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人在明清之际之所以能够把生意做得很大，除了制度创新之外，还在于他们实行开放性经营，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成功地联合了山西商人，使山陕商人共同以“西商”的历史风貌驰骋在明清中国商业的舞台上，成为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中唯一长期合作的联省商帮。
　　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的联合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经济原因。
　　从历史上讲，秦晋两省地理毗邻相连，山西自河曲保兴至蒲津1500里，与秦中接壤，作为陕西商帮核心的同州府与作为山西商帮核心的蒲州府更是隔河相望。从春秋战国以来。两省沿黄两岸人民就互通婚姻，结秦晋之好，形成姻戚关系。陕西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的板桥常家，至今关于他们姓“常”还是姓“尚”都还争论不休。陕西人吐字较重，按陕西发音应念“常”，山西人发音较轻，按山西人语气应读“尚”，这正反映了山陕人民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加之，明初在山西实行移民，陕西与山西隔河相望，成为山西移民路近少累的首选之区。明初便实行“有民往陕西者听”的政策，大量山西人移居陕西，主要集中在陕西产粮的渭北一带。陕西盖省财东的渭南孝义镇赵家和严家，就是从山西孝义县移居陕西的；陕西富平首富李月峰家就是由山西洪洞县移民来陕的。而山西许多著名的富户，又是从陕西移居山西的。创办中国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的东家李家就是从陕西汉中流寓山西的，李家祖籍陕西汉中一带，相传元末时，李家先祖任官山西，从而迁居平遥达蒲村落户。山西介休富户侯家的祖先也是陕西人，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由陕西迁入介休北贾村。这种互相联姻，相互移居，使两省人民形成共同的文化习俗，构成共同的心理认同。《同州府志》“风俗志”就讲“秦俗大俭，而地邻于晋，不能不渐染啬风，所以富不逾移”。这种历史渊源关系使两省人民处在同一地域文化的构架之下，同耕黄土地，同住土窑洞，同端大海碗，同唱信天游，同看秦腔戏，同样拜关公。而关公本身又是两省人民精神纽带的象征，关公是蒲州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这本身就将两省人民在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那一出著名的秦腔剧《三滴血》借主人公之口，唱出了山陕之间的联系：
　　家住陕西韩城县，
　　杏花村中有家园。
　　姐弟婚姻生了变，
　　为寻姐姐到蒲关。
　　因而，当明政府在山陕两省实行“食盐开中”新政策时，两省人民自然因甥舅、姑表关系而互相联引，共同走上经商的道路。对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始人傅衣凌先生有极为精当的分析：“秦地毗邻两省，他们为地理上的方便，也易于受其影响，而走上商界的道路。在市场上陕商与晋商被并称为秦晋大贾或西客。”
　　从经济上讲，明清以来形成的晋陕沿黄贸易圈，为两省商人的紧密联合提供了经济支撑。
　　晋陕两省地域相连，两地人民利用黄河水运进行贸易，逐渐形成固定的贸易网。晋西和陕北是沿黄贸易圈的典型地带，山西的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离石、中阳、石楼、永和等县；陕北的府谷、神木、佳县、米脂、吴堡、清涧、延川等县，它们同处于本省经济中心辐射网的最边缘，两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具有同一性和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沿黄河两岸各县自明清以来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形成稳定的贸易经济圈。明中后期，晋陕的商品交换因得益于两大因素的推动而获得较快发展。第一，边塞军市的开辟。晋西北、陕北在明代属边塞要地，延绥边镇驻军五万余人……每年需要粮科五十二万二千四百石，棉花七万三千二百四十二尺……这些东西本地是无法供应的……主要依赖本省的延安府、西安府、凤翔府运送……除这些地区长途运输以外，每岁仍缺少粮料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一石。明政府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每年拨给该镇京运年例银四万两，开中盐价九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两，在当地购买粮食，补足所缺的十四万余石军饷。边防驻军是粮食、棉布、食盐的纯粹消费集团，庞大的军需市场拉动了陕北商品贸易的发展，由于陕北日用商品历来多由山西转输而来，商品交流就在晋陕这一贸易经济圈中进行。明中后期，随着屯田制的破坏和军饷制的实行，延绥边镇军队及其家属的衣食所需更加依赖于陕北市场的供应，巨额的粮食、棉布商品需求是稳固沿黄贸易圈的一大因素。第二，明后期蒙汉互市的开放。陕北与晋西北地连今内蒙古，是蒙汉贸易的首选通道，蒙汉贸易的恢复再次拓展了晋陕黄河沿岸各县商品贸易规模与范围。蒙汉互市中汉商以烟、茶、糖、棉、布、绸缎等日用百货换取蒙民的牛、羊、马、骡、驴、绒毛、皮张等物品。由于陕北各县与关中相隔甚远，与对岸山西只有一河之隔，根据商品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榆林与山西河曲、保德诸州县建立了稳定的贸易联系。
　　进入清代后，晋陕贸易圈得到不断发展，原因在于市场的扩大。这一阶段，除区域间固有的市场外，蒙汉贸易市场延展至陕北全境和晋西北地区。陕北葭州“市中布匹悉贩之晋地，而黄河一带悉为利源，北通河套，南通汾平，盐粮之舟疾于奔马”。清末天津开埠后，国内外对皮毛等畜产品需求的激增，推动了这一区域商品经济的新发展，晋陕黄河沿岸北部各地贸易往来的兴盛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以陕北各县转输商品为例，榆林“每年从内蒙古买马、牛各千余匹，绒毛万余斤销往陕、晋、豫、直隶；山羊皮，洋商收买运至直隶、山西等处。羊羔皮……近岁运至山西、直隶，每岁数千张……麻油，每年数万斤，有运至晋省。外地来货，马自蒙古来，年千余匹，大半由商贩至陕、晋、豫者多。牛来自蒙古，年千余头，商贩至晋。绒毛来自蒙古……近有运至晋、直隶，年万余斤。绸缎洋货，自山西汾州府太谷县等处陆运至本境，岁数十担”。光绪年间吴堡“输出有当地所产货物、牲畜、蚕茧等项，俱由河运山西柳林、碛口等镇出售。……布、棉、煤铁等货，俱由山西柳林、碛口、孟门诸镇输入，每年销布二千余匹，棉花一万五千余斤，铁二千余斤”。民国时期，横山县“布匹百货买自山西顺德等地，皮毛、羊绒则由晋南、洋行岁来收买”，葭县“本境所用油、盐、瓷、煤、布料百货等项，皆赖黄河转运而来”。清末民初，陕北市场上集中的蒙地皮毛、盐碱和其他各种土特产品大量销往山西，由山西转运的日用商品大量销往陕北。葭县“本境所产黍稷粱菽皆由黄河运至碛口，销行一二百石不等。采至本境销行之物，布曰开州奉家棉，曰韩城麻……皆至碛口运来达于各镇，每岁销行约在数百担以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战乱不止，却未能中断晋陕沿黄河流域各地的贸易往来。在陕北皮毛贸易处于极盛时，当地大部分的皮毛、药材、盐碱、麻油等商品通过黄河运至山西汾阳、碛口等地，再转运至天津；京津、晋省的日用百货，通过山西西北部运至陕北各地以及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旗。
　　清末，晋陕贸易往来突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商品经济，沿岸各地的农副产品开始大量投入市场。晋陕沿黄河流域的贸易圈延展至今天的甘肃、宁夏等地，黄河上游的宁夏、包头等地的食盐、煤炭、皮革、毛绒通过陕北转运至东部，陕晋的黄河各渡口转运极为频繁。以葭县码头为例，《续修葭县志》卷一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州崔骥远创办府、神、葭百货厘金总局，设于葭州万户峪，又在沿河的大会坪、桃花渡、木头峪、螅蜊峪四个渡口设分卡，“其先年约收款万余元，今则加增什百倍焉”。而山西临县碛口镇“合邑城镇之商业，较碛口为县南门户，东北接县川，东南达离石，西南通陕甘，西北连河套，水陆交通颇称繁盛”。碛口镇聚集、转运着本地梭布、铁锅和外省的日用商品以及陕北的畜产品，它是明清时期陕晋黄河航运最重要的码头之一，贸易往来异常频仍繁盛。民国年间，羊毛贸易是陕北商品经济的重心，陕北与山西保德等县只有一河之隔，有多处渡口之便，通过山西境内铁路可以到达天津，所以在抗战以前，陕北羊毛、皮货的输出和陕北所需日用百货的输入多以山西为中转地。羊毛等出口货物以骡、驴、骆驼为驼运工具，以榆林、安边、神木三处为集中地，榆林、神木两处集中的货物经米脂或葭县螅蜊峪(今螅镇)过河，到山西汾阳达榆次，用火车装运至天津。安边所集中的羊毛，则运经宁条梁、石湾、绥德、吴堡宋家川过河抵榆次，然后装车转天津。这种经济的互补性为两省商人联合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而外部同徽商的竞争则是迫使两省商人联合的直接原因。在明代初年称雄中国的商帮是秦商和晋商，他们是在中国兴起最早的地域性商帮。而明代中叶弘治年间的宰相叶琪，是安徽人，遂代表安徽人的利益，实行“盐法改制”，“输银于运司”，商人可以花钱买引，而不必输粟于边关，这便为徽商进入食盐贩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徽商依赖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而在淮扬盐场迅速崛起，压倒了陕晋商人。万历《歙志》中沾沾自喜地说：“《传》之所谓大贾者……皆齐燕秦晋之人。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维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苦朋比而无多”正反映了那时山陕商人的实际。因为山陕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多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资本积累不足，多以中小商人为主。加之，各自为政，力量分散，自然难以抵挡徽商的优势竞争。为了克服“苦朋比而无多”的现实困难，也迫使两省商人联起手来，合帮与徽商抗争。
　　从文化上讲，陕西商人开放的宽松心态是山陕商人联合的思想基础。陕西十三朝文明古都，作为首善之民，形成陕西人博大开放的胸怀，在历史上同化了那么多的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可以以一种雍容大气的心怀与山西商人携手共进，而不斤斤计较于琐碎小事，这是陕西商人之所以五百年能与晋商同船共渡、同舟共济的思想基础。加之两大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都是祖国西部，都是以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为己任，都被定格在西部的地域文化框架之内，故而都被称为“西商”。正如山西社会科学院张正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陕西商人与晋商所处地理环境相类似，同样兴起于开中法实施之初。山陕商经常在各地联合建会馆，故有时人们把山陕商统称为“西商”。
　　这些都使得两帮商人从明代初年起就结合在一起，携手互补，在明清时期五百年的商业史上演绎了联合发展的人间佳话。
　　这种联合发展首先表现在两省商人互相贸易，彼此相资。明清时期，大量山西商人入陕贸易，使陕北各县的贸易在清末以前基本上掌握在晋商手中。安塞“城镇有贸易尽山西及本省韩城人为之”，清涧县“清初率多晋商”，宜川“城内市廛以及各乡镇集场均系隔河晋民暨邻邑韩城、澄城之处商贾盘踞渔猎，坐致并赢，土人袖手睥睨莫于争利也”。而后山西商人又将经商势力扩展到关中各地，山西新绛县“西北乡人多在陕甘两省，其数约千人上下”。山西临晋县“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纯者外，余皆远赴陕省习商。陕省金融事业归临晋人掌握者居其大半”。有不少晋商是在陕西发的财。山西商人王瑶，“山西蒲州宣化坊人……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渐丰”。山西荣河人寻金财，父早逝，家徒壁立，母改嫁后，居姐家，日拾薪一担，才给饭吃。后入陕习商，生计渐裕，治薄田数十亩。反之，许多陕西商人也入晋贸易，获得谋利机会。安塞不少人“蓄猪羊，间有贩牵赴山西省者”。澄城“每年农隙，贫家壮者作工于窑场，陕晋各地之窑业，大半皆澄城人”。吴堡“本县一些富户远在榆林、山西碛口、三交、椰林、太谷、汾阳等地开设商号”。对此，山西《保德州志》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其市集志曰：“保德货物鳞集，乡民交易称便，陕西府谷县沿河六堡，皆取货于州。清初以降，府谷颇有客贩，越江交易，彼此相资。”
　　这种联合发展还表现在两省商民资本参与合资经商。如陕北安塞等县，县民穷薄，经商“多借资晋地，春借秋还”。山陕商人的许多字号都是两省商人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他们或是东晋西陕，或是东家陕西掌柜山西，联合经营。如清乾隆年间，陕西商人李步安、傅德共出银六千五百两，山西代州人董瑀出银四千两，肃州三义店之陕商徐子键出银二千两，凉州开瓷器店之陕商师四出资一千五百两，共合银一万四千两，赴阿克苏作玉石生意，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再如山西平遥著名票号“谦吉升”就是由达蒲村李大全和陕西人高某、安徽人雷某合股经营。这种合伙经营不仅是资本参与，而且是人事参与，许多陕西商人是山西人所开店铺的掌柜，不少山西商人又是陕西人所开店铺的经理，才使得两省商人利益趋同，生死与共。
　　这种联合发展更表现在两省商人联合兴办会馆，以合力治内，一致对外。在我们查阅到有文字记载和实物为据的山陕商人兴办的274所会馆中，单独称“山西会馆”或“陕西会馆”的并不多见，不超过1/3，绝大多数会馆都称为“山陕会馆”，这是两省商人联合发展的组织保证和有力佐证。当然这种联合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两帮势力的聚合变化而呈现出分分合合的复杂局面。从总的发展态势讲，有明一代，陕西商人起身早，势力盛，其实力在晋商之上，故当时官私著作均称为“秦晋大贾”。《扬州府志》说，明中叶各帮在扬州的实力排序是“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西)山右(山西)次之”。当时在江南流传的“秦晋大贾”的称谓也反映了这种变化。日本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藤井宏也认为：“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在明代的商界里，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为对抗新安商人及其他商人的必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
　　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实力而呈跳跃式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廷抗礼的重要商帮，当时天下流传的“山陕商人”称谓真切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且两帮的经营主体路线亦发生了变化。当明末清初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在四川获得新发展，故四川的会馆多以陕西会馆为主，如成都陕西会馆、叙永陕西会馆、会理陕西会馆、自贡西秦会馆大多是单省会馆。而晋商则主力向冀北、张家口和东北发展，所以这些地区很难见到陕西商人的身影，所建会馆也基本上都是山西会馆。从贸易路线上看，入清后陕西商人仍主力经营经兰州向新疆的北官路贸易，所以《新疆图志·商务志》说“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而此时山西商人则选择了从张家口沿内蒙草原南端入新疆的东北路发展，故《新疆图志·商务志》又说“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
　　就是在西部地区，山陕商人的实力也是交错变化，呈现出两帮商人既一致对外、又内部竞争的有趣局面。可以兰州陕商会馆的变化进行分析。明代至清初，由于陕商主要经营西北边关的“食盐开中”和兰州的“茶马交易”，在兰州有经济实力，故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山字石设立“骊陕会馆”，调节陕商在陇上的活动。入嘉道后晋商实力增长，便联合陕商设立“山陕会馆”。咸丰五年(1855)陕商实力大增，陕商又从山陕会馆中分离出来，在“贡院陆军巷设立陕西会馆”。同治年间后，陕商因家乡战乱而发展受挫，元气大伤，故于宣统年间又联合晋商设立“山陕会馆”。这种分合聚散真实记录了晋陕两帮商人在甘肃市场上力量的迭兴盛衰。
　　山陕商帮在陇上会馆建设中的分合关系，在不同区域也有不同情况。在甘肃中级市场上，由于两帮实力旗鼓相当，故两帮以独立分设会馆为常见现象。如在酒泉“商人晋人为多，秦人次之”，因而他们在清中叶各自分别设立了本省会馆。在张掖，清初晋商力量盛，他们于雍正三年(1725)设立“山西会馆”，同光后陕商突起，他们于光绪二十六年专门设立了“陕西会馆”。在天水也是两帮分立会馆。但在县、镇一级初级市场上两帮则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态势，如武威“商人以陕籍为多”，故独有陕商设立“陕西会馆”的记载。在景泰县表现得更为典型。最初晋商势盛陕西势弱，故于雍正三年(1725)设立会馆命其名为“山陕会馆”，入道咸后，陕商由弱转强，压倒晋商，便于咸丰五年(1855)命名会馆为“陕山会馆”，清晰表现了“会馆而知春秋”的商业规律。
　　在青海，山陕两帮的贸易实力也有变化。特别是进入清末后，一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这些是形成陕帮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的因素，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不独西宁如此，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民国十九年结石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十三家，陕西九家，四川五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就是在某一地区，山陕商人的实力前后也有变化。如陕西清涧县“清初率多晋商。同光以来，人烟稠密，民智渐开，始为入伙学习，继则自行开办。至清末，各商行多系本地开设，利权始不外溢”。
　　山陕商人内部的这些分分合合，是商业竞争规律的正常表现，它并不妨碍两帮商人在全国市场上的一致对外。所以，从有清一代看，两帮商人在绝大多数场合还是以“山陕商人”的共同面目出现，维系着联省商帮的基本面貌。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当摒弃狭隘的地域文化优越心态，像当年的山陕商人一样，实行开放式研究，携手共同研究山陕商人，才符合那一时代的历史真实。