银二两”，说明茶叶是花钱买来的，从而反映了茶叶贸易的曲折发展。元代经营茶叶贸易也还是赚钱的，王浈在其《农书》中说“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薄，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食用之所资，国家课制之一助也”。凡此说明，宋元以来陕西茶商的大量存在及其长期贩茶所积累的业茶经验，为陕西茶商顺时趋势在明代西部边茶贸易中夺得垄断地位，做了历史准备。
　　其次，西部藏蒙少数民族对茶叶的巨大需求为陕西茶商从事边茶贩运提供了潜力巨大的市场。明代陕西边外聚居着大量被明史称之为“西番”的藏蒙少数民族，“照得陕西、洮、岷、河州、西宁等处所沿边夷即古之土番”，他们族众日繁，不可胜纪。这些藏蒙少数民族在青藏高原上逐水草而居，游牧为生，吃牛羊肉、喝奶酪，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使他们对茶叶有着不可遏止的需求，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程度。其需要茶叶的原因究之约有三端：
　　(一)茶为文明之饮料。茶叶的主要成分是茶素、茶单宁、茶香油。茶素有清神醒脑利尿的功能，茶单宁有杀菌止泻之效果，茶香油则芳香沁人心脾，有利于身心健康，饮茶既具有上述良好功能，为世界文明民族所喜饮，西部的蒙藏少数民族亦不能例外。
　　(二)茶与宗教和生活习俗的关系。西部边外藏蒙少数民族信仰佛教，而佛教主清净，《封氏闻见录》说“(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泰山灵岩寺，有降魔掸师大兴禅教，学禅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傲效遂成风俗”。茶与佛教的关系如此密切，信奉佛教的藏蒙民族自然喜饮茶，茶叶在他们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藏谚云“茶是血，茶是水，茶是生命”，藏民认为茶叶是很贵重的东西，男婚女嫁习惯以茶叶作为聘礼，结婚时要熬茶待客。红艳的茶汁象征婚姻美满幸福；生儿育女要熬茶，红艳的茶汁祝佑儿女英俊美丽，所以《西藏图考》载：“西藏婚姻……得以茶叶、衣服、牛羊肉若干为聘焉……人死吊唁，富者以哈达问，并献茶酒。”
　　(三)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气候寒冷干燥，禾麦生长困难，而水丰草茂却使畜牧业发达，藏蒙人民日食牛羊肉为生，为了解油腻助消化，须大量饮茶，因茶有分解脂肪、帮助消化的功能。同时，青藏高原空气稀薄，人们呼吸困难，气燥干热，身体又需大量水分，而茶叶所含的茶多酚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为理想饮料。加之，生活在高原的人们以牛羊肉为食，蔬菜稀有，体内绿色素不足，需饮食茶叶来补充维生素，维持一定的营养。这些使得茶叶成为西部边疆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牧区广泛流传着“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的谚语，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可是广大西北牧区却“素产马，不得茶”，他们需要大量从中原输入茶叶，这便为陕茶在西北的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因此明人所著的《谷山笔尘》中说“西北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本朝以茶易马，西北以茶为药，疗百病皆瘥，此亦前代所未有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茶》中也说“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这说明西部少数民族对茶叶的巨大需求，为明代陕西茶商大量贩运陕川茶叶到西部各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市场条件。
　　除茶叶外，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为陕商的兴起准备了物质条件，这主要有：
　　(一)蚕桑。陕西是我国古代蚕桑丝织的主要发祥地，作为周人先妣的“嫘氏兴蚕”就说的是陕西人的故事。而《诗经·豳风》所描绘的陕西关中蚕桑事业的兴盛，使得陕西在古代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但唐“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和经济中心南移导致陕西蚕桑事业一度衰落飘零，到明清两代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明代陕西蚕桑业的恢复，主要是由于国家提倡和经济强制的结果。明初，为了劝课农桑，政府规定“天下农民，凡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有司亲临督视，惰者有罚”。同时为了驱民农桑，政府又规定税收折实征收，即为折色，“弘治时陕西所负担的农桑折丝为九千二百一十八匹有奇，本色丝绵为百二零六斤有奇，居全国等六位”。农民为了支付的需要而纷纷栽桑育蚕，遂使蚕桑事业在各地得到恢复。当时，河陇的临洮附近植桑很多，兰州东北的“桑园峡”就是因明肃王在此地种桑而得名。关中的蚕桑事业也很发达，甚至一般世家大族都注意从事蚕桑。陕北的延安府也是蚕桑比较集中的地区，明代陕北各县土产中不仅有桑树，而且还有丝绫绵绢等丝织品。《延安府志》记载其农桑生产的情形是“耕夫秉耒于野，蚕妇采桑于圃”，宜君也是“东里蚕桑茂，西乡杼轴空”。
　　进入清代后，陕西的蚕桑丝织才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各级官吏积极倡导，设立蚕局，诱民兴利的结果。清代抚陕的各级官吏为了振兴实业，光大政绩，纷纷推广蚕桑，相互效尤，不曾间断。康熙前期汉中知府膝天绶提倡桑蚕不遗余力。同朝羌州知州刘启见州产槲叶而民不知蚕，“从山东雇人来州，放养山蚕，织成茧绸甚为均细，名曰刘公绸”。雍正时陕西巡抚陈宏谋曾大力倡导农桑，多次颁刊《劝神桑树檄》，“令地方官身行倡率，民间知种桑养蚕，均可获利……通省增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乾隆朝周至知县邹儒劝民养蚕，专门从外地运回3000株桑苗，发给农民种植，“又请蚕夫收放山蚕，以为诸事民倡，还率两乡土民，在各峪放养秋蚕，儒亦放于新峪华山。八月中旬，蚕夫来，告成茧，儒闻而喜之，因涉山巅，见山蚕之盛，顾而乐之”。嘉庆时刘世倬为兴安知府，劝民养蚕。此外，咸宁的李信、蓝田的王科、户县的文昭、三原的穆宁中都喜劝课农桑。在各朝官吏的不懈倡导下，陕西蚕桑大起，“野则树桑日广，城则茧丝盈市”，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清代陕西蚕桑丝织的发展又是市场利润驱动的结果。满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植桑织绢是商品性较高的产业，清代农民植桑养蚕是因为“均可获利”。嘉庆《汉南续修府志》说乡间植桑的情形是“村村看茅屋，问问几株桑。新丝今卖否?多少眼前疮”。而乾隆时陈宏谋奏章则指出“民间渐知仿效养蚕，各处出丝不少……织成秦缎、秦土绢、秦线绸、秦绫秦缣纱，年年供进贡之用，近已通行远近”，说明蚕桑丝织均属商品生产，因此必受市场规律的驱动。清人杨岫著《豳风广义》，说陕西养蚕缫丝的利润远在织布之上，“水丝一斤货银一两四五钱，能买木棉二十斤，足中人阉家一岁之衣”，因此才从根本上推动了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到清代中叶，陕西丝织且颇具规模，“城固洋县蚕利甚广，华阴华州织卖缣子，宁羌则采取槲叶，喂养山蚕，织成茧绸”，其中又以秦纱和马畅绢最为驰名。“秦纱俗曰茧子，四方往往有之或亦购求之”；“洋县花市丝绢城乡多务之……出绢虽以马畅名，其实马畅出者十之二，余者城固出，尽以马畅名之”。就是到了清末，陕西的丝织业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规模。
　　(二)植棉。陕西是全国植棉最早的地区。宋元时代，木棉籽种从西域传入陕西，褚华《木棉谱》指出，“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关陕接壤西域故也”。到元代已开始推广种植，成书元代的《农桑辑要》说“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疑”。但陕西植棉织布的大发展却主要在明清两代，而明清两代又经历了隆嘉、乾隆和光绪三个发展阶段。明代是陕西植棉纺织的初步发达时期。洪武元年令天下“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绵布各一匹”。为了督天下植棉，明政府又实行棉布征实的税收政策，《万历会计录》载西安府所属36州县，征纳棉布的达30州县，万历六年派征陕西的棉花任务就有17208斤，支付需要成为明代陕西植棉织布的成因之一。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纺纱织布解决衣着问题又是农民安排家内劳动的必然要求，“服资木棉”“男耕女织”成为小农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佳结构，因而推动了陕西植棉纺织率先在渭河流域发展起来。在明代，陕西植棉见之于记载的只有渭南、富平、华县三县，其中又以渭南最具规模。富平在嘉靖时已有植棉，“富平地沃丰收，又兼木棉布丝之利”，并且一开始就带有商品生产的信息，“富平产木棉，织布转生息”。华县，隆庆时产有木棉。渭南元代开始种棉花，先在故市一带，明代已是“服用之物，植之品，曰花……河北随地皆种，东乡尤宜”。到嘉靖二十年“本县种植棉花亩，占耕地面积5.14%，品种为历代流传下来的茧花，一般只能纺15支粗纱，亩产皮棉15—20斤左右”。这说明，明代陕西植棉尚在初创时期且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一则“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纺织技术不够普及限制了植棉的发展；二则，明政府苛重的花布征实，不种棉也征布，严重挫伤了农民植棉的积极性，造成陕西植棉起步受阻的不利局面。明代陕西植棉业的狭疏，致使陕西严重缺布，这便为陕西商人从江南大量贩运标布以供陕省军民衣着之需，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成为促使陕西商帮从明代急剧兴起的重要原因。
　　进入清代后，一方面陕西人口激增，解决衣着之需和安排家内过剩劳动力成为突出矛盾，人们从蚕桑与棉布效益对比中发现，棉布比蚕桑“免绩绢之工，得御寒之具”，时间节约规律使植棉织布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明代陕西商人三百年来从江南贩运标布到陕西加工整染，再贩运到西北各地，亦同时把江南棉纺织技术传入陕西，三原的盐店街、山西街就聚集着大量来自山西、山东的纺织工匠，从而为陕西棉纺织业的发展解决了技术问题。其三，更重要的是清代陕西棉植棉纺又加进了市场利益的新驱动。人们从比较成本中发现植棉织布更有利可图，明代江南标布贩卖到陕西是“价昂数倍”，“每制一衣，必粜粮数石”，清代城固织布一匹工银1钱，而布一匹卖价7钱，利润是6倍以上。乾隆时期的镇安“妇女不工纺织，布匹所需多从西安贩入，价昂数倍，有一时赊用加息以倍者”。巨大的市场利润成为清代陕西植棉发展的内在张力。这些因素推动着清代陕西植棉织布得到有力拓展，从渭北地区开始扩植到关西、汉中、商州和陕北。清代陕西新增植棉纺织的州县有：周至“纺棉织布，人人能之”；宜君“妇女间有纺织者”；咸阳“妇女多织纱”；三原“布，乡间有之”；泾阳“产棉花”；乾县“乡民勤于纺织”；彬县“数年以来，比户学纺”；澄城“服资木棉”；商州“棉花……近来植者渐广”；汉中“近年汉南知有木棉”；延川“习纺织”。迄至光绪后，“洋棉输入，欲称洋花……宣统后，洋棉普及，而乡棉日少，妇女职业以纺织为主，棉之产额逐渐加多，除一般人民衣被外，尤为农产物出口之大宗”。故此，关中光宣年间有谚曰“棉花进了川，包谷上了山”，遂使陕西成为我国短绒棉的主要产区。
　　(三)药材。陕西山高地寒，林密泉广，是我国“西口药材”的主要产地。明代产自岷州的当归、黄芪，产自宁夏中卫的枸杞，产自西宁、武威的大黄以质地纯正、品优量大而著称药业。陕西本部的药材产地主要集中在秦巴山和陇山各山区州县，其中尤以凤县的党参，陇县的当归，宁强的柴胡，安康的杜仲、黄连，华县的黄精，洛南的秦艽品种名贵且产量甚丰而为药业瞩目，成为山货大宗。
　　药材业是商品性较强的产业，陕西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药材业已走出自然采挖的阶段而进入人工培植的商品化时期。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说陕南山区的药材商品生产情况是“老林久辟，厚朴、黄连之野生者绝少，厚朴树系栽于小坡平坝中……树至数年数十年者，如杯如碗，则好厚朴矣。黄连于既辟老林山凹山沟中栽种之，商人写地数十里，遍栽之，须千年方成，常年佃棚户守连，一厂辄数十家……雪泡山、灵官庙一带，连厂甚多”。到道光年间，药材种植已成为本地人民的专门产业，卢坤在《秦疆治略》中记载“汉川民有田数十亩之家，必栽种烟苗数亩，田则栽姜或药材数亩……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完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并且药材因量大价高其收购采取现货交易，不能赊欠，“收买药材者为药扒，唯药扒见货给值，有业户赊值不能偿者”。凤县的药材生产亦是如此，所产党参“甚美，大者一茎斤许，此外何首乌、五加皮、杜仲、雄黄皆足备不时之属”，起初是“土人入山采取，货于市，足资衣食”，后来发展到实行人工栽培，“辛家山锅河口有个吕老三，种党参最为出名，他雇工一二百人，在辛家山周围植党参，面积广达二百余华里”。到清末，凤县“每年出口党参约千余箱，共值银币六十余万元”，其药材贸易已占该县“外贸额百分之七十左右”，成为该县的主导商品。洛南的药材商品生产则呈现出另一种情形。洛南“药，昔岁如柴胡、连翘、桔梗等，洛境生产者”，最初是“每有外商入境收买”，后来洛民在比较效益中发现，于其让外商入境收买获取中间利润，莫如自己推销以保证利不外溢，于是，改变营销方式，由“洛民采掇收贮，担运出境，在紫荆关老河口一带售卖，获利较前为多”。而平利的药材生产更因为意外的机会而走上专门化生产阶段。“平利南乡高山，则以洋芋药材为大宗……光绪己丑后连年阴雨为灾，洋芋已无遗种，而当归、党参繁殖异常，高山居民专以种药为生”。其他如陇县“山谷地产当归、乌药等类，东路贾客相率赴陇捆贩”；华县“药，若麻黄、防风、苍术……东输至华阴，西逾至西安、三原”；城固之姜黄“每年实产二百万斤，本地不堪用……行销河南清化、甘省……每年约值六十万元”，都完全的商品生产。陕西明清药材种植商品化的发展，成为陕西商帮中药材商五百年兴盛的根本原因。
　　(四)烟草。烟草又名“淡巴菰”，其种植系清代初年由山西人传入陕西。焦之夏《岁寒集》载“烟，亡明用者渐多，至于男女贵贱皆然，商贾牟大利而斤值金盈两。甲申乙酉之后，晋人流寓闽者，得其种制之法，得而教其曲沃人，嗣而传其法于秦，富平人种焉”。烟草最初种植于渭北一带“土地膏腴，豆饼粪田，悉为烟叶”，其所种“邓州烟”三伏后晒者，色稍黄，名伏黄，销路最阔。嘉庆后，随秦巴开发，烟草种植开始扩展到汉中、安康，“汉中郡城，烟贾所居，烟铺十居其三四。城固胥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雯弥望野绿，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到道光年间已是“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年产“六七十万斤”，已达到与蚕桑同等重要的地位，当时有“夏丝秋烟”之说。而后又传至安康，“紫阳务滋烟苗，较汉中尤精，尤易售”。烟草种植除一部分自用外，大部分仍是为了出卖。汉川农民种烟是为了“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因此“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者，舳舻相接，岁糜数千万斤”。烟草在陕西种植和商品性经营，为陕西商人而后大规模从事兰州水烟的生产运销作了历史准备。
　　(五)园艺。陕西地分南北，气候各异，土沃水甘，盛产果木，历来为园艺种植发达之区。扬雄《西都赋》谓“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到明清时代，蔬菜和果木种植更是加快了商品化的进程。三原“县北两峪左右，水泉滋润，种植蔬果，其利较厚”；咸阳“有专务场圃者，合县所食之菜皆贩之南乡，获利较厚”；又如临潼的艽黄，以温泉水灌溉，运销西安，货发利市；兴平桑家镇以盛产辣椒驰名，“由本境运于凤翔、宝鸡各县，每岁销行八九万斤不等”。水果的种植与销售也很繁盛。长武“陕西所称之彬县梨以产此味为佳”；白水“东乡产柿甚佳，制为柿饼，乡民多藉此卖钱供税”；临潼“石榴占地八百亩……年收入六十万元”；兴平“桃园柿园，获利优厚”；终南山“果实如枇杷林桧紫梨葡萄石榴橙柿桃李橘柚之属无一不备……初出舟人满载乘大水盛涨顺流如飞而下”贩运湖襄；城固“丹橘黄柑产于县北之升仙谷口近村，每年获数十万枚，行销汉中府全境及陆运销行本省，为土人专利”。并且，在明清时代务植园艺已成为一些县的主导产业，其中尤以朝邑最为突出。朝邑在明代园艺业就很发达，“植果倍于树谷，任地之宜，因天之时，上输租税，下而富农，安其业，乐其俗”，因园艺业效益高，业此常可致富，故“邑之地不足而尤不大徙恃此具也”。到了清代，朝邑的园艺业更是达到多种经营、异色同荣的繁荣阶段，“西瓜出西王秦，大而脆美。桃出北杨洪南杨洪，梨出王谦无恒，能久藏，枣柳村者胜，沙苑葱蒜出南马村，沙地麻寅出铁镰山，甘遂香附出沙苑……千树杏，万树桃，桑枣无虑以亿计，葱茄千畦，莱菔瓜田者百亩，夏秋之交，肩任背负襁属辐辏。达于四境，交易而退，得谷百盅……语云‘一亩园，十亩田，非虚言也’”。完全是一幅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商品经济致富图画，人们奉生需用，完粮纳税，赖此重矣，故使之成为该县的支柱产业。
　　正是这些物产丰富的多样性，才使陕西商帮在而后更广阔的贸易领域长袖善舞，在东西部贸易边商五百年中始终居于领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